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确定法的总纲，法从属于礼。因此，礼是法的核心，是法的纲纪。《荀子》被誉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荀子高度认识到了隆礼重法、教化为先的重要性。“隆礼重法”是荀子治国之道的第一要点。
他把“礼”和人的基本欲望紧密联系起来，说明了“礼”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有运用好“礼”，对人的欲望加以规范，人的欲望才能更好地得到满足，而且大家都能得到公正的对待，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荀子认为，法的作用发挥需要以君子为条件。“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而培养君子的途径，就是劝学和修身，所以《荀子》第一篇就是《劝学》。在他看来，学行实践是进步的动力，存善与自省是完善自我的方法。通过学习和修身，人们可以成为德行完善的君子。
荀子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存在。“礼”的目的是调节人的欲望与有限财物间的矛盾，在礼义的规范之下达成自己的欲望。化性起伪，指用礼义法度等去引导人的自然本性，即改造人的本性，使之树立道德观念。修身的起点，首先是个体的生命存在。“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荀子·强国》）。

礼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欲望的节制。所谓节制，不是压制、控制，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养”，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更好地满足欲望。荀子的理论，简单概括，就是始于欲的追求，终于欲的满足，中间正是礼义产生的枢要所在。
礼义的作用是来调节人们之间的欲望关系的，通过建立一种机制，调节每个人的欲望，使强的人不要占有太多，使弱的人也能满足欲望，使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资能有一个合理的分配，使物质与人的欲望相得益彰，即荀子所说的“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最后达到“合于文理”、“归于治”的目的。
礼义的作用首先是节制人欲，所谓的节制人欲，只是为了防止某些人的欲望过度膨胀而产生争乱，而不是一般道家所谓的清心寡欲。荀子的节欲，其根本目的却是在于养欲，即“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即礼义的最终目的，还是养欲，最大限度满足所有人的正当欲望。
对欲望进行引导、节制，就是荀子礼义的根本目的。礼的产生，是人类在欲望的争夺、犯分乱理的多次教训之后，摸索出来的调节欲望的一种方式和机制。礼义不仅与欲望的调节有关，而且还与对情绪的调节有关。喜乐，多是因为欲望得到满足；怒哀，多是欲望没有满足。

礼与情的关系，早在孔子就已经定下了基调，即礼为人情之修饰，人情为礼之本质。荀子也继承了这种思想。荀子认为，凡人都有喜怒哀乐，喜怒哀乐需要有一个恰当的表现形式来表现出来，而礼正是表现人情所必须的。《荀子·礼论篇》：“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
每一种礼，都有它所要表现的人的情感。事生之礼，如吉礼、嘉礼、宾礼，是修饰人的欢愉之情的；送死之礼，如丧礼，是修饰人的悲哀之情的；祭祀之礼，是修饰人的庄重、崇敬之情的；军礼，是修饰人的威严之情的。所有的礼，都是以人的情感为基础。
礼将动物性的人的情感，通过修饰、包装为一种正式、隆重的、庄严的礼仪，使情感得以充分、畅快的表达。喜，有喜的表现方法，怒有怒的表现方法，这种植根于性情本身的修饰，才是礼义的真谛。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情感，只是人所具有之“端”，但对此“端”进行整齐修饰，以使之得以充分表达和释放，这就是礼的功能。

礼不能偏离人的喜怒好恶之情，这是对礼的一个根本规定性。儒家所倡导和主张的礼，正是因为有人之情感的深厚基础，所以才有其永恒的意义和价值，虽然一代有一代之礼，礼之表现形式可以损益，但礼本身却是不可或缺的。
礼义的产生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自然的情欲发生、发展的必然后果，如果任人的天性自然发展，则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危及人的生存，更不能够形成社会组织。
礼义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是为了控制情感的不妥善、不恰当的发泄而产生的。礼是用来安顿情的，如果礼最后非但不能安顿情，反而破坏情，那这种礼就不是真正的礼。

有人说，圣人是彼岸理想人格，君子则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格理想。荀子认为人们通过学习修养的最终目的或者说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成为圣人，这就是所谓“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但荀子指出，这种境界是不易达到的，需要专心致志、日积月累的艰苦努力。
圣人，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推断事物的人。所以，他根据现代人的情况去推断古代的人，根据现代的人情去推断古代的人情，根据现代的某一类事物去推断古代同类的事物，根据流传至今的学说去推断古人的功业，根据事物的普遍规律去观察古代的一切，因为古今的情况是一样的。

君子对于正确的学说，心里喜欢它，行动上一心遵循它，乐意宣传它。所以君子一定是能言善辩的。凡是人没有不喜欢谈论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而君子更是这样。所以君子把善言赠送给别人，觉得比赠送金石珠玉还要贵重。圣人、君子辩论细节能明察秋毫，揭示头绪能明白清楚。
那些学习的人，能遵行学到的东西，就可叫做士人；能勤奋努力的，就可叫做君子；能精通学到的东西，就是圣人。如果一心一意去争夺，名声反而会失掉；如果谦让，反而会得到。行为合乎法度，意志坚定，言论多半是恰当的，行为多半是恰当的，所考虑的事多半是正确的，对上能够发扬道义，对下开导不如自己的人，这样的人就可以叫做君子了。

行为合乎法度，意志坚定，不因为个人的欲望扰乱所学到的东西，如果这样，就可以称为正直的人了。修习历代帝王的法度，适应当时的变化；遵行礼节，处之泰然；治理政事，安定百姓，把亿万人团结得像一个人，这样就可以称为圣人了。才德全尽谓之“圣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什么是权衡事物的标准呢？回答说：就是道。把社会治理好的关键在于了解道。人靠什么来了解道呢？回答说：靠心。心靠什么来了解道呢？回答说：靠虚心、专心和静心。
虚心，就是不让已经储藏在心中的见识去妨害将要接受的知识；专心，就是不让那一种事物来妨害对这一种事物的认识；静心，就是不让烦杂的胡思乱想扰乱了智慧。想要求得道的人，达到了虚心的地步就能够得到道；想要奉行道的人，达到了专心的地步就能够穷尽道的全部；想要探索道的人，达到了静心的地步就能够明察道。达到了虚心、专心与静心的境界，这叫做最大的清彻澄明。

《荀子·修养》：“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礼”，早已成为中华文明的本质内涵与标志。古人讲“夷夏之别”，其实也就是文明和野蛮之别，最终标准就是看是否“知礼”。
“礼”既是反映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的仪式、礼节，也是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准则。古代时，许多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看到这里的人们普遍接受礼仪的教化与熏陶，在言行举止上以礼仪为美德，以至于人们待人谦恭温和，相互间关系融洽，发出由衷的感叹，称中国为“礼仪之邦”！
“礼别异”（《荀子·乐记》），就是通过礼，让我们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状态及区别。人与人是平等的，但不等于人与人的身份是一样的。我们要通过礼来认识不同的身份，还要认识到不同身份背后担当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