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关于《荀子》的研究书目，在清代以前共有41部，而清代竟达50多部，数量高于清以前历代之总和。成书于清中期的《四库总目》将《荀子》列于“子部儒家类”第二，仅次于《孔子家语》，总体肯定了《荀子》这部儒家经典。

荀子是以“中和-礼乐”的模式来统合内外，实现“内圣外王”之道，“中和”为之根本，“礼乐”为之表现。“礼”作为原则、规范，作用于外，体现“中”的精神；“乐”作为情感，作用于内，实现“和”的作用。内外贯通，从而实现个体、社会和天下的“中和”之理想状态。
荀子的“中”偏向外在规范，与“礼”紧密结合，如此则需“和”来补充，而“和”由“乐”来实现，由此构成了“礼乐-中和”的模式。礼与乐都是社会习俗与制度，是外在性的规范、原则，而中与和是礼与乐的本质与根据，具有内在性特征。

《荀子·解蔽》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尽制”即表明“内圣外王”的合一。荀子通过“礼”强调秩序性，通过“乐”来实现社会的亲和性。

君子是一种理想的人格，他们与小人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遵循道义。君子是人格化的道义或道义的化身，小人则相反。荀子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差别是后天的，在于“积”，即不断地修身、学习、思考礼义方面的知识。

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都是人的本能欲望，如果顺此本能欲望发展下去，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争夺的局面。因此，为了使社会走上礼法之道，最终归于治，荀子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

“义”字在《荀子》一书中共出现了大约306次，涉及全部三十二篇。“义”在荀子那里既是指导和判断个人行为之道理与意义的道德准则，又是指导和判断政治之道理与意义的原则，它上通天理，下顺人情，中合事理，基本特征是合情合理。孟子偏爱“仁义”，荀子则重视“礼义”，两人一重内圣，一重外王。
虽然《论语》未将“圣”与“王”合称，《孟子》中只有“圣王不作”（《孟子·尽心下》）一语，但《荀子》一书中不光大量阐发了“圣人”的人格范型，其用例达81项，还多角度地诠释了“圣王”人格，用例高达40项之多。

“礼”可从人间世界的秩序，延伸到自然世界甚至整个宇宙，代表天地间一切秩序。礼本来就源自天地，代表天地间最高秩序和法则，“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礼记·礼运》）。“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礼记·丧服四制》）。
古人认为礼保证了天地万物及人间社会一切事物的有效运行，“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荀子·礼论》）。礼的主要功能在于塑造行为规范，确立生活秩序。在儒家看来，礼并不是某种机械的规矩或被动接受的习惯，“礼”的目标在于追求和谐、健康的共同体生活。

“礼尚往来”出自《礼记·曲礼》：“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根据汉代大儒郑玄的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三皇五帝的上古时代，民风浑朴，以德为贵，因而也不讲究施惠和报答。到了夏商周时期，礼开始产生。
礼是提倡有来有往的。“礼尚往来”体现出人们交往过程中的平等精神，无论交往双方的社会政治身份多么悬殊，“礼尚往来”保证了地位较低者能够得到足够的尊重。
另一方面，“礼尚往来”也体现了古人对于“施惠”之情的珍重。礼作为一种外在的制度，具有协调社会生活，规范人际关系的功能。它往往具有节制人的情感和欲望的功能，所以它和人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礼”是儒家文化的象征和标志，也是儒学传统对人类文明贡献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孔子以仁释礼，孟子以心释礼，荀子援法入礼，视“礼”为“人道之极”（《荀子·礼论》），“礼”的理论也逐步走向完善。

在《荀子》中，“仁”出现36次，“仁义”出现16次。荀子虽然以礼义为要，然其价值源泉与思想归宿仍然是仁义。荀子比孟子晚出生几十年，在荀子的时代，社会的道德秩序更加混乱，依靠纯粹的道德教育，让每个依靠自觉性去做事，已经不容易行通，因此，“法家”思想在这时体现出应有的作用，加强“法治”变得顺理成章。
通俗地讲，“礼”是规范、规矩，是用来满足并约束人们行为的。“乐”是用来调适人们情感的。荀子指出人生而有欲，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引起争斗，最后无法收拾。所以先王制定礼义，以满足人们的欲望和要求，礼义就是为了使欲望和外物得以平衡才出现的。
《荀子》中有《礼论》篇，是荀子阐发“礼”的起源、内容和作用的文章。在荀子的思想中，“礼义”的作用，是用来调节人欲，以此维系欲望与有限物质资源之间的平衡。

荀况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个重要代表，他生活在战国末期，试图把各家思想在新形势下作一总结发展，但仍归于孔子体系之中。荀子在肯定了功利是人的正常需求同时，又要求人们对欲望的满足要有节制，即合乎礼仪。
在荀子看来，心好治恶乱，好善恶恶，具有道德判断力，这是心的一个重要特点。荀子的“性恶、心善”说实际揭示了人生中的两种力量，一种是以性为代表的向下堕失的力量，一种则是以心为代表的向上提升的力量。
荀子重视“礼”的作用是在其“性恶论”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认为人一出生就根本没有所谓的道德而言，道德都是人们经过后天的环境或者教育所影响的一种结果。人们的物质欲求需要来自礼的调节、疏导、约束甚至是压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混乱和纷争，这样也从根本上保证了人的安全。

荀子一直在家乡活动，直到50多岁时才离开赵国，开始游历天下，与各门各派的思想进行广泛交流。与兼顾“王道”与“霸道”思想相一致，荀子明确地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隆礼”坚持了“王道”的根本性，“重法”则是肯定了“霸道”的有效性。

荀子是先秦时代儒家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他也跟同时代的学者一样，曾经四处游历讲学，尤其是在齐国曾经三次担任的稷下学宫的祭酒。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荀学具有学术批判精神，具备兼容并包的意识，体现了战国百家争鸣走向学术交融的历史趋势。与前代的儒者不同，荀子除了重视“礼”，也意识到了“法”的作用。至此，可以说，荀子已经将一只脚迈进了法家的“门槛”，而他的学生韩非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成为了法家的集大成者。

荀子认为人私欲的膨胀导致了“争”“乱”和“穷”，为了避免这一严重后果，人类应该对自己的欲望进行控制，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创造出复杂的礼仪体系。“礼”是圣王为使人类免于自我毁灭而设计的一套道德规范体系，荀子相信“礼”可以转化人性，通过“礼义以分之”可以使人各安其分、各尽其职，从而达到维护人伦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目的。因此，“礼”在他的治国理念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法律与正义的基石，从而形成了系统的“礼治”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