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是很重要的,这里所说的名义,其实就是“依据”。所谓“师出有名”,哪怕是朱棣造反,绞尽脑计翻遍太祖的祖训,也一定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清君侧,讲求的就是一个“依据”。
不同的名义可以做不同的事情,效果可能也不同。
比方说,我所在的工厂,业务部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买给客人吃的东西,等到客人走后,部门的成员可以瓜分余下的零食。今天部门领导专程发话:以后买给客人吃的东西,除非临近保质期,否则不允许瓜分。并且如果瓜分的话,也必须分享给其它各部门的同事。
这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可以这样去想:在这个“指令”之前,向别的部门分享零食,大致可以视为:xx向xx释放其特别的、有好的善意。
这个指令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冲击私人之间在这方面的“善意”的:设想一下,我向你分享零食不再是因为我想到你的辛劳和付出,而是因为,我要执行指令。
所以哪怕有“感谢”,也只会是开头对这个“指令”会赞叹几句。人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会长期感恩于某一项制度,尽管我们能从中得益。因为人性的弱点包括习以为常,得陇望蜀,贪得无厌。
古代皇权至高无上,生死与夺只是一句话。特赦就是“恩典”,会被当事人感激涕零,但经过一定规律的推演成为普遍适用的制度时,人们不会再感恩,甚至会渐渐演变成寻找漏洞,抨击这其中无法让自己也收益的点。
零食是很小的东西,它只是一个点,点能带面,但是需要拉长维度。生活中有很多类推,道理都是相似的,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我更相信“一通百通”,而非“格物致知”。
相对而言更认为能从日常生活中跳脱出来,再回到日常生活中去,才更适合我们大多数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