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帝先看他上承的汉帝国国力
《汉书.昭帝纪》至始元、元凤之闲，匈奴和亲，百姓充实。
《汉书.循吏传》至于始元、元凤之间，匈奴乡化，百姓益富。
《汉书.食货志》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

那到霍光死后，汉宣帝亲政后呢?百姓贫困，起义不断:
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勃海太守龚遂因功入为水衡都尉，龚遂的功绩是由“数岁”前平定民变而开始的:
《资治通鉴°.卷二十五》“先是，勃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故昌邑郎中令龚遂，上拜为勃海太守......”
《汉书.龚遂传》就写平乱后，数岁后龚遂入朝。

元康二年(公元前六十四年)，也就是胶东民变爆发的差不多时间，匈奴攻车师国”，郑吉在西域要求增兵，汉宣帝甚至要打匈奴，结果言帝放弃打匈奴的想法，还把车师故地”送给“匈奴(”尽徙车帅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原因正是因为魏相提出汉朝的情况:
"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实，常恐不能自存
《汉书魏相丙吉传》
就是边郡地方的人民都贫困了，连衣食都出现了问题。也就是百姓穷的不只起义的勃海、胶东爆发。

如果，说这些例子还不够，那再看这条史料，同样出自《汉书.魏相传》：
“相敕掾史案事都国及休告从家还至府，轍白四方异闻，或有逆贼风雨灾变，都不上相辄奏言之。”
到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
萧望之“上奏时说到:“百姓或乏因，盗贼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职。三公非其人，则三光为之不明，今首岁日月少光，咎在臣等。”(《汉书.萧望之传》)

可见，当时百姓贫困、民变不断是常态。最后，宣帝晚年(英龙元年，公元前49年)诏书提到：
《汉书·宣帝纪》
诏曰：「盖闻上古之治，君臣同心，举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内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数申诏公卿、大夫务行宽大，顺民所疾苦，将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或以酷恶为贤，皆失其中。奉诏宣化如此，岂不谬哉！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诸请诏省卒徒自给者皆止。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

再说宣帝的毛病：“是时宣帝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
“是时上颇好神仙”、”上颇修饰，宫室、车服盛于昭帝时;外戚许、史、王氏贵宠。”
就是一个奢侈享乐的性子，对于王吉进谏整顿吏治、爱惜财力更是不听。
而最为历代非议最多的莫过开三衅:滥诛大臣、任用宦官、重用外戚

　　宣帝即位，不久，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七十余，召见，形貌短小，宣帝望见，不副所闻，心内轻焉，谓遂曰：“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君欲何以息其盗贼，以称朕意？”遂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闻遂对，甚说，答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至渤海界，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遂单车独行至府，郡中翕然，盗贼亦皆罢。渤海又多劫略相随，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锄。盗贼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尉安牧养焉。
霍光活着的时候就有盗贼了好么？

　　初，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论议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恭、显又时倾仄见诎。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又违古不近刑人之义，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萧望之的话也可以说明任用宦官从刘彻开始

还解决的差不多？单就流民问题就压根没解决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