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政制的徘徊点 》  
                        
     现代理性反叛了，从马基阿维利到霍布斯以降；连试着以古典风范抗衡启蒙浪潮的卢梭，也莫名其妙的中了连环套，把人抽成了空壳。这似乎是现代性的一个毋庸质疑的共识：人，就其根本来说，是有着无限可塑性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成就，更证实并鼓励了现代理性的能力。再加上各式启蒙的祛魅，人，真的挣脱了一切规约，成了一件无所不能的东西。
     其实，古典理性要谨慎得多，至少柏拉图对人的前景并不见得乐观：一部《理想国》就绞尽脑汁的与人的本性相纠葛，试着去建构一个美好的政制；但最终，所谓美好政制，还是要取决于一种类似命运的东西：哲学与政治权力刚刚合适的协和、哲学与政治权力的携手并进；柏拉图深知这不大可能，所以，理想国仅仅是一种言说中的城邦。亚里士多德倒明确的多：一个好的政体，只能凭借机运；因为如果没有好的质料，就是说，如果人的自然本性不适合最佳政体，最佳政体将无法建立；而好的质料的获得，并不能靠统治者的手段，只能靠机运---这就带来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也是建立最佳政体的前提：人是什么？为此，古典学派们，以令人敬佩的勇气与毅力，把视域扩展到自然，又从自然等级中确立了人的位置，并最终获得了对自然目的的认识；人，人的理性也必然的趋向这一目的---当然，他们也找到了最佳政体的依据：自然就是善的；一个好的政体，恰巧是能使善的德性得以践行的秩序。然而，首先对此发起挑战的是马基阿维利。他降低了人的存在维度，以人的实际可能取代了人的应该可能，并自然的对德性与政治的关系重新诠释：政治生活不该受制于道德性，德性仅仅为国家而存在，而不是相反；好的政制是可欲的，它完全可以通过对机遇的驾驭和质料的改造来实现。这样一来，由于降低了维度，仅仅是一种能力，政治就成为一个技术，也是一个通过技术可以实现的东西。接下去，霍布斯、洛克、乃至康德，都在马基阿维利的基础上，将人的自然德性换成自然权利：或是自保的权利，或是舒适的权利，或是自由的权利，从根本上说，政治成了一种权利分配的技术。人与自然目的分离，人自身就成了一种空洞；换句话说，只要有了精巧的的技艺，有了精心设计的政制，人是可以被无限塑造的---一个根本性起点消失了，现代理性迷恋于技术，也仅仅相信，凭借技术就能建构最好的政制。因此，也出现了众多价值无涉的实证学派、科学学派，无不围绕技术作出努力。似乎无需说得太多，从启蒙至今，无数政制的走向，大都以人的改造、重建为己任，当然，也演绎了一场一场虐杀自然的悲剧；甚至，不得不诉诸于暴力。实际上，这是一项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其结果是，政制一次次崩塌，权力一次次更迭，人一次次的被改造。最终，政治失去它的目的，陷入虚无----人，政制的徘徊点，不同的起点，就有不同的人与政制的关系。面临现代性此起彼伏的技术浪潮，真正紧迫的是，必须还原自然的目的，必须还原对人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探寻最好政制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