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益的关键在于“新秀”二字。用主编的话来说，你已经很难再从那些老牌企业家身上榨出油来了，他们已不再是当年那副两眼一抹黑的没头苍蝇闯天下的样子，哪里该花大钱，哪里一个子儿不出他们心中有数得很。一个市级杂志这种有偿服务性质的“管窥”不可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而新秀则不同，他们的名声刚起，但脚跟未稳；他们尚欠成熟，但渴望四处亮相。

陶又佳作为《星探》杂志的主力记者，虽然对那些新秀没有太多好感，但为了杂志的利益——也为了个人的利益，她还是努力做出认真的样子出去采访他们。她曾经采访过一个县级汽车改装厂的厂长。那些汽车都是由农民组装的，而乡间场院里的一个席棚可能就是一个车间。

从前她也采访过一些“没有厂界的炕头工厂”，可那并不是制造汽车，炕头工厂的工人多是乡下有闲的妇女，她们按标准图样制作棒针毛衣、织地毯，手绣补花餐巾、台布什么的，然后上缴外贸出口。这无疑是使用密集型剩余劳动力的绝好办法，而且绣花织毛衣本来就是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工艺。

制造者最下功夫的往往不是制造本身，而是如何去推销他的制造，而这种推销术他们一般是不会公诸社会的。这位厂长只频频地向陶又佳历数了他们厂年产值多少，年利税多少，工人福利多少，固定资产积累多少……最后他还请陶又佳去他的府上共进午餐。他的府第堆积了这位厂长心目中代表富裕的一切：假山、鱼池、松鹤延年的瓷砖影壁，以及狼狗、保姆、厨师什么的。

给陶又佳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客厅迎门那张巨大的椭圆形红木会议桌了，桌上居然插着一圈巴掌大的亚、非、拉、美、欧诸洲诸国的小国旗，颇有些身在本县放眼全球的意思，又似乎有意无意地要给他的客户一种这样的印象：他们的汽车已然打进了桌上那些小旗所代表的国家，他随时都有可能在这张桌上接待来自这些市场的商人。

秘书沈强把陶又佳引进普运哲的办公室时，恰好是下午四点钟，他们在电话里预先约定的时间。普运哲从他那张阔大而又凌乱的办公桌后边绕过来，和陶又佳简短地握了一下手，把她让在办公桌对面预先安置的一把软椅上，自己又踅身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沈强给陶又佳端来一杯茶，又在普运哲的杯子里续满水，悄悄退了出去。

陶又佳像大多数长邺市民那样，对于普运哲的形象并不陌生。为了这次采访，她又大致了解了一下他的经历。她知道他是六十年代的工科大学生，他的专业是电力仪表，毕业后由外省分配到长邺市的一家工厂。他的父母早逝，惟一的姑母从小把他抚养成人。他被舆论界评价为思维敏捷的开拓型干部，从八十年代初期至今一直处于上升状态。

他上任之后首先配合市长为市民开辟的“市长热线电话”深受市民欢迎；由他提议的邀请本市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回市观光并请他们每人为长邺的经济发展出一个主意，在一百五十万长邺市民中引起过不小的轰动。
这个带有亲情意味的胆大而又冒险之举动虽然耗资巨大，但使海外游子感动不已，也使长邺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综合效益。长邺的知名度迅速得到传播，长邺市一年之间与外商签订了上百个合资合作项目，几乎接近过去五年的总和。

普运哲无疑是一颗政治新星，但所有这一切在陶又佳见到普运哲之前并没有真正地打动过她。现在陶又佳坐在普运哲的对面，既没有下级对上级的惶恐，也没有熟人面对熟人的随便。她承认她对这位中等个子、留着平头的中年人是尊重的，那么，也就是公事公办的那种尊重吧。

她说：“普市长，沈秘书已经向您通报了我的主要访谈内容了是吗？”普运哲说“是的”。“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种隔着办公桌讲话的形式改变一下？因为我的问题和您这张桌子没有多少直接关系，可是您看现在，我的每一句话都要越过这么多的文件才能到达您那里，这样，待到您回答问题时显得也就不那么……直截了当了。”也许陶又佳是想说“这样……就多了些官气”。

普运哲端起水杯从他的转椅上站起来，一边向沙发走去一边对陶又佳说：“在这间房子里还从来没有人指挥过我应该坐在哪里。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是吗？”陶又佳说，“我只是觉得一张用惯了的桌子可能会影响您对另外一些问题的思维，比如我们杂志这个栏目。”

“说到你们杂志这个栏目，我倒有一些想法。”普运哲说，“一方面这是展示杂志本身实力和影响力的一个手段，另一方面它也督促被采访者积极地思索公务之外的人自身最本质的一些事情。
比如你有一个问题是‘生活中您最思念的人’，坦率地说我可以不老实地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它确能引我思念起那个我最思念的人。但问题的关键是，究竟有多少读者对我这样一个市府官员的答题感到兴趣呢？”

“但《星探》是一个发行全国的公开刊物，除了长邺市的一百多万人口外，外地人又有谁知道普市长是谁呢？因此他们也就不会关心他思念谁或者不思念谁了。我们并不是名人，那些真正的名人是指对一个时代的情绪至少产生过影响的那种人，他们超越了市界、省界甚至国界，他们才是公众真正有兴趣的人。
远的不说，就说我们长邺市的作家董达，如果你写一篇关于他的生活的问答，肯定比你坐在这里问我更能吸引读者。”“您认识董达么？”陶又佳说。“我不认识，但我读过他的一些小说。我想你们一定会很熟。”“是比较熟，”陶又佳说，“他曾经是我的丈夫。”

普运哲说，“我前边的说法并不是要否定你们的设想，一份有自己想法的杂志应该做多种尝试。我们把这次访谈不妨也看做一种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总结得失权衡利弊。”“那么您现在愿意谈谈您生活中最思念的人吗？”陶又佳把谈话的主题拉回来，并打开了录音机。
“我最思念的人是我的姑姑。”普运哲说，“你知道我不是长邺市人。”接着他说出了胶东半岛一个美丽城市的名字——琴岛。陶又佳禁不住插嘴说：“原来咱们还是同乡呢！我在那儿一直住到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