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哲学家是觉醒者，他们迫使别的哲学家不能忘记：哲学的状况，即哲学所验证的真理，总是当下的。
哲学是非思想的：——“对哲学陈述进行语言的、逻辑的、谱系的批判；对真理范畴的消解，对哲学自我建构为理论这一企图的瓦解。”
反哲学不与哲学争论任何问题——倘若那样，它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丐词危机——因此，反哲学要做的不是别的，正是对哲学邀约其共享的那些标准的拒斥。在这一运作里，维特根斯坦明显要比尼采彻底，对后者来说，谎言尚且作为生命冲动的分析而未被完全排斥，但维特根斯坦则力图解除所有哲学的理论自负：“关于哲学问题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
尼采对心理学分析的重视可以进一步说明反哲学家想做什么，他在《重估一切价值》里有过一段精准的表述：
“伟大的哲人也有这种天真无邪：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谈论自己；——他们认为，这涉及到‘真理’。——实际上，这涉及到他们自己。更有甚者：他们心中的巨大欲望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丝毫的羞惭之心，有的是出自基本欲望的天真无邪：——他想成为主人，在可能的情况下成为一切事物和事件的目的！哲人只是欲望表达的一种机会和可能。”
排拒邀约之后，反哲学家开始基于心理学来确定哲学的欲望。维特根斯坦在这一点做得尤其出色，由于他仅仅给予思想了一个非常狭窄的定义（“思想是具有意义的命题。”），哲学毫无悬念地被断言为非思想：(1)肯定性的非思想；(2)退缩的非思想。这两种非思想对应着两种哲学：反哲学与哲学。
哲学是行动，这行动立足对非思想的操练：“围绕着‘真理’的那些虚构只是外在的楚楚衣冠，是宣传和谎言。哲学是一个行动。”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思想等同于科学，即以命题与理论的形式出现的可言说之物的总称（“真命题的总体就是全部自然科学”）。然而，科学不能表达世界的意义。因此，哲学（包括反哲学）本质上都属于非思想，它的形式不是命题与理论，而是行动（“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行动。”）。哲学与反哲学由于其操练的对象不同，二者的行动也因此完全不同。
具体的反哲学行动是什么：“这个前所未有的行动在阐释哲学行动的损害性的同时，也摧毁了哲学行动。它毫不犹豫地克服了它。”
反哲学生来即蕴含着“本应如此”的纠正意味，其行动同样如此。反哲学行动建立的是积极的非思想（“高于科学的，默默地肯定这非思想是‘触及’实在的”），它力图超越所有思想（所有科学），从而指向不可言说之物。也就是说，它力图超越意义命题的限制去捕捉不可言说的实在。
让我们把镜头再拉近一些，以便更清楚地观察维特根斯坦反哲学的行动策略：要了解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动机，必须首先清楚他理想中的哲学应当是怎样的。毋宁说，它应当是对人生问题也即“世界的意义”的澄清。然而，正统的哲学却无一不阻碍着这一目的的实现：它们选择的非思想是错的，由非思想触发的行动同样是错的：它们意欲抹除可说与不可说、可思与不可思之间的界线。后者具体地表现在哲学的行动形式当中：“试图强行把非思想折叠并塞进理论命题当中”，“无意义地在理论命题中将‘人生问题’实体化”。
尼采的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是纵欲的（意味着个人主体的解放），所以他抵制基督教；维特根斯坦终其一生都在反抗性欲（意味着道德约束的渴望），所以他赞赏基督教。但需要注意的是，尼采抵抗的基督教与维特根斯坦赞赏的基督教并不在同一意义维度（狭义与广义的分际）。所以本质上来讲，两人都赞同一种宗教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