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为什么就是偏爱朱瞻基?
一、朱瞻基是嫡长孙，出生时就有吉兆
朱棣还是燕王的时候,长子朱高炽就已经是朱元璋指定的王位继承人了，虽然朱高炽身体不好，但他的地位还是很稳固尊贵的。朱瞻基作为嫡长孙出生本来就是极大的喜事，更何况朱棣还在这个时候梦见朱元璋赐大圭给他，如此吉兆，朱棣能不喜欢朱瞻基嘛。有了这个先入为主，朱棣看着刚出生的小孙子，是越看就越觉得和自己长得像，越看越觉得英气逼人，气度不凡，甚至隐隐让朱棣下定了谋反的决心。朱瞻基这一下可不是含着金汤勺出生，他简直泡在了金汤里。
二、朱瞻基活泼可爱，招人疼
从朱瞻基当皇帝后还老是和重臣开玩笑，能干出半夜去逗杨士奇，用拔了牙的老虎吓人的事，很明显他的性格十分活泼可爱。朱瞻基本来就是在朱棣膝下长大的，天天有这么个活宝围着转，动不动就跟你撒个娇，哪个当爷爷的能不疼？
三、朱瞻基能力出众，堪当大任
靖难之役后，朱棣不止挑选当时最优秀的文武人才教导朱瞻基，也常常抽空亲自教育他，征战沙场更是时常带着朱瞻基一起，就是要他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在这种情况下，平庸一点的人真的会吃不消，但朱瞻基从未让朱棣失望过，不止文武双全，聪慧过人，更是头脑清醒，执政，经济富庶，史称仁宣之治，是当时无愧的明君。

3为何魏忠贤能吊打皇太极
通过以上对整个形势的分析，我们其实不难明白，当初魏忠贤能够吊打皇太极，主要的原因就是魏忠贤对整个战局的部署比较成熟，一方面通过征东南地区富商的税收来补给袁崇焕军队，让袁崇焕手下的士兵有精力作战，另外一方面还对西北贫困地区减少赋税，防止农民起义造反，还有一方面就是在山海关制衡着吴三桂，阻止吴三桂叛变。
后来崇祯把魏忠贤消灭了之后，这个战略部署彻底沦陷，袁崇焕军队失去军饷，从而发生内讧，农民因为税收过高，从而出现李自成的造反，吴三桂眼看大明就要亡了，自然也要考虑自己未来，就带领清军入关了。
04结语
对于一个奸臣的评价，也许我们也应该结合历史现实来抛开个人情绪进行评价，因为有的人，可能在大部分人眼中都是一个坏人，但是因为他做对了那么一些事情，在历史的角度而言，这样的人实际上就是有功劳的，毫无疑问，魏忠贤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功劳的奸臣！

魏忠贤临死前的话，崇祯想了17年直到兵临城下才明白
魏忠贤作为我国最出名的几名宦官之一，绝对是没有什么好名声的。打压忠良，排除异己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但是魏忠贤真的是奸臣嘛？其实并不见得，这件事还要从明朝的统治方式来说起。
众所周知，明朝是在当时非常先进的君主立宪制。不过这也导致了我国几千年来文武平衡的局面被打破了，文官们在最初皇帝还有一定掌控能力的时候还算是老实，但是在东林书院成立之后，便开始无限制的打压有才之士。
当时的东林党完全就是一副志大才疏的代表，往往最擅长的是发现问题，但是在解决问题上面却是没什么能力。最为可怕的是他们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而在有才之士自告奋勇的时候，非但没有采取鼓励的态度，反而进行轮番轰炸。往往将其打压至贬官才算是罢休。魏忠贤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出现的。
明熹宗当时已经深知他对东林党的控制力已经微乎其微了，再加上东林党实在是太过分。所以对待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其铲除，所以他扶持魏忠贤铲除东林党。本身这可以说是明朝最后的一个机会了，但是因为熹宗英年早逝，所以魏忠贤便失去了最大的一个靠山。
崇祯登基之后可能是觉得他可以掌控东林党，所以他便不顾熹宗的临终之言，毅然铲除了魏忠贤。而当时在朝堂之上，魏忠贤便说了一句“东林党人志大才疏，用他们治国必出乱子。”事实证明魏忠贤这句话绝对算得上是对崇祯的忠言了。当时崇祯因为害怕权势熏天的魏忠贤威胁自己的统治，所以他只能将其除掉。对这句话也是似懂非懂。
但是其实这句话其他人是听懂了的，但是却不敢对崇祯说。因为当时整个朝廷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已经被铲除的魏忠贤势力。第二个就是东林党。最后一个就是他们这种中立派。但是这个时候崇祯铲除魏忠贤之后便一定会重用东林党。所以这句话一旦说出就代表着要受到东林党的各种打压。
不过之后崇祯也算是终于明白了魏忠贤的这句话，不过却为时已晚，因为当时距离他上吊自杀的时候仅仅隔了五天。李自成的大军已经目所能及。所以这个时候的崇祯无论多么的悔恨，也就只能淡淡的说一句“厚葬魏忠贤”。

浅议帝王之心与帝王之术
首先来说，帝王之心与帝王之术都是帝王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帝王之道，就是指作为一个帝王所应有的是态度，知识，智慧，管理，预测等等能力的综合。为帝王者，一人为天，大权在握，审时度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心宽以容天下，胸广以纳百川。其实说白了，为帝王者应该要有气魄，口才，不一定博学，但不能缺乏常识，不一定会做，但一定要会用人，善于招揽人心。而帝王之术就是就是体现出帝王之道的一种谋略。帝王心术属于权术范畴.简单来说，帝王之道就像是药方，而帝王之心与帝王之术就是使用说明。
一、何为帝王之道？
帝王之道，又名“人君南面术”，古代帝王以坐北朝南为尊，古人南面称王也，故此得名。所谓“人君南面术”，即为治国之道、帝王学、统御天下之术。
“人君南面术”是古代帝王治国之道的政治哲学，这政治哲学涵盖哪些内容呢？范围太宽泛了，各门类学问或轻或重、或多或少都涉及到。那么，帝王要掌握好那些要点呢？在先秦时期，诸子各家均提出过治国安邦的方略，唯独法家的方略最受封建帝王青睐，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子》是历代帝王必研之学。
作为帝王在统治上要面对的无非是三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对民，怎样才使民富足及顺服；
二是对吏，怎样才能使官吏更有效的为政权服务；
三是对己，该怎样巩固自己的权势、修养自己的德行、平衡各股政治势力，才不致被其它政治势力所威胁。
这三个层面的问题该怎样解决，须采取怎样的方略？
《韩非子》以“法”、“术”、“势”三位一体来解决这问题。
何为“法”？“法”者，治民之法典；
何为“术”？“术”者，驭吏之权术；
何为“势”？“势”者，巩己之权势。
对于君王而言，“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都是帝王手中的治御工具。以势为后盾，用术来驾驭群臣，用法来统治人民，此为帝王之道的根本。除此外人君南面术还应兼盖权谋学、运筹学、管理学、阅人用人术、纵横术等诸多学问辅助运用。
帝王之道是一门综合性、特殊性的哲学。
二、帝王之道都包括什么？
个人认为，我们可以把帝王之道简单的分成三大部分，既：王者之道、统御工具、纵横捭阖。
1、王者之道
1.1清心明察，无为而治
君王治国之道是“清心明察”和“无为而治”。
所谓“清心明察”即“清心寡欲、不惑馋言，洞悉人心、洞察人性”。做到心要清明，辩别忠语馋言；眼要锐利，洞悉人心人性，辨别善恶、真伪。
所谓“无为而治”并非是什么事都不做，而是“以无为而有为”。
《道德经》的思想核心是“道”，“道”是无为的，但“道”有规律，以规律约束宇宙间万事万物运行，万事万物均遵循规律。
引申到治国，“无为而治”即是以制度（可理解为“道”中的规律）治国，以制度约束臣民的行为，臣民均遵守法律制度。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是以法治国，而非人治；人过多的干预社会秩序则乱，法治则井然有序。
“无为而治”对于帝王个人准则而言，即是清心洞察、知人善任，将合适的人才摆在合适的岗位上，具体事情分摊给臣下去做，不必事必躬亲。
1.2事不躬亲，知人善用
《吕氏春秋》认为，“有道之主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意思是一个懂得领导艺术的君主要经常把“不知道”和“怎么办”挂在嘴上，装出一副糊涂的样子。这样才符合老子所说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宗旨。
既然帝王之道强调君王要少说话，少做事，那么君王有什么事可做呢？古代智者认为，在治国理政上君王可以什么事都不做，但有一件事非做不可，那就是求贤。
《荀子·大略篇》说：“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墨子说：“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逸于治事”；《吕氏春秋》也说：“贤主劳于求人，逸于治事”。
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业。汉朝开国之君刘邦，计谋不如张良，用兵不如韩信，理政不如萧何，但刘邦最大的本事是识人用人，揽天下能人为己用。
王者不能事必躬亲，也不需样样精通，但要懂得识别专才，知人善用，以调动天下人才之积极性为己用，此乃王者之大道。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
识人、选人、量才而用是古今成就王者的关键。

三、纵横捭阖
权谋天然地不受一切仁义道德、公平正义的约束；它甚至没有任何原则可言，唯一的原则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权谋的合理性取决于权谋的结果，即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也。
时过境迁，在现代社会感觉谈帝王之道似乎与我们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当今社会，一个团队的管理者要想要更好的带领团队，古代这些成功的帝王之道，确实会提供给我们一些启发。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很多解释应该是古为今用的，所以对传统的选择主动权还是在我们自己手上，能不能很好地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这个责任也在我们自己。中国文化的内容都是相通的，我们现在学习它一定要融会贯通。

魏忠贤由于与控制舆论的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而使他的坏处被无限放大了。其实，魏忠贤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很讲原则的。
　　（1）皇太极猛攻锦州时，袁崇焕与监军纪用一起下令不许出战，任凭赵率教在锦州苦苦支撑，在锦州破在旦夕的时刻，满桂公然违抗袁崇焕的不抵抗命令，主动出击，冒死以救锦州。宁锦大捷后，魏忠贤论功行赏，升了血战有功的满桂、赵率教的官，而罢免了畏敌避战、不救锦州的袁崇焕。鉴于公论，魏忠贤并没有因为这位一心热衷于议和的袁崇焕在宁远城给他修生祠而放过他在宁锦之战中的怕死避战之罪，也没有因为毛文龙上书力保和他作对的东林党人而处分毛帅，这也是为什么天启朝后期关外局势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原因。
　　（2）天启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袁应泰丢掉辽阳。而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延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责任不应该让他来背。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查办了许多当初弹劾熊延弼的文官，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是这些文官书生误国，亦确为大弊。而后魏忠贤立刻起用熊延弼为兵部尚书，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同在关外的熊延弼也受到株连，被传首九边。这里熊延弼是受到王化贞的拖累而被杀，虽然他是由魏忠贤主张上台的，但九堂会勘定案，实无免死之理，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3）魏忠贤接连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骨子里和自己作对的，但魏忠贤在边关大事上还是容忍了这些清流官员；只是到了天启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的根本利益，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并匆忙让自己的心腹刘廷元替换掉屡与自己作梗而将要去南京赴任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的袁可立（时为天启六年十一月），这些至少说明魏忠贤也有爱国之心，非因大过而一无可取。因此有关崇祯皇帝在亡国前又想到了已被自己赐死的魏忠贤的说法似乎也不无道理。魏忠贤主政期间，国内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想想为什么魏忠贤当政时关宁防线得以组建，基本上没什么人造反，孙承宗修关宁防线不缺钱，而东林当政后关宁军守防线都那么紧张，国内屡次造反？
　　（4）从经济方面来看，东林党反对向士绅纳税，反对向商人手工业者和矿主纳税，代表了大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矿业主的利益。但这实际上变相使帝国财政匮乏。而魏忠贤执政几年，坚定地延续了万历的矿监政策，极力向中上层征税，使帝国不至于被财政拖垮，崇祯上台重用东林党，撤销了这一政策和加征三饷反而从侧面肯定了这一政策的可行性。
　　（5）没有证据表明魏忠贤在执政时有过侵害百姓，肆意杀民的行为，和刘瑾、严嵩等人相比贪得实在不多，就算相比权势也没有多大，况且执政时间也不过区区三年多，要说为祸甚烈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6）魏忠贤还向国家捐款，用自己的私产资助辽东战事兵器马匹等物品。辽东巡抚袁崇焕疏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边事，誓图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觧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而勇，以有今日。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
　　——《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卷十二》
　　（7）两浙受灾，魏忠贤主张，免除为皇家输送物品的专营户向内库交纳的孝敬费用。征用物品入库，须交纳小费，以便验收合格，这是明朝管库太监创制的恶例。废除这个恶例，魏公公也算多了一件德政。
　　甲字库是保管染料、布匹、中草药的部门，里面存放的物料，都是由江南一带“岁供”上来的，内廷各监（二十四衙门）要是有用到的，就可奏准领取。
　　这地方看似平常，其实是金字塔下层一个很不错的阶梯。因为只要管物，就有贪污、勒索的机会，皇帝也不可能在这地方安置一个千里眼实时监控。有了贪污的可能，就有了结交上层的资本金，路从此就活了。
　　皇家内库的猫腻，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大太监得了好处，他不会说的。皇帝高高在上，也想了很多办法禁止内库贪污的弊病，但他想不到，宦官为了贪污能聪明到什么程度。《明史》上说：“内府诸库监收者，横索无厌。”这就是说，内库保管员的好处，不光是能够直接从库里拿，还可以额外索取。宫里的物品，一般是指定专业商户来提供的，这叫“解户”。解户运送供物来入库，管库宦官可以在质量上卡你，说不合格就不合格，你得另外再去置备，折腾死你。这小小的权力，这么着就能变钱——交了钱，就让你顺顺当当入库
　　这甲字库，是个索贿的好地方，在明代这是出了名的。史载：“甲字、供用等库，各处官解进纳一应钱粮，被各库各门内官、内使等人指以铺垫为名，需索面茶果、门单种种使用，致解户身家倾毙。”这里提到的所谓“铺垫”，就是勒索的方法之一。
　　明代设立内库，仓库保管员由宦官担任，是一大发明。而这些仓

为什么明朝专权的太监权力再大也会被皇帝一句话轻松撂倒？
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产生了这样的现象？感觉大家的回答没讲清楚关键点啊...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明朝的宦官没有兵权。
当时宦官最高的职位有两个，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按照明朝的制度设计，前者是代皇帝朱批的，也就是在皇帝忙不过来的时候，充当皇帝的秘书在内阁起草的文件上写＂同意＂或者＂不同意＂；后者是管印的，在朱批好的文件上盖印，发回内阁施行。
这里面就有问题了：当皇帝怠政，而内阁又不受信任的时候，司礼监的这两个位置的宦官就坐大了。因为皇帝不处理内阁草拟的文件的话，就是司礼监来处理，此时皇权的实行者就是司礼监的秉笔和掌印太监。如果有太监能够身兼秉笔和掌印太监，那他基本就是皇帝了，比如魏忠贤。
但是，明朝的宦官没有兵权，他们只能披红和盖印，并不能调动军队，尤其是禁军。这一方面是因为皇帝虽然怠工，但也不傻，兵权都在自己手里握着，只是让宦官代自己处理政务；另一方面，明朝的军队不是写个文件就能调动的，宦官本身不能带兵，而以皇权调动军队是需要非常复杂的程序，程序的执行者是文官集团，而文官集团不可能老老实实听宦官指挥的。
明朝宦官的对照组是唐朝宦官，唐朝末期的宦官是可以废立皇帝的，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唐朝的宦官是可以募兵和带兵的（也就是军政，军令和军需都可以参与，而明代的宦官最多是御马监的太监可以参与一下军政和军需，造反最需要的军令却不能参与）。朱元璋在开国的时候深感唐朝宦官之祸，特意进行了制度设计限制宦官。
以上这些话用一句比较抽象的话总结就是，明朝宦官的权利是皇权的衍生，其来自于皇权，但在制度上不可能取代皇权。
一般来说，皇帝、宦官、内戚、文官、武将是国家内互相博弈的力量。
在明朝则是皇帝、宦官和文官集团之间互相角力。由于朱棣的原因，藩王内戚是严格提防的对象，他们实际上是不可能翻身的。武将则是由于以文治武的策略，导致只有官阶，没有足够地位。而文官的势力一直强盛，就算废掉宰相，但是后来发展出内阁，整理实力更加强大了。
由于文官集团的势力是最强大的，皇帝无法单独抗衡，所以皇帝会故意培养宦官的势力，这样皇帝联合宦官可以和文官集团相抗衡。这也是为什么皇帝开始让宦官读书的原因，在朱元璋朱棣的时代，宦官想拿笔，门儿也没有啊。这样的监权实际上是依附于皇权的，所以皇帝想收拾宦官很容易。
另外，宦官想拉拢文官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形成一定程度的联盟，也是文官主导，典型的如张居正和冯保。魏忠贤是一个特例，他确实控制了很多文官，下面的五虎都是朝廷中重要文官，这也是为什么崇祯搬到他还是花了不少力气的原因。为什么宦官很难拉拢文官？我想原因很简单，文官看不上他们。文人之间还相轻呢，何况对没文化的人呢？再者文官都是科举上来的，十年寒窗，在他们眼里，宦官靠给皇帝看看大门、扫扫地、倒到马桶上的位，根本不入流。可惜文官后来越来越保不住自己的风骨，终于在九千九百岁爷爷那里堕落了。

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了。
国破家亡，人财皆失，时人短视，疯狂逃税数十年，自以为占了大便宜，却不知这实乃地地道道的自杀之举，可悲可叹。
东林党人一方面指责皇帝与民逐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缁铢必究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
让我们看看汉武大帝是如果严惩偷税漏税者的
在与匈奴的战争后，汉帝国的国库为之一空，汉武帝必须要推出一种创新的聚敛财富手法，才能使战争和自己的享乐生活继续下去。于是，元狩四年(前119年)，他颁布了“算缗(min)”和“告缗”令。
所谓“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百二十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征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征税一算。同时为了避免这些人逃掉商人的身份，武帝还特意为他们另立一户口册——称为“市籍”。
在“市籍”中的每个人都要主动向政府自报个人财产，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这就是“告缗”。
如果不再向下看，我们很为武帝的这一举措拍手称快。商人牟利与农夫不同，其所得与所付出在任何时代都不成正比，这样的人有交纳高税的义务。但是，人性是贪婪的，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多，付出的少，税越低越好。汉武帝时代的商人不会因为自己少交纳了税而感到伤了自尊，也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尽权利而感到害羞。
武帝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鼓励告发，并且奖励告密者。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
但是在执行中，困难还是有的。比如有官员与商人勾结，帮助商人逃税。武帝在处理了这样的几位官员后，于前117年，特意任命杨可主持“告缗”。也就是说，专门成立了一个由杨可负责的机构，这个机构如同今天的信访办，接纳的人就是那些告密者，而工作内容主要是针对被告发逃税的商人。三年后，杨可的工作业绩突飞猛进，武帝再申告缗令。一时间，全民上下，尤其是那些受苦受累的农夫得到了向富人报复的机会，他们或是三五成群，或是单枪匹马，从帝国的各个角落来到京城，进行告密。
据说，杨可这个部门如同今天饭菜特别可口的特色饭店，来吃饭的人都要提前领号，很久之后才能接见自己。“告缗”的结果，让汉武帝非常满意，朝廷得到了以亿计的财物，田宅无数，许多商人中产之家只好宣布破产。
不过，一种制度的目的如果不纯粹，那么，在其执行时，就会被人利用。在如火如荼的经济告密的背后，往往掺杂了许多人私人目的。比如，有人就通过朝廷鼓励的“告缗”，把平时的怨家给轻松地解决了。当告密如同秦国时已经成为国家法律，那么，遵纪守法就成了百姓的义务。即使无密可告，因为有激励因素在里面，许多人也会找出秘密来上告。
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筹措了雄厚的资金，最终打败匈奴，攻占南越、东越(广东、广西)，建立了“东西9302里，南北13368里”(《汉书·地理志》)，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