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帝刘庄承认刘秀留下的情况是:
选举弄虚作假、奸邪谗佞之人还在、权贵阶层行请托之风、官吏肆意残虐百姓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百姓愁苦哀怨，无处申诉冤情，此外，郡县官府经常趁征发百姓服役之机，擅自作奸牟利，欺诈勒索贫苦百姓：
“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郡县每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
很明显，汉明帝就是在暗示老爹在地方上给自己留了烂摊子

刘秀对于匈奴的挑衅骚扰，一忍再忍，甚至一度弃地。在西域诸国对匈奴忍无可忍，匈奴国内闹灾荒，又加上国内贵族内讧的时候，还是一再退让，甚至送钱给匈奴和乌桓
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二十二年，【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币帛赂乌桓】。

🌼《后汉书 鲜卑列传》也记载了每年给鲜卑送钱
且汉故事（况且汉朝的先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

🌼东汉初年，刘秀放弃了河套至今山西、河北北部的疆域。——《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
建武六年，刘秀省都尉官，弃了岭东地，导致东沃沮臣属高句丽。

🌼刘秀多次拒绝设立西域都护府，让因饥荒而实力大减的匈奴得以卷土重来，控制鄯善、车师这两个地处西域交通咽喉的国家，进而再度控制整个西域。
西汉把乌桓迁到长城外，可是刘秀把乌桓放了进来，修了四条内长城放弃一堆地，导致辽西走廊变得很窄。还顺带养肥了鲜卑。
汉四郡刘秀时代就丢了三个，东汉只能控制朝鲜西北角靠近辽东的部分。

度田失败的刘秀#(挖鼻
刘秀“度田”，始于建武十五年（39年）六月。此时天下刚刚统一，社会经济在历经王莽的残暴统治和十余年的战乱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庐落丘墟，田畴芜秽”，到处都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与之同时，两汉之际又是豪强势力大发展的时期。虽然在长期的战争中，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创伤，但是鉴于社会失驭，天下纷争，他们往往“起坞壁，缮甲兵”，集结宗族宾客，招纳依附流民，组织强大的武装，以保护其既得利益。因此，“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④]的问题，显得相当突出。而这种状况，对于整顿赋役制度，安定社会秩序，巩固东汉政权，显然是不利的。也正由于这样，刘秀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即注意打击豪强势力，释放奴婢、囚徒，减轻田租赋役，鼓励流民归本，和地主豪右争夺人口和土地的控制权。及至建武十五年六月，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刘秀遂“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度田”。
需要说明的是：1.刘秀的“度田”令，在史书中没有明文记载，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据上文，其“检核”的内容基本清楚，实包括土地数额、户口多少、年纪大小等三项。至于钱谷入出、赋税多少，当完全依据此三项而定，无须赘言。因为汉代赋税徭役之征发，共有田租、刍稿、算赋、口赋、献、贡和力役七项，与其三者密切相关。2.所谓“度田”，并非盲目地丈量土地和登记户口，而是在各州郡县一定程度地掌握了田亩、户口数字之前提下，进行“检核”，即检查、核实。《资治通鉴》卷四十三：“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乃诏下州郡检核。”胡氏注曰：“核者，考其实也”，说得非常清楚。否则，建武六年刘秀下诏“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⑥]，建武十三年“诸功臣皆增户邑”[⑦] 等，便不可能实现。3.刘秀诏令“检核”，当是结合本年度“八月算人”即“案户比民”同时进行的。《后汉书·皇后纪》：“及光武中兴，亚雕为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详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云云，表明刘秀时已经恢复了西汉时期的“案比”制度。而下述“诸郡各遣使奏事”，当是经过“八月算人”即“检核”后，向朝廷汇报“检核”的情况。即《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胡广所说：“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薄”。这说明“检核”令，当是六月下达州郡，要求在“八月算人”时一并进行的。
但是“检核”令下达以后，州郡官吏却执行不力。及“度田”结束，各州郡吏向朝廷汇报情况时，刘秀竟发现他的诏令在执行中完全走了样。对此，《后汉书·刘隆传》载曰：
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⑧]
这段文字，在《后汉纪·光武皇帝纪》、《东观汉记·刘隆传》和《资治通鉴》卷四三中皆有记载，大同小异。可知各郡官吏在“检核”后，皆曾向朝廷汇报其执行情况。而陈留郡吏的书牍，竟暴露出了“度田”中出现的严重问题。
那么，陈留郡吏为何接受“郡敕”并采用写在书牍上的形式，向刘秀汇报呢？“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以及“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又各隐含着什么意思？《资治通鉴》卷四三胡氏注曰：“敕，教也，戒也。相方，求问其垦田之数以相比也。”《后汉纪·光武皇帝纪》：东海公阳因言曰：“吏受郡敕，欲以垦田相比方耳。”两相参照其意甚明，所谓“吏受郡敕”，就是郡吏接受郡守的教戒，在汇报检核情况时，只可参照颍川、弘农二郡之数额，而不可与河南、南阳相提并论。原因就是河南、南阳多“近亲”、“近臣”，其土地、人口“不可为准”。或云“这儿的‘垦田相方’就是指和过去比较而言，就是指郡守要求上计吏在上报时按过去的数字做计书，避免出入太大，以掩盖过去度田不实的真相”，“就是指各地长吏在垦田的统计数量上已达成了默契，上计数字和以往不要有大差别，避免引起怀疑，难以继续优饶豪右”，[⑨]这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是与“过去比较”，“按过去的数字做计书”，又何云“颖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又如何骗得过朝廷呢？同时“吏受郡敕”，只是郡吏所受的教戒，亦或郡吏所编造的谎言而已。所谓“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云云，绝非陈留郡守写在计书上的。因为其教戒，完全可以用口头的形式来嘱托郡吏，而不必写在书牍上。否则岂非等于把度田不实的情况主动向

🌸东汉 刘秀及其下属屠城
1、屠四川，“岑降吴汉。乃夷述妻子，尽灭公孙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宫室”一《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
2、屠南阳，“更始诸将各拥兵据南阳诸城。帝遣吴汉伐之，汉军所过多侵暴”一-《后汉书吴汉传》
3“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常挫折”一-《后汉书.耿弇列传》(存疑

我觉得刘秀最大的弊政就是无法控制豪强，取消都试，让汉军战斗力直线下降，还有让南匈奴到关中住

让西汉“全民皆兵”的都试制度，被东汉光武帝刘秀废除
建武六年（30），“诏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文献通考》卷150，兵二）。次年，又以“国有众军，并多精勇”为名，诏“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后汉书·光武纪》）。“自是无复都试之役”（《续汉书·百官志》），“都试”也取消了。终东汉之世，虽然征兵之制并未明令废止，不少地区往往复量地方兵和都尉官，但秦汉以来民间讲武的传统制度业已废弛，征兵之制渐趋衰落。

东汉征兵之制寖衰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应劲《汉官》：“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办，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雀捕鹰鶁，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
封建国家镇压力量的削弱，刺激了豪强地主私家武装的发展，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豪强地主在自己田庄中“缮五兵，习战射”（《四民月令》），从自己控制下的依附农民中挑选精壮，组织部曲私兵。豪强地主的部曲私兵既有补充封建国家镇压力量的职能，同时又使东汉社会酝酿着的分裂割据倾向加速发展。

继续扒皮刘秀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郑泰策关东义兵曰“【中国自光武以来，无鸡鸣狗吠之警，百姓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虽众不能为害”。】
🍁《三国志·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后汉书·泰传》本之。王朗奏言：“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或商贾惰游，或农野朴钝；既不简练，又希更寇，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当今诸夏已安，而巴、蜀在画外。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小大，并勤稼穑。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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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本传《注》引《魏名臣奏议》。司马朗亦言：“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搜狩习战之备。今虽五等不可复行，可令州郡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三国志》本传。凡此所云，并足见民兵之废，其诒患为如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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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国家镇压力量的削弱，刺激了豪强地主私家武装的发展，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豪强地主在自己田庄中“缮五兵，习战射”（《四民月令》），从自己控制下的依附农民中挑选精壮，组织部曲私兵。豪强地主的部曲私兵既有补充封建国家镇压力量的职能，同时又使东汉社会酝酿着的分裂割据倾向加速发展。

在西方，光武帝放弃了对西域的经营。光武帝最初本想利用莎车王来控制西域，但是又担心莎车王势大难制，所以先是授莎车王西域都护衔，后来又夺之，反映了他在西域政策上的模糊性。
陈金凤：《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