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主张对人性加以改造，通过“礼义”、“法度”，对人的自利本性进行“正之”、“导之”。通过后天的道德教化、道德修养与践行，实现对人性的改造，达到弃恶入善的目的。

荀子：“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儒家对师德的要求特别高。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主体，自身必须在道德上起模范带头作用。

《荀子·解蔽篇》：“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不用已经学到的知识、记忆的知识和已有的成见、定势干扰新知识的学习，叫做虚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虚心、专注、平静，有助于人们不受外界干扰，看清事物真相。同时，虚心还意味着对自我的不断扬弃和否定，对“新我”的不断追求。

礼的实质是实现人与人相互尊重、彼此恭敬、和谐相处。单纯的规矩、规范可能演变成机械、死板的条条框框，与人性的内在需要相对立。“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
所谓“分”，严格说来，是指根据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年龄、身份、位置、性别等来确定每个人的职责，以实现人人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各尽其能。“分”的问题，反映了礼因人、因事、因地制宜的特点。这与反对考虑每个人特殊情况和具体情境而随时变通的“法”存在着本质区别。

礼标志着对生命的敬畏。“礼者，敬而已矣。”（《孝经·广要道》）荀子认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
“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史记·礼书》）。相互尊重、彼此敬让、秩序井然、和乐融融的共同体生活之所以出现，正因为每一个人的情感都得到了满足；更准确地说，是每一个人情感都得到了适度的满足。
“礼者，养也”，“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当人的情感、欲望、需要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满足、没有逾越分寸时，对人的生命构成滋养。礼的本质不在于通过一套规范或规矩来统治别人，也不是人为地追求统一或一致，而是要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得到健康的成长、健全的发育。

“礼”不是硬性的约束机制，而是同一共同体中多数人在心理上认同、在情感上接受的行为规范，其根本精神在于对人、物的尊重。
法律作为一种形式性原则，虽有强制性，但可以随时制定、随时废除。而礼虽没有法那样大的强制性，却不能随时制定或废除。礼往往首先作为一种风俗习惯自然而然地形成，而后受到正式认可；但它一旦形成，往往就已具有巨大的惯性，在人心中形成强大的力量

中国文化中内在、自发的秩序是礼而不是法。无论国家多大，无论结构如何不同，中国人总是把陌生的关系变成熟人关系、用熟人的原则来解决陌生人的问题。中国文化中人与人关系整合的机制是人情和面子，人们天生对于非人化、冷冰冰、没有人情味的制度与规则缺乏热情和信念。

中国文化是“伦理本位的”，重视人情人心；西洋文化是“个人本位的”，重视个人权利。西洋文化中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就是注重权利、外势和制衡，在碰撞中求平衡，在平衡中相制约。这种以相互制衡、彼此竞争为特征的设计，在西洋文化中“本是他固有的精神”，但在中国文化中实行起来却意味着对于人的不信任。
中国人需要在礼让中达成谅解，在谅解中变得和气，在和气中建立情谊，在情谊中找到安宁。中国人认为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凡是不符合人情的制度、法律和规则，随时会被人们根据具体情况变通。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在中国文化中，制度建设上升不到礼的高度，就会违背人情、伤害人心，往往堕落为法家式的严刑峻罚。

对荀子来说，礼不同于仁，礼是实现仁的具体方式。礼要求一个人按照某种正式而带有规范性的规则来行动。礼的具体外在形式更容易被遵循，而仁则是更高一级的、较为抽象的道德要求，较难为人们理解和遵循。只有仁被呈现为礼，它才能被效仿、实践并最终得以实现。
荀子并不认为道德具有的内在魅力大到能够足以吸引人们走向道德之途的能力；道德只有依靠礼的呈现和规定，才能被模仿和实践。在荀子看来，人们也许一开始不愿意学习和遵从这些规范性的政治规则。然而，深具道德魅力的师长也许能够有效地推动人们遵从他的道德教导，把他作为榜样来模仿并最终愿意学习。

礼义的作用是对追求个人欲望满足的任性情欲进行节制，使之在正确规范的限制下表达自己，并形成一种群体生活的秩序。荀子认为，人的力量在于能组成群体，而群体生活还需要形成秩序，这就需要礼义。荀子把礼的本质维度从自然亲情之根转换到社会规范，即从形成普遍的社会秩序的角度来构建礼义规范体系。

在荀子看来，心可以通达一切事物，并且可以同时了解事物的所有方面。专一于道来考察万物，就可以同时认识它们，所以心思一定要精明专注。精通道就可以全面地治理支配一切事物。连通于万物的心又称“道心”，以与“人心”相区别。荀子非常强调内心的平静，认为对事物的准确把握来自内心的安宁，判断的准确与否也取决于心是否能够通达万物，不为表面的假象所惑。
言语和辩论是心为了表达对道的认识而产生的种种方法。荀子认为心是道的主宰，而道是治理国家的经久永恒的原则，“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荀子·正名》）

在荀子看来，君子是那些能够让自己的心“合”于物的人，而小人则是那些心为物蔽，或心念狭小的人。君子之心由于通于物事，可以推广延展到自然规律，而心及于具体的礼义，就会敬畏礼义并有所节制。“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荀子·不苟》）君子在通达事情之时心念真诚，并用真诚的心境坚守仁爱，在言行中表现仁爱，从而达到神明的境界，进而感化他人。
君子用“诚”心来合物，因为“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不苟》），只有心念真诚纯粹才可以化育万物，感化万民。君子“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不苟》），说明君子之心具有合于天下万物的能力，他能够从一人、一事去了解千万人与事，他们掌握了简单的方法，却可以做成伟大的事业，不用出内室厅堂，就可以掌握天下的情况。

荀子认为，人生下来的时候心念都是狭小的，“人之生，固小人”（《荣辱》），如果没有良师教导、礼法约束，人的心念就会为财利所拘，也就是心念只能“合”于自身的私利。所以人需要接受礼义的熏陶，让心念能够“合”于仁义之道，以摆脱心念狭隘的“陋”，即浅陋无知。
圣人心念的扩展是以自己的切身体验为基础的，用自己的体验推知他人的体验，以当代人的状况推知古人的状况，以今人的情感推断古人的情感，依据现代的物类去论断古代的同类事物，由今天流行的学说去推想古人的功业，由今天的道理去概论古时的一切情况，因为今天的心念是可以通达到古代的。
荀子提出：“万物同宇而异体”（《富国》），心之广博不过宇宙，而万物皆包容于宇宙之中，只是形体有异而已。人都有着共同的要求和欲望，但满足的方式各异，这就是人的本性共通之处。行动是使心念真正合于事物的中介，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当是非，齐言行”（《儒效》）。
人之群体内部必然有所分别，但能够使人群的纷争和谐化的能力即是和。和谐就是使“分”能够合而为一，心力之“和”是人群之力的来源。荀子认为，圣人力图改变他固有的本性，经过长期的身心修养而后心念广大，可以“合”于古今一切人事变迁。

教化就是心念打开的君子去开启心念狭窄的小人的过程，也是使社会和谐的根本途径，儒者扮演通过打开常人的心念而完善现实政治，在民间力图使民俗和谐的角色。儒者首先有坚定的意志，然后能够将他的心念推广，天下人都合乎礼节，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君子通过不张扬的方式发扬他内心的品德，让自己的心念通达于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儒效》）。荀子认为圣人的智慧和才能指的就是心物融贯后，心自然通达万物之变后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