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体操房也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今天你为奥运会做了什么？下面是倒计时的电子牌，我每天都会默默地在心里面读一遍这句话。那段时间，去体操房训练的时间长了不少，我感觉八个月的训练比以前二十几年练得都要多。以前我最晚搭十二点半回公寓的班车回去，那段时间基本上都改成了下午一点一刻的车。我想把每一个动作都练到心里有底，那时候没有人在后面逼着你，就是自己想要练。
虽然很苦，但好像只有这样心里面才会踏实些。

黄导为我们备战奥运会也想了很多办法，主要是针对防伤防病、提高训练质量的。要知道包括体操在内的很多运动员的皮下脂肪含量少，所以很容易感冒，而感冒又是影响训练、降低体力最常见的病，就为了这些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细节，黄导日夜操劳着。

黄导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让我们蒸桑拿，将近80摄氏度的温度，蒸上将近20分钟之后，全身都是红的，然后再跳到冰水里面。怕我们偷懒，黄导就在旁边盯着，看着我们把两桶冰块倒进水里，再把我们赶下去泡十几分钟，本来通红的皮肤就又变回了原来的肤色。教练还要求我们睡觉必须盖毯子，睡前要关空调，大热天的，有时候睡不着也得强迫自己睡。
可能这种方法听起来挺恐怖的，但实际上很管用，那半年我们都没有什么人感冒，而且这种手段可以让运动后疲劳的肌肉很快恢复，可以让我们这些训练结束之后都已经快散架的"老骨头"第二天又可以精力充沛地出现在训练场上。

黄导的压力很大，我甚至感觉他每天进入体操馆的时候，头发都变得更加花白，虽然眼神炯炯，但是红血丝告诉我们他昨晚一定又没有睡好。训练场上他简直变成了"祥林嫂"，有一些我们都已经烂熟于心的东西，他仍然在不停地强调、重复。我能理解他的难处，2006年和2007年我们的队伍都在世锦赛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黄导也证明了上级领导对于他的信任是正确的。

谁都清楚，在中国，奥运会才是真正的考验，只有我们的队伍能够在奥运会上取得辉煌，黄导才能真正证明自己，否则他和我们的付出都会付诸东流。而在训练的一些问题上，此时黄导和高导的矛盾也在慢慢的激化。可能小队员感觉不出来，但作为最关心、了解黄导的人，我能看到，这也是黄导非常困扰的一点。
2004年奥运会前，黄导和高导之间的分歧导致整支队伍的方向出现分歧，这也是引致失败的原因之一，2008年，如何才能不至于让悲剧重演？黄导作为最了解我们训练情况的人，他并不希望别人插手我们的训练，而高导作为中心主任，他也对最终的成绩非常关心，只不过他关心的方式不是黄导所想要的。

我主动和黄导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没关系，杨威，你只要管好你自己的训练。"我知道他只是不希望这些让我分心，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很想为他分担一些什么。但我明白，那时候我能为他做的就是好好的训练，把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练到万无一失的程度，还有就是发挥队中核心队员的作用，和黄旭、小鹏这些老队员一起，带着年轻的兄弟，把内心的力量凝结在一起，向着一个方向努力。
只要我们6个人是团结的，是互相信任的，就没有什么可以影响到我们

我记得，那一年刘璇在奥运会之前吃了湖南队给她准备的一种减肥同时补充能量的产品，结果被中心知道之后专门开了大会讨论这件事情，批评了刘璇对于兴奋剂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因为这些产品都没有经过兴奋剂研究中心的检测，很可能就直接导致运动员结束体育生涯。后来，我们队伍还专门找专家化验分析了这种药品的成分，所幸，它没有成为刘璇悉尼夺金路上的障碍

再找个黄上这种真爱这项目的也不容易，到底总教练制能不能恢复？东京和巴黎一半砸在那2身上，一半也是砸在没主心骨上

进入6月份，北京的天气变得特别濡湿、闷热，心情也慢慢的烦躁起来，其实等待的滋味真的特别难熬，当时的动作、难度成套基本上已比较稳定了，接下来的训练只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再重复。每一次，哪怕一点点的小差错都会让人心烦意乱，感觉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空闲下来的时候，脑子里面就像是过电影一样，一会儿是当天训练的动作要领，一会儿又是以前比赛的场景，让人分不清哪些是回忆，哪些是现实。当时只盼着奥运会赶紧到来，因为等待的每一天都是折磨。

7月份，国家体育馆也就是体操项目的奥运会比赛馆内部的全部设施搭建完成之后，中心和奥组委沟通，让我们提前进去看了看。站在看台上往下看的时候，我心里想：这块地方就是我马上要决战的战场了。
如果说以前"北京奥运会"这个词只是存在于概念当中的话，那一刻开始，我对于奥运会的概念变得真实了。奥运会本来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但我站在那个场馆里，觉得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开始包含这奥运的气息，奥运是那么的真切实在，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后来，我们又在那个场馆训练了四五次，正好赶上北的桑拿天，每次进了场馆，都感觉有一层水汽在空气中飘着，随便哪个地方都能捏出一把水来。
团体预赛前，最后一次去那个馆里面训练，临走前我回头又看了一眼那包围在蓝色当中的红色场地，觉得成败就这一下了。

可能是因为以前的训练太辛苦了，进入到奥运村之后，心情反而轻松了许多。
当时我们整个团队的氛围还是挺轻松的，因为一方面大家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该练到的都练到了，该准备的也都准备了；另一方面相比于对手而言，我们在主场，对场馆的了解更充分；我们也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换而言之，我们了解如果失败了的话，我们最差的结果会是什么。

而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的全部动作的难点都解决了，只有两个小的细节不是有十分的把握。按当时的体操规则，打分是分两个部分：A分是难度分，B分是完成分。其实A分和B分之间本来就是一对矛盾体，难度越高完成的质量就越难被保证，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之间取一个平衡，尽最大的努力去以最高的质量完成力所能及的最高难度。

体操圈里面也有很多人觉得废除体操的最高分打分规则，而改成目前这种难度无上限的AB分破坏了体操的美感，很多体操运动员为了能够拿到更高的分数而强迫自己上高难度，一方面完成动作质量不高，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运动员的伤病。
2006年丹麦世锦赛之后，富田洋之曾经对媒体说过日本队是输给了中国队的A分。不过既然规则调整了，那运动员和教练员也必须要针对规则做准备，我觉得我们是赢在短时间内适应了新规则。而丹麦之后的两年里，我们不但在A分上不断的提高，而且在B分，也就是完成质量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北京奥运会之前，据我们自己的了解，吊环、单杠、双杠、自由操和鞍马五个项目上，最高的难度基本都在我们的队伍里。小鹏这个时候已经回到了我们的队伍当中，但为了保险起见，并没有让他比两个动作，否则我们在跳马这个项目上也是具备夺金的实力的。北京奥运会作为我运动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在精神上对我的确是一个折磨，但因为我心里有底，所以能禁得住那些折磨。

男团比赛第一个出场的是一冰，在完成结束动作团身后空翻两周加转360度时，他后退一大步，跨出场地，最后他得到了14.575分，这个分数不是很理想。我跟他在后面上场，我知道如果我不能把一冰的失误弥补过来的话，那后面出场的邹凯就会压力更大。带着他们比了两届世锦赛，我很明白自己在这个队伍中的责任，15.425分，下场跟小眯击掌的时候，我看到他如释重负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