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俭，指节制和收敛，即适中适可的行事方式；不敢为天下先，即居后与不争，说的是具体应该如何去做。

天下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产生于微末而逐渐发展壮大的，只是圣贤考虑得更久远，所以即使是微小的变故也能够谨慎予以处理；一般人的见识短，所以必等弊端发展到看得见的时候才设法挽救。

圣人，本意是指通天彻地，深谙造化的得道真人。《易经》中同样有多处提到了圣人：“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易经·乾卦》）“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经·咸卦》）

无欲，是修炼时的状态；有欲，是平常生活中的状态。没有欲望，你的生存就很困难。而修道，应该用无欲去接近玄的那一面。虚心，就是你的心不要乱动，不要让纷繁的尘世扰乱道心。

弱其志，是说你的志气不要太明显，不要太张扬。强其骨，是你的能力一定要强。人的五官每天接触大量的信息，并且人为的乐此不疲，致使心神心力交瘁，不得不启动遗忘的自我保护机制，这就叫合理的遗忘。

《道德经》：“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塞其兑，自由控制信息的输出。闭其门，自由的控制信息的输入。挫其锐，能自由控制自己的内心。解其纷，自我解决内心的烦恼、自我解惑的能力。内心的心结，可以自己快速地破解掉。
和其光，可以自由的控制自己的外在表现，想让别人看自己是啥样的，就能让自己变成那样。如果不能和环境适应，那就是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了。这是一种生存的智慧。

老子“玄同”思想体系是以“玄道”为理论基石，以“玄德”为治世之要，以“玄通”为圣人形象，以“玄览”为修身要妙，以和同为基本要求。“玄同”虽也包含调和意义上的“同”，但更强调的是在“玄”（道），即在超越意义上的“同”。

人之所以要“言”，是因为他接收到身外的各类信息，有了这些信息必然就会产生反应，进而要通过“言”（口头或书面）发表意见。塞与闭，用来斩断过多的外在牵绊和内在冲动。“塞其兑，闭其门”，“兑”，比喻人之口。“门”，比喻人之耳目。
“挫其锐”是说，如果一个人锋芒毕露，太过刚直，就难于融入群体，容易受到摧残和挫折，所以要磨平锐角。如果人人都只看到事情的一个方面，又各持己见，就容易众说纷纭，得不出正确的答案，所以，“解其纷”就是放弃自己的片面之见，接纳他人的意见，寻求共识。

美是人的内在更深邃的体验，是意识发展过程中更高的价值取向，是人自我独立、自我净化、自我超越的原动力。人的意识从物质我、情感我、概念我、理性我不断成长及超越，直至灵性我乃至神性我。人对美的认识，也在这个进阶过程中渐次生发并不断升华。

《道德经》一书中，“圣人”两个字就出现了30多次。在《庄子》一书中，也数十次提到“圣人”两个字。在老子看来，圣人所体现的并非是世俗意义上的人道，而是大道在某个具体生命中真实的体现。圣人的治世方略落实到现实层面，具体方式是无为，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老子在看待人时，首先树立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然而，老子并非处处以人为中心，而是站在道的立场上，采取自然与无为方式视之。“圣人”明悟大道，言行完全符合于道。圣人所表现出来的，也就是“道”的特性。圣人能够考虑整体的相互影响，所以表现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圣人务本，所以是朴实无华的、敦厚诚恳的。圣人通达一切，超越了各种相对性的概念，是绝对的统一的知行状态。孔子崇尧舜，墨子赞大禹，兵家尊太公，法家立管仲。唯独老子说讲的圣人不知是谁。
与儒家规定的圣人人格内涵“仁且智”截然不同，道家老子则赋予了圣人“自然”与“无为”的人格内涵。老子认为，“善为士（君子）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在老子的眼中，君子是深谙“道”的人。道家的圣人标准是“悟道之人”，能够全面正确地悟识万事万物及其运行与变化规律。

“上士”是道性深厚的人，他们深知悟道的重要性，并对道的存在深信不疑且勤奋用功，这是有志者的作为。“中士”是道性若明若暗的人。他们对道的存在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是不能战胜自我的人。“下士”自我主观意识强烈，固执己见，不能客观辩证地看待问题。

“物”与“物”之间有界限分别，“道”与“物”之间没有边际、界限。“道”体现为万物的统一性、共性。在本源性的“道”的高度看万物，就会发现事物的区别是一种表象，是一种外在的呈现。

“致虚极，守静笃”历来被人们称为老庄及后道家心性修养的六字真言。致虚守静的理论基础是“自然而然”和“无为而为”。无为的目的是敞开并保持人的虚静的自然本性，并不否定人的所有作为。“虚极”是无极之天道的本质品性。“静笃”就是平和宁静与“天道”和合的至美人性。在老子看来，“无为”是“道”的最具崇高美的品性，是人类应遵循的根本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