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擢司马光枢密副使，可是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奏疏，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陕西省西安市）。
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司马光看到他的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因而被罢官。司马光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提政事，埋头编撰《资质通鉴》，时间长达十五年。

王安石任宰相后，又推行了保甲法和养马法。保甲法也可以说是民兵制度，乡村住户每十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有必要时，还会成为战斗后勤人员。
养马法是保马制是让百姓几家合力为国家养马作军事用途，因为北宋缺乏牧区，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后来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徒增民扰，后来养马法被废止。

不久，又实施了淤田法。我国古代常截引浑浊河流的河水来灌溉农田，利用河水浸润土地，利用水中夹杂的淤泥来改善瘠薄的土质，增加土壤肥力。
这种人工淤田的方法早在战国时就已普遍运用。《汉书沟洫志》就有记载魏国曾经引漳水灌溉河内的农田，把原来的盐卤之地变为良田沃土。汉朝用泾水灌溉渭河平原，唐代引汴水淤积下游洼地，都给人民带来利益，历代都采用这种截流方法淤田，规模不断增大。
但是淤田法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在引流河水之后，极有可能会淹到河边百姓的田屋冢墓，这也是旧党反对淤田法的主要原因之一。

淤田法之后，又颁行了募役法。
唐朝时创制的两税制，是把田租、户税、徭役都合并到田租一项里面，分夏秋两季征收，两税之外不得另征。政府要兴建各种工程，就得出钱去雇佣百姓。
而宋朝的两税制是田租、户税分夏秋两季征收，政府要兴建各种工程，如皇陵、宫观、水利工程等，百姓要免费为政府劳动。

在北宋，和尚、道士、尼姑、单丁户、官员是不用服徭役的。王安石推行的募役法也称免役法，以钱代役，实行全民交钱的制度。
官府要建各种工程时，百姓不论贫富都不用出人出力，直接掏钱就行，官府再用这些钱雇人建工程。以前享受特权的和尚、道士、尼姑、单丁户、官员现在必须要按照拥有的土地作为标准交钱给官府。

寺庙、道观和官员都拥有很多土地，都是有钱有势的，王安石也不好太得罪他们，只交规定的一半钱即可。但是你不想出工只想出钱，还得多掏20%，这叫免役宽剩钱。预防灾荒的时候，政府有钱来赈灾。
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民回乡务农，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但极贫的下等户往往交不出募役钱，官府又强行要贫户交，贫户不得已只得向富户借高利贷，加重了贫户的负担。免疫法使得以前免徭役的官员们也要掏钱，这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就以贫户大多要以借高利贷的为由来攻击募役法。

募役法之后，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又进行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取消唐代的诗赋取士，改为经义取士。
每个人对经义的理解都不同，导致后来解经的人越多，经义就越乱。这种情况下经义统一就成了必然，宋神宗把这个重任交给了王安石，在熙宁八年颁行了《诗经》、《尚书》、《周礼》的王安石经义版，将之立为官学。
王安石不仅将自己的经义注讲作为考试标准，他还把进士科所考的“五经”科目做了变动：废掉了政治哲学的第一经典《春秋》，替换为《周礼》。

《春秋》被排除出官学体系，让那些急于求得功名的士子们不必在这上面耗费时间。王安石推行的科举改革，连一向反对他的司马光也誉之为“百世不易之法”，只是批评王安石不该以“一家私学”作为取士标准。
王安石的这一改革，可以说是成为科举历史上唐代诗赋与明清八股文之间的一个转折点。清代史家王鸣盛甚至认为宋代有义士，唐代则没有，其中原因就是宋代重道学而唐代重文词。

北宋初期，富户的田产有增加的，官府规定其缴纳的赋税并没有增加；而贫穷农户的田产减少，官府规定其缴纳的赋税却没有减少。
据《宋史》记载，当时有很多逃税漏税的情况，甚至有百亩田只缴纳四亩田税的情况。
早在仁宗景祐年间，郭咨和孙琳丈量肥乡县的土地，免除400家没有地却要缴税的民户，纠正100家有地却没有缴税的民户，收逃漏税款80万贯。
随后郭咨在蔡州又清查出26930多顷的漏税田。郭咨将清查田亩的方法步骤等归纳了四十条，打算继续清查，却招致豪强的强烈反对，清查工作最后不了了之。

在古代，有“支移”和“折变”等刮民脂的名目。支移，是百姓交税粮的时候，官府要你送到指定地点去，如果你嫌远不想去也可以，乖乖地掏运输费。甚至还有要求运送到千里之外的，这样一来“支移”附加的钱款比税粮还高。
折变，是指百姓交税的时候，本来应该交粮食或布匹，官府偏要你折算成钱交。当然，折换率是官府说了算。甚至有更狠的，先把粮折成钱，再把钱折成绢，这样折上个三五回，本来只需要交三匹布，经黑心的贪官污吏一折算就变成了需要交五六匹布。南宋时的布帛折钱，开始是一匹两贯，后来改为六贯，最后折成十贯。几折之间，百姓要缴纳的布帛税率上升了数倍。

有官吏说了，粮食入官仓后，会被老鼠鸟雀虫子偷吃，这个损耗得让老百姓补交，即鼠雀耗。有时官府犯穷了，还会提前征收两税，秋粮还没收割就收秋税，这叫预催；今年已经交过了，又要求提前交明年的，这叫预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反正百姓是冤大头，没得选择。

在税收方面，王安石也制定了新法，颁布了方田均税法。“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地肥瘠情况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
方田均税法的目的是对没有使用的土地，如陂塘、道路、沟河、坟墓、荒地等都不征税，使良田税重，贫瘠田地税轻，还规定各地税收总额不得超过配赋的总额，防止官员中饱私囊。

方田均税法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隐田逃税的现象，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贫户的负担。
但方田均税法触犯了豪强地主阶级的利益，部分官员也拥有大量田地，同样也存在着隐田逃税的情况。
因此土地丈量工作障碍横生，官吏徇私舞弊，到元丰八年（1085年）被迫停止，共推行了十四年。

在这十四年的时间里，仅测量出了京东、陕西、河北、秦风、鄜延五路（相当于五个省）的田地，但这五路的田地就有2484349顷，占到了全国田税登记在册的54%，这还不包括物产丰富的淮、浙、江、湖、闽等地区，隐田漏税之严重可见一斑。
由于地主豪强的强烈反对和阻挠，元丰八年后，方田均税法时断时续，到了宣和二年（1120年）已经完全废止，已清丈的田地全都依照旧法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