23.
伦尼：狂想曲
尽管在离婚期间我的职业生涯糟糕透顶，但我并不孤单。史蒂夫也运气不佳。1954年，《Topper》被取消了，1955年《周六夜》的制作人突然去世后，这部剧也随之夭折。一年后，原本应该是他的下一部百老汇音乐剧的作品也未能如愿。
但大约在同一时间，伦纳德·伯恩斯坦邀请史蒂夫为《西区故事》写歌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共同创作歌词。伦尼原本计划自己完成这项工作；他是个不错的歌词作者。但由于他手头还有另一部作品《坎迪德》在创作中，加上他的古典音乐活动也如火如荼，他知道自己没有时间。他通常的合作者贝蒂和阿道夫拒绝了，谢天谢地，因为他们根本不适合这个项目。我不知道还有谁被邀请过。最后，正在写剧本的亚瑟（剧本大致基于《罗密欧与朱丽叶》）建议史蒂夫接手这项工作；他听过史蒂夫为《周六夜》写的音乐，虽然对音乐不感冒，但对歌词很欣赏。但史蒂夫对只写歌词不感兴趣，更不用说共同创作了。是奥基说服他放下自尊，把这当作一次学习的机会。
对我来说，这一切有点乱伦的味道。有一段时间，罗杰斯和汉默斯坦甚至可能成为《西区故事》的制作人，但当这个计划泡汤后，刚刚凭借《睡衣游戏》和《该死的洋基队》取得成功的哈尔接手了这部剧。杰里·罗宾斯将担任导演并负责编舞，前提是他先完成《国王与我》电影版的舞台编舞工作。由于我认识的这么多人参与其中，我自然成了《西区故事》的追随者，一个“军团女孩”，尽管还带着三个孩子。但直到1957年初，也就是“驱逐杰里行动”（指的是比阿特利）期间，我才意识到这部剧会有多棒。那时史蒂夫开始来我家演奏他和伦尼正在创作的音乐。并不是所有部分我都喜欢；我的品味不佳，无法欣赏像《玛丽亚》和《一只手，一颗心》这样的咏叹调，它们听起来有些笨拙和随意。但我喜欢其他部分，尤其是《Something’s Coming》中的不安感，《Jet Song》，以及《Gee, Officer Krupke》中的尖刻机智。那年八月我去华盛顿看试演时，我被震撼了：音乐、戏剧、舞蹈都令人惊叹。至于史蒂夫的歌词，它们如此出色，以至于我不知该说什么好。
华盛顿预演结束后，我们一群人出去喝酒：史蒂夫、伦尼，我想还有哈尔和亚瑟，史蒂夫最近刚把我介绍给亚瑟。亚瑟对我几乎谄媚般地友好——他喜欢陷入困境的女人——而对其他人则尖酸刻薄，这在我当时的生活中让我很受用。哈尔知道我再次半单身，似乎有意重燃我们的关系；当时我选择忽略这些。无论如何，很难不注意到伦尼，他总是让人着迷，确保自己永远是焦点。谈话一度转向他作为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的新工作。他说，除了总监职位，他还继承了“青少年音乐会”这个已经疲软的机构，他希望通过电视转播来振兴它。“但我对孩子们了解多少呢？”他抱怨道。然后他转向我。“你为孩子们写作，你了解孩子们，你想参与这个工作吗？”
“当然，”我说。
一回到纽约，我就给他写了一封我认为很机灵的信，颠倒了通常的信件格式。通常我会用三段话赞美《西区故事》，然后在结尾怯生生地问一下工作的事。但这次我一开始就说我非常渴望参与青少年音乐会的工作，几乎把赞美留到了附言中。这似乎更诚实：我真的很想要这份工作。虽然不是写音乐，但它是一份工作，即使钱不是问题，我也是那种需要忙碌的女人，三个小孩的折腾还不足以让我筋疲力尽。
这封信一定奏效了，因为我得到了这份工作，并且在十四年里——只要伦尼继续指挥这些音乐会，甚至更久——我正式成为青少年音乐会制作人的助理。非正式地，我是伦尼的剧本编辑，也是他喜欢带在身边的那个人。他喜欢身边有很多人；“合群”这个词远远不足以形容他。当时，他和费利西亚、孩子们以及他们的智利保姆兼管家胡莉亚（发音为“胡利亚”）住在奥斯本大厦：一座位于卡内基音乐厅斜对面的老式洛可可建筑。在大楼的另一处，伦尼保留了一间昏暗的小工作室，我们大约六个人的制作团队挤在那里开会。在昏暗的光线下，我们会等待“入场”，伦尼会抓着一叠黄色法律纸，或爆炸性地、绝望地、充满活力地，或像晕倒的咪咪一样走进来，这取决于他前一天和晚上的活动，以及最近音乐评论家对他的评价——他有时会咆哮说他们是侮辱性的、贬低的、迟钝的、麻木的、无知的混蛋。
一旦他发泄完，我们就会开始剪辑和打磨他那总是过长的剧本。音乐部分由我那些更懂音乐的同事处理，包括杰克·戈特利布，以及不久后加入的小约翰尼·科里利亚诺，他的父亲是爱乐乐团备受尊敬但脾气暴躁的首席小提琴手，对每个人都很刻薄，尤其是对他的儿子。我们其他人则负责调整时间和语气，在极少数情况下，我觉得这些内容对孩子们来说过于复杂或学术化。恰到好处的措辞是我的专长和荣耀；在写早期的一集时，我提出了一个小小的建议，结果伦尼写了一封赞美信并附上了一张五十美元的支票。我从未兑现它；我还没那么穷。CBS每场演出付给我五百美元，每年四场，持续了十四年，我觉得这很棒；我对钱太迟钝了，从未要求加薪。
第一集——“音乐的意义是什么？”——于1958年1月18日星期六在卡内基音乐厅现场直播，五天后我在阿拉巴马州拿到了离婚证。乐团的音乐排练在周五进行；周六凌晨三点，我们和CBS的电视工作人员摇摇晃晃地穿过舞台门进行技术准备，摄像机遍布大厅前部，粗大的黑色电缆蜿蜒爬上消防楼梯，通往男厕所的控制室。我从未进过男厕所——女孩不允许进入。这比我在爱乐音乐厅的男厕所待遇好多了，1962年秋天，音乐会转播搬到了那里。这座崭新的建筑有许多男厕所——非常多——每层四个，其中两个标着“女士”。作为一个新妈妈，我短暂地参观了每一个厕所，徒劳且越来越疯狂地寻找一个没有小便池的地方，但由于承包商的错误，这样的地方根本找不到。
无论如何，我太忙了，没时间继续寻找非男女共用的厕所。上午晚些时候有一场受邀的彩排，随后是中午的现场演出。没有录像带，也没有提词器，伦尼必须严格按照我们准备并放在不同位置的脚本来表演，但他并不真的需要它们。在他写完剧本、和我们一起挑剔地修改并重读无数遍后，他已经把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走位和摄像机位置都记得清清楚楚。演出进行得非常顺利，从未超时，这是件好事，因为超过一小时哪怕一秒钟都会让我们陷入CBS的麻烦。演出结束后，我们会在休息室找到伦尼，他筋疲力尽，兴奋不已，对自己很满意，对我们很满意，很高兴见到费利西亚、杰米、胡利亚、他的妹妹雪莉、他的弟弟伯蒂和伯蒂的妻子卡伦、他们的女儿斯威皮，以及无数其他人。那里空气稀薄，令人窒息，一片混乱，而伦尼浑身是汗，不停地抽烟，完全沉浸其中。他喜欢被爱，我们的伦尼——谁不喜欢呢？但伦尼比大多数人更渴望被爱，他也确实回报了爱，尽管并不总是小心翼翼。当亚当三岁时，我带他去参加一次清晨的技术排练，结束时伦尼把他抱上指挥台，把指挥棒放在他手里，让他面对乐团，命令他指挥。指挥棒一挥，乐团就发出了如此刺耳、单一音符、高分贝的爆炸声，可怜的孩子差点向后跌入黑暗中。
伦尼的博大胸怀，尽管带来了许多附带伤害，但让你几乎原谅了他的一切。好吧，我这么说很容易；我不知道费利西亚的感受如何。正是她主持了汤姆·沃尔夫因其左派姿态而臭名昭著的黑豹党活动。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我没有和史蒂夫、阿道夫、约翰、D.D.以及其他几十个我认识的与会者一起摆姿态；这完全是我的风格。我可能会和其他人一起举起黑拳，或者他们当时做的任何动作。
费利西亚娇小、金发、精致、一丝不苟、迷人且冷漠，让我有点过于想起——好吧，奥基说得更好：她就像我母亲的甜美娇小的缩影。她说话时带着一丝令人愉悦的智利口音，无意中让房间里的其他女人都觉得自己像一匹克莱兹代尔马。像她这样的人嫁给一个毫不掩饰的同性恋男人一定很不容易。至少他们之间有爱，他们的孩子们最终都很出色。他们当然在音乐方面很有见识。在节目进行过程中，伦尼不断（尽管是无意识地）提高剧本的智力含量，以匹配他自己孩子们日益增长的成熟度。十四年后，我和可能一半的成年观众几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观看的孩子们似乎听懂了。他们对他的戏剧性和滑稽行为、他的高低混杂的表演毫无保留地回应。我确信，在伦尼的所有才能中，教学是他最喜欢的，也可能是他最擅长的。他的指挥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关注，但并不总是得到一致的赞赏。（他在指挥台上像小狗一样扭动。）至于他的作曲，好吧，我不是评论家。我会把他早期的戏剧音乐放在我的抽屉顶层，从《On the Town》到《西区故事》，我也喜欢他早期的音乐会作品，尤其是史蒂夫介绍给我的《焦虑时代》。但他后期的大部分严肃作品听起来像是音乐作业：他为了自己的声誉而强迫自己写的音乐。当他有截止日期时，他会悲伤地退出任何正在进行的家庭聚会或拼字游戏，然后懒洋洋地走进工作室，匆匆写下几小节。他对这件事并不像爸爸、史蒂夫甚至我那样兴奋。这是大师音乐。
对他来说越不有趣，他就越需要赞美，也越变得需要被关注。多年后，1979年，在斯凯勒和贝蒂·查平的家中，他穿着谢尔盖·库塞维茨基的斗篷，迟到得离谱，而贝蒂尽职地重新加热了意大利面。他毫不留情地调戏理查德·瓦格纳年轻漂亮的曾孙沃尔夫·西格弗里德，滔滔不绝地谈论每一件事，喝得醉醺醺的。后来，尼恩·瑞安，一个因出身和婚姻而富有、爱八卦的贵妇，提出用她的豪华轿车送我们回家。我们一上车，伦尼就问我们是否看过《理发师陶德》，当时该剧正在预演。我们还没来得及说“是的，我们很喜欢”，他就开始评价：恶心，足以让你想吐在橡胶套鞋里！我想史蒂夫终于写出了一部完全符合他气质的音乐剧。或者类似的话。我对他明显的嫉妒感到震惊，更不用说他在老八卦面前对史蒂夫的背叛了，我一定是用眼神刺穿了他，因为当我们停车送他到当时居住的达科他公寓时，他撅起下唇说：“你生我的气了，是吗？”然后看起来好像要哭了。
“是的，”我愤怒地说。
他最嫉妒《理发师陶德》的地方可能是它音乐中那种毫不费力的流畅。它可怕、辉煌、华丽，是的，但也很有趣，这是伦尼再也做不到的一件事。
但我的天，当他能做到的时候！

24.
因为有许多需要勇敢面对的事
宇宙可能在膨胀，但你实际生活的世界只会变得越来越小。所以猜猜看，当伦尼雇佣我时，谁在CBS工作？我们的朋友埃尔温。他是青少年音乐会的执行制片人之一。现在我离婚了，我不确定他以为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他自己已经结婚了，娶了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她比我早得多地意识到他是个混蛋。但我很快就明白了。在节目第一年的某个时候，他威胁说，如果我不把史蒂夫从我的生活中赶走，他就会（a）不再见我，（b）让我被解雇。他既嫉妒又羡慕，我最近才明白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嫉妒我，羡慕史蒂夫。但每个人都羡慕史蒂夫，甚至伦尼也是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才华让他们疯狂。无论如何，（a）对我来说没问题，但（b）不行，所以我暂时留住了埃尔温，无视了他的最后通牒。
尽管他有头衔，我也有头衔，但埃尔温并不是我正式汇报的制片人。相反，那是一个名叫查理·杜宾的可爱、有趣、高大、朴实无华的男人。任何如此可爱、有趣、高大、朴实无华的人在电视行业都是死路一条；果然，在青少年音乐会的前三集之后，他被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传唤，在那里他拒绝回答“你曾经是？”这个著名问题的部分22次，并立即失去了生计。
他在本季剩余时间及之后的替代者是罗杰·英格兰德，他大概从未与红色有过瓜葛。罗杰通过制作托马斯·谢尔曼在亨特学院礼堂的小型管弦乐队音乐会赚取外快，每年四场，试图模仿青少年音乐会，但远远不及。汤米·谢尔曼是我们所说的“恶心鬼”：一个娘娘腔的混蛋，对他的未成年观众居高临下地说话，让他们和他们被迫陪同的父母以及罗杰·英格兰德都感到无聊至极。罗杰决定换一个新的编剧可能会有帮助，尽管他当时几乎不认识我，但他邀请我试试手，四集剧本总共1500美元。我自然答应了，并立刻投入工作。然后他补充说，他需要为这个系列写一首主题曲：我也愿意写吗？他甚至已经想好了标题：“It Takes Three to Make Music”——他解释说，这“三个”指的是“写音乐的人、演奏音乐的人和听音乐的人。”这个切入点不错，所以我写了一首歌词，但脑子里没有旋律，于是开始思考谁能来写曲子。
在这里，我必须稍微绕个弯，谈谈琳达。
正如我已经告诉你的那样，我那讨厌的小妹妹偷走了我的童年。至少是我的音乐童年。她六岁时，钢琴已经弹得比我好得多，这让我感到羞辱。她八九岁时，为了减少姐妹竞争的机会，曼尼斯学校给我们分配了不同的老师。琳达得到了弗里茨，而我继续跟着剪指甲的乌拉娜。一定是弗里茨在琳达十二岁时联系了茱莉亚音乐学院，告诉他们这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新天才；茱莉亚立刻联系了我的父母，询问她的情况，但立刻被断然拒绝。他们从未想过让已经神经紧张且厌恶聚光灯的女儿成为音乐会钢琴家：这要求太高了，而且从长远来看，这是一种毫无回报的生活。无论他们是否正确，世界永远不会知道，但我知道他们从未征求琳达的意见是一个傲慢的错误。他们甚至从未告诉过她——是我在多年后告诉她的。如果你是一个十二岁且有明显天赋的孩子，你完全有能力理解为了成功必须做出的牺牲，并且你非常愿意做出这些牺牲。或者不愿意，这也很好。
史蒂夫在《A Funny Thing Happened on the Way to the Forum》中为菲利亚这个角色写了一首伟大的歌词：“可爱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十二岁时，钢琴是琳达唯一能做的事，或者至少是她想做的事。她非常聪明，但讨厌学校。她害羞，只有一个好朋友，对体育不感兴趣，尽管她长得非常可爱，有着令人羡慕的卷发和苗条的身材，但她并不认为自己有吸引力。但给她一段莫扎特、巴赫、德彪西，随便什么，她就能掌控世界。然而，到了十九岁时，在经历了一年寄宿学校和一年史密斯学院的尝试并感到厌恶后，琳达的优先事项发生了变化。她清单上的第一件事，就像我曾经一样，是摆脱父母的千重束缚。1955年，在她二十岁生日前几周，她嫁给了丹尼·梅尔尼克，那时他还是一位有抱负的电视制片人。我喜欢丹尼，尽管他穿一身黑，以为这样很时髦。无论如何，回到我们的故事，他们一结婚，琳达就几乎不再认真弹钢琴，而是开始写音乐，因为这是我曾经做过的事。
快进到1957年，马歇尔正在为小金唱片公司制作一张关于美国爵士乐的专辑。他和我写了文本，从非洲鼓乐到波普，概述了这种音乐形式的历史；不太合乎逻辑的是，它将由我们最喜欢的有袋动物来讲述。也许我只是为琳达感到难过，或者我们都认为我的音乐风格并不“爵士”，但当决定我们需要为这张专辑写一首主题曲时，琳达不知怎么被邀请来创作。马歇尔和我写了歌词。我完全不记得最终的那首歌了，但《A Child’s Introduction to Jazz》这张专辑取得了足够的成功，以至于琳达觉得自己被确认为一名作曲家——一名儿童歌曲的作曲家。太棒了：现在有两个罗杰斯家的女儿在儿童歌曲的激烈竞争中争夺一席之地。
我告诉自己，再也不会了。
回到那年秋天：“你知道，亲爱的，可怜的琳达非常想在她的作曲事业上取得成功，”妈妈在伊曼纽尔神庙的高假日礼拜上说，她一定是硬拉着我去的，她一边看着前方一边低声对我说。“但她找不到一个好的词作家！”
“好的词作家很难找，”我淡淡地回答。
“那为什么你不写呢，亲爱的？你很擅长写歌词！”
这是我离揍我妈妈最近的一次。“听着，”我低声对她说，“我花了这么多时间通过写歌词来在这个行业站稳脚跟，尽管我讨厌写歌词，只是为了有机会写音乐，现在你却想让我为她写歌词？”
“是啊，为什么不呢！”
“休想。”
所以当罗杰·英格兰德不久后让我写“It Takes Three to Make Music”时，我自然请琳达为我的歌词谱曲。我能说什么呢？我并不讨厌琳达——那是后来的事。主要是，我想取悦我的母亲，她在感情方面就像一个漏水的桶，永远装不满。
琳达写了这首歌，展现出了潜力。然后我又更进一步。我想到这个概念可以变成一个简洁的20分钟儿童音乐小品，每一部分分别献给三个元素：作曲家、管弦乐队和观众。所以我也写了这个，包括剧本和六首歌的歌词，每个类别两首。琳达为其中五首谱了曲，但当她想不出第六首时，我自己谱了曲。说实话，她需要更多练习。她的作品没有什么原创性。它太让人联想到其他作品，太二手，太——用什么词好呢？——罗杰斯风格。
但“恶心鬼”汤米喜欢它，并安排在亨特学院的圣诞音乐会上演出这部迷你音乐剧，总标题简化为《Three to Make Music》。罗杰显然也很喜欢，因为他要求从我们之后从中获得的任何收入中抽取10%，声称这是他的主意。好吧，10%的零对我来说没问题，但结果并非如此。我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但一旦这部作品被接受演出，我就拿着手稿去了玛丽·马丁和迪克·哈利迪的公寓，看看玛丽是否愿意在首演中表演它。
玛丽·马丁当时是百老汇的两大巨星之一，另一位是埃塞尔·默尔曼。她帮助《南太平洋》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很快在《音乐之声》中再次取得成功，她长期以来一直与爸爸关系密切——尽管据我所知，不是那种关系。事实上，有传言说她是女同性恋；迪克，她的第二任丈夫，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同性恋的人之一，这很说明问题。无论如何，她是一位引人入胜的表演者，迷人且永葆青春；没有多少人能在四十五岁时扮演二十二岁的修女玛丽亚。在台下，她总是风趣幽默，工作非常努力，但有点甜腻，好像在掩饰什么；你永远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这显然是婚姻协议的一部分。关于哈利迪夫妇有句俗话：玛丽制造子弹，迪克发射它们。我可以相信这一点。迪克是个讨厌的家伙，还是个酒鬼，伴随着所有相关的疾病，包括颤抖的长骨手指。
当时，迪克告诉我，他们正在计划一次雄心勃勃的87城音乐会巡演，从1958年9月到1959年3月。在每一站，玛丽都会表演一场名为《Magic with Mary Martin》的儿童日场和一场名为《Music with Mary Martin》的成人晚场。巡演结束时，在复活节星期日，这两场演出将在NBC现场直播，并由RCA Victor录制。记住，那是在一个百老汇巨星自动成为流行歌星的时代，这样的曝光量可以让经济运作起来。
也可能让我的经济运作起来。我给他们演奏了《Three to Make Music》，尽管我的声音沙哑难听，他们还是答应了在小型管弦乐队音乐会上演出。
不仅如此，他们——也就是迪克，在空中挥舞着他那骨感的手指——有了一个他称之为绝妙的主意。《Magic with Mary Martin》本应包括三个部分，其中两个已经确定：一部分是玛丽在电视上大获成功的《彼得·潘》，另一部分是爸爸和奥基在电视上大获成功的《灰姑娘》。但他们没有第三部分的计划，而《Three to Make Music》可能正合适。我能及时准备好吗？他们唯一的一次试演将在春末的罗切斯特举行；我指出，现在是早春。
我可以，也确实做到了。而且，应他们的要求，我去了罗切斯特看结果。爸爸，作为自己事业的忠实守护者，也去了，看看他们在《灰姑娘》上做了什么。简而言之，他们做得很糟糕。歌曲很好，但舞台表演和剧本改编笨拙、混乱，毫无价值。我低声对爸爸说，我觉得我知道怎么修复它。他哼了一声。
那天晚上，回到纽约的家中，我接到了“骨感手指先生”的电话。我父亲告诉他我知道如何修复《灰姑娘》。我愿意试试吗？当然。这其实并不难，因为问题只是她一个人在表演。她需要一个人来互动。我重写了剧本，如果你能称之为剧本的话，每个人都称之为巨大的成功，这显然意味着他们不必付钱给我。甚至连往返罗切斯特的火车票钱都没给。没关系。我给人留下了好印象，也玩得很开心。
有时候，尽管我父亲的信条是不要低估自己，但低调行事是个好策略。无论如何，迪克·哈利迪很快又来找我重写成人的音乐会。那场音乐会没什么可重写的，只是些过渡材料，但我确实为别人写的糟糕歌词谱了一首糟糕的音乐，让玛丽作为她的基督教信条演唱。
这一次，至少这份工作是有报酬的：令人兴奋的六千美元。让我兴奋的不仅仅是这笔钱；这笔钱是打开特定锁的钥匙。一年前，1957年，我试镜了史蒂夫的经纪人弗洛拉·罗伯茨，她是业内最大牌的经纪人之一，我指的是体型最大。她矮胖，好像被压扁了；她戴着大红帽子，在赛马场闲逛，说话像卡车司机。她本可以在《红男绿女》中出演，而且不是阿德莱德。
我试镜后，她说她喜欢她听到的，但她卖不了儿童歌曲：“等你写其他东西时再来吧。”我立刻照做了。奇怪的是，所有作家在找到愿意拿走他们10%收入的人时都会欣喜若狂。爸爸自然很震惊。“你在和那个胖经纪人搞什么！”他吼道。“你只需要一个律师。”
“你只需要一个律师，”我说。“我需要有人帮我找到好工作。”
像往常一样，他是对的，至少关于弗洛拉，我很快就因为她的懒惰而不喜欢她。许多年后，我们在阿瑟位于阔格的家中共用一间有两张单人床的房间，我醒来时发现她穿着一条聚酯内裤睡在地板上，像一头搁浅的鲸鱼一样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后来史蒂夫解释说，她的背扭伤了。“为什么她不把剩下的也扔掉？”我问。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确实赚了那六千美元，飞遍全国跟踪巡演。（这治好了我对飞行的恐惧。）但在广播节目彩排的那天，三月底，哈利迪解雇了我。也许他明白节目正在失败，他需要一个替罪羊。他大喊大叫，说我没有给予玛丽，他的玛丽，我的全部关注：我只关心我日益增多的其他项目。
一天后他重新雇佣了我，但他说得对。

25.
我有信心
我为小金唱片公司的马歇尔·巴雷尔写了三年多的歌，名下已经有几十首小曲，1958年4月，他对我说：“今年夏天来塔米蒙特吧，为成年人写歌。做个成年人。”
这并不完全是出于无私的建议。他在那里度过了八个季节，其中几个季节的合作者迪恩·富勒因为妻子要生第一个孩子而无法参加。马歇尔急需一个替代的作曲家，可能已经尝试了几个更好的选择，等到他问我时，他一定已经慌了，因为季节从六月开始。他向我推销说这是极好的训练：我会快速工作，每周都有十六人乐队演奏我的音乐，并得到即时、无可辩驳的反馈。“观众不会为演出额外付费，”他解释说。“所以如果他们不喜欢，他们会直接离开。”多么令人安慰的想法。
塔米蒙特距离纽约市一百英里，位于宾夕法尼亚州斯特劳兹堡附近的波科诺山脉边缘。最初是一个社会主义夏令营，后来是女装工人工会的度假地，到我听说它时，它已经成为一个面向办公室职员的廉价度假村：秘书们希望在她们能负担得起的一周内找到并锁定一个婚姻伴侣；男人们则只是希望找到一夜情。大多数客人可能回家时都没有实现这两个目标，但在此期间，从周日下午到周日早上，他们可以免费使用罗伯特·特伦特·琼斯高尔夫球场、网球场、游泳和划船的湖泊，以及在周六晚上观看一部新的音乐喜剧或综艺节目，这些节目在塔米蒙特剧场非常专业地制作和演出。
演出将在周日晚上为新到的客人重复，他们总是比离开的观众更热情，因为他们还没有穿完他们最好的衣服，仍然充满婚姻和性的兴奋。
对于工作人员来说，这里更像是一个苗圃：一个他们希望孵化自己的人才孵化器。在变成过气人物之前，想成为大人物的新手还能去哪里呢？那些在塔米蒙特或阿迪朗达克山脉一个叫绿庄园的类似地方磨练技艺的明星的名字在纽约像护身符一样被分享。但现实情况要更肮脏一些。像大多数孵化器一样，塔米蒙特是一个温室。艺术家们——尽管这个词太夸张了——得到了一个十二周的速成课程，无论他们做什么：写作、作曲、表演、唱歌、跳舞、导演、编曲、设计、在乐池演奏。尤其是作家们，像恶魔一样工作。在前六周，他们每周都会制作一部全新的综艺节目；后六周则是从前六周中挑选出有效的部分，重新组合成新的、据说更好的节目。或者如果一些作家碰巧有兴趣制作一部有剧本的演出，而管理这个地方的粗鲁、暴躁、抽雪茄的甜心莫·哈克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尝试。
如果你单身，或者是一个已婚男人，认为把妻子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似乎就是天堂。但我没有妻子，也没有丈夫，只有三个小孩由一个名叫维基的秘鲁保姆照顾，她几乎不比他们大多少。我该怎么安排他们？
“带上他们，”马歇尔说。
“但我们住哪儿？”显然，我不能把我的家人安置在作家们共同居住的营房里。
“我会给你找个地方，”马歇尔说。
“我甚至没有车，”我抗议道。
“买一辆！”马歇尔命令道。
我吓得魂不附体，但我说我会考虑一下。然后我和爸爸约了个时间，看看我的想法。
爸爸经常在男性化的Barberry Room吃午餐，这是他在MCA大楼办公室附近的一家豪华餐厅，里面有糖果条纹窗帘、桌布上散落的植物，以及一幅描绘一个萨提尔与四个丰满的仙女嬉戏的壁画。通常当我加入他时，他的开场白是“你为什么对你妈妈这么刻薄？”——这是她自己预设的问题——但这次我直接开始谈论塔米蒙特，滔滔不绝地讲完才让他插话。当我终于说完时，他说，就像他经常说的那样：“你是在问我还是在告诉我？”
我决定告诉他。但不是全部。我省略了薪水，整个夏天只有六百美元；他会尖叫的，而且有理由尖叫。一只鸟都活不下去。
但我会想办法的。马歇尔给我找了一个不错的四居室小屋，价格非常便宜，就在塔米蒙特主楼的山下，靠近一条湍急的河流。（整个地方都是洪泛区；到第二年，房子就不见了。）他甚至确保客厅里有一架立式钢琴。史蒂夫，现在因为《西区故事》而手头宽裕，以一美元的价格把他的旧车卖给了我。我没有借口了，所以一旦莫·哈克正式雇佣了我，我们就像乔德一家一样在六月初出发了：二十七岁的我；五岁、四岁和两岁的孩子们；还有秘鲁保姆——我们所有人都因为史蒂夫的假毛皮座椅而痒痒地向西行驶。
然而，面对不确定性时，我那种像冯·特拉普一样的乐观很快就崩溃了。整个季节的前半段对我来说都是令人沮丧的。每个人都比我更有经验。我确信每个人都比我更有才华。每个人都肯定比我更自在。在周三下午的会议上，当我们计划下周的材料时，莫会向我们提问——“谁有开场曲？”——那些家伙会像数学课上的万事通一样跳起来。如果他们都是小红母鸡，我就是那只鸡，默默地咯咯叫着“不是我”。“谁有喜剧歌曲？”更多的跳跃；更多的想法。“谁有剧本？”伍迪·艾伦总是有。
二十二岁的伍迪看起来像十二岁，但已经是十年后他将成为的那个富有创造力的怪人。他的妻子哈琳，通过为办公室打剧本赚外快，甚至更书呆子气，但只是无意中搞笑。她看起来和听起来有点像奥利弗·奥伊尔，红头发，雀斑，还有严重的腺样体肥大。伍迪，每当他不忙于他的剧本时——他那个夏天最好的作品是关于一个吃人的蛋糕——要么坐在营房外走廊的木椅上练习单簧管，要么和她一起在屋里练习性爱，可能是从手册上学来的。他似乎单簧管练得更好。
至少我的孩子们玩得很开心。每天早上，我开车送金米和保姆去莫妻子的木屋，度过悠闲的一天，而托德和妮娜则上山去桑迪维尔日间夏令营，他们很喜欢那里，除了托德得腮腺炎的时候。然后下山回到我们舒适的森林小屋，我会花八个小时弹奏曲子来配合马歇尔的歌词。这些是综艺节目的歌曲，标题如“Waiting to Waltz with You”、“Miss Nobody”和“Hire a Guy You Can Blame”，适合特定表演者的才能，没有服务于更大故事的目标。例如，“Miss Nobody”，音域极高，是为一个名叫伊丽莎白·兰兹的瘦小女孩写的，她无法走过舞台而不摔倒，但她是个美人，有着像伊玛·苏马克一样的惊人四音域。
音乐并没有从我的手指中流淌出来；这个过程更像是拧一块稍微潮湿的抹布。马歇尔的歌词放在钢琴架上，精确地分成小节线作为路线图，我会从某种伴奏或即兴演奏或一系列连续和弦开始，然后唱出与歌词匹配并与伴奏相配的旋律，然后调整伴奏以适应旋律，旋律开始决定和声，直到我有了一个令我满意的前奏，更重要的是，让马歇尔满意，他喜欢他听到的才会离开我的肩膀。然后他会离开我，让我清理并慢慢推进，而他在高尔夫球场上散步，琢磨桥段的歌词。回到我身边，回到高尔夫球场，我们来回往复，直到歌曲完成。
即使我成功地完成了这些，我还有另一个问题。我在韦尔斯利被抛弃的教育教会了我正式乐谱制作的基础知识，但塔米蒙特的编曲师需要的是一张简单的旧主旋律表，而且要快，因为周六演出的第一次乐队排练在周五进行。我不知道如何制作主旋律表。爸爸训练了我的耳朵，而不是眼睛。结果，我不断错误地命名音符，把四度音程叫成五度音程，反之亦然。这让编曲听起来颠倒了。我可以想象那些家伙说：“看看迪克·罗杰斯的女儿，她甚至不会做一张主旋律表。”
实际上，乐队成员们，像马戏团的动物一样被关在一个帐篷里，远离我们其他人，是塔米蒙特最快乐的人。他们不像作家们那样竞争。他们只是坐在那里，面前有一个装满冰和啤酒的大桶；你扔进二十五美分，然后玩得开心。我和他们在一起玩得最开心。尤其是小号手。
在塔米蒙特的其他地方，我感到被居高临下地对待。马歇尔试图通过预先向所有人介绍我为“玛丽·罗杰斯——你知道，多萝西的女儿？”来消除我的父母偏执，但这并没有帮助。在这和和弦符号之间，足以让我去喝酒。
或者至少是吃药。
“你在吃什么？”马歇尔看到我吞下一片药时问道。
“安定，”我告诉他。
“安定！”他尖叫。“为什么是安定？”
“我向医生要了一些帮助我写作的东西。”
“他给了你安定？”马歇尔说。“给。试试这个。”
他递给我一颗漂亮的绿白相间的胶囊。宾果！我一天写了两首歌，不管是因为Dexamyl还是因为歌曲，我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乐。它完全解放了我。无论我对在马歇尔面前演奏、感到创造力并能够表达它有什么顾虑，都突然消失了。
关于我和药片的故事——以及更戏剧性的，马歇尔和药片的故事——可以留到以后再说；现在重要的是，我在塔米蒙特为这部剧写的十二首歌中，只有一首让我非常头疼，那是一首为小丑写的舞蹈曲目，叫“Very Soft Shoes”。问题是节奏；如果你写一首叫“Very Soft Shoes”的歌，它最好是一首软鞋舞曲。几天来，我写了又重写，马歇尔大喊“像这样！像这样！”同时在主剧院大厅外的小壁橱里疯狂地轻敲，我们俩都在那里汗流浃背，不停地抽烟。终于，在第十一次尝试后，他同意了结果。我不仅从中得到了一首相当不错的歌，还克服了在Dexamyl之后剩下的对写作时被偷听的恐惧：如果你是一个作曲家，这是一个很好的恐惧。
马歇尔有很多东西要教我。大部分是他自学的。他出生在布鲁克林，父亲在西棕榈滩拥有一家窗户清洁公司，他自学成才——他的头脑像闪电一样——并开始了他在《Esquire》杂志的平面设计师生涯。歌词创作最终占据了他的生活，但他在视觉上仍然非常老练，为服装、布景和音乐曲目绘制了精美的草图，给他合作的人——无论是设计师、导演还是合作者——带来了灵感，并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他的想法。像任何优秀的词曲作者一样，他在不知道如何编排、应该是什么样子之前，不会写任何东西。他苛刻的眼光并不局限于戏剧；有一次，他坚持我应该多穿薰衣草色和粉色。但这可能更像是一种政治声明。
他非常相信大声明，无论是政治的、视觉的还是其他的。在他后来租的圣卢克斯广场的公寓里，和阿瑟同一条街，我曾参加过一个派对，装饰品包括三十个大小形状各异的直立石膏阴茎，用雷诺兹包装纸包裹，从立式钢琴的每个表面伸出。他还把一个空壁橱的六个表面都贴上了镜子，引诱困惑的客人享受格林威治村版的游乐屋。他甚至曾经用蓝色牛仔布粘在他二手奔驰的每一寸车身上，然后把它放在雨里，直到它干燥紧绷，像手套一样贴合。从那时起，他说，他再也不用洗车了。
要过一段时间我才能和这样的人争论。那个夏天我只和他争执过一次，当时他给了我一首他命名为“Song of Love”的白痴歌词。这是为王子在剧中段唱给公主的，由宫廷的女士们和先生们伴奏；副歌开头是“我爱上了一个叫弗雷德的女孩”，然后一路下滑。我在写的时候抱怨得很厉害：这太愚蠢了。它永远不会奏效。这将是一场灾难。在我们一周的排练后，在周六开幕前的周五彩排中，我更加确信了。我告诉马歇尔，我们必须立即撤掉这首歌，想出更好的东西。他告诉我我疯了，并让我闭嘴。

我的孩子们参加了那次彩排，他们很喜欢，但看到他们让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我已经在茧里待了三个星期，只在清晨或他们睡觉时看到他们。男人总是这样做；这是被期待的，甚至是被奖励的。这使它正确吗？我不知道。没有杰里在那里批评我的母性，恐怕没有人这样做。我确实知道，即使在我们上演《公主与豌豆》之前，早在接下来的一切之前，我已经被写作它的快乐、疯狂、有点药物增强的紧急情况改变了。我不再是一个涉足歌曲创作的母亲，而是一个有孩子的作家。我知道怎么做。我有信心。
只是对那首歌没有信心。
快进到周六晚上。客人们的周末结束了，大多数人玩得很开心，但没有他们希望的那么开心。我独自一人，非常焦虑，站在房子后面的一侧，马歇尔独自站在另一侧。考虑到这部剧是在婴儿鞋带上建立的——我听说预算是250美元——它看起来相当不错，但作为一部作品，它感觉非常粗糙。然后那首可怕的歌开始了，在那个1600个座位的谷仓里听起来刺耳而回响。突然，马歇尔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抓住我的胳膊。“嘿！”他用嘶哑的耳语喊道。“这太不可思议了！”
“什么？”我问。
“没有人离开，”他尖声说，然后看了看表。“到现在他们通常已经成群结队地离开了。”
我们大获成功，不仅仅是因为1600人没有尖叫着逃离剧场；他们反而在尖叫大笑。马歇尔是对的：“Song of Love”是如果没有第一幕的话本应是第一幕的高潮，当我们在纽约演出时，它同样奏效。
周日晚上的演出结束后，正如马歇尔所预测的那样，反响更好，莫同意在十天后一个炎热的周三为我们安排一次重演，这样我们就可以邀请朋友、家人、经纪人和电视制片人——我们从未想过邀请戏剧制片人。在受邀的四十位纽约客人中，也许有十五位来了，包括史蒂夫和谢尔登，设计师让和比尔·埃卡特，马歇尔和杰伊的一群朋友，我痛苦的父母，以及一个自称路易斯·达尔梅达的人。我太忙于举办派对——安排食物和酒水，这是我生活中的常规角色——没有太多注意。但在喧闹中，我听说路易斯，他的资历包括有一个男爵夫人母亲和一个叫皮吉的沃伯格父亲，认为我们的节目将是他朋友罗莎琳德·拉塞尔的绝佳载体。马歇尔、杰伊和我愿意签署一份协议，授予他在百老汇制作该剧的权利吗？好吧，当然，为什么不呢？没有钱，但由于整个冒险听起来极不可能（他从未制作过任何东西），我们认为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基于同样的原则，但更缺乏深思熟虑，我们已经给了莫·哈克10%的未来版税，以防该剧进入纽约。谁读合同？
事情就是这样。我在塔米蒙特的工作基本上完成了，但由于孩子们现在和杰里一起去奎格待几周，我留下来和音乐家们多待了一会儿，把硬币扔进冰桶里，捞出啤酒。

26. 公平游戏
赛季结束时，我们都成群结队地回家，恢复了正常生活。我的生活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太正常了。无论多么坎坷，婚姻曾经是一条路。现在我迷失了方向，成为一个单亲母亲，远在这是普遍且有尊严的事情之前。离婚后的八个月里，以及接下来的三年，我后来称之为“空位期”，我的主要课外活动就像在布里尔利时一样：寻找丈夫的料子。到塔米蒙特夏天结束时，我已经错过了一两个潜在的对象，还有更多在等着我。
第一个是熟悉的老面孔：哈尔。离婚后不久，他又和我在一起了，或者是我和他在一起了，我们出去吃饭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现在是百万富翁了。你比十年前更感兴趣吗？”
他半开玩笑——不是关于成为百万富翁的事。事实上，他带我去长岛北岸的阿尔弗雷德·范德比尔特家度周末，那种地方会有个爱管闲事的女仆来到你的房间，打开你的包，如果你内衣乱放，会让你很不舒服。1 也是那种地方，在非常豪华的周日午餐上，有水晶和沉重的银器，仆人端上来的牛腩极其柔软、湿软、煮过头了，我想：这些人怎么不会煮牛腩？答案是：因为那是鹿肉——我以前从未吃过，以后也没再吃过。整个周末都是这样：湿软且有野味。当我第一次上床时，哈尔蹦了进来，但他闻起来像一块脏抹布。我有多久没注意到这一点了？我，一个出生在充满香气的亚麻壁橱里的人，永远不可能嫁给那样的人。而且我也不适合他，我们都知道。幸运的是，他找到了适合他的女人，朱迪·卓别林，2 大约两分钟后；她聪明又坚强，这正是他需要的。在他们结婚初期，我对她说：“你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你读的书比我见过的几乎任何人都多；你为什么不利用它做点什么？”
她立刻回击：“就因为你父亲有名，你觉得你必须工作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你就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这样。”说得好。
大约1960年：哈尔·普林斯在他的洛克菲勒中心办公室。“哈尔出生时就带着一份他想见的人的名单。”
在阿尔弗雷德·范德比尔特家那个周末，我还遇到了一个人，如果我要被谋杀，他可能会参与其中。他是科德·迈耶，3 迷人而神秘，有着约翰·林赛的发型，戴着角质框眼镜，还有一只玻璃左眼，这是他在二战关岛战役中手榴弹受伤的结果。他在阿尔弗雷德家自称是世界联邦主义者联合会的创始人，这是一个自由世界政府和裁军组织，但实际上，我后来得知，他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科德有很多隐秘之处。我们见面时，他刚和玛丽·平肖离婚，4 他们有三个孩子；更近的是，他被一个善良的犹太女孩甩了，那个女孩很快就去了英国。关于女人和其他一切，科德有着那种圣保罗-耶鲁式的冷漠，但他的贵族气质也带来了贵族的傲慢。在去南美旅行之间，可能是在煽动革命，他偶尔会让他在华盛顿的秘书在周五给我打电话，说：“迈耶先生今晚会在纽约，想和你在这个时间和地点共进晚餐，”假设我没有其他安排。
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是在21号餐厅。5 我们坐在吧台，他说了一些最不寻常的话，仿佛他在一部黑色电影中，香烟的烟雾滚滚升入他那只死去的眼睛，导致它流泪。其中一句是：“我的父母总是让我感到羞耻。”他的意思并不是，正如我自然认为的那样，他们让他为自己感到羞耻；我会同情。他的意思是，他们让他为他们感到羞耻。
关键是，他并没有真正把其他人当作真实的存在，这是理想主义者中奇怪地常见的缺陷。第一次约会后，他打车送我回家，试图吻我，甚至懒得问。我有点虚伪地说：“听着，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并提到那个自我流放到英国的犹太女孩，作为我不会卷入的事情的例子。他奇怪地看着我，好像他从未想过我是什么。但现在我让游戏变得有趣了，尽管他并不真的想要我，我也不想要他，我们开始了一段断断续续的调情，贯穿了剩下的空位期。直到他带我去参加他朋友的派对，仿佛我是一只被检查参加演出的狗，这才变成了一段真正的关系。我想我通过了，因为他随后在性方面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几乎到了虐待的地步：我现在就要，就在客厅地板上。有一天晚上，我差点被强奸，我不得不低声说：“住手，否则我会尖叫，护士会来”——想想看，他可能会喜欢。
为什么这么多男人这么糟糕？或者至少是那些涌向我的人？你可能会得出结论，我是问题的一部分。当你发现你的丈夫确实是同性恋时，你会觉得自己不够女性化：作为一个女人，你一定有什么问题，才会嫁给一个如此绝对不感兴趣的人。你开始试图证明这不是真的。但不仅如此。我非常孤独，而且，尽管我做出了许多独立的姿态，却依然无助。大约在那时，有一部名为《公平游戏》的戏剧，百老汇的一部喜剧，讲述了一位离婚的年轻女子被一群认为她可得的男人围攻的故事。6 我记得看过它，心想，那就是我。只不过戏剧中的女孩比我早得多地意识到，她不必因为别人请她吃饭就和他们上床。我仍然认为我必须为晚餐唱歌。7 我还能用什么来回报一个男人的兴趣、他的爱、他想要我的惊喜和快乐，甚至只是一点好意？当一个名叫艾拉·沃拉赫的作家8 在弗洛拉·罗伯茨家对我示好，并在派对结束后说：“我可以送你回家吗？”我试图压制这种交换：“谢谢，但你住在布鲁克林，我住在七十二街那么远的地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觉得这样会很好？”
“好吧，我不会和你上床。”
当时，我已经放弃了桑多尔·拉多，正在看一位同性恋女心理医生，她说：“你究竟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答案比先发制人更复杂。与其说是“我不想觉得我对一个对我好的人不公平”，不如说是“我不想欠任何人任何东西”。
有趣的是，几周后我妥协了：我确实和艾拉上床了，但在别人的公寓里。在市中心。
在弗洛拉和剧院之间，他和我至少有一些话题可聊。科德几乎不承认我的家庭，更不用说我的事业了。当我在为纽约版的《从前有个床垫》工作时，他曾经对我说：“你不能雇个人告诉你它会不会成功吗？如果不成功，那太浪费时间了。”我想揍他，但即使在那时，我也觉得我最好抓住他以防万一。我并没有很多完美的准丈夫可供选择。如果一个男人聪明，他就令人讨厌；如果他善良，他就软弱；如果他迷人，他就专横；如果他有艺术气质，他就是同性恋。一个年轻离婚女人，寻找一个聪明、善良、迷人且有艺术气质的男人，该怎么办？
所以当塔米蒙特结束后，马歇尔说他想娶我，我认真对待了。
我是不是已经让你完全迷失了？等等。马歇尔是疯狂的，是的，他有伊恩，一个高大金发的无线电城舞者，他显然很爱他。但马歇尔至少符合我清单上的三项。他非常英俊，非常聪明，而且，尽管他更关心自己对愉悦的想象，而不是让我愉悦，但在床上很有趣。9 而且他爱孩子们，这是一种善良；更重要的是，他们也爱他。或者我是从他们捉弄他的方式中假设的。他们会做一些事情，比如给他带来一个用白面包和蛋黄酱做的三明治，中间夹着一只大大的长腿爸爸蜘蛛。
最终，经过大量我不打算详述的实验——除了说它的外在表现是我开始穿很多薰衣草色和粉色的衣服——我明白，如果我继续和马歇尔在一起，我最终会像那只蜘蛛一样。并不是他不认真：有一次，他带我去佛罗里达见他的母亲、姐姐和两个侄女。但伊恩和我们在一起，马歇尔焦躁不安，当我们后来回到纽约时，他问我：“你是不是以为如果我们结婚，我就会停止和男人发生性关系？”当我说是的，他笑了。“当然不会！”
他至少是诚实的，这比杰里强。我想知道，基于这种诚实，我是否可以尝试像他显然建议的那种安排。可能不行，但他不能改变吗？奇怪的是，我的女同性恋心理医生认为这是可能的。爸爸则不这么认为。当他得知我和马歇尔的事情时，他把我叫进他的书房，就像我点燃了窗帘时那样。“你为什么不干脆嫁给杜鲁门·卡波特？”他说。
“马歇尔不是杜鲁门。”
“没关系。那些婚姻不会成功。”
“‘那些’婚姻是什么意思？”我问。
他一口气说了出来：玛丽·马丁和迪克·哈利迪。科尔和琳达·波特。伦尼和费利西亚。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婚姻都以某种方式成功了。但随后他补充道：“你自己的婚姻。”
我没有心情听训。当他结束我们的谈话时说“我不会让你这么做”时，恐怕我只是像个青少年一样无礼。“你要怎么做，绑架我？”我哼了一声。
相反，他让拉尔夫·科林来对付我。拉尔夫，我们家的法律顾问和我的离婚监护人，没有威胁我——或者说，他威胁了，但用了一些未知的东西。未说出的后果，我猜。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我父亲在事实面前对我施压；通常这是我妈妈的职责。而且，当然，他是对的。我太天真了，认为如果马歇尔娶我，他会停止同性恋，或者如果他不停止同性恋，我可以和他作为丈夫幸福地生活。然而，我显然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想法。
尽管听起来很愚蠢，但我并不对自己太苛刻。从某种角度看，我是自欺欺人，但从另一种角度看，我是大胆的。过一种与我认识的大多数女性不同的生活本身并不是一个坏主意，只是很难。这意味着，至少对我来说，找到一个与大多数女性结婚的男人不同的男人。我与同性恋男人有共同点，尽管他们没有选择，那就是逃避传统的倾向。我当时想，后来也经常想：去他的。你只有一次生命。没有神。你不应该受到惩罚的事情也不会受到惩罚。你可能需要经常谨慎，偶尔撒谎。但如果你不尝试按照你的生活来塑造你的世界，而不是反过来，你为任何人做了什么好事？如果这需要一些时间来实现——对我来说，还需要几年——那就这样吧。你还能去哪里？
我拒绝了马歇尔的求婚，既为了他也为了我。他太放纵了，无法被困在任何婚姻中，更不用说异性婚姻了。在药片和他那狂热的神经质能量之间，他对我来说已经太多了，尽管这些东西有时让他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合作者。当他于1998年去世时，10 一位朋友悼念他为“最好的在世歌词作者和最差的在世房客”，这至少有一半是对的。他后来搬到了加利福尼亚的威尼斯，每当他在纽约时，有时会待很长时间，他会住在任何他能蹭到空间的朋友那里，直到我们中的一个人把他赶出去。你会发现他在炉子上煮着一大块美味的猛犸肉，但后来会发现锅子像考古文物一样结壳，在水槽里腐烂。亚当，那时已经三十多岁了，说你可以用他留在地板上的阴毛织一件毛衣。并不是说他经常洗澡；你可以在他身上的灰尘里写下你的名字。而且他穿得很奇怪；他会戴一顶大草帽，里面塞满了他其他衣服的碎片。最终我明白，这不仅仅是怪癖，而是一种疯狂：只关注他喜欢的东西的疯狂。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我们大多数人还必须关注我们不喜欢的东西；马歇尔强行通过这些东西，咆哮着让它们屈服。我敢肯定，他认为我父亲的反对意见会消失，但他没有料到我的反对。当我拒绝时，他先是震惊，然后愤怒。我起初以为我将永远失去一个写作伙伴，可能还有事业，更不用说一个有趣的人了，但他对工作的渴望超越了一切，我们很快就重新开始了。
这对作为一个女人的我来说是一个有用的教训。我拒绝了一个男人对我的计划，转而尝试制定自己的计划，看，他很生气，但他没有逃跑。也许我不必为晚餐唱歌。

27. 老牌巨星的传承
8月27日，在塔米蒙特观看《公主与豌豆》的观众中，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有让和比尔·埃卡特，这对伟大的夫妻设计团队。1 好吧，无论你们作为夫妻布景设计团队有多伟大，你们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仍然很低，而他们想要爬得更高。显然，他们认为我们的演出可能是他们的上升通道，于是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他们带马歇尔和我去了十二凯撒论坛餐厅共进晚餐。2 我们是否认为可以将塔米蒙特仅一小时十五分钟的演出扩展为一部完整的音乐剧？
让总是用非常轻柔的声音说话，即使她的嘴离你的耳朵只有一英寸，声音也几乎听不见。这是一种吸引注意力的绝妙方式。“我们正在考虑成为制作人，所以如果你们愿意考虑的话”——就在这时，马歇尔打断了她：“愿意。”
我不记得他的想法是什么，但他的想法总是“愿意”。愿意。愿意。当然愿意。而我也没反对。自从布里尔利以来，我的理论就是：当人们问你是否知道如何做某事时，即使你不知道，你也要说你懂。我不太记得我在布里尔利学到了什么，但我确实学到了这一点。所以马歇尔说：“愿意。”我说我知道怎么做，然后我们就握手达成了协议，除了——哎呀，我们忘了路易斯·德阿尔梅达。
你还记得吗？那个让我们签了一份合同，允许他制作未来任何百老汇版《豌豆》的人，还以罗莎琳德·拉塞尔为诱饵？当我紧张地告诉他埃卡特的提议时，他立即退出了。“我不会强迫你履行合同，这太荒谬了。没人知道我是谁。”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高尚的人的。3
埃卡特夫妇明智地表示，我们需要一个比杰克·西多更大的导演，后者在塔米蒙特执导了这部戏。4 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人是乔治·阿伯特，他们最近为他设计了《该死的洋基队》和《睡衣游戏》的电影版。“你们不觉得阿伯特先生会是我们的一位伟大导演吗？”让轻声细语地问道。“愿意！”我们回答，尽管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合适。1958年，他已经七十一岁了，按我们的标准算是高龄了，尽管他从1926年开始就有着无与伦比的成功记录，5 但他是个极其冷漠的人，对年轻人居高临下。对我可能比对其他人稍微好一点：我从六岁就认识他了，那时他住在长岛，靠近妈妈和爸爸，而我曾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夏天，盯着园丁的工具看。我被允许叫他乔治；对其他人来说，他是阿伯特先生。尽管如此，当我们在埃卡特夫妇位于华盛顿马厩的改造后的两层高客厅里为他试演塔米蒙特版的配乐时，我还是很紧张，解释说我们知道这部戏需要扩展，但我们确信我们可以很快完成。
“很快是多久？”我们结束后他问道。他甚至看了看手表。
这位“铁面先生”必须在五月中旬之前到达他位于卡茨基尔山的避暑别墅，所以这部戏必须在那之前首演。倒推时间，他列出了时间表：首演大约在5月11日，之前有一周的预演，再之前是四周的排练，再之前是四周的选角和前期制作。这样算下来，我们得在什么时候开始？三月初。现在已经是将近一月底了。我们能在六周内写出完整版吗？让和比尔能找到剧院并筹集资金吗？
我们向他保证，绝对可以，尽管我们心里没底。
好吧，乔治说，接受了我们的虚张声势。六周后见。
但他还有一个条件。他想把这部戏命名为《从前有个床垫》。我们知道《公主与豌豆》行不通，但这个想法似乎更糟：糟糕、愚蠢且完全误导。人们会以为这是一部性闹剧——后来，当我告诉出租车司机这部戏的名字时（那时候出租车司机还会关注这些），他们都以为这是一部脱衣舞表演。我常常想知道我们因此失去了多少观众，因为没人能从标题中看出这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戏：太脏还是太干净。
乔治非常耐心地听了我们的担忧，然后说：“好吧，但这就是标题。”
我气得咬牙切齿，去找了我父亲，正如你所见，他不仅对音乐挑剔，对文字也很挑剔。6 我确信他会理解《从前有个床垫》是一个谄媚、过于急切的想法。记住，爸爸是那个教我摆脱写作中任何噱头的人：不要用感叹号、斜体或大喊大叫，除非没有其他方式让人们感受到正确的情感——或者涉及到州名。他讨厌模糊或不准确的语言，我也是：在金米的第二次婚礼上，当新郎站起来发表演讲，感谢大家对“金和我”如此热情时，我脱口而出“我！”——也许这反驳了他的观点。
但当我告诉爸爸《从前有个床垫》以及我们都认为这不是一个成功的标题时，他说了这句禅宗公案：“成功的标题是成功作品的标题。”
也就是说，乔治的名字比这部戏的名字更重要。果然，他们一有了阿伯特的支持，埃卡特夫妇就说服了凤凰剧院的制作人和所有者诺里斯·霍顿和T·爱德华·汉布尔顿，7 与其让他们的1200座外百老汇剧院在四月的常规订阅季结束后空置——这相当于让一架747整个夏天停在跑道上——不如联合制作《床垫》并借给他们场地。他们也同意了。甚至在我知道乔治执导后，我也投资了。无论如何，有了他和凤凰剧院的支持，比尔和让很快就筹集了十万美元的资金，并开始设计这部戏。8
剩下的就是写剧本了。幸好埃卡特夫妇的客厅很大，因为当我们都在那里工作时，我们挤得满满当当，还不算那三只到处游荡的标准贵宾犬。每天早上九点，让和比尔在阳台上的工作室里听着，时不时地扔下一些建议，杰伊·汤普森、马歇尔和我——最终还有迪恩·富勒，他的孩子那时已经出生了——聚集在那里，敲定了一本全新的剧本，包括主要的新角色、主要的新副情节和主要的新歌曲空缺。典型的一天计划是这样的：玛丽，你负责9A部分，这是女王和国王之间的独幕戏。迪恩将负责10A，其他人负责10B。马歇尔——马歇尔在哪儿？可能把头埋在冰箱里。我们就这样分配工作，然后在一天结束时——通常是凌晨两点——我们会聚在一起看看我们有没有成果。在整个过程中，让和比尔慷慨地为我们提供食物和马提尼酒，这就是为什么当这部戏开始预演时，他们给了我们钱，我完全惊呆了。我从未听说过现金预付款，只有可食用或可饮用的预付款。
这令人精疲力尽、兴奋不已、欣喜若狂。当然，也占据了所有时间。有时我们工作到很晚，我就在马歇尔家过夜，一边聊着想法一边入睡。（这是在“我们的奇特实验”期间。）但即使他把我送上出租车——他经常躺在十字路口拦车——我也会在第三大道或任何一条大道上疾驰，寒冷刺骨，充满兴奋和恐慌。恐慌是因为，随着剧本逐渐成形，我也在悄悄地写新歌，以免吵醒孩子们，而我几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保姆、临时保姆和天知道什么的组合。9 他们为什么爱我，我永远也不会明白。
音乐比在塔米蒙特时更容易创作；我变得更加流畅了。但流畅是不够的。它可能告诉你你能写出一些东西，但并不能告诉你你写的东西是否能达到目的。为此，大多数作曲家，包括我父亲，都必须等待观众的反应，哪怕只是合作者的反应。你会以为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后来人们说一定是这样。但很少是这样。例如，我们必须大幅加强公主的角色，10 不仅因为她应该是这部戏的明星，而且她没有歌曲，还因为我们有一位明星南希·沃克来扮演她并演唱这些歌曲。当你为谁写作时，写作总是更容易，所以我没有太多困难为两首新歌找到声音——连同我们计划恢复的《害羞》——这将构成她音乐轨迹的支柱。但如果《家乡的沼泽》“显然”是一个伟大的喜剧曲目，如果《从此幸福》“显然”是一个令人叫绝的曲目，没有人告诉我，当我一遍又一遍地写它们时，几乎是用血写成的。声音是一回事；效果是另一回事。
而我并不总能分辨出区别。我喜欢那些奇怪和错误的东西，就像后来流行的东西一样。我们为骑士合唱团写了一首真正的重磅歌曲，叫做《兄弟情谊》，我认为它很棒；它太长了，你可以把乐谱的第一页从阳台上垂下来，看着它一直展开到乐池地板。乔治确信它会拖累这部戏，但他说：“我会给它一个晚上的机会，如果它不行，那就去掉。”结果它被去掉了。“这根本不行，”他在许多其他场合会说。“再写一首。”对他来说，这就像把盐撒在你的左肩上。对我们来说，这又是一个或几个不眠之夜。被砍掉的歌曲太多了，以至于我们送给乔治一个开幕夜的礼物，一个内外贴满被拒绝乐谱的大废纸篓。
剩下的歌曲，也许正因为如此，都非常扎实。我发现我能够为传统形式赋予自己的风格，比如爱情二重唱和魅力曲目。一首名为《昨天我爱你》的新女主角的歌词11 只需要——只需要！——A段采用罗杰斯风格的中速4/4拍曲调，但在桥段我突然改变了节奏。我对此非常满意，于是弹给爸爸听，他皱起鼻子说：“你为什么在桥段这么做？”
1959年：玛丽和理查德·罗杰斯。“我决定再也不给他听我的音乐了。”
“我不知道，我觉得听起来不错？”实际上，我对意外的调性和节奏变化感到非常自豪，尤其是因为它赋予了这首歌和这个场景一种推进感。
“好吧，我不会这么做。”
就在那时，我决定再也不给他听我的音乐了。
乔治特别喜欢为女王写的新歌《敏感》，这首歌本来不应该出现在这部戏中，直到在纽约扮演这个角色的简·怀特说：“为什么我没有一首真正的歌？我需要一首歌！”我也很喜欢它，因为它在桥段只是一首华尔兹，但在A段是5/4拍，尽管音乐家们总是说它实际上是5/8拍。我不认为爸爸写过5/4或5/8拍的歌。我们都喜欢《诺曼底》，尽管写它几乎要了我的命。我记得当马歇尔给我歌词后，我看了一会儿，最后说：“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一首朱尔·斯泰恩的歌！”这就是它，除了桥段，我一直没想出来，直到马歇尔——他真的是个天才，知道在什么时刻需要什么样的曲目——告诉我它应该像《奥弗涅之歌》。《奥弗涅之歌》是什么？12 但他给了我唱片，我听了，天哪，我太喜欢那些法国人用的和声了。
我不知道我在二月和三月写了多少新歌——几十首？但有八九首进入了这部戏，还有四五首我们保留或改编自塔米蒙特的十二首。在所有这些歌曲中，可能也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写过的所有歌曲中，我们为国王添加的那首《男人之间的谈话》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不是因为曲调——它很好——也不是因为杰克·吉尔福德的表演——我们雇他来取代米尔顿·卡门，他非常出色。不，是情境让它如此出色：一个哑巴父亲试图教他的孩子关于爱。这让我所有的同性恋朋友都哭了。如果我会哭的话，现在想想，它可能也会让我哭。哑巴父亲试图教他的孩子关于爱。至少在歌中，他成功了。

28. 我的动机是什么？
乔治启动秒表整整六周后，我们为他试演了这部扩大版的新剧。
他没有对我们认为的奇迹般的成就表示任何认可，只是简短地点了点头，然后开始安排我们的第一次制作会议。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三十个人（还有三只贵宾犬）挤在埃卡特家的客厅里，我们面临了最大且最意想不到的难题：选角。我们编剧当然都指望南希担任主角；她很喜欢马歇尔带给她的录音带，并且在离开纽约舞台两年后，她渴望重返舞台。
但在第一次会议结束时，乔治说：“这里有多少人认为南希·沃克是这个角色的合适人选？”所有人都举起了手。
“我不得不反对，”他说，“我和南希合作过。她很棒。但我不想和一个已经成名的明星合作；我宁愿创造一个新人。”1959年：玛丽和乔·博瓦唱歌，迪恩·富勒观看，为乔治·艾博特表演新版的《床垫》配乐。“我说过我会执导这部剧，我会的。但我不会喜欢它。”死一般的寂静。
最后，马歇尔跳了起来，他那双脏兮兮的小脚爆发出一连串的结巴、喷溅、争辩、口吐白沫和挥舞手臂。简而言之，他绝对可怕：这是他另一个天才之处。当他平静下来时，乔治——冷静、理性但毫不妥协——对大家说：“好吧。如果这是你们想要的，你们可以拥有南希。但这对我来说不会有什么乐趣。我说过我会执导这部剧，我会的。但我不会喜欢它。告诉我你们的决定。”说完，他离开了会议。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琼在家里给我打电话。“听着，”她说，她那微弱的声音和我被忽视的孩子们吵着要我注意的喊声混杂在一起，听清楚并不容易。“我刚和乔治谈过。他不想要南希。但更糟的是，他不想要马歇尔。他说，‘今天下午那个大发脾气的小子是谁？因为我不想再在会议上见到他。’”“但他是作词人！”“我告诉他了。但他说，‘我不在乎他是谁。他让人不愉快，我不想再见到他。’”“没有马歇尔我们不可能完成这部剧，”我喊道。
“那么，玛丽，”琼总结道，“你必须做点什么。他必须放弃南希，而且他必须向乔治道歉，否则我们就要完蛋了。清楚了吗？”
我确实设法对马歇尔做了点什么，但这并不容易，也不有趣。多年来，马歇尔一直怀揣着南希在二十层床垫上嬉戏的梦想；现在他将不得不放弃这个梦想，让南希失望——这是我们俩都害怕的——最糟糕的是，他不得不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对一个他已经讨厌的人示好。我告诉他，他别无选择。我才二十八岁，我可能还有其他机会，但他已经三十九岁了。他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在百老汇打转，但没有成功。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他真的想搞砸吗？
在我们之间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争吵——“你是个该死的懦夫！”“你是个固执的混蛋，你会自食其果的！”“这整件事最初是我的主意，而你在破坏它！”诸如此类——他终于同意放下自尊，向艾博特先生道歉。乔治优雅地接受了道歉，并告诫马歇尔不要再那样行事。马歇尔答应了，但在排练期间他多次违背了承诺。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乔治会严厉地说“够了，马歇尔”，战斗通常在开始前就结束了。
现在我们不得不寻找一个新星。在拜访了南希，请求她的原谅——她虽然难过，但慷慨地给予了——之后，我们开始寻找合适的公主。很多人擅长一件事但不擅长另一件事；这是一个非常难选的角色。你需要一个真正的小丑，声音很棒，个性鲜明但立即讨人喜欢，而这样的演员并不多，正如我们在1996年的重演中不幸发现的那样，当时莎拉·杰西卡·帕克只做到了这四件事中的一件。
我们终于快要签下帕特·卡罗尔，另一位塔米门特校友，但在排练开始前几天，我在马歇尔的公寓里弹钢琴，电话响了。是琼，低声说计划有变。幸运的是，帕特·卡罗尔还没有签约，因为他们听说了一个叫卡罗尔·伯内特的有趣女人，她曾是《加里·摩尔秀》的嘉宾，现在凭借一首名为《我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出丑》的歌曲赢得了各种卡巴莱赞誉。我向马歇尔报告了这一最新进展，等待他的脾气爆发，但结果马歇尔对卡罗尔·伯内特非常着迷。他们曾在1956年一起在塔米门特：她才华横溢，她完美无缺，为什么他自己没有想到她？
马歇尔打电话给她，当时她和她的丈夫唐·萨罗扬住在一个破旧的公寓里，唐是威廉的侄子，婚姻并不美满。“我已经知道你的作品，”他对她说，“但你能来为玛丽唱歌吗？”
她在一小时内出现在马歇尔家，看起来棒极了：长腿，身材很好，笑容灿烂，皮肤无瑕，红发华丽。她唱歌，正如我多次说过的，布鲁克林都能听到。但让她声音令人难以置信的不仅仅是音量——事实上她的音域并不那么广。而是她的灵活性。她可以突然从旋律中转入她滑稽的猪叫声，这些叫声没有任何特定的音符，但暗示着巨大的乐趣、渴望、力量和健康。对我来说，毫无疑问她是完全合适的，但有一个问题：她太有吸引力了。我们的公主应该看起来像一个邋遢的斑点。“你衣柜里最丑、最令人厌恶的衣服是什么？”我们问。卡罗尔说她有一套非常恶心的橄榄棕色西装，不太合身。我们告诉她周五早上十点出现在凤凰剧院——穿上那套西装。
周五，我们都在那里：乔治；埃卡特夫妇；马歇尔；我；其他编剧；音乐总监哈尔·黑斯廷斯；和选角导演朱迪·艾博特。她的名字看起来熟悉吗？当乔治还是一个非常年轻且有抱负的演员时，几乎是在十九世纪，他娶了他的高中英语老师；她为他生了一个女儿——朱迪——然后八年后不幸死于乳腺癌，留给他一个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孩子。他把她丢在罗切斯特的妻子家人那里，每年只在她的生日时在纽约市见她一次。我怎么知道这一切？朱迪告诉我的。她还告诉我，在这些年度生日旅行中的一次，乔治在火车站接她时带着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乔治以拥有漂亮的女朋友而闻名，尤其是如果她们是优秀的舞者，他可以带她们去古巴舞池旋转；除了与他结婚整整五年的黑发、象牙皮肤、超级美丽的玛丽·辛克莱尔之外，他很快就对她们感到厌倦，但她们在持续期间是美味佳肴。无论如何，这个特别的女朋友整天对朱迪都很迷人，朱迪在漫长孤独的火车回罗切斯特的途中收到了一封重申生日快乐祝愿的电报，署名是“爸爸”。是的，没错。她一生中从未叫过她的父亲“爸爸”。电报是女朋友发的。
1959年：卡罗尔·伯内特饰演的温妮弗雷德公主，试图在撒马尔罕的夜莺尖叫“疯狂的调式曲调”时入睡。
无论如何，朱迪走上舞台，对她父亲说：“艾博特先生，这是卡罗尔·伯内特小姐。”没有任何疑问；卡罗尔带着角色回家了。乔治也满意地创造了一个新星。他们称他为“学徒的魔法师”并非没有道理。
我们唯一遇到的另一个选角麻烦是专横的、不停说话的皇后。我们找不到足够好的人选，直到有一天在试镜时朱迪宣布：“艾博特先生，这是简·怀特小姐，”她走了出来。简非常威严，非常聪明，对这个角色的发音非常漂亮——她上过史密斯学院，演过很多莎士比亚戏剧。而且她唱得非常好。但当她收拾东西离开时，乔治说，声音不小：“我不会选她；我们不能在中世纪王国里有一个黑人皇后。”
“但是化妆呢，艾博特先生？”朱迪说。
“不！不是颜色，是特征！她会像拇指一样突出！忘了它吧——谢谢你，怀特小姐。”
我坐在那里，下巴越来越低，几乎要掉到地板上，但除此之外一动不动。
然而，马歇尔立刻站了起来。他及时赶到舞台门口，抓住了沮丧的简，在她打车之前。他问她是否听说过马库斯·布莱克曼，因为马库斯·布莱克曼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戏剧摄影师，还是一位杰出的化妆师。他可以把简化妆成白人，然后她可以回来再次试镜，怎么样？
“我得想想，”简说。“你知道我父亲是谁。”当然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沃尔特·怀特。“这……有问题。”
尽管这很可怕，我们非常想要她出演这个角色，她也想出演。所以马歇尔送她去布莱克曼那里设计一个在剧院工作灯下看起来自然的白脸妆，无论这对她来说有多难，她说，最糟糕的部分是五天后这样坐出租车去市区。
尽管如此，她还是到了剧院，朱迪再次说：“艾博特先生，这是简·怀特小姐。”他看了她一眼，喊道：“我告诉过你，中世纪音乐剧里不能有黑人皇后！”
“闭嘴，乔治，”有人说，那一定是我，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这么叫他的人。“听着。”

乔治这次发现她不可抗拒，我猜“足够白”，并让步了。
最终，简非常出色；她一遍又一遍地扮演这个角色。但这是一种混合的祝福。当第二个电视版本于1972年在洛杉矶拍摄时，因为卡罗尔当时住在那里，纽约代表团都住在一个破旧的汽车旅馆里，一天晚上，我们在晚餐前喝了一杯。我说：“那么，简，你还在忙什么？”——她突然哭了起来。她说，无论她做什么，这都是历史上的错误时期。“当我第一次演《床垫》时，我太黑了。现在没有人想要我，因为我不够黑。”简最终嫁给了阿尔弗雷多·维亚齐，他们在村里经营着两家很棒的意大利餐厅。
我想还有另一个选角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雇来扮演无畏王子的乔·博瓦是个白痴。和他对戏，卡罗尔从来不知道这个傲慢、不守规矩的小子每晚要做什么。但他值得，哪怕只是因为他是戏剧史上最著名的反击之一的起因。有一次，他在排练中停下来问，当他做一个艾博特安排的十字动作时：“我的动机是什么？”
艾博特迅速回答：“你的薪水。”
然而，乔·博瓦后来娶了朱迪·艾博特！朱迪在丈夫方面遇到了困难，这并不奇怪，考虑到她的父亲。她之前嫁给了汤姆·尤厄尔，他是同性恋；她在婚礼后两天发现他的头在烤箱里。她把他的头拿出来——他没死，只是有点烧焦。在乔之后，她嫁给了迪克·克拉克，但甚至不是《美国乐队》的迪克·克拉克。
无论如何，无论未来的女婿是谁，乔·博瓦都不是乔治的对手。乔治知道如何管理排练。如果一个演员——比如，扮演吟游诗人的罗伯特·朗斯维尔——不好，他只是不断削减他的部分，直到他退出。如果你为他的声音写了很多材料，这很令人恼火，但乔治对这样的细节不感兴趣。他是一个有很多坚定和快速意见的人。对迪恩和杰伊，他们挤在几个乐团座位里：“伙计们，我需要一句台词让合唱团下台。”他们会匆忙商议，但不够快。“没关系，”乔治说，“我有一个。你，前面那个金发的人，你说，‘女士们，我们得去拿我们的舞鞋！’然后你们都从舞台右侧退场。明白了吗？”
迪恩和杰伊会锁定眼神，然后翻到吊灯上。“艾博特先生，怎么样——”“现在这样就可以了，你们以后可以修改，”他会告诉他们。当然，以后永远不会来。
《床垫上的公主》于1959年5月11日在凤凰剧院开幕，正好赶上乔治的假期。我的父母和姐姐来市中心参加首映式；我想他们很高兴，但我母亲除了“亲爱的，这太棒了，恭喜”之外什么也没说——这种话她不经思考就脱口而出，就像“Gesundheit”（祝你健康）一样。这并不重要，因为评论虽然不是全部好评，但很好——对我和卡罗尔来说很棒。沃尔特·克尔称我为“真正的新人才”和“老巨头的碎片”。我既惊讶又高兴。我不是我父亲，但我想：我在这里有生活。
虽然我也没有。剧院就像一种小病；它不断死亡，如果你不小心，你会和它一起死亡。我们在没有预演的情况下开幕，在一个还不够文明到被称为东村的地方，就在常规戏剧季结束和纽约夏天像潮湿的醉汉一样扑面而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做了什么来帮助《床垫》吗？我们不断延长演出时间，因为我们一直在赚钱，但凤凰剧院在十一月有另一个预订：《吕西斯特拉忒》。所以为了宣传，我们假装罢工。我们在地下室画了巨大的标语牌，简·怀特一天晚上演出后直接从舞台上走出来，走到第二大道，带领剧团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诸如“支撑我们的四柱床”和“我们的王国换一个房子”之类的话。简得了肺炎，但我们实际上在媒体上制造了足够的噪音，以模拟的愤怒预订了一个百老汇剧院，阿尔文剧院，我们在11月25日在那里开幕。
然后，为了确保人们来阿尔文剧院——早期，衣帽间服务员告诉我他不抱太大希望——我拿了一堆演出卡片，走遍了百老汇区的每一条街道，走进每一家酒吧、餐馆和糖果店。我告诉柜台后面的人我是谁，说我们的演出终于有了家，并问他们是否可以把我们的卡片放在他们的橱窗里。每个人都答应了。他们一定觉得这很有趣：理查德·罗杰斯的女儿——我这样介绍自己，因为这对生意有好处，而且我无耻——穿着运动鞋四处走动，分发演出卡片。
后来，当《床垫》从阿尔文剧院搬到冬季花园剧院，再到科特剧院，再到圣詹姆斯剧院，都在一年内，我们称它为“城里最动人的音乐剧”。
1959年：玛丽（右）和卡罗尔·伯内特将一张床垫搬进阿尔文剧院，就在“城里最动人的音乐剧”开幕前一天。
最初的制作演出了460场。它可能会演得更久，但当卡罗尔一年后离开，由安·B·戴维斯接替时，生意一落千丈。尽管如此，尽管四次搬家的巨大成本，埃卡特夫妇和他们的投资者不仅收回了投资，还获得了100%的利润。
你知道谁也从《床垫》中受益吗？莫·哈克。我们从未对他的分成感到一丝不满。我们欠他的，因为他让我们为他的塔米门特“明星”创造了九个主要角色。（九个主要角色意味着九个高中学生的十八个骄傲的父母。）埃卡特夫妇也值得他们赚到的一切，不仅因为在我们写作时养活我们，还因为他们通过设计理解，迫使我们合理和经济地构建演出。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制作《床垫上的公主》，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制作过。这就是为什么，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它作为作家为我赚了最多的钱。有些人有他们的热门歌曲串烧；我有一个串烧。

29. 内心深处我很矜持
《床垫上的公主》其实并不是我在百老汇的首次亮相；那是我在百老汇的首次真人演出。在那不可思议的1959年早些时候，一部名为《戴维·琼斯的储物柜》的节目在莫罗斯科剧院进行了限时演出，由比尔·贝尔德木偶剧团主演。威廉·贝尔德和他较少被提及的妻子科拉是当时领先的木偶师，尤其是对我来说，参与他们的节目并不是什么降级或尴尬的事情，因为我对所有事情都说“是”。我为《戴维·琼斯的储物柜》写了八九首歌，包括音乐和歌词，都很不错。其中一首名为《糖与香料》，由美人鱼演唱：
哦，一个女孩会感到孤独
游来游去。
我希望我能拥有
一小片土地
用那不存在的脚站立。
那里面肯定没有自传。
尽管当时木偶非常流行，但我发现它们有点令人毛骨悚然，尤其是在贝尔德家位于西七十一街的住宅、工作室和剧院里，我在那里创作配乐时，比尔的盲母坐在摇椅里摇来摇去，就像怀斯或希区柯克电影里的场景。她不停地说：“我是比尔的母亲；我是盲人，你知道的。”贝尔德家把所有的木偶都存放在另一层楼，像停尸房一样；你会拉开一个大抽屉，里面是彼得·潘或匹诺曹，死了。
正如我不断告诉自己的那样，你可以从任何事情中学到东西。在解决与当前情况相关的特定问题时，你也在探索更广泛的手艺问题。例如：我在写《戴维·琼斯的储物柜》时意识到，你不想给木偶任何长音符来唱，因为它们是木头的：它们的嘴张得大大的，看起来像得了破伤风。而且，与埃塞尔·默尔曼不同，它们不能做面部表情来分散你的注意力。你最好写一些节奏快、音符短的曲子；它们的咔嗒下巴可以随意上下跳动。这个见解，尽管听起来很小，但后来证明是有用的，不仅是为某些木头人写作时，而且在思考歌曲创作的艺术主要是如何穿过限制的针眼时；限制越窄越好。你只需要找到正确的限制，这在特定类型中更容易。例如：儿童书需要道德。喜剧需要笑话。
随着《戴维·琼斯》、玛丽·马丁和《床垫》都在1959年上半年大获成功，人们告诉我我“即将成功”。当然，一个如此集中成功的作曲家很快就会被邀请创作一部新的百老汇音乐剧。爸爸，他的参考点是1925年的《加里克狂欢》，期望我能迅速起步，因为他曾经是这样，但邀请并没有如潮水般涌来。事实上，1959年我唯一收到的大邀请来自他。那年秋天，在《音乐之声》的排练期间，奥基被诊断出患有胃癌晚期——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家人得到了这个诊断。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没有告诉奥基，但作为一个实际的群体，他们确实告诉了爸爸，认为他可能需要制定一个B计划。爸爸告诉了我这件事，并说：“如果他在我们完成之前去世，也许你有兴趣完成歌词。”
我简直惊呆了。惊讶于他会问我，也惊讶于他认为我足够好——因为他以前从未这样暗示过。我看了一眼他们已经写好的东西，记得当时觉得《Do-Re-Mi》很傻。“Do，一只鹿”？“Fa，一条长长的路要跑”？那是什么？当然，你还能用那些音符的拼写做什么，但天哪。无论如何，奥基活到了足够长的时间，我的服务并不需要；他写的最后一首歌词是《雪绒花》。
我试图自己启动的项目普遍停滞不前。我读了一本名为《笑骆驼的街道》的喜剧小说的预印本，立即让我那尚未为我做任何事情的出色新经纪人弗洛拉询问版权。（她忘了，大卫·梅里克得到了版权。）一个在死亡前走得更远的项目涉及作曲家马克·布利茨坦。我通过埃卡特夫妇认识了马克，并通过伦尼更了解他，伦尼在哈佛指挥了他的劳工音乐剧《摇篮将摇动》，并在爱乐乐团支持他。马克也是史蒂夫的“杀手蜜蜂”之一，我这样称呼他们：恶毒的变位词玩家，可以把口琴变成马拉斯奇诺。
在杰里·博克家的一个派对上，马克告诉我，E.B.怀特的经纪人联系他，想将《夏洛特的网》改编成动画音乐剧。自从1952年出版以来，我就喜欢《夏洛特的网》，并经常读给我的孩子们听。马克，知道我作为儿童节目女王，认为也许我可以写剧本。（自然他会写歌。）我对此有复杂的感觉：我想写自己的歌，而且我不是他的大粉丝。我知道，爸爸是彻底蔑视的。在看完那年三月开幕的《朱诺》后，在回家的出租车里，他和妈妈把配乐撕得粉碎，因为我们都觉得它的歌词平淡无奇，旋律不优美。“也许司机可以唱‘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效果类似，”爸爸嘲笑道。
他们讨厌马克，这也是他们讨厌那群同性恋6的一部分，这自然让我对他产生了好感，当然，我答应了。我几乎什么事都会答应。他直言不讳，但和他一起工作很愉快。1959 年秋天的几个月里，他每周都会在早上八点来到我家门口，就在孩子们放学后，我们会讨论各种想法。他明确表示，他希望这部音乐剧虽然是动画，但要硬朗、丑陋、真实——不要迪士尼式的态度。通过我们的谈话，我们整理出了一个粗略的场景和歌曲安排，当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完成了足够多的工作，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时，我们就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了怀特先生。他的经纪人安排了在阿冈昆的会面；我们坐在大堂休息室里，在那里你可以按学校的铃声来喝另一杯酒。我们只能说铃声经常响。怀特很和蔼可亲，但最重要的是——而且似乎有点困惑。
“你打算怎么把蜘蛛放在舞台上？”他问道。
马克和我互相看了看。我们说我们不打算把蜘蛛放在舞台上；我们打算把它放在一部动画电影里。
怀特觉得这很有道理，但他说：“你知道，我永远不会把《夏洛特的网》的电影版权给任何人，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作品。”
哦。经纪人从来没有和他核实过。7当时，我刚从塔米门特的第二个夏天回来。
爸爸对我再次去那里的想法感到震惊：现在我在纽约已经有了一场热门演出，这看起来像是前进两步后退了一步。但在马歇尔的恳求下，脑子里充满了去年精心编辑的记忆，我答应了。
通常会有一次性的歌舞表演，但这次我们进去时就知道我们想写另一部音乐剧。莫·哈克的口袋里装着他那段《Once Upon a Mattress》的叮当声，他非常乐意让我们写。
故事的来源是我七年前和史蒂夫一起尝试改编的：“The Lady, or the Tiger?”——只是这一次，斯托克顿的故事8 将设在一个外部故事中，讲述一个网络制作它的音乐版。外部音乐剧的编剧也在内部故事中扮演角色。我们称它为《快乐的媒介》，直到马歇尔想出了《A Little Night Music》。9
这是一个复杂的想法，但我们认为，通过应用去年夏天的方法，我们可以在规定的几周内完成它。就像以前一样，一大早，马歇尔会给我一首新歌的歌词片段，然后去高尔夫球场完成剩下的部分。但很快他就不再回来了，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一整天都完蛋了。我该怎么办？我写得越来越快，一个小时后，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写的了。我们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走着，直到马歇尔终于崩溃了：他再也写不出来了。他正在经历他周期性的药片引起的情绪低落。我以前见过，现在也会再次看到，如果服用过多，任何药物都会有多么危险。甚至有时，服用得太少。那段时间，我父亲的情绪仍然很低落，我告诉了母亲关于地塞米松的事情，她建议我给他吃一片。他立刻发生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性格变化：“你想听我正在研究的新东西吗？”他说着，跳向钢琴。他兴奋极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除了再也不给他吃药了。我自己从不过度用力：我只用一点点，让一点创意从脑细胞中迸发出来。它会“砰”的一声，我喜欢这样。但你真的必须尊重某种东西的力量，它可以击倒像马歇尔这样的巨人，让他——就像有时在城市里发生的那样——躺在水床上，灯关着，电视开得很低，大声地想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不知怎么的，我们让演出开始了；马歇尔喜欢说它让剧院空无一人。10 这不是真的，但它并不好，即使主演是多萝西·劳登。如果不能和多萝西·劳登合作，那么演出就必须非常糟糕。幸运的是，当马歇尔停下脚步时，塔米门特还有其他作家可以合作。我和弗雷德·艾布一拍即合，当时他正处于约翰·坎德时代之前。11 我们写了几首歌，其中一首叫《前进两步，后退一步》，这首歌一点也不像自传，尽管我十秒钟前才用这句话来描述我当时的生活。因为弗雷德很容易合作，而且非常理智，所以我们在那个秋天开始谈论我和马歇尔第一次谈起的一部音乐书，马歇尔既不是自传也不是自传。这部音乐剧改编自我当时在《生活》杂志上读到的一篇关于一个十九岁男孩的文章——巧合的是，弗雷德也读过这篇文章，并认为它也可以拍成一部不错的音乐剧。12 故事中，这个来自下东区的男孩意外地获得了 Carte Blanche 卡，这在当时对我来说还是新鲜事，因为我当时太天真了，甚至不知道自己有社会安全号码。
不管怎样，这个男孩继续疯狂地旅行了一个月，从华尔道夫到蒙特利尔，再到拉斯维加斯和哈瓦那，搭讪女朋友，买小玩意儿。
在全幅照片中，他骄傲地微笑着，他买的所有东西都摆在身边：衣服、酒、一只可卡犬小狗。
另一张照片显示他的家人看起来很高兴。
这让我感到惊讶：他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奖励。Carte Blanche 向商家付款并承担了损失。事实证明，所有信用卡公司都希望以一定金额被洗劫一空。这被称为“破损”——无法弥补的损失。后来我听说该杂志为这个故事向这个家庭支付了一大笔钱。那么道德何在？我认为我们可以做一部非常欢快的音乐剧，结局却令人不快，这是一个坏男孩 Pal Joey 的故事，故事中对这个孩子没有任何惩罚，除了——我们添加了这部分——他用不义之财追求的女孩在发现真相后抛弃了他。这就是他的失败之处。1960 年：Marshall Barer、Hal Prince 和 Mary。《Carte Blanche》应该是“一部非常欢快的音乐剧，结局却令人不快。”
Fred 和我把这个想法（我们称之为 Carte Blanche，并设想为 Tony Perkins）带给了 Hal。他很喜欢，但因为他不了解 Fred 的作品（当时还没有人了解），所以他要求我们一起写几首试听歌曲。
试听之后，Hal 说他认为 Fred 不够好。14
虽然 Fred 非常有风度地退出了，但好像 Cain 的印记现在出现在了这个项目上。你无法想象有多少人参与或接触过。
马歇尔嗅到了成功的气息，回来写歌词。我们让
哈克特一家15 尝试写这本书，但他们退出了，因为他们讨厌
这个讽刺的结局。我认为迈克尔·斯图尔特16 试过了。哈尔甚至接触过，
但被 S. J. 佩雷尔曼在电话里大喊大叫，他自己有一个
搞砸了的儿子，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搞砸了一个儿子，最近住在一所感化院。当乔治·阿博特加入这个项目时，他安排在秋季值班，他也觉得结局不愉快，于是请来了
马丁·查宁。此外，他认为最好把男主角改成女主角。他推荐了卡罗尔·伯内特。你可以看到它的发展方向：它正在失去吸引力，并逐渐消失。进展太缓慢了，因为我为这个烂片付出了太多努力，就像为婚姻付出了太多努力一样，比我应该付出的时间要长得多。1960 年 3 月，在哈尔的指示下，我甚至去了波多黎各进行研究之旅。（我们将哈瓦那的场景搬到了圣胡安，因为那时卡斯特罗已经夺取了政权。）这是我作为单身人士度过的第一次“假期”，我很害怕，尽管哈尔在我到达几天后加入了我。我们都很喜欢。他甚至建议我们在那里买一栋房子，我、他……还有他的母亲。不，谢谢。可以说，哈尔和我仍然处于等待状态，在秘书的坚持下，我定期与科德·迈耶见面。大约在那个时候，我也开始了我最美好的恋情，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一起，他在床上表现得非常棒，除了杰克，我甚至不会告诉你他的名字。杰克在波士顿有一个优雅、正派、而且——如果可以相信他的话——性欲不强的妻子，但他作为编辑的工作让他在大多数工作日都来到纽约，也来到我身边。虽然我取笑过他关于这个“船长天堂”的安排，17但我们俩都从未想过要破坏他的婚姻。我们只是过得很开心。
不过，就像《Once Upon a Mattress》中的温妮弗雷德一样，我抓住了每一个我能抓住的男人，看看他是否是那个人。18在前往波多黎各进行 Carte Blanche 研究之前，19 弗洛拉说我到了那里后必须给她的朋友打电话，她的朋友是一名黑人精神病医生。我打了，他很棒，我也和他上了床。20
哦，别那样看我。现在每个人都在应用程序上勾搭，并在 Instagram 上发布他们的吻痕。但我很谨慎，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害怕如果妈妈发现我会被切断联系。我很谨慎，因为我所做的，无论做得多么糟糕，都是为了教育和享受自己，而不是为了震惊别人。在某种程度上，我正在写我的讣告：“一个尝试过一切的女人。”我真不想让别人替我写。

30. 破裂
1960年的托尼奖在时代广场的老阿斯特酒店大宴会厅颁发，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在真正的剧院里举行。我们围坐在圆桌旁，挤在一起，虽然乐队在获奖者蜿蜒走向讲台时演奏了百老汇曲目的片段，但没有当季演出的表演，没有串烧或纪念环节，也没有特写镜头对准咬指甲的提名者。颁奖典礼不是百老汇的营销盛宴，而是一场行业活动：比殡仪馆的晚餐更正式，但也更乏味。大多数获奖感言只是简短的感谢，最多十五秒。整个活动只用了一个小时。
我想我是和马歇尔一起去的，但无论我和谁一起去，整个活动都让我感觉像是掉进了我的通讯录里，爬不出来。我认识所有在游戏中挣扎的年轻人，而且我还有额外的、可疑的殊荣，那就是在不少长辈的膝上长大。所以对我来说，最佳音乐剧类别是近亲繁殖的纪念碑。我认识的每个人都挤在那张床上。
这包括哈尔，当《Carte Blanche》未能在那个季度上演时，他转而制作了《Fiorello!》。与他一起的还有艾博特先生，他执导并共同编写了剧本，杰里·博克和谢尔顿·哈尼克写了歌曲，埃卡特夫妇负责设计。同样获得提名的还有《Gypsy》，这意味着史蒂夫、亚瑟和那个讨厌的朱尔·斯泰恩一定也在场。在《Take Me Along》的桌旁是杰基·格利森，他很快将成为我的雇主，尽管我当时还不知道。剩下的两部提名作品是《床垫上的公主》——有我、马歇尔、杰伊、迪恩、埃卡特夫妇、艾博特先生和卡罗尔——哦，对了，还有《音乐之声》。我简直是在和爸爸竞争。只不过，像往常一样，没有竞争。
我最近的赞助人玛丽·马丁——穿着，我没开玩笑，一条箍裙——已经凭借在剧中饰演保养良好的见习修女玛丽亚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不仅击败了《床垫》中的卡罗尔，还击败了《Gypsy》中的埃塞尔·默尔曼。我假设爸爸作为制片人和作曲家也会赢得大奖，这将使我在第二天和妈妈通电话时轻松很多。所以当塞莱斯特·霍姆宣布获奖者时说：“等等，你们听好了：这是个双黄蛋！”我和其他人一样惊讶。
如果这个双黄蛋是父女组合，故事会更有趣，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一个被宣布的获奖者是《Fiorello!》。高大威严的乔治代表剧组发言，抱怨颁奖典礼的安排本身。通往讲台的路一团糟，他说。
这是事实，我很快就发现了。在《Fiorello!》剧组领取奖章后，塞莱斯特宣布《音乐之声》为另一个获奖者。没有一位制片人、词曲作者或制片人兼词曲作者在场领奖。爸爸和妈妈在意大利度假；奥基在巴克斯县，奄奄一息；联合制片人利兰·海沃德天知道在哪里；玛丽·马丁的长手指丈夫迪克·哈利迪据说在巴西。所以我们三个孩子——奥基的儿子吉米、玛丽的儿子拉里·哈格曼和我——和剧本作者霍华德·林赛和拉塞尔·克劳斯一起上台领奖。
谁知道我会说什么？这是个非常奇怪的情况。我毫不怀疑爸爸和奥基，尽管有《Do-Re-Mi》，比我更配得上这个奖，如果不是比《Gypsy》更配的话。但这其中有一种悲伤和形式化的东西，就像承认祖先的坟墓一样，尤其是我们知道R&H的演出中再也不会有H了。我担心R的未来，而爸爸让我待命的事实有两面性。我感到自豪，但也感到不安；我试图走得更远，而不是更近。但我知道他害怕自己的才华消退，在我看来，这确实已经开始发生了。不是在旋律上，而是在四平八稳的节奏上。“攀登每一座山。”“群山充满生机。”就像他在用风琴作曲。
并不是说我会说那样的话。无论我在私下里多么刻薄，我知道在麦克风前要有所节制。然后我会稍微越界一点。
结果只有拉塞尔发言了，这对我来说没问题。但我为什么让自己戴着那副书呆子眼镜被拍照——还被电视转播？这样我就能深入塞莱斯特·霍姆的领口了吗？在那个时期的其他宣传照片中，我看起来相当不错：我终于瘦了，完善了我的黑白珍珠风格，我的眼睛清澈，皮肤没有皱纹。但在托尼奖上，男人们都穿着燕尾服，女人们大多穿着无肩带礼服，戴着大珠宝，我似乎决心穿一件温顺的花卉茶裙，显得很不起眼。
在那个房间里，我是某人的女儿，我想我穿得符合这个身份。但在外面，我是某人的母亲。其他二十二位被提名的作家中没有人是——母亲，我是说。只有两位是女性。那时百老汇几乎没有女性作家，更不用说作曲家了；除了我，你可以用左手无名指数出为百老汇音乐剧创作过配乐的女性：凯·斯威夫特。几个月后，《Irma La Douce》将介绍并告别玛格丽特·莫诺，她曾为皮雅芙写歌而闻名，但再也没有在百老汇出现过。我想安·罗内尔、琼·卡罗尔（伦纳德·西尔曼的妹妹）和玛丽·科汉（乔治·M·科汉的女儿）为综艺节目贡献了歌曲，但卡罗尔和科汉没有写过整部剧，而且事实上她们写了什么也有些疑问。但等等。你说我性别歧视。你说得对。
我正在贬低那些女性，就像人们贬低我一样。也许她真的写不出什么。也许她的填空男性亲戚替她写了。
我不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女权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团结型的人，因为我当时还看不清自己的处境。这是可以原谅的，就像我认为那个时代的同性恋男性躲在柜子里是可以原谅的一样。无论如何，无论是否可以原谅，我都不原谅自己，因为这不仅是一种糟糕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糟糕的行为方式。我的这种特质后来让我成为亚瑟恶意的完美搭档：我如此渴望不成为他的受害者，以至于我反而成了他的同谋。我的真实想法深埋地下，而我选择了最不抵抗的道路。我表现得像自己最糟糕的敌人。我至少有一点像一个反女权主义的女性，一个反犹太的犹太人，一个势利的波西米亚人。如果当时我不是十岁，住在纽约上东区，我可能会在维希法国成为一个出色的告密者。
后来我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女性艺术家。当时我认识不少女性词作家，至少假装支持她们：贝蒂·康登、卡罗琳·利。但我回避与她们合作，甚至包括她们中最优秀的多萝西·菲尔兹，她在《床垫》之后立刻找到了我。我应该抓住机会与她合作！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词作家，而且菲尔兹家族是罗杰斯认可的。这就是我回避的原因吗？还是说，可耻的是，我认为男性比她和我都更优秀？
还有一点：合作——在音乐剧的意义上，而不是维希的意义上——非常像一段恋情，无论多么不健康，我不想与女性分享。也许如果我在歌曲和生活中都能双性恋，我会过得更好。但唯一一次我与女性词作家合作，是在多年后，那一点也不有趣。歌曲创作中的情色部分，你如何将词与曲结合，对我来说是非常异性恋的。尽管我与同性恋男性合作得最好。
这让我想起，在那年托尼奖前后的一瞬间，我的音乐在两座百老汇剧院里同时上演。我和马歇尔在塔米门特写的一首歌被收录在《From A to Z》中，这是一部由赫敏·金戈尔德主演的失败综艺节目。那首歌叫《雇个男人》。
这也让我想起，大约在那时，我订婚了。
我一直在和一个叫保罗·海勒的非常不错的男人约会，他在史蒂夫和我到达前的那个夏天是韦斯特波特的一名助理布景设计师。我不确定我们是怎么认识或重新认识的，但保罗是个甜心，我知道我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当我清理甲板时，他是最后一个站着的人。（嗯，是倒数第二个。）哈尔和我现在只是同事；我和波士顿杰克的平日船长天堂已经结束了。我甚至设法给与马歇尔的疯狂画上了句号，或者至少是分号。而且，鼓起勇气，我终于打电话给科德，说我们不能再见面了，无论他的秘书怎么想。
“为什么？”他问。
“我找到了一个我非常投入的人，”我说。
“哦，我想你不在乎我现在得了唇癌？”
事实上，我不在乎。
无论如何，就在《床垫》在百老汇停演后不久，我在八月前往英国排练伦敦的制作之前，保罗给了我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珍珠戒指，表示我们的订婚。
我没有告诉我的父母，马歇尔太忙于自己的问题，没有注意到我手指上的问题。他对《床垫》的停演和《Carte Blanche》的问题感到非常沮丧，以至于尽管我们找到了一份为电视特别节目写歌的工作，他几乎每天早上都去Feelgood医生那里，每天晚上在家注射。我是说真正的、原始的Feelgood医生，他疯狂的办公室在我东七十二街的街区。他的注射，甚至杰克·肯尼迪都弯腰接受，据说是“奇迹组织再生剂”，为什么不呢？它们是安非他命、维生素、止痛药和人胎盘的混合物。据我所知，它们只杀死了一个人：肯尼迪的摄影师马克·肖，他的前妻帕特·铃木主演了《花鼓歌》。另一个瘾君子是艾伦·杰伊·勒纳，他在奥基去世后不久与爸爸合作《I Picked a Daisy》时激怒了爸爸。当发现艾伦太疯狂无法工作——在极少数情况下他出现时，他的十个手指上有十个创可贴，因为他咬指甲咬到感染——爸爸像扔炸弹一样放弃了这个项目。
但如果马歇尔太迷糊了，没有注意到我的订婚，史蒂夫注意到了。对他来说，我交往的任何人都不够好。保罗太笨或太老派或太老或太没有野心或太这个或太那个——我不记得是哪个了。
实际上，他不是任何那些东西。保罗唯一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我二十九岁。我能听到派对游戏的音乐逐渐减弱，我只想要一把足够好的椅子。
人们结婚的理由比这更糟。但也有更好的理由。
我把孩子们和秘鲁保姆一起留在汉普顿过夏天，我飞越大西洋，怒火中烧，史蒂夫的话在我耳边回响。他想让我永远不再结婚吗？永远不再有更多的孩子？（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我已经够多了。）他提供了什么替代方案？如果其他任何人都不够好，那是他的错，因为他太优秀了。
当我到达我的老朋友金妮·瑞安家时，我仍然怒火中烧——她是我游戏伙伴约翰尼的妹妹，也是攀爬社会的宁的女儿。金妮嫁给了大卫·奥美，一位苏格兰地主和艾尔利伯爵的继承人。七万英亩的土地让你有空间思考，羊群提供了合适的咀嚼氛围。在伯爵爵位附带的城堡的一个房间里，我感到非常浪漫，我给史蒂夫写了一封我优雅地称之为“要么拉屎要么离开马桶”的信。
我能说什么？我一直爱着他。他要么必须爱我，要么最终让我走。

31. 东区故事
1960年8月，我刚到伦敦参加《床垫》的排练，奥基在多伊尔斯敦去世了。为了纪念他，百老汇和西区的剧院招牌都熄灭了，《音乐之声》在百老汇已经上演了十个月，西区也将在次年春天开幕。
爸爸对奥基的悼念是尽快继续前进。我不怪他。他才五十八岁。他总是害怕，像鲨鱼一样，如果他不继续锻炼，他的才华会窒息。我并不是说在十七年的成功合作后，他没有感到真正的失落。但奥基并不是爸爸后来描述的“亲爱的朋友”——没有人是——当然也不是不可替代的。（也没有人是。）恰恰相反：他早就开始寻找可能的新词作家合作，不仅包括我，一个只在紧急情况下服用的药丸，还包括艾伦·杰伊·勒纳和其他人。最终，他选择了自己，并几乎立即开始创作《No Strings》。
或者可能更早。在《Musical Stages》中，爸爸说他在1961年4月看到迪亚汉·卡罗尔在杰克·帕尔节目中演唱《Goody Goody》后开始写《No Strings》。但《No Strings》的排练从那年十二月开始。即使对伟大的理查德·罗杰斯来说，尤其是同时写音乐和歌词，这也快得惊人——而且音乐剧的剧本，由塞缪尔·泰勒撰写，也必须从头开始写。我怀疑爸爸在奥基去世前就有了这个想法。他肯定想到了迪亚汉。自从她1958年为《花鼓歌》试镜以来，他就一直在对她垂涎三尺。我不知道他们传闻中的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但如果没有，那也不是因为他没有尝试。在《No Strings》的排练照片中，他的手在她身上到处乱摸。
无论如何，当奥基去世的消息传出时——在那些日子里，这确实是新闻——我是罗杰斯家族或哈默斯坦家族中唯一在伦敦的成员。
这让我处于一个奇怪的位置，在那里做结合悼词和——因为《床垫》定于九月开幕——自我宣传的采访。并不是英国媒体想要悼词。他们非常下流，试图把任何事情变成丑闻。他们想知道奥斯卡的婚姻过失，或者他和爸爸是否真的相处不好。
关于所有这些，我本可以说很多。尽管史蒂夫后来形容爸爸是一个“才华无限但灵魂有限”的人，而奥基则相反，但事实更为复杂。奥基不是圣人，即使不考虑他与坦普尔·德克萨斯州的长期恋情。世界正确地知道他是一个有天赋和慷慨的思想家，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老师和工头。比当时商业剧院中的任何其他主要艺术家都更甚，他完全是良心，完全是原则。而且他对我非常友善。1961年：玛丽，在“空位期”的最后一年。“我两次婚姻之间的三年零九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充实的时期。”
但圣人？我认为他甚至不是一个好父亲。我现在相信——尽管哈默斯坦的孩子们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对待他们的不是善意的忽视；而是普通的、老式的忽视，上面还撒了一点恶意。他的儿子比尔曾经向我倾诉过奥基带他去房子后面的池塘教他滑冰的故事。他滑得不错，直到奥基伸出他的手杖，故意绊倒他。这是某种关于如何摔倒的教训吗？
尽管他有自由派的信誉，但他对待世界的方式是一样的。另一次，比尔和奥基一起走在街上，在他们前面几英尺的地方，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摔倒在地。比尔试图看看男孩是否需要帮助，但奥基不想卷入，把比尔拉到了街对面。
仔细教导？你告诉我。
我目睹了足够多的奥基的行为，知道他和爸爸，无论他们的举止多么不同，在放纵、优先考虑和保护他们的才华方面绝对相似。也许你必须至少是个部分怪物才能清除做伟大工作的道路。
我没有对英国媒体说任何这些。可能我考虑过，如果我的生活被总结为几个低俗的轶事并受到不友好的审视，会显得多么可怕。例如，我当时（a）试图从我的各种婚后情人中解脱出来；（b）希望史蒂夫对我从苏格兰寄出的万福玛丽亚信做出回应；以及（c）毫无理由地与杰里·怀特在伦敦有一段恋情，他是《床垫》在那里的制作主管。是的，就是那个杰里·怀特，爸爸的同谋和皮条客。他在萨沃伊有一个俯瞰泰晤士河的宏伟房间。像他一样，它闻起来有马的味道。
但你会想知道（b）。在信中，我说我会在九月初回到纽约几天，录制一个电视节目，我和马歇尔为它写了几首歌。试图表现得随意，但实际上感到先发制人的敌意，我写了类似这样的话：“如果你仍然感兴趣，那时联系我。你知道怎么做。”
我没想到他会。我确信我已经永远吓跑了他。与此同时，我排练了我的关于二流公主迫切想要丈夫的节目。
但当我到达纽约参加NBC的录制时，史蒂夫打电话说：“我们谈谈吧。”
我没怎么说话；他说了。他给我看了他刚刚以11.5万美元买下的新地方，这要归功于《Gypsy》的电影交易，这笔交易很快就泡汤了，但后来又重新谈妥了。这是东四十九街龟湾花园的一座联排别墅，隔壁是凯瑟琳·赫本。“这是我们住的地方，”他解释说，带我看了下面的两层，当时是复式。“楼上有很多空间给你的孩子们，”他补充道，指着天花板上的三层，他当时租给了歌手安妮塔·埃利斯和她不太好的丈夫，一位神经学家和大猎物猎人。
他从未使用“婚姻”这个词，我也没有。但这就是它的本意：婚姻，至少是试验性的。我们给了自己一年的时间，从我再次从伦敦回来，《床垫》开幕后开始。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玛丽，别这样！
我不是刚刚从第一段婚姻中解脱出来吗？嗯，没有。在那段婚姻中，我是个傻瓜。在这里我会是——什么？同谋？两人疯狂中的更疯狂的那个？
史蒂夫会是什么？即使我爱他，我也确实爱他，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
但他的心理医生——那个史蒂夫把门改装成播放《One for My Baby》的心理医生——正在推动他建立一段“正常”的关系，也许不需要太用力。我想，她和史蒂夫一起会解决他的问题，我想，他和我一起会解决我的问题。
所以我捂住耳朵，不听到处响起的飓风警报，决定试一试。但沿途的预兆立即不利。第一个预兆：保罗·海勒。当我把他的小珍珠戒指还给他，解释说我要和史蒂夫冒险，而不是和他确定关系时，他奇怪地看着我，说我完全疯了。即使我知道这不能归咎于嫉妒。
第二个预兆：伦敦，《床垫》开幕时收到了十七篇——数一数，十七篇——可怕的评论。事实证明，不是每个人都是卡罗尔·伯内特，而最不像卡罗尔的是简·康奈尔。她非常努力地挤出卡罗尔用一个眉毛就能得到的笑声。也许，英国人也不欣赏我们的幽默。
第三个预兆：当我打电话给纽约的史蒂夫表示同情，并告诉他我的航班信息，以便他到机场接我时，他说：“到机场接你？”好像我让他吃钢琴腿一样。
他的计划是我应该自己到曼哈顿。在那里，我要和他一起参加为安东尼奥·德·阿尔梅达举办的派对，他是一位指挥家，他的兄弟路易斯·达尔梅达——出于某种原因拼写不同——是制片人，他在塔米门特后让我们摆脱了制作《床垫》的合同。
所以我照做了。我从机场打车回家，整理好头发，和史蒂夫会合。然而，一旦他把我带到派对门口，他就立刻消失了，这在我的词典里不是一个喜欢你作为朋友的人的行为，更不用说一个应该和你试验性结婚的人了。
我给自己这一点：我从未搬进龟湾的那座房子，大猎物猎人在楼上，赫本在隔壁，马克斯韦尔·珀金斯的鬼魂——海明威的编辑，曾经拥有它——在地板下。但我也没有放弃。相反，有时在出租车里或晚餐后，史蒂夫会说：“你想留下来过夜吗？”我会说：“当然，”即使我并不想。
我不知道他到底以为我在那里做什么。即使他已经三十岁了，我也不认为史蒂夫对相爱的人该做什么有一丝一毫的概念。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相爱吗？
能乞求一个答案吗？他当然不爱我，我也不是真的被他吸引。我只是爱他，爱得彻底，以至于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你不相信这个吗？你没看过《旋转木马》吗？
所以我们会上同一张床，肩并肩，冻僵了。我们就躺在那里。我们不讨论任何事情；我们不做任何事情。如果我们碰触，那也是顺便的。
整个事情非常不舒服。我想最终我们睡着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起床、穿好衣服、在孩子们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前回家的——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没回家。这太丢人了。我无法相信我们俩都让自己经历了这些。
然而，它一直在发生。
这种安排有什么令人满意的地方吗？没有。它充满了——如果不是我，那就是他——的厌恶。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女性一样，如果男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会回应他们的主动，但尽管我愿意，我从来不是主动的一方。我们只是不断重新占据这个奇怪的炼狱。所有的罪恶感，却没有一丝快乐。
在某个时刻，我终于说：听着，史蒂夫，我有三个孩子，他们希望早上看到我，所以这些最后一刻的过夜邀请很难办。我们必须提前安排好，制定具体的计划。
他回答说，经常联系不上我——这是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他在那个冬天，我三十岁生日时，给我买了一条额外的电话线。不仅如此，他还像爸爸一样，写了一首歌，并在我一月的生日派对上表演，歌名叫《电话上的妈妈》，旋律中包含了新号码的按键音：LEhigh 5–5539。歌词让我看起来更像一个动物园管理员，而不是一个母亲：“托德藏起了妈妈的冰箱。/尼娜藏起了她的假发。/金米藏起了自己，忘了藏在哪里。”这相当准确。
但新线路没有帮助。他没有打电话来制定具体的过夜计划，而是完全停止了邀请我。我会打电话给他，这时他开始感到不满。他的一边脑子一定知道这不是我的错，但另一边脑子一定在说：“天哪，让她别缠着我了！”对他来说，有他那个疯狂的妈妈，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在你不想被抓住的时候想要抓住你更糟糕的了。
我想要的不是他关心的——显然也不是他的心理医生关心的。据我所知，从远处看，我是他们精神病学游戏中的一枚棋子。他们正在探讨爱在他的生活中可以是什么，这个过程将需要很多年。就我所知，他现在是禁欲的，即使在我们“婚姻”之外。
但如果我是一枚棋子，我不只是史蒂夫的。马歇尔，我的工作丈夫，正处于全面破坏模式。那年秋天的某个时候，他决定让我摆脱我对史蒂夫异性恋潜力的任何幻想。“猜猜昨晚我去的最同性恋的派对上谁在？”有一天我们工作时他说。
他的动机很明显：惩罚我没有选择他。如果我要嫁给一个同性恋，他觉得，为什么不嫁给那个想结婚、爱孩子、必要时能为女孩硬起来的人呢？
但他没有对史蒂夫撒谎。为了向自己证明这一点，我耍了个小把戏。在我没有过夜的晚上，我会在看完戏或吃完饭后给他打电话。如果他不接——如果服务在响了几声后接起——我知道他刚把我送回家，然后继续他的路。
服务总是接起。
我没有质问他。我只是说：“史蒂夫，这行不通，是吗？”
他说：“不，行不通。”没有恶意。只是一个观察。
我不确定他自己是否知道如何结束。他可能正在寻找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脱钩。这就是我：鱼帮他做了。

32. 青春易逝
正如我说过的，你也会看到，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但我当时三十岁，而我人生中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梦想着嫁给那个在象棋上赢了我的男孩。我曾与其他非常有才华的男人交往过，比如迪恩·富勒，但这些关系真的只是关于性和友谊。无论如何，我对任何不是音乐家的人从未有过同样的感觉，而且必须是顶尖的音乐家。这当然直接追溯到我父亲，这太弗洛伊德了，简直愚蠢。但如果艺术人士有才华，他们确实有一种魔力。而史蒂夫很有才华。还有谁比他更好呢？我现在明白了，这太明显了，我试图依附于一个我能为之骄傲的天才，而我自己却无法真正感到骄傲。因为不幸的是，我对最好的东西有敏锐的耳朵，而不会被我那些仅仅算得上愉快的能力所欺骗，我并不是在贬低自己。但既然我知道我所知道的，感受到我所感受到的，那么在史蒂夫之后，还有谁能足够好呢？有些事情必须放弃，而显然，那个必须放弃的就是我。我崩溃了。真的很可悲。
后来我明白了，这段“婚姻”的失败是一件坏事中包裹的好事。但当时，我的迷恋——不，那不仅仅是迷恋，让我们直说吧：那是我一生的挚爱——让我不仅忽视了我们之间的巨大不兼容，还忽视了那些最终可能比性更重要的小问题，如果你追求的是日常幸福的话。比如睡眠习惯。我以为我们俩起床的时间一样：我很早，史蒂夫也很早。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在那些年里，我会在孩子们上学或去任何地方后立刻给他打电话，而他礼貌地从未指出他更喜欢睡懒觉。而且他喜欢熬夜。当我准备上床睡觉，以便为孩子们的清晨鸟鸣做好准备时，他刚刚开始工作；只有在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玩了几个小时的游戏、所有人都回家后，他才开始工作。
在很多方面，他比我更波西米亚。他穿得很糟糕——甚至他的领带看起来也皱巴巴的——而我当时穿的衣服是妈妈无法挑剔的。（其中很多实际上是她的衣服，改过的。）他的父母离婚了，这在当时算是潇洒。（我只希望我的父母也离婚了。）他比我更爱冒险，不仅仅是在和声上。有一次生日，他知道我一直喜欢怀表，就送了我一个漂亮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怀表。我以为它永远不会走——而且如果我打开表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从未尝试调整它。但多年后，亚当发现了它，撬开它，发现里面藏着一小包可卡因。史蒂夫只是假设我和他一样喜欢尝试毒品；这是他游戏心态的一部分，什么都想试试。我想如果他设法在里面塞了一些Dexamyl，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我更喜欢处方药。
并不是说我是个没有丈夫的乏味妻子。但在某种程度上，我的非常规是常规的。我是一个勤奋的工作者，不像男人那样常常认为某些任务低于自己。三年后，我仍然在协助伦尼的《青年音乐会》，每集五百美元。与此同时，我正在与马丁·查宁和伍迪·艾伦为美国钢铁公司写一部电视综艺节目。马蒂自从《西区故事》以来我就认识了；史蒂夫听过他开始为城里的综艺节目写的一些歌词，并在马歇尔又一次闹脾气时推荐了他给我。而当我正处在崩溃边缘时，Golden Records的老亚瑟·希姆金联系我，问我是否愿意为莫里斯·埃文斯的录音配一些莎士比亚的歌词，我当然答应了，尽管他形容这些歌词是为傻瓜和仙女写的。太贴近现实了吗？
我本以为那时我已经超越了Golden Records。但当你抓住你能得到的机会并尽力而为时，这并不丢人。莫里斯在吟诵莎士比亚著名场景的亮点时表现得相当出色，我们请来了像简·怀特这样的歌手来演唱我的配乐，这些配乐也相当不错。今天看这些手稿时，我注意到两件事。一：我的记谱开始显得更人性化，而不像癫痫蜘蛛的作品。二：尽管我用我缓慢的双手花了太长时间才完成，但和声比我预想的更大胆。我特别喜欢这首来自《第十二夜》的牧歌《哦，我的情人》：“青春易逝。”有一个伟大的词作家——而且已经去世了——确实有帮助。
1961年：马丁·查宁和玛丽（左），以及在后角的伍迪·艾伦，在他们为《美国钢铁小时》综艺节目的选角会议上。“我们疯狂地写了我们能想到的最离谱、反文化、禁忌的材料。”
《钢铁小时》并不低人一等。它被认为是高雅的，即使在当时，它的制作人正在寻找一部低级的综艺节目。弗洛拉，我的经纪人，但不会太久，解释说无论他们是否使用我们写的东西，我们都会得到一万美元的报酬。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当时百老汇的票价最高大约是九美元。至少我认为这是一笔巨款，但你知道我对零的概念：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擅长它们，这对存折不利，但对慈善机构有利。尽管数学天赋总是被认为与音乐天赋相关，但爸爸、我和亚当都讨厌数学——连续三位作曲家。
无论如何，我们疯狂地写了我们能想到的最离谱、反文化、禁忌的材料，没有商业制作人会让我们写的东西。我记得他们希望我们在一些小品或歌词中提到美国钢铁公司，我们照做了，但可能并不讨好。我记得还有一首关于香烟致癌的歌。当我们向一屋子古板和西装革履的人展示成果时，他们几乎变成了灰烬。所以他们付了我们承诺的钱，我们就回家了。
但家里有什么呢？除了三个孩子，他们不在乎我是否快乐，只要我出现就行。他们现在已经习惯了爸爸就在附近。其他人对这种情况都不满意。你无法想象再婚的压力，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内在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我知道我必须为我的生活做点什么；我不能坐在这里哭到九十岁死去。但我对我生活变成的样子感到愤怒。我的愤怒比我小时候感受到的那种更绝望；小时候我以为只要摆脱父母的反对，生活就会立刻变好。但一旦我摆脱了，我就再也无法摆脱了。你无法摆脱你的生活，除非像本爷爷那样，从阳台上跳下去。
爸爸以他一贯的委婉说：“一定有人愿意娶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人，”好像我是个长满疣的怪物。他的想法是每个锅都有个盖，但我对那种愿意和我一起煮鸡的人不感兴趣。我想要一个我想在一起的人，而这要难找得多。
“纽约没有男人！”我在电话里向伯特抱怨。
“有亨利·盖特尔。”
“亨利·盖特尔是个无聊的人。”
在我们友谊中，伯特第一次对我提高了声音。“亨利·盖特尔不无聊！”他吼道。
大约在那时，我开始在游乐场遇到朱迪·艾博特。你可以想象，我讨厌游乐场。对孩子们来说很有趣，但对正经的成年人来说却是灵魂的摧残。无论如何，朱迪在她三次糟糕的婚姻中收养了两个孩子，后来又怀了第三个，她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有一天，她对我说：“怎么了，你不喜欢你的孩子吗？”这是一个愚蠢的结论，尽管在她的情况下可以理解，因为她的父亲不喜欢她。二十年后，当她病重并向他求助支付账单时，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像我其他患癌症的朋友一样？”他喜欢人们勇敢、富有、默默地死去。
无论如何，她认为我带工作去公园——我可能在婴儿车里放了乐谱，或者包里放了歌词——是糟糕母性的标志。尤其是她总是假设我“不需要”那份工作能赚到的钱。
她说，我需要的是一个好丈夫。
“你还好意思说，”我回答。她是那种可以尖刻，但如果你回击，她会立刻哭出来的人。然后，在你道歉之前，她会变得专横。但这并不意味着她错了。
“你必须行动起来，”她说。“男人不会从树上长出来。”
她建议我举办一个大型派对。
所以我举办了一个大型派对，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再试一次！”
这次我举办了一个小一点的派对。男人也没有在那里长出来。但当女佣在打扫时，门铃响了。是亨利·盖特尔。
我们中断这个节目，插播一条公告。我很高兴故事讲到这里。这就像在一首歌中找到回家的路，经过桥段之后。我知道我一开始想用真相震惊所有人，但这很累人，不是吗？而且有点浮夸，你不觉得吗？
我们接受这个建议，继续前进。即使前进最终意味着走下坡路。我的意思是，看，我们才刚刚介绍汉克，而五十二年后，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已经是2013年底，他已经不在了。至于我，在我的体重和关节炎之间，我幻想着自己最终会变成芦笋。剧透警告！青春易逝。
但重新认识汉克会很美好。我两次婚姻之间的三年零九个月，从1958年1月到1961年10月，是我一生中最充实的时期：充满了终于有所成就的工作，也充满了几乎无一成功的恋情。我将把这两方面的成就留给别人来评判——但这是真的：没有人能说我没有尽我所能，打开每一扇门并飞进去，即使我立刻掉进坑里或只是撞到另一扇门。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我离婚释放到宇宙中的能量，我当时所做的一切都导致了更多的事情要做，而我职业生涯的混乱开始看起来更有条理，有了明确的方向。
这也将被证明是一种幻觉，但在一段时间内，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幻觉。
无论如何：门铃响了。

第三部分
33. 我们不都是这样吗？
这并不完全是个意外。我在前一个冬天就见过汉克——尽管有些历史学家不同意——在远西七十二街的一个圣诞前鸡尾酒会上，几乎就在河边，约翰·坎德当时和戈德曼兄弟合租的大公寓里。我认识约翰尼，他是个出色的排练钢琴师；事实上，我曾邀请他去塔米门特，因为原本要为《床垫》演奏的那个人是个醉鬼，有时甚至在开车时睡在车里。约翰尼说谢谢，但他终于在纽约找到了一份工作，觉得应该留下来；那是《吉普赛》。
我也认识戈德曼兄弟，甚至和比尔约会过，这是个错误。他们和约翰尼都上过奥伯林学院，之前作为男孩在威斯康星州的夏令营里认识，现在在纽约戏剧界的边缘摸爬滚打，以各种组合写音乐剧。约翰尼可能是他们中最有才华的，尽管他似乎并不知道，因为他无疑是最谦虚的。这种谦虚是否与他从小在堪萨斯城长大有关，那里是一个富有的草原犹太人社区，有自己的乡村俱乐部、商店和牌局，但周围都是非犹太人？（戈德曼兄弟来自芝加哥。）无论如何，结果约翰尼的童年玩伴是亨利·盖特尔，大家都叫他汉克，他最近从亚利桑那州一段失败的婚姻中回到纽约。他们一起建议我来见见他，我照做了，我们见了面，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这算不算恭维？
1931年：亨利·亚瑟·盖特尔，三岁。“非常芬齐-康蒂尼。”
我们下一次见面是在1961年1月30日；我知道确切日期，因为那天是哈尔的生日，也是罗斯福的生日。（哈尔三十三岁了。）哈尔在他母亲位于上东区的公寓里为自己举办了一个派对，因为他不知为何在换公寓之间。而且因为戏剧界没有比这更小的世界了，汉克也在那里，他和哈尔一起上过宾夕法尼亚大学。我被告知——我再次没有印象——我坐在地板上，非常无聊地谈论史蒂夫的天才。还谈到我不喜欢史蒂夫的母亲、哈尔的母亲或我的母亲。
出于难以理解的原因，汉克还是决定邀请我出去吃晚饭。我们去了某家不太好的法国餐厅，进行了一次我遗憾地记得的约会；我觉得他极其无趣，毫无疑问他也觉得我无趣。诚然，他有一些优点：他相当英俊，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而且他自发地点了“我的”饮料，一杯干罗伯·罗伊，就像曼哈顿，但用苏格兰威士忌代替了黑麦威士忌。我不确定这是否算是我另一个育儿小贴士，但你一定要点干的，否则他们会给你一杯用甜苦艾酒调制的，那很恶心。
尽管我们在饮料上有相似的品味，但他是那些年里少数几个我没有邀请回我公寓“付晚餐钱”的人之一。他也没有要求付钱。
不确定这是绅士风度还是洁癖，我决定不做决定。但几周后，在伯特咆哮之后，我确实邀请了汉克参加我的第二次“钓男人”派对。他说因为工作原因他可能无法参加，但问是否可以在接近结束时过来。这通常只是一种礼貌的推脱，所以当甜点后门铃响起时，我想：这很有趣。一个真正说到做到的人。一个会露面的人。
这一次，我没有喋喋不休。相反，我引导他说话，因为我非常确定我已经告诉他太多关于我自己的故事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法国餐厅的晚餐上觉得他无聊——因为我让自己感到无聊。
他的故事，至少在婚姻方面，可以说比我的更糟糕，因此也更有趣。1948年，他刚到纽约当演员时，就娶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米里亚姆；他们当时都二十岁。1951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劳里；仅仅两三年后，他们就离婚了。这个痛苦的判决——是汉克希望结束婚姻，而不是米里亚姆——让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且探视权受到限制：劳里不能来看他，只能他去看她。但我们以后会经常见到劳里。
接下来，在他服完兵役后，是安妮，一个比汉克大四岁的出色红发女郎，她在同样的戏剧圈子里活动，演戏、协助、积累简历，勉强维持生计。他疯狂地爱着她，理由充分，但和米里亚姆一样，她有一个不幸的毛病，就是酗酒，这在朋友身上可以忍受，但在配偶身上就不行了。显然，做配偶对安妮来说也是难以忍受的：三十四岁时，她已经离过两次婚了。尽管她直到1960年才离开汉克，但他们的婚姻可能几乎一开始就结束了，1958年，他们住在亚利桑那州时，她生下了一个死胎。这个孩子本应被命名为克里斯托弗，甚至亨利；说汉克的一部分随着他死去是否太弗洛伊德了？无论如何，当我出现时，他和安妮已经分居了——他回到纽约，而她仍然在亚利桑那州，带着他们名叫巴茨的巴吉度猎犬。结果这并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分居；我们以后也会经常见到安妮。
大约1939年：汉克，宫殿服装家族的继承人。“盖特尔一家……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并期望别人也这样做。”
所有这些都被轻描淡写地解释了；我以为我已经很冷静了，但汉克更冷静。（我们作为罗伯·罗伊会很美味。）这是他中西部的特质，还有其他一些东西。约翰尼·坎德的家庭可能很富有——他们从事鸡蛋和家禽生意——但盖特尔一家表现得像富人，没有像罗杰斯家族那样伴随着金钱的神经质。
不幸的是，这种无拘无束的财富也没有带来多少好的依恋。他的父亲，一个可爱的人，继承了宫殿服装公司，这是一家非常成功的男装连锁店，他似乎很享受把它搞垮。（这份工作落在他头上是因为他的哥哥，骗子埃迪，有其他事情要做。）他喜欢马球，穿马裤很好看，有自己的飞机、农场和小胡子，去世时几乎没留下什么钱，因为他愉快地挥霍掉了。与此同时，这个家庭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猜猜怎么着？事实证明，靠微薄的收入也能走得很远。
但在盖特尔家族中，人们不会谈论这些缺点。回想起来，他们似乎非常芬齐-康蒂尼：迷人、漂泊、注定失败。他们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并期望别人也这样做，只要你不去戳别人的鼻子，一切都很好。汉克喜欢谈论他们圈子里的一个名叫赫伯特·伍尔夫的人，一个“礼貌的叔叔”，他经营着伍尔夫兄弟，一家竞争性的奢侈品百货连锁店。这个伍尔夫过着乡绅般的生活，甚至拥有一匹赢得德比的赛马，我不知道是哪一年。后来我才知道，他和汉克非常漂亮、非常娇小、蓝眼睛的金发母亲西尔维娅有过一段婚外情——伍尔夫有过，而不是那匹马。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他在盖特尔家族中的地位；他们崇拜他。
他们也崇拜汉克，但对他毫不关心，这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听起来很美好，因为我的情况正好相反，直到你看到自由和放任如何加起来等于疏忽。汉克没有任何指导，无论是智力上还是财务上。当他的好姐姐苏西在1940年本宁顿学院的第一周得了小儿麻痹症时，他们决定在佛罗里达州过冬，这样她可以通过游泳恢复健康。汉克比她小五岁，还在上中学，他喜欢这样：坐在棕榈树下做作业，只是他没有做任何作业。在这个家庭里，工作总是留给下一代。他真正学到的只是如何优雅、慷慨和绅士。这解释了为什么他后来成为制片人时，会不由自主地给演员们多付钱。
1949年：汉克大约二十一岁时的头像，在他搬到纽约当演员后不久。“他曾有过一线希望，一部百老汇的演出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他自己也曾尝试过当演员，并从几季的夏季剧团中知道这有多难。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他的父母在他十六岁时把他丢在了完全不适合的沃顿商学院，因为他们期望他回到堪萨斯城经营家族生意，但他却搬到纽约过上了演员的生活，让他们大吃一惊。
尽管很快就有了妻子和孩子，但他曾有过一线希望，一部百老汇的演出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但他很快意识到，靠跑龙套是无法出人头地的，于是他开始从事一系列幕后工作，比如人才经纪、舞台管理和制作巡演公司。
当我们认识彼此时，他三十三岁，是莫蒂·戈特利布公司的预订员，负责安排最近成功的百老汇演出的巡演。他不是一颗流星，但我很快开始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闪光的东西。当我们开始约会时，我想：这是可能的。他具备了我所设想的第二任丈夫的所有条件，这些条件是：一个反应灵敏的人，一个在某些方面（如果不是所有方面）比我聪明或更聪明的人，最重要的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
这些汉克都具备，只是不是我预期的方式。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可能是五月，他开着朋友的车带我在中央公园兜风，这辆车是他借来准备开车去芝加哥的，他将在那里制作埃奇沃特海滩剧院的夏季演出。我记得我们开着收音机，我在解释如何区分莫扎特和海顿。这非常自大，特别是因为我很快发现他对音乐的了解比我多得多；他可以在四小节内分辨出区别，而不必等待我的任何死穴，还能说出曲子的名字。但他非常耐心，从未因为我的自负和野心而让我感到羞耻，这让我感到一种我不习惯对男人感到的东西：感激。
而且，我想这也是另一个丈夫的条件，性生活很有趣。它总是在我的客厅地板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喜欢的地毯？或者也许是因为我的卧室离孩子们太近了。也许，危险也是令人兴奋的，部分原因是它并不非常危险，除非你可能会撞到沙发腿上。汉克曾经问：“你的孩子们怎么办？”我回答说：“如果他们半夜出来，那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只需要知道我就是这样。”
我不是在开玩笑。孩子们应该尽早习惯性，就像成年人做的其他事情一样，是需要了解、学习和讨论的。我给他们买了一本《爱经》，教他们关于避孕和其他一切的知识。当亚历克十几岁时告诉我，他和当时的女朋友，我们叫她纸杯蛋糕，正在考虑发生性关系时，我们让他们去药店买避孕套；如果他们不够成熟去做这件事，他们就不够成熟去做另一件事。（店员说：“哦，当然——但是，嘿，你们不会在街上做这件事吧？”）而且因为有很多男人不知道，我主动向男孩们描述女人在床上喜欢什么。尊重，当然，但要下去工作。
等等，我说到哪儿了？
随着夏天和他去芝加哥的临近，汉克和我变得认真起来。有一天晚上，他带我去了一间很棒的大公寓，他说他想租下来，位于剧院区一栋楼的顶层。他说有一个可以封闭的露台，那不是很有趣吗？我觉得这对一个单身男人来说听起来不太靠谱，而且很贵，直到我意识到他带我去看它有另一个目的：我们终于开始谈论婚姻了。我说“终于”，但这非常快。从互相感到无聊到“我们”只用了五个月。我想：让我们试试这个吧。
当然，就在那时，他告诉我安妮并没有完全退出画面。她刚从亚利桑那州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她认识我，这很好，但她想试着修补婚姻。她建议在芝加哥见面，这很有趣，因为汉克和我已经计划好我在那里见他。碰巧是在同一天。

人们怎么说：历史会重演，第二次是闹剧？这是两场闹剧，一场在台上，一场在台下。在剧院里，埃奇沃特正在上演一系列二流重演，包括扬·德·哈托格的《四柱床》，由史蒂夫·艾伦和杰恩·梅多斯主演，以及伊芙·阿登的《婚姻旋转木马》。在这之间，七月初的两周，安妮和我会在那里，梅·韦斯特开始了她的戏剧《六重奏》的全国巡演的第一站，据说将前往百老汇。韦斯特饰演马洛·曼纳斯，一个最近嫁给一位骑士的国际性感象征。故事，如果你能称之为故事的话，讲述了这对新婚夫妇在酒店里试图完成婚姻，却受到许多前任和潜在情人的干扰。
梅·韦斯特六十多岁时，仍然是个美丽的女人，娇小、蜂腰、不矫揉造作。她和她的健美男友保罗·诺瓦克一起旅行，每天花一些时间倒挂在她的衣柜里。如果她的搭档，一位名叫艾伦·马歇尔的英俊澳大利亚演员，也能像她一样好好照顾自己就好了。首演后的第二天，在周六晚上的演出中，他在舞台上心脏病发作。他完成了演出，但演出结束了他：第二天他被发现死在酒店的床上。
我当时有自己的健康习惯，包括看女同性恋心理医生、注射维生素B2、抽烟、喝罗伯·罗伊和服用兴奋剂。我们认为这一切在当时很时髦；在汉克去芝加哥之前，他让卡地亚为我制作了一个小金Dexamyl吊坠。但他们搞错了：他们给我做了药丸版本，叫做紫心勋章，上面有一个凹槽，如果你愿意，可以分开。我更喜欢胶囊版本，叫做圣诞树。
你笑了，但多亏了那个Dexamyl和我的B2注射，我也给他注射了，汉克在一天内记住了艾伦在梅的丈夫中的角色，并在找到替代者之前为付费观众表演。
那是台上的闹剧。台下，同样的剧本元素，还有安妮的闹剧。当我告诉我那位有趣的女同性恋心理医生，我和这位尚未完全成为前妻的人将在同一时间去看汉克时，她说：“你怎么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吗？”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该怎么做。我对汉克说：“安妮抛弃了你。这是不公平的。你只要告诉她在我离开后再来，”他非常温顺地照做了。而且，作为预防措施，当我到达酒店时，我去了前台，非常礼貌地要求为我的朋友安妮换房间，当然是为了她的舒适，当她来时，把她换到巨大酒店的另一端。汉克的另一端。
我的飞机离开了，她的飞机到达了，汉克把她的房间搬回了他的那一边。“这很公平，”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不想羞辱她，他必须给她一个机会。
多么芬齐-康蒂尼啊！盖特尔一家会给戈林一个机会。
并不是说安妮在任何方面都是邪恶的；她很可爱。她只是在做我想象中任何三十多岁的女人都会做的事情，如果面对第三次离婚，没有孩子，她想挽救她最后一次过传统生活的机会。在我看来，如果汉克和我都能面对这个挑战——或者说是诱惑？——并一劳永逸地击退它，我们会更好。我信任他，这也是一种新的感觉；如果我不信任他，我就不会离开。即便如此，我认为他相当享受我在纽约等待那三天的痛苦。在电话里，他会谈论一切，除了婚姻的重聚。最后，他终于告诉我他对安妮说的话：对她来说太晚了。这个消息她理解得过于字面，因为她随后开始酗酒致死。汉克的意思只是：我和他已经走得太远了。

34. 火星登陆
那年夏天，我正在创作《羽毛顶》，我现在意识到这个名字可以和《床垫》成为很好的搭档。《羽毛顶》由马丁·查宁作词，是一部一小时的电视音乐剧，改编自霍桑的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稻草人的故事，但等到编剧约翰·马什完成后，霍桑的原著已经所剩无几了。他把背景从新英格兰搬到了新奥尔良，在那里，一个女巫（凯瑟琳·内斯比特）为了报复州长（汉斯·康里德），把一个稻草人变成了一个时髦的绅士（休·奥布莱恩），去勾引州长的女儿（简·鲍威尔）。就是那种故事。马什早些时候参与了“挠电车老鼠”的录音，那是我为拟议中的儿童节目与莎莉·刘易斯写的可怕的标题曲，所以我应该知道它会很甜腻。为我自己辩护，那是在我基本上什么都做的时期。而那个时期就是我的整个一生。
由糖果商玛氏赞助的《羽毛顶》在万圣节前两周在ABC播出，伴随着关于糖果对孩子们有多健康的广告。事实上，那年夏天赞助商非常好心地给我寄了一大盒玛氏巧克力棒，当我不在家时送到了我家门口，因为我把所有孩子都塞进了夏令营，而我在外面游荡。可怜的小金米：她被告知她长得像我，所以我被告知，她整天照镜子，以更接近她所想念的东西。可悲！把一个五岁的小人儿送进夏令营是超级残忍的。我姐姐四岁时就去了夏令营，还带着保姆；对我的父母来说，这是一种“现在你看到她，现在你看不到她”的生活。我希望我能避免重复他们的一些错误，但在我试图做的事情上，我认为我没有其他选择。自私？可能吧。
《羽毛顶》在洛杉矶拍摄；创作团队住在马蒙特城堡酒店。马蒂和他即将成为第二任妻子的天才普赖尔在那里，他们在《西区故事》中相识。天才是一个出色的人，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菲律宾人；幸运的是，当马蒂想和她离婚时，他已经写了《安妮》，所以她兑现了。但在1961年，他们婚前很幸福。我也是，而且不仅仅是婚前。我成年后从未去过加利福尼亚，我觉得那里很棒。当我看到橙子树上的橙子时，我在那里童年的记忆涌上心头，这一次伴随着幸存下来的喜悦，而不是担心我是否能活下来的恐惧。
《羽毛顶》本身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四位主演中，只有鲍威尔有一点节奏感，但她在音阶上嚎叫，仿佛希望正确的音符能从模糊中戳出来。奥布莱恩当时是一个大明星，刚刚结束在电视上长期扮演怀亚特·厄普的角色，他根本听不出节奏。在录制《完美陌生人》时，我为他和鲍威尔写了一首不错的加沃特舞曲，马蒂不得不跪下来——马蒂相当高——这样他才能拍打奥布莱恩的小腿，迫使他跟上节奏。内斯比特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她很友好，成了朋友；康里德听起来像狗打喷嚏。
我写的七首歌没有多大机会，但汉克在幕后，比喻地说，这减轻了我的失望。也许我们的恋情更令人愉快，因为我必须保持一定的神秘感。我们婚姻的两个障碍仍然存在：汉克没有离婚，他也没有见过我的父母。我比离婚更害怕我的父母；在我经历了这么多男人之后，我想在给他们带来另一个烧焦的祭品之前，确定汉克。所以当我去芝加哥见他时，我撒谎告诉他们我去和《羽毛顶》的赞助商开会；玛氏幸运地在芝加哥有办公室。妈妈当然不相信我；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在夏天去芝加哥见赞助商。
到了八月，我们完成了《羽毛顶》的工作，我回家了。与去年秋天我从伦敦回来时的史蒂夫不同，汉克在埃奇沃特演出季后回到纽约，计划到机场接我。事实上，他不会想到不去接我。但飞机在洛杉矶的跑道上延误了，我对他可能要等我，或者他可能决定不等我感到非常不安，以至于我对一群机组人员说：“飞机上有炸弹。”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立刻意识到我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追着他们说：“不，我只是在开玩笑。”其中一个人说：“谢谢你告诉我们，女士，我们正要取消航班。”
我的精神病发作只会让我们进一步延误。但汉克确实等了。当他把我送回东七十二街的家时，我发现那盒玛氏巧克力棒也在等着我，全都融化成了一大块玛氏巧克力棒。
到夏天结束时，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再推迟去石草地的朝圣了。汉克表现得非常得体，就像他对我父母一贯的那样，证据是爸爸对他没有意见，或者没有他会分享的意见。高度赞扬。
妈妈觉得汉克非常有魅力和得体，但之后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他是犹太人吗？”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她从未听说过平原犹太人，并很高兴发现汉克是这种迄今为止未知品种的一个例子。
第二个问题是：“他有一份好工作吗？”
“他会有的，”我说，她勉强接受了——我也一样。我想他很快就会找到一份工作。
第三个问题是对妈妈来说真正重要的：“他喜欢他的父母吗？”她认为这是判断他是否会喜欢我父母的一个风向标，这可以理解是一个主要关注点。她觉得杰里恨他的父亲，也恨她：QED。当然，杰里的父亲是个混蛋。
“他崇拜他的父母，”我说，也许夸大了更多是假设而非表现出来的感觉。我们得到了她的祝福。
法律系统的祝福并没有那么快到来。在那些日子里，离婚仍然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可以把相对理智的夫妇变成精于算计的对手——正如我所知道的。所以现在安妮已经同意结束他们的婚姻，她和汉克决定像她嫁给汉克之前与汤姆·特赖恩那样，去墨西哥“快速离婚”。但这一次，汉克将和我而不是她一起飞往华雷斯，不会因为龙舌兰酒而生病，并且为了节省金钱和时间，一两天后在墨西哥城举行婚礼。
1961年：准新娘在墨西哥城一家酒店的餐厅里，“藏在一棵大植物的叶子后面。”
现在这就是你所说的故事。那年十月，哈尔在机场为我们送行，他一直热情洋溢地谈论着朱迪·卓别林，他刚刚在欧洲认识她，并将在第二年结婚。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们再也没有谈论过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我差点说“出汗”。
在飞往华雷斯的航班上，还有一个叫帕姆·布克曼的女孩，她也去那里离婚，我认识她的妹妹南希。我们告诉了她我们的旅行计划，她说：“如果你们要去墨西哥城，在那里不认识任何人，我有两个好朋友，你们应该打电话给他们。”
离婚后，确实像广告上说的那样容易，我们在一个星期三到达墨西哥城，住在一家非常豪华的酒店里；有一张很棒的照片，我们藏在餐厅里一棵大植物的叶子后面。第二天早上，10月12日，我们打电话给大使馆，询问如何以及在哪里结婚，但没有人接听，我们认为这很奇怪。于是，在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的情况下，我们尝试了帕姆·布克曼的朋友，他们的名字是丽塔·蒂利特和奥克塔维奥·塞诺雷特。他们非常热情，在电话里解释说大使馆可能因为哥伦布日而关闭；他们说哥伦布发现他们就像发现我们一样。然后他们邀请我们去墨西哥城最好的餐厅吃午饭，那里有一条内陆水道，里面养着真正的天鹅。如果你指着一只，他们会把它带到厨房为你烹饪。
丽塔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非常金发，头发盘成一个发髻。奥克塔维奥也很帅，尽管当我们回到纽约并询问他的同胞费利西亚·伯恩斯坦时，我们发现他有一些暴力的名声。即使与我们的国际化生活方式相比，他们的举止也很老练，毫不费力地显得厌倦。丽塔和前夫有一个儿子；监护安排是她抚养他七年，然后她的前夫抚养他七年。或者她是这么说的。她和奥克塔维奥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婴儿和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都很漂亮。
午餐时，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墨西哥，并问他们是否认识任何法官。嗯，是的，他们说，他们认识所有的法官，但他们不认为法庭婚礼听起来很有趣。“为什么不在我们家给你们办婚礼呢？”他们建议，尽管我们必须在周日离开，而那天已经是周四了。但我们真的没有其他计划，所以我们把它交给了他们。
1961年：汉克和玛丽在他们的婚礼上，由陌生人参加，由一组墨西哥法官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