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7）【爱新觉罗·福临卷】
出现“逃人”之后，清廷非常重视。
不重视也不行，随着统治区的扩大、八旗人员的增多，劳动力的需求量特别大。他们不懂什么社会形态、生产关系，只知道没有人干活肯定不行。对于八旗贵族的心情，现在逢年过节时，“北上广”地区的雇主们大概最能理解。
于是，清廷不断加大对“逃人”的处罚力度，颁布了许多相关法令，合称为所谓的“逃人法”。从刚开始的体罚，到抓获后直接处死，后来就连有逃亡想法的人也要处死，再后来又发展到家人连坐。
即便如此，逃人的问题仍然严重。
到了顺治年间，朝廷发现，“逃人”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因为有人私自窝藏他们。
“逃人”根本不怕死，怕死就不跑了。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好吧，既然他们不怕死，那些窝藏他们的人，也称为窝主，有家有业的，总该怕死吧。
因此，朝廷决定，从下游“销赃”渠道入手，重点打击窝主。顺治颁布诏令，凡窝逃者，本人正法、家产籍没；家人流、徙关外，给八旗边兵为奴。
很不幸，耿仲明正好赶上了这个“好时候”。而选择自杀，可能他觉得一人做事一人当，免得连累家人。
其实，耿仲明死得相当冤枉。
首先犯罪的不是他，而是他的手下，而且当多尔衮派人询问时，他的认错态度也很好，立刻组织自查，交出了三百多名嫌疑犯，同时上书请罪。
当时正值用人之际，了解情况以后，多尔衮并不打算追究，不仅对他宽大处理，连他的手下也免于死刑。
按理说，这已经算相当好的结果，可事情坏就坏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上。
如果大家还记得，当年辽东十万火急，袁崇焕快马加鞭从广东赶到京城，尚且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可能在负责的官员看来，发个免罪的文书不算啥急事儿，走的一般流程，驿站“平邮”。
结果，一件皇帝不急，太监也不急的事，急死了耿仲明。
你说冤不冤枉？
更冤的还在后面，当他的死亡通知传到京城，多尔衮反而火了：谁让你死的？
古人常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反过来也一样，君没要臣死，臣不能随便死。
随便死的后果很严重，不许祭奠、不发抚恤金、不让后代继承爵位。
除了耿仲明个小插曲之外，诸路大军整体的平乱任务基本圆满完成。全国的形势，又回到了大清稳步推进的正轨。

（259）【爱新觉罗·福临卷】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嫌疑人呢？
有的。
刑侦人员在破案的时候，也经常会反过来考虑，受害人死亡之后，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可能有人会说，那不废话吗？当然是顺治啊，不又绕回来了嘛。
其实我想说，很有可能，还真没那么理所当然。
我们来想想，从多尔衮的死，顺治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亲政了，再没有人分他的权力了，对吧？
可仔细想想，其实这是逻辑误区。即便多尔衮不死，只要不造反，顺治早晚也要亲政的。皇帝大婚以后，就要亲政，这是规矩。为了迟早属于自己的东西，有必要铤而走险吗？
如果说为了大权独揽，或者怕多尔衮造反，那也不太科学。要知道，谋杀多尔衮的风险确实也很高啊。一旦事情泄漏，或者杀人失败，等待顺治的将会是什么？皇权虽然被限制，但也比没有强吧？顺治愿不愿意，或者敢不敢冒这样的风险，还是个问题。
顺治年轻，但处事老成，这么大的事，不会不全盘考虑。
那么，有没有比顺治获得利益更多的人呢？
个人认为，应该是有的。
准确的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集团。
孝庄太后，及其家族。
在本文的【皇太极卷】里，我们介绍过“崇德五妃”，说她们清一色都姓博尔济吉特。
为什么大清的皇族对这个姓氏的女人情有独钟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成吉思汗的全名叫博尔济吉特（孛儿只斤）·铁木真。因此，这个姓氏相当于蒙古的国姓。在成吉思汗死后，只有他的直系后裔—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人及其后代，才有资格继承汗位，被称为“黄金家族”。后来，拖雷之子蒙哥夺得蒙古汗位，这个范围被进一步缩小为拖雷的后代。再后来的事，大家也知道，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内讧。最终忽必烈胜出，建立大元。严格来说，“黄金家族”的范围又被缩减到忽必烈一支。
由此可见，姓博尔济吉特，不一定是“黄金家族”，但“黄金家族”一定姓博尔济吉特。
娶到博尔济吉特的女人，就等于娶到了蒙古的正统，如果碰巧这个女人来自“黄金家族，那就是正统中的正统。
孝庄太后，既姓博尔济吉特，又是“黄金家族”的后裔。
这样一来，顺治身体里，一半流淌着爱新觉罗家族的血液，另一半流淌着“黄金家族”的血液。从蒙古的角度讲，由他来当皇帝，也相当于“黄金家族”的后裔在统治天下。
这既是蒙古帝国的荣耀，也是科尔沁部的荣耀，更是孝庄太后家族的荣耀。
为了保住如此的荣耀，杀个所谓的“摄政王”也是十分值得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说，多尔衮多个鸡毛！
那么，动机有了，有没有实施的可能呢？
似乎也有的。
多尔衮死的时候，孝庄的大哥，吴克善就在现场。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做了什么，但至少脱不了嫌疑。
另外还有一点嫌疑，顺治亲政以后，娶的第一位皇后，就是吴克善的女儿。
这算不算一种利益交换，也未可知。
看来一代还不够，他们要把两家的血脉继续融合下去。
从这个角度讲，孝庄的嫌疑确实很大。为了保护儿子，她愿意冒任何风险；为了家族的利益，她也会义无反顾。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后来顺治钟情于别的女人时，她的反应会那么强烈。
说了这么多，能不能确定是孝庄她们干的呢？对不起，我不能。只能说，孝庄的嫌疑，要比顺治大。
最后，我还要说一种可能，或许所有的怀疑都是错的，多尔衮真的纯属自然死亡。
可能因为破伤风，或者外伤感染，处理不及时，导致死亡。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绝不排除这种可能。
有人可能仍然怀疑，为什么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这个时候（亲政之前）死？
没有为什么，说白了，就是巧合。
如果历史读的多了，你就会发现，中国历史进程走到今天，可以说，有一半都是巧合。
有时候，结论其实并不那么重要，趣味往往在于我们思考的过程。

（261）【爱新觉罗·福临卷】
处罚暂时停止，晋升却悄然开始。
顺治当然不会忘记当年冒死支持他的同志们，尤其最忠诚的索尼和鳌拜。
亲政之后，顺治第一时间召回索尼，不仅恢复其世职，晋升为一等伯，还一口气将其提拔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内务府总管。
议政大臣，前面我们介绍过，在最高决策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工作。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另外两份工作。
首先说“内大臣”，清朝独有的官职。
清初，朝廷设立了侍卫处，专门负责皇帝的安全，属于皇帝的亲军。
所有的侍卫，只能从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中挑选，根红苗正。侍卫处总共有五百多人，相当于现在的一个营。
侍卫处的最高长官称为领侍卫内大臣，但不止一个人，通常有六个，因为上三旗每旗都要选两人。注意，不管领导还是小兵，只能在上三旗中产生。如果有人跟你说，他祖上做过正红旗领侍卫内大臣，那劝你离他远点。
总共一个营的兵力，分六个人管，每个人大概相当于管一个连。
可千万不要小看六个小“连长”，他们的品级可是正一品，武职中的顶级。很多将军打一辈子仗，也不一定混到这个位置。
内大臣的品级比领侍卫内大臣稍微低一点，从一品，但在大臣当中地位也相当高了。
接下来，我们说“总管内务府”，俗称“内务府大总管”。请注意，不是太监，不是太监，不是太监，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也许受了粗制滥造的宫廷剧影响，很多人一听“大总管”就以为是太监。事实上，完全两码事。内务府大总管，官级正三品（后改正二品），是正儿八经的朝廷官员。更何况，大清吸取了前明的教训，对太监管控非常严格，不可能给这么高的官位。
那么，内务府到底管啥？
啥都管。
只要跟皇帝生活有关，什么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归他们管。皇帝的私房钱（内库），也经由他们收支。哦，对了，前面刚提到的太监（宦官）们也在内务府的管辖范围，这可能也是大总管被误会成太监的原因之一。
工作都介绍完了，我们回顾一下索尼的权力范围。大到国家的重大决策、皇帝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小到皇宫的生活琐事，家里家外，都归他管。
何等的信任！
对鳌拜自然也不含糊，将其提拔为议政大臣，随后又进为领侍卫内大臣。

（262）【爱新觉罗·福临卷】
尽管顺治表现出“只升官，不降罪”的姿态，但所有人都知道，该来的总会来的。
原本依附多尔衮的大臣，比如苏克萨哈，纷纷倒戈，上书揭发多尔衮的罪行，以求与其划清界线。
对于大臣们的动作，顺治一直没有表态。除了在暗中继续观察他们的动向之外，其实也在等待，等那些“实权人物”的态度。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二月，郑亲王济尔哈朗突然发难，联合巽亲王满达海、重亲王博洛、谨亲王尼堪共同上奏，列举数条多尔衮的罪状，并请求削去他的尊号。
当年努尔哈赤时期的八贝勒（四大贝勒、四小贝勒）中，济尔哈朗已经成为目前硕果仅存的一位。其地位和影响力，可想而知。
满达海是代善的儿子，博洛是阿巴泰的儿子，尼堪是褚英的儿子，都有显赫的背景和不俗的战绩，属于朝廷新贵。
事实上，另外仨人原本也依附多尔衮，在不久之前，刚刚被任命为“理政三王”，协助处理朝政。只可惜，还没来得及协助，领导就再见了。
在济尔哈朗的劝说下，他们终于也能“识时务”，旗帜鲜明地反对多尔衮。
有了这帮人的支持，顺治感觉时机成熟，当机立断，对济尔哈朗提出了书面表扬。
在这种形势下，局面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一场清算多尔衮的运动拉开帷幕。
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最终正式确定并宣布多尔衮的十四条罪状，判处死刑，追夺一切封赏。
量刑重倒可以理解，可问题多尔衮已经死了，怎么执行呢？没关系，中国人有办法，毁墓掘尸，斩首示众。
随后刚林、何洛会、冷僧机、巩阿岱、锡翰等人相继被处死，籍没家产。属于宗室的，削去爵位，子孙开除宗籍。
这里重点提一下冷僧机。
在被清算的人当中，他的出身应该说最低，原本只是一个家奴。当年他为了上位，出卖了主子莽古济，还污蔑莽古尔泰，借以投靠了皇太极。后来皇太极驾崩，他又极力谄媚多尔衮。有一次，多尔衮生病。他和锡翰狐假虎威，逼着顺治前去探望。
在这次清算行动中，因其罪孽深重，第一批死刑名单里就有他。可不知为何被宽恕了，死刑没有执行。
本以为逃过一劫，可没过多久，处理锡翰的时候，顺治又把他想起来了。这次没跑了，直接被处死。看来，坏事做尽的人，终归没什么好下场。
当多尔衮被清算时，最提心吊胆的人当属多尔博。刚奉旨过来给人家当儿子，还不到俩月，如果为此遭到株连，被咔嚓了，那可真比赵四他爹死的还惨。
幸好顺治没有杀红了眼，明白多尔博并没有什么过错。于是，多尔博得以认祖归宗，回到多铎一支。当然，这也不能算惩罚。本来多尔博过来就为了继承爵位，现在爵位已经没了，留在这也就失去价值了。再说拣回一条命，偷着乐吧。

（264）【爱新觉罗·福临卷】
最后，我们来简单讨论一下，多尔衮到底有没有罪。
这个问题，得一分为二的看。
对于顺治来讲，多尔衮肯定有罪，因为要抢他的皇位。
这又回到另一个问题，多尔衮到底想不想当皇帝。前面也大概提过，我的观点是，他一直有这种想法，而且随着权力的膨胀，欲望也越来越明显。
有人把多尔衮比作周公，认为他只想辅佐顺治，并没有称帝的打算。
我觉得，从他的行为轨迹来看，他不像周公，更像曹操。
当然，也许有人仍然坚持认定他不想篡位，理由是多尔衮到死也没称帝。
这种理由也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怎么充分，因为当皇帝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比如前面【引文】中说过的也先，那么有实力，也只不过封自己为瓦剌的太师。再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为什么诸侯都快没了，天子还在？
难道他们不想当皇帝（大汗）？当然想。
可惜他们缺乏当皇帝的正当性、合法性、正统性……总而言之，就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因此，正常情况下，很少有人会硬抢。
要想名正言顺，也并非没有办法，只要天子自愿把皇位让出来即可，还有个专有名词，叫做“禅让”。可天子又不傻，哪有心甘情愿让位的，大多数情况都是迫于无奈。
其实，如果时机成熟，多尔衮很有可能也会逼顺治“禅让”。只可惜，他没等到那一天。
也许多尔衮最大的悲哀，或者说幸运，在于死的太早。因为这样一来，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了。
我觉得，白居易有两句诗，写得特别到位：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周公，我们都知道，姓姬，名旦，周文王（谥号，下同）之子、武王之弟。在武王去世之后，他一心辅佐年幼的成王，留下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佳话。【周公正吃饭，一听有贤士来访，立刻把口中的饭吐回碗里，去接待客人。忙的时候，一天要反复好几次。】
可在他归辅政的过程中，他的兄弟却散布流言说：“主少国危，天下将倾。”
虽然他收拾了那些造谣者，但影响始终未消除。直到他最后归政于成王，谣言才不攻自破。
王莽，出生在一个权倾朝野的大家族，但他本人却勤俭朴素、谦虚谨慎、礼贤下士……总而言之，在当时来讲，绝对堪称全国道德模范。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德行可以比肩孔子那样的先贤，成为儒家新时代的圣贤。
还有，他的叔叔请求为他封侯，深怕皇帝不同意，居然要把自己的封地让出来给他。
然而，就这么个“圣人”却篡了孺子婴（西汉最后一个皇帝）的位，改创新朝。
正因为如此，白居易才感慨道，假如两个人提前身死，那么，谁好谁坏，世人能分得清楚吗？
至于多尔衮到底怎么想的，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只能根据他的行为，判断他可能要当皇帝。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顺治信了，所以给他定了罪。

（265）【爱新觉罗·福临卷】
不过，对于大清来讲，多尔衮应该是无罪的。不仅无罪，反而有功。
正因为他顾全大局，没急着抢皇位，才维持了大清政局的稳定。
自古以来，政治就以妥协为灵魂。不懂妥协的政权或个人，终将被历史大潮所淘汰。
幸好多尔衮懂政治，又有实力。
否则，极有可能，还没等到入关，大清就解体了。
另外，他加强了皇权，改革中央机构，才使得大清更像一个“封建”朝廷，而非地方土著部落。然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首要的任务，就该削弱诸王。如果没有多尔衮，单凭顺治想要对付这帮叔叔大爷，几乎没有可能。
尽管多尔衮的所作所为，并非为了帮助顺治，但客观上确实产生了这种结果。
只有权力集中，才能使中央的政令得到高效执行，从而实现武装统一全国。
懂政治、懂军事的多尔衮，知人善任，重视汉人，才使得清军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
虽然多尔衮去世的比较突然，但给顺治留下的，绝不是个烂摊子，相反，是一个政治基本稳定，国家基本统一的大好局面。
如果从这个角度讲，顺治应该感谢多尔衮。可惜，顺治恐怕不明白，即便明白，也必须装糊涂。
不过，没关系，大多数历史人物，最终都会得到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因为有两样东西的存在：足以沉淀一切的时间和乐于评论功过是非的后人。
最后，再多说一句，后人之中也包括顺治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乾隆皇帝。他出来说了句公道话：“朕每览《实录》至此，未尝不为之堕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为笃忠荩，感厚恩，明君臣大义。乃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岂可不为之昭雪？宜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依亲王园寝制，修其茔墓，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爵世袭罔替。”
这句话比较简单，相信不用翻译，也能理解大概意思：看到您的故事，我想哭。您没错，您有功，您冤枉，我要为您平反，恢复爵位。
当然，乾隆本人的行事作风有些做作，后面我们肯定也会详细说。不过，这件事，如果乾隆不做，恐怕也没人会做了。不管他的出发点如何，有一点肯定没错：大清欠多尔衮一句抱歉。

（266）【爱新觉罗·福临卷】
【小插曲】南党案
在清算多尔衮的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埋藏了多年的恩怨再次被引爆，就是所谓的“南北党争”。
之前我们讨论满、汉问题的时候，一直把中原人统称为汉人。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怎么严谨。
在当时来讲，北方的人，才称汉人，而南方的人，则称为南人。所谓南北，大概就以淮河为界。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文言文：“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其中的“淮”，指的就是淮河。
南北的区分由来已久，到元朝时，居然被官方肯定了下来。
元朝把人分为四等：
第一等，不用说，自然是蒙古人；
第二等，叫色目人。听名字大概也能猜到，指的那些眼睛有点特殊颜色的西方人，比如契丹人、波斯人等；
第三等，汉人，主要指中原地区的北方人，包括汉族人、契丹人、女真人等；
第四等，南人，主要指中原地区（原南宋统治区）的南方人，包括汉族和南方其他少数民族人。
如此一来，原本藏在台下的东西被摆在了台面上。
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但这种隔阂确实存在。
就连鲁迅先生也专门写过文章，阐述这个问题，名字就叫《北人和南人》。其中明确指出，“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
当时汉人（北人）一般称南人为“蛮子”，而我们今天经常听北方人管南方人叫“南蛮子”，大概便也源于此。
这种情结带入到朝廷，就变成了南北之间的党争。有人把清初的党争怪到东林党头上，称其为明末党争的余毒。说实在的，这锅东林党背的有点冤。如果按此逻辑，那东林党岂不也是中了上千年传统思维的余毒。
既然长久以来都有矛盾，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激化了呢？
前文说多尔衮重用汉人，其实也不够严谨。在朝堂之上，文官之中，准确的说，他尤其重用南人。
所谓南党的代表人物陈名夏就跟多铎交往甚密，跟多尔衮关系自然也不一般。
南人受到重用，自然要培植自己的势力，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损害到北人的利益。
我个人一贯认为，党争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利益不同。
南党也不是省油的灯，在此之前，就刚刚扳倒了那位“哪朝都是爷”的冯铨。
冯铨自然也不肯善罢甘休，被贬回家之后依然“心系朝廷”，随时准备反击。
另外，由于八旗制度建立在入关之前，八旗汉军的核心领导层也都是北人。他们也不愿意看到南人势力壮大，影响自己的利益。
“南北战争”一触即发，而清算多尔衮正好给双方提供了借口。

（268）【爱新觉罗·福临卷】
为了行文的连续性，我们提前介绍一下后来的故事，关于陈名夏的命运。
大概三年以后，那时的陈名夏已经恢复了吏部尚书的职务。一次机缘巧合，让他发现了一件事：顺治在内宫喜欢穿汉服，甚至穿起前明的皇袍来，还跟身边的人显摆汉服的美观、舒适。
善于“投机”的陈名夏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既可以讨好顺治，又可以笼络汉官，甚至还可以收买天下百姓之心。于是，他对宁完我说：“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
如果说“谄媚睿王”只能算掺和了皇帝的家务事，可以原谅，那这句“留发复衣冠”就要严重得多，等于动了大清的“基本国策”。
很多人匪夷所思，觉得陈名夏还不至于傻到分不清宁完我是敌是友，怎么会跟他说那样的话？
如果确有其事的话，我倒觉得陈名夏挺聪明的。
首先，这话不能跟满人说，否则可能当场就给他砍了。再者，跟一般的北党份子说也没用，因为他们听了也不敢再复述。只有像宁完我这种汉人+北党，又是“努尔哈赤时代”的元老，既有整他的心，又有传话的胆量，才非常合适。
不得不说陈名夏的眼光不错，宁完我确实合适，真的把那句话告诉了顺治。
只可惜，他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结局。
宁完我有点过于积极，为了能一举将陈名夏扳倒，除了那句话之外，还总结了“私改票拟”等数条罪名。最关键的，在弹劾的结尾，还加上了一句致人于死地的话：“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
如果说皇帝最讨厌的字眼儿是“篡位”的话，那排在第二位的肯定是“结党”。
更何况，那时的顺治已经被家里的事闹搞得心烦意乱，对于党争更加不胜其烦，也懒得再给陈名夏擦屁股了。
经过九卿会审、吏部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复审，一致认为陈名夏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论罪当斩。
顺治也没有保他，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同意，只不过把执行的方式改成了绞刑，留他个全尸。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这种方式更说明顺治烦他，因为绞刑比砍头更痛苦。
谁知道呢？真实的想法恐怕只有顺治本人才清楚。
反正对于陈名夏来说、结果都一样。他的死亡，也为“南党案”画上了一个不怎么圆满的句号。

（270）【爱新觉罗·福临卷】
第五章 西南危局
政治平稳过渡，军事上却遭遇了当头一棒。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七月，桂林突然失陷，进而导致广西大部落入敌手。当然，比丢失城池更为惨痛的是，定南王孔有德走投无路，自刎而死。全家也在乱军中被杀或被俘，只有一个女儿逃走。
这个女儿名叫孔四贞。
逃回京城以后，她被孝庄太后收为养女，又被封为和硕格格（公主）。她爹占了大清汉人封王的五分之一，而她可能是唯一的汉人公主。现在北京有个地名叫“公主坟”，有一种说法就跟她有关。据说她还是“还珠格格”的创作原型，至于真假也只有琼瑶本人知道。关于她还有一段精彩的故事，我们后面会讲。
这里先说逼死孔有德的人，名叫李定国。
前文提到，他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可称为张献忠手下的“四大天王”。
先前联合抗清的队伍，基本都被各路讨伐大军剿灭，只有少数生存下来，割据一隅。少数中，自然也包括他们几个。而在他们几个人当中，武力值最高的，当属李定国。
如果对明末清初的反清将领进行排行，李定国应该也可以排到第一位。
就在孔有德占领广西全境，风光无限之时，李定国等人却趁着济尔哈朗班师，悄无声息地逐步收复湖南。
李定国的队伍，除了八万精兵之外，还有个秘密武器—象队。
过去没有互联网、电视、收音机，书刊杂志发行量也不太大。中原地区的百姓别说见过大象，连听说估计都困难。
在战场上，突然跑出这么一群庞然大物，就算久经沙场的战士也当场懵逼。
除了实力不俗，李定国部队军纪也严明，有五条禁令：不准杀人、不准奸淫、不准抢财货、不准宰耕牛、不准放火。
当然，所有约法专门针对老百姓的，对于敌人，杀人放火绝不客气。
清廷也发现“大西残余”有点蠢蠢欲动，赶紧派出完成陕西剿匪任务的吴三桂南下，联合围剿他们。
李定国得知消息，立即写信给他的老大哥孙可望。
尽管之前两人已有矛盾，但大敌当前，理应放弃前嫌。更何况，他们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对待抗清的态度。李定国主张联合永历，坚决抗清；而孙可望不愿联合抗清，只想保存现有的根据地。
此时的孙可望已被永历封为秦王，可以算作前明的正规军，自然有义务抗清。
从前提来讲，两人的矛盾已经不存在。
因此，孙可望也没含糊，叫上老三刘文秀以及手下能征善战的将领，出兵四川、广西、湖南等地，与清军全线正面交锋。
这里再啰嗦一句，为啥同为“四大天王”之一的老四艾能奇没参战？因为早在几年前，一次军事行动中，他已中箭身亡。他给儿子取名叫艾承业，大概希望能子承父业。可惜，没多久，他儿子就投降了大清。世间的事，所谓事与愿违，大致如此。
就这样，他的队伍大部分被冯双礼接管。冯双礼倒继承了他的遗志，参加了这次反围剿行动。
得到大西军团的全力支持，李定国放开手脚，迎难而上，杀了个回马枪，突袭广西。于是，就有了前面说的，桂林之战。李定国不仅“一战成名”，还逼死了大清的定南王。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271）【爱新觉罗·福临卷】
得知孔有德的死讯，顺治相当悲痛。
虽说孔有德是汉人，但对于这个早年便跟随父亲征战沙场，一直为大清的事业任劳任怨的亲王，顺治应该早已拿他当自己人看待了。否则，后来孝庄也不能认孔四贞为干女儿。
尤其等到孔有德的遗骸运回京城时，顺治要求在京的三品以上官员必须亲自出城迎接。别说汉人，就连宗室也少有这样的待遇。如此规格，跟当年多尔衮灵柩回京时比起来，大概也低不到哪去。
所不同的是，对多尔衮，多半可能是装的；而对孔有德，除去作秀的成分之外，或许还真有几分情义在里面。
当然，对于孔有德的死，除了悲伤，更多的应该是震惊。
多年以来，孔有德的表现有目共睹。作为辽东系出身的将领，他金戈铁马，实战经验丰富，对付内地南方的军队，一直不在话下。
那么，能把定南王逼上绝路的人，肯定非同一般。
基于这种认识，顺治非常重视，急调祖大寿之子祖泽远出任湖广四川总督，总管湖南、湖北、广西、广东、四川五省军务。祖泽远早年便在袁崇焕军中效力，屡立战功。尽管名号不够响亮，但实力不俗。当然，这只是铺垫。同年（公元1652年）十一月，顺治又任命“理政三王”之一的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南下共同征讨。
除了赏赐御服、佩刀、鞍马等御用之物，顺治还相当务实，为尼堪调集了十五万精锐，分头开赴前线。
此次行动，应该可以算清军入关以来，针对单独势力，最大规模的一次围剿。
看这架势，顺治志在必得。一来，扬大清国威；二来，为定南王雪恨。
效果确实也不错，用兵之初，在祖泽远的全力配合下，尼堪连战连捷，收复部分失地，并一举占领长沙，有效地控制了湖南的战局。

（272）【爱新觉罗·福临卷】
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尼堪决定，再接再厉，直接南下进军广西，消灭李定国。
他跟孔有德并不熟，自然没有为其报仇的意愿，之所以如此迫切，无非急于向皇帝证明自己。
临行前，祖泽远嘱咐尼堪，小心为上，万不可冒进。
尼堪答复，安全第一，步步为营。
可惜，还没走出湖南地界，尼堪就把这番话忘的一干二净。
可能一路上过于顺畅，没有受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使得他放松了警惕。
事实上，之所以没有阻碍，是因为有人故意放他过去。从他出发开始，就有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盯着他的人，正是李定国。
此时李定国已经从广西返回湖南，并在尼堪的必经之路完成部署。他让冯双礼等人在湘潭（今湖南省湘潭市）守候尼堪，但并不采取任何行动，只放其过去。因为他已经选好了决战的地点，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
衡阳属于盆地，地势南高北低，四面环山，典型的“请君入瓮”格局，非常适合伏击。
尼堪自北面而来，在衡州郊外的衡山县遇到了小股明军的骚扰。轻而易举击败千八百敌军之后，他感觉到对方主力可能就在附近，于是下令日夜兼程，直奔衡州。
果然，半路上，数万明军突然杀出。
因为早有心理准备，尼堪没有慌乱，冷静指挥部队就地反击。经过激战，大败明军。
在尼堪看来，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便下令全军追击。
在李定国看来，尼堪离死不远了，在前方为他准备了更大的惊喜。
一口气追出二十余里，清军缴获不少战利品。不过，尼堪隐约感觉哪里不对。正常情况下，败军逃跑都比较散乱，而这回明军似乎还有秩序，甚至丢弃东西也比较集中。
尼堪肯定没读过“曹刿论战”，不懂要“望其旗靡”的道理，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
正当他犹豫能否继续追击之时，明军突然从四面杀出。正面的队伍之中飘扬着几面大旗，上书大大的“李”字。
这时候，尼堪自知大事不好，才想起祖泽远劝自己的话，看来不该低估汉人。
手下副将劝尼堪：“将军，赶快撤退！”
尼堪却说：“连定南王都知道为国尽忠，我乃大清宗室，如果逃走，有何面目回去见皇上？”
纵观历史，不知有多少人死在这句“有何面目”上，跟当年项羽自刎乌江一样，典型的要脸不要命。
关于“要脸还是要命”的问题，我还想多啰嗦两句。
这个问题看似很容易回答，当然要命啊，命都没了，脸还有啥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答案似乎没有那么理所当然。很多人认为，脸都不要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因此，有关“项羽自刎”事件，历史上一直有两种声音。
要命（务实）派认为：“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要脸派则认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到底该听谁的？似乎没有标准答案，还得看个人的选择，或者当时的心情。或许有些时候，生死真的就在一念间。

（273）【爱新觉罗·福临卷】
不要命的尼堪奋力拼杀，希望杀出一条血路，进而吓退明军。
可惜，屋漏偏逢连夜，本来就深陷重围的他，又陷入泥沼之中。在射光最后一支箭之后，他抽出腰刀，冲向敌军。在乱军之中，不幸阵亡。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在当时来讲，除了尼堪本人，“泪满襟”的人至少还有两个，其中一个是顺治。
得知尼堪的死讯，顺治当场就痛哭流涕起来，不光为尼堪，更为自己。
本想趁着刚亲政，大显身手，没想到短时间内搭进去两个国家级的干部，着实让人太难堪。
难过之后，他辍朝三日，以示哀悼。跟孔有德待遇一样，要求所有在京的三品以上官都要亲自出城迎接他的灵柩。他还赐尼堪谥号为“庄”，以亲王礼厚葬。
除此之外，本次从征的将领，无论生死，都以作战不利问罪。
另一个流泪的，应该是永历。
当然，永历的眼泪肯定不会出于悲伤，完全属于喜极而泣。通俗一点来说，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按照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评价：“逮夫李定国桂林、衡阳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
百年不遇的胜利，居然被自己赶上了，永历能不激动嘛。他仿佛看到了大明复兴的希望，恨不得要祭拜列祖列宗。
激动之余，永历决定听从孙可望的建议，下旨封李定国为西宁王，以表彰他的赫赫战功。
然而，圣旨却没能发出去。
或许永历有点激动过头了，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此时的他，已经被孙可望“保护”了起来。
说好听点，叫保护，说难听点，根本就是软禁。
或许《三国演义》在当时已经成为流行读物，“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招数，谁都会用。
本来孙可望就客气客气，没想到永历当真了。这一激动不要紧，直接让孙可望动了杀机。

（274）【爱新觉罗·福临卷】
担心李定国声望过高，今后对自己不利。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正月，孙可望亲自带兵前往沅州（今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一带），意欲除掉李定国。
当然，他也不能直接开战，毕竟没啥合适的理由。于是，他连续发出七封信，邀请李定国共商大事。实际上，他打算在半路上对其进行伏击。
此时李定国正欲继续扩大战果，本来不想去，可转念一想，大哥催的这么急，如果不给面子，难免会翻脸。
中国人有很多事，都坏在一个不好意思上。李定国不会想到，自己很可能失去了最好的一次反击大清的机会，更不会想到，自己要给面子的大哥，居然要谋害他。
在《回杯记》有句台词：“要说这人不该死总有救。”
关键时刻，刘文秀之子刘震派人快马加鞭迎上来阻止李定国，并将孙可望的真实意图告诉他。
刘震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爹不久前被孙可望逼迫下岗，心灰意冷，一个人跑到鸡足山（今云南大理宾川县境内）去修行。
所以说，人不能到处得罪人，早晚会有报应。
得知消息，李定国大吃一惊，当即调头返回。不过，他仍然不想跟孙可望撕破脸。这次倒不是因为不好意思，而是从大局出发。他给孙可望写了一封信，向其说明如今的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同心协力，继续进取，早日恢复大明江山，希望他不要听信谗言，互相伤害。
其实，这封信已经给孙可望留了台阶，谁都知道，根本没有什么谗言。按照正常的套路，孙可望应该回复：都怪我听信谗言，误会了将军，希望你不计前嫌，继续通力合作。
表面功夫做完，私底下该怎么弄还怎么弄。
然而，孙可望偏不按套路出牌，非但不买账，反而恼羞成怒，直接带兵打了过来。
这样做，显然有点情商偏低，无论情理人心，都不在他这边。
相比之下，李定国要高出好几个层次。他不仅没有迎头痛击挑衅的孙可望，还选择顾全大局，退避三舍，返回广西。
面对李定国的退让，孙可望也只好作罢，再怎么也不能穷追不舍。即便不考虑影响，也得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