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帝先看他上承的汉帝国国力
《汉书.昭帝纪》至始元、元凤之闲，匈奴和亲，百姓充实。
《汉书.循吏传》至于始元、元凤之间，匈奴乡化，百姓益富。
《汉书.食货志》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

那到霍光死后，汉宣帝亲政后呢?百姓贫困，起义不断:
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勃海太守龚遂因功入为水衡都尉，龚遂的功绩是由“数岁”前平定民变而开始的:
《资治通鉴°.卷二十五》“先是，勃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故昌邑郎中令龚遂，上拜为勃海太守......”
《汉书.龚遂传》就写平乱后，数岁后龚遂入朝。

元康二年(公元前六十四年)，也就是胶东民变爆发的差不多时间，匈奴攻车师国”，郑吉在西域要求增兵，汉宣帝甚至要打匈奴，结果言帝放弃打匈奴的想法，还把车师故地”送给“匈奴(”尽徙车帅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原因正是因为魏相提出汉朝的情况:
"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实，常恐不能自存
《汉书魏相丙吉传》
就是边郡地方的人民都贫困了，连衣食都出现了问题。也就是百姓穷的不只起义的勃海、胶东爆发。

可见，当时百姓贫困、民变不断是常态。最后，宣帝晚年(英龙元年，公元前49年)诏书提到：
《汉书·宣帝纪》
诏曰：「盖闻上古之治，君臣同心，举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内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数申诏公卿、大夫务行宽大，顺民所疾苦，将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或以酷恶为贤，皆失其中。奉诏宣化如此，岂不谬哉！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诸请诏省卒徒自给者皆止。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

再说宣帝的毛病：“是时宣帝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
“是时上颇好神仙”、”上颇修饰，宫室、车服盛于昭帝时;外戚许、史、王氏贵宠。”
就是一个奢侈享乐的性子，对于王吉进谏整顿吏治、爱惜财力更是不听。
而最为历代非议最多的莫过开三衅:滥诛大臣、任用宦官、重用外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