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2）【爱新觉罗·福临卷】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经过短暂的休整，多尔衮再次调动部队，分别对大西政权和前明势力继续展开进攻，意在一鼓作气，统一全国。
鉴于何洛会在四川的战绩太差，多尔衮决定换人。如此难啃的骨头，他自然想到了最不喜欢的人，任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入川。
本来豪格已经被夺爵，废为庶人。可顺治一直对此耿耿于怀，不愿让哥哥遭受不公待遇。碍于小皇帝的情面，多尔衮最终妥协，借定鼎燕京之机，恢复了他的爵位。
然而，多尔衮并没有释怀，而且留这么个对手在身边，并不放心。在明知四川地形凶险、易守难攻的情况下，他派豪格前去，自然不怀好意：如果豪格也止步不前，必定军法处置；如果他入川作战，正好借张献忠的手将其铲除。
不过，多尔衮的如意算盘到底没能打成。因为他忽略了一点，豪格的个人能力。
要知道，豪格自小便随父亲在战火中成长。论起实战能力，应该被不会比多尔衮差。
更何况，跟豪格一同前往的，还有特别急于立功的吴三桂。
原来，吴三桂一直号称自己为“复君父之仇”。说得太多，多尔衮有点不耐烦了。在消灭了李自成之后，立即将其调回，镇守锦州。
锦州有啥好守的？作为帝国的大后方，它被袭击的概率，夸张点说，比彗星撞地球还低。
傻子都能看出来，摄政王要整治他。
吴三桂不傻，赶紧转变态度，表示自己一心效忠朝廷，并积极请战。
正好这次入川，让豪格一个人带兵，多尔衮也不放心。顺水推舟，给吴三桂个机会，同时也用他来监视豪格。
一个久经沙场的肃亲王，一个急于表现的平X王，关键时刻配合相当默契，一路克服困难，逼得张献忠节节败退。最终，在西充（今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凤凰山一带，他们堵住了正要逃往陕西的张献忠。
在豪格的队伍中，作为先锋的，是同样不受多尔衮待见的鳌拜。他出其不意，对大西军发动进攻，打乱了对方的阵脚。随后，豪格大军赶到，一举歼灭大西军主力。
在逃跑过程中，张献忠被乱箭射杀。据说其中至少有一支箭，是豪格本人射的。
一代枭雄就此陨落，年仅四十岁。
当然，张献忠败得如此之快，除了清军比较给力之外，还有两个客观原因。
第一，腹背受敌。与清军作战的同时，张献忠还要应付前明残余在四川的势力。这帮人抗清没啥积极性，收拾张献忠倒一个赛一个来劲。
第二，不得人心。传说张献忠在四川杀人如麻，死在他手上的百姓不止百万。他还杀人的地方立了个所谓的“七杀碑”，上书：“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也有很多人认没这回事，纯粹后来大清官方记录抹黑他。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不过，之前张献忠撤离成都时，居然将自己的妻妾和幼子全部杀死。至少说明，这个人比较残忍。也许数量没那么多，但杀害百姓的事，他应该干过。
干掉张献忠之后，豪格并没有停下脚步，继续深入腹地，打算统一全川。

（243）【爱新觉罗·福临卷】
挺进东南
就在西线高歌猛进的同时，东南战场也相当顺利。除了前文说年轻有为的勒克德浑表现不俗之外，其实还有一位高人在主持局面。我们的老朋友，洪城畴同志。多尔衮任命他为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允许其便宜行事，可以不受勒克德浑节制。
洪城畴对待前明地方势力的态度比较温和，一般以招抚为主。毕竟过去同朝为官，他深知这帮人兴不起什么大风浪。正如郭德纲常说的，“都是同一座山上的狐狸，你跟我讲什么聊斋呀？！”
不过，对于打着朱姓某王旗号的，他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坚决予以剿灭。毕竟刚换了新老板，得表现出个人的职业操守。
一个年轻气盛，一个老练持重，这对组合可以说比较完美。
不过，没过多久，湖广地区军情告急，多尔衮急调表现出色的勒克德浑西去支援。与此同时，又任命爱新觉罗·博洛（阿巴泰之子）为征南大将军，带领图赖等人，进军苏杭。
此次征讨江南，博洛的心情并不愉快，因为刚接到任命的时候，便得知他爹病危。
本来阿巴泰在宗室的地位就不高，一生征战，功勋卓著，也只换来一个“郡王”。代善曾经当众骂他，连跟“五大臣”共同议政的资格都没有。
因此，博洛也只能像他爹一样，不断的用功劳保住地位。明知老爹的病情，他也没法在身边照顾。结果不到一个月，他还没到目的地，就收到老爹去世的消息。
如果换个地位更高的亲王（比如阿济格），就算死个妃子，无论军情多紧急，都可以扔下，回家办丧事（最好别这么干）。而像他这种地位的，哪怕老子死了，也只能以国事为重，继续干活。
抵达南京以后，博洛化悲愤为力量，调集兵力，筹划对鲁王政权大举进攻。

（244）【爱新觉罗·福临卷】
同在东南的前明两大势力，鲁王和隆武政权，本该一致抗清。可惜，他们热衷于内斗，为争夺正统地位，闹得不可开交。
当博洛大军抵达江浙，全力剿灭鲁王之时，隆武方面派了十几万大军，集结于浙闽交界。然而，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看热闹。
主张见死不救的人，大概了解“战国”的典故：两虎相斗，小者必死，大者必伤。
因此，他们选择“坐山观虎斗”，也有一定道理。
按照正常的逻辑，这场战争无非有三种结果：
第一，清军获胜。这样一来，隆武可以名正言顺成为正统，还可以趁清军损耗较大、立足未稳，收复江浙领土。
第二，两败俱伤。隆武坐收渔人之利，将二者全部消灭。
第三，鲁王获胜。隆武十几万大军以逸待劳，顺势而上，一举将其铲除。
理论上，完全可行。然而，仅限于理论上。
千算万算，漏了一步。
战争的结果，确实没有跳出这三种可能，是第一种，清军获胜。
可惜，隆武的大臣们错误的估计了鲁王的实力。
大清和鲁王之间，不是两虎相争，而是恶虎对羔羊。清军轻而易举，大获全胜，逼得鲁王跳了海（逃亡海上）。
更不幸的是，隆武政权自己也是羔羊。
博洛马不停蹄，兵分两路，直奔福建。
边界上的十几万大军一冲即散，隆武政权也危在旦夕。
平心而论，这次对鲁王见死不救，其实跟隆武帝朱聿键本人关系不大。
种种迹象表明，朱聿键还算一个好皇帝。他也想励精图治，也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打算。
然而，事与愿违，因为他说了不算。虽然他是皇帝，但权力早已被架空。
架空他的人，也是他当初的支持者，郑芝龙。

（245）【爱新觉罗·福临卷】
郑芝龙，原名一官，福建南安石井（今福建泉州南安石井）人。他受过天主教洗礼，教名尼古拉斯（Nicholas）。因此，外国人一般称他尼古拉斯·一官。
在归顺大明之前，他的职业是海盗。
不过，他这个海盗可不一般。一般的海盗，都躲避政府军。他的情况正好相反，政府军躲避他，无论哪国政府。
最高峰时，郑芝龙在日本平户（今日本长崎县西北部），以及大明闽南、台湾等地均有据点，拥有大小战船三千余艘，并先后击败了大明福建舰队、荷兰东印度公司等海上势力。以至于当时，整个环中国海，不挂郑氏旗号的船只根本无法通行。当然，旗号肯定不能白来的，每个三千金。充分说明，无论势力多大，海盗的本质都是唯利是图。
郑芝龙当初归顺大明，也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以朝廷为依托，名正言顺地霸权海上。
同样，拥立隆武帝，也属于政治投机，他根本不可能拿自己的部队跟清军死磕。
隆武帝空有一腔热血，手中没有兵权。他曾多次下令北伐，可郑芝龙置若罔闻。
同为拥立重臣的大学士黄道周实在气不过，自己招募乡勇北上抗清。
隆武帝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只有亲自为其送行。
既没钱，又没人，黄道周的队伍被称为“扁担军”。结果可想而知，壮士一去不复返。
面对此次清军大举南下，郑芝龙保持一贯作风，仍然选择按兵不动。
博洛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一路长驱直入，追着势单力孤的隆武帝到处跑。最终，在汀州府衙的大堂上，隆武帝被乱箭射死。还有种说法，隆武帝被俘后，在福州囚禁致死。不过，这也没什么可争论的，重要吗？
总而言之，隆武政权至此覆灭。
而郑芝龙之所以按兵不动，除了保存实力之外，还有个重要原因，他早已经叛变了。
策反他的人，不是别人，还是我们熟悉的洪承畴。

（247）【爱新觉罗·福临卷】
隆武帝被杀之后，其弟朱聿鐭在广州称帝，改元绍武。
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朝廷任命佟养甲（佟养性的堂弟）为总督，以李成栋为麾下提督（提督军务总兵官），进军广东。
佟氏家族一直是满洲最亲密的战友，而李成栋素来以对同胞下手狠闻名。这对“黄金搭档”雷厉风行，奇袭广州，生擒绍武帝。
李成栋心血来潮，非但没有杀人，还跑来劝降，让人送上好酒好菜。作为皇室后裔，朱聿鐭还算有骨气，严词拒绝：“我若饮汝一勺水，有何面目见地下先人！”说完自缢而死，去见了地下先人。
这样一来，大明在东南的延续政权，悉数灭亡。整个中国，除了相当于今天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之外，大部分已经划入大清版图。
与此同时，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桂端王朱常瀛之子，朱由榔称帝，定年号永历，理论上成为前朝最后一个正统皇帝。
而当时佟养甲的职务是广东、广西总督，俗称两广总督，然而，当时广西并不在大清手里，自然也不归佟养甲管。佟总督不愿意自己的行政范围少一半，正好永历帝也逃往梧州，于是便下令李成栋进军广西。
李成栋人品不咋地，做事倒比较有套路，除了武力进攻之外，还私底下策反了永历政权的首辅大臣丁魁楚。
这位首辅深谙官场之道，同意归降的同时还向李成栋行了贿。因此，当别的大臣跟着永历帝仓皇逃亡之时，他有恃无恐，不慌不忙地打包“行李”。所谓的“行李”，主要是他从各地搜刮来的金银财宝。
攻克梧州之后，李成栋给丁魁楚写信，邀其前来共商大计，并许诺朝廷将任命他为两广总督。
梧州是广西东边门户，也是原来大明两广总督治所。
在丁魁楚看来，这事相当靠谱，屁颠屁颠就过来了，而且觉得李成栋拿钱办事，好人一个。
从我们旁观者角度来看，李成栋纯属一派胡言。先不说朝廷答不答应，就连他现在的上司佟养甲都能不答应。
可想而知，丁魁楚的命运相当悲惨。被骗来之后，不仅全家满门抄斩，所有的财宝也都被李成栋据为己有。
清点过财物，李成栋大吃一惊，这些东西足够他的部队吃用几年。如此大的一笔财富，居然不用来招兵买马、抗击外敌，而仅供个人享受。大明有这样的辅臣，何愁不WangGuo。
从梧州撤离之后，永历帝又仓皇逃往桂林。大明帝国最后的希望，也变得风雨飘摇。

（248）【爱新觉罗·福临卷】
第四章 亲政
顺治的无奈
顺治这两年过得比较憋屈，名义上是皇帝，实际上就负责盖章。随着多尔衮的不断膨胀，他甚至连盖章的资格都失去了。如果他真是像“阿斗”那样的皇帝，也就罢了。可惜他非但不傻，还比较聪明，不想当傀儡，希望有所作为。
当理想照进现实，显然不怎么理想。
他每天不仅要忍受多尔衮的趾高气扬，还常常提心吊胆，生怕哪天不明不白地***掉。
过去顺治感激多尔衮，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现在讨厌他，也出于真心。
为人父母的大概都知道，孩子一般不太会装。
此时顺治不满十岁，按现在的标准，基本上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不过，当时他内心的成熟程度，远远超出实际年龄。
经过冷静思考，他发现自己拿多尔衮一点办法也没有。
放眼朝廷上下，还有谁能与多尔衮抗衡？
四大贝勒之中硕果仅存的，老谋深算的代善，如今恐怕也只剩个“老”字还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在“七十古来稀”的年代，六十多也已经算高寿，他没糊涂已经算不错了。加上多尔衮这几年的排挤，他早已心灰意冷，不问世事。更何况，从我们旁观者的角度知道，他的生命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就算心有余，也力不足矣。这个时期，整个代善家族也跟他本人一样，死气沉沉。
四小贝勒之中，唯有济尔哈朗不是多尔衮的亲兄弟。可他刚刚被撸了辅政王的称号，亲王的地位能不能保住也未可知。因此，他躲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掺合进来。顺治心里也清楚，这个叔王指不上。
唯一能帮上忙，也愿意帮忙的，大概也只有豪格了。作为同父异母的兄弟，当然不愿意自家的皇权落到别人手里。可惜，他目前的处境也比较尴尬。前不久刚刚恢复爵位，就被派去四川剿匪，戴罪立功。表面上委以重任，实际上多尔衮对他小心提防，处处掣肘。何况他不在京城，动起手来，也远水解不了近渴。
那么，当年主张“必立皇子”的大臣呢？
也不用多说，主子都混成这样，他们肯定也好不到哪去。
当年支持豪格的代表人物，多数已经叛变，比如巩阿岱、锡翰、谭泰。他们或自愿，或被迫，先后依附了多尔衮。
图尔格、图赖虽然没有投靠多尔衮，但也帮不了顺治，因为已经去世了。
始终没有妥协，忠于故主，而且生命力顽强的，恐怕只剩索尼和鳌拜了。不过，两人的境遇也不好。多尔衮视他们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有功不赏，有过必罚。朝廷里有点啥破事儿，似乎都能牵连到他们。比如谭泰和图赖吵架，吵来吵去，结果索尼获罪；又比如阿济格私下称顺治为“孺子”，谭泰有意压下此事，而鳌拜碍于情面，也没声张，结果前俩人都没啥事，鳌拜却被处罚。
莫名其妙，上哪说理去。
尽管如此，两人也始终坚持着，没有变换阵营。
对此，顺治记在心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他明白，时机尚未成熟，必须低调，以保留希望的火种。如果太过亲近或重用此二人，势必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祸患。

（249）【爱新觉罗·福临卷】
有时候，该来的总会来的，想躲也躲不开。顺治本以为忍气吞声可以换来安宁，可惜安宁的假象很容易就会被打破。
因为……豪格回来了，而且大获全胜。
干掉张献忠以后，豪格再接再厉，一路势如破竹，相继平定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使得四川的局势基本趋于稳定。
在留下王遵坦、李国英（原左良玉部下）等前明降将驻守四川之后，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二月，豪格率大军班师回朝。
倒不是他不想再扩大战果，而是仗实在打不下去了。
由于四川连年战乱，再加上张献忠大肆烧杀抢掠，社会生产、生活几乎完全停顿。老百姓吃不上饭，部队也就征不到粮。固然可以从外省运粮，但成本太高不说，还经常接济不上。
关键豪格当年在辽东混过，大概也听过祖大寿“马吃光了只能吃人”的故事。为避免惨剧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当机立断，见好就收。
得知豪格凯旋归来，顺治有点得意忘形，亲自到太和殿设宴，为其庆功。
很快，顺治便为自己不冷静的行为付出代价。
对于豪格在四川的功劳，多尔衮非但不给予嘉奖，反而要治他的罪。
罪名有两条：
第一、手下部将冒功；第二，起用罪人之弟。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更何况，多尔衮爪牙遍布满朝，想找证据也容易。何洛会、冷僧机等人再度出手，佐证其罪名。
经过议政王大臣及刑部联席会议裁决，判处豪格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理论上，豪格还有一线生机，因为大清沿袭前朝传统，死刑复核的权力，只属于一个人，皇帝。只要顺治不批，豪格就死不了。可实际上，豪格必死无疑，因为顺治的公章（玉玺）在多尔衮手里。
顺治没办法，只能使出老伎俩，痛哭加绝食。
多尔衮对此早已见怪不怪，本不想搭理他，可经不住小皇帝软磨硬泡，最后松了口，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改判豪格终身监禁（囚禁）。
可惜，这一结果，对豪格来说并不值得庆幸，因为没过多久，他便不明不白地死在狱所，年仅四十。
如果说多尔衮没有下黑手，连小孩子都不信。所以，顺治不信。
仇恨的种子在心中滋长。
多尔衮现在没时间考虑小皇帝会不会记恨自己，借着处理豪格的机会，正好把那些异己分子连根拔起。
多年前两黄旗拥立豪格的事，再度被提起。按理说，当时国不可一日无主，拥立谁都没错。可此一时彼一时，顺治已经即位，拥立失败就算罪过。
不用说，索尼、鳌拜肯定跑不了，论罪当死。还好他俩群众基础比较好，最后法外开恩，一个抄家，一个罚银赎罪，暂时保住了性命。
连死去的图赖也受到牵连，被削去爵位。
最冤枉的当数济尔哈朗，罪名是不举报他们的犯罪行为。
他内心的愤怒和无奈到达了顶点，恨不得对多尔衮大声质问：“***失忆啦！当初我不都告诉你了吗？”
还好他的处罚不重，只从亲王降为郡王，勉强可以接受。而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恢复了他的爵位。
解决了心腹之患，这一年，多尔衮又进了一步，封自己为“皇父摄政王”。
“叔”字一去掉，性质全变了，直接从叔叔变成爹了。

（250）【爱新觉罗·福临卷】
像这种有关伦理的名号，随意改变的话，会引来很多猜想，最典型的莫过于“孝庄下嫁”的故事。
不知从何时开始，民间出现了这种说法，孝庄太后嫁给了多尔衮，还举行了婚礼。说的有鼻子有眼儿，连细节都很清楚。
特别拜某些秘史所赐，让很多人相信，多尔衮和孝庄本来就有感情，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当然，这种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有人专门研究过这一课题，还提出一些证据。
其中一项，就是“皇父摄政王”这个名号。
想当人家爹，肯定得先问问当妈的同不同意。既然当妈的没反对，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另外还有一项证据，前明大臣张煌言写的组诗—《建夷宫词》其中一首：“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老皇帝早已经去世，太后跟谁大婚？有些人认为，明显讽刺的这段故事。
还有，之前满洲的婚嫁习俗也比较落后，娶兄嫂，甚至娶母后（非亲生），都很常见。
基于上述原因，再通过民国时期的野史，以及近代的“秘史”，添油加醋，广为流传，几乎把这事儿坐实了。
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有没有“太后下嫁”的事呢？
我个人认为，几乎不可能。
首先，说两人青梅竹马，纯属扯淡。
我们都知道，孝庄太后十三岁嫁给的皇太极。在此之前，她一直生活在蒙古科尔沁草原。而多尔衮出生在今天的辽宁抚顺。大家不妨打开地图看一下，他俩隔着几百公里呢，儿时的多尔衮要想“郎骑竹马来”，估计得累死在半道上。
再说张煌言的诗。
首先，这个人立场就有问题。作为一个坚定的前明拥护者，不可能说大清的好话。
其次，诗本身也有瑕疵，比如“慈宁宫里烂盈门”一句，说明他已经离开太久，对京城的情况并不怎么了解。慈宁宫在当年李自成的那把大火中遭到损毁，官方记录里明确记载，直到顺治十年才修好。而多尔衮在顺治七年的时候就没了。从时间上来讲，他们不可能在慈宁宫完婚，那只是张煌言的臆想。
此时，大清已经入主中原数年，礼仪制度基本照搬明朝，而且也知道原来的婚俗有伤大雅，早已明令禁止。再说，就算有这样的风俗，也不代表所有人都会这么做。
最后，再来说说这个“皇父摄政王”。
事实上，这种事在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先例，比如周武王叫姜子牙“尚父”，齐桓公叫管仲“仲父”，项羽叫范增“亚父”，都出于难以言表的尊重，不存在什么不正当关系。只不过，跟其他人比起来，多尔衮比较特殊，有点强迫顺治尊重的感觉。
说实话，我真不理解多尔衮为啥非得纠结于名号。其实，他已经位极人臣，不管叫啥王，都是大清的实际统治者。在风口浪尖，这种虚名只会给他带来负担和憎恨。
如果说“虚名”背后有啥政治目的，无非有一点：“叔父”无论怎样只是王爷，而“爹”可以是皇帝。我猜想多尔衮可能在试探，看看孝庄和群臣的反应。他应该也有自己当皇帝的打算，只不过不敢冒进，打算一步一步逼近顺治的底线。
总而言之，多尔衮这次“当爹”，应该与当娘的（孝庄）没啥关系。

（251）【爱新觉罗·福临卷】
突变
通过一系列操作，多尔衮总算肃清了朝廷中的异己势力。
不过，前面也说了，他很快又重新启用了济尔哈朗等人。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四月，济尔哈朗恢复爵位。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九月，他被任命为定远大将军，率领大军南下湖广。
因为多尔衮本意在收拾豪格，敲打顺治，并没有真的要拿济尔哈朗开刀。更何况济尔哈朗本身威胁也小，而且一直以来还算听话。
当然，还有个最主要的原因，南方的局势出现了变故，此时正值用人之际。
说来奇怪，本已经苟延残喘的永历政权，突然有点死灰复燃的架势。最不可思议的，归顺后一向对朝廷忠心耿耿，逼死了前明两个“皇帝”的李成栋，突然倒戈，投向了永历的怀抱。
这一下打了清军个措手不及，直接丢了两广不说，连两广总督佟养甲也被俘虏。
对于清廷来说，有点尴尬。
对于李成栋叛变的原因，流传比较广的说法，某个爱妾在他面前自杀，让他幡然醒悟，弃清投明。
这种说法基本上比较扯，像他这种杀人不眨眼的选手，死个小妾就良心发现了？
真正的原因，我觉得还在于分赃不均，比较合理。
自从降清以来，他为清军开道，一路南下，先后平定江浙、福建、两广等大部分地区。在此过程中，他自认为立下汗马功劳，两广总督这个职位非他莫属。
可惜，在这项人事任命上，朝廷走了后门，任用了“自己人”佟养甲。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别说李成栋，换做谁也受不了。
而且随着功劳越大，心理就越失衡。
既然你们不能给我应得的，那我只能靠自己去争取，老子反了……哦，不对，应该说，老子又反了。
李成栋归顺永历帝，起兵反清。
一时间，整个南方好像突然乱套了。
江西总兵金声桓、副将王得仁反叛，声援永历政权；
前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奉永历为正朔，在广西、湖南等地抗清；
原大西政权的“四大天王”（张献忠的四个义子）：老大孙可望、老二李定国、老三刘文秀和老四艾能奇，向永历帝抛出橄榄枝；
同为农民军的大顺军余部，与前明各部达成和解，联合抗清；
福建沿海郑氏集团（郑成功）私下联络永历帝，并在泉州等地不断骚扰清军。
这样一来，永历政权名义上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江西七省，还有福建、江浙沿海的部分岛屿。
在当时来讲，相当于大半个中国又回到了“大明”手里，让人感觉前朝又活过来了。
其实，如果冷静分析，大清的统治者并不需要担心。前明没有复活，顶多算个回光返照。因为清廷忽略了一个问题，原本四分五裂的各方势力，怎么就突然拧成一股绳了呢？
李成栋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根本不是，而是他们真的走投无路了。
如果不联合起来，他们的结局只有一个，被逐个消灭。除了向大清投降，永历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联合抗清！
联合抗清！
联合抗清！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面对举国汹汹，多尔衮不可能冷静分析，坐视不理，赶紧调兵遣将，准备平叛。之所以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李成栋等人叛变后，他突然对汉人有点失去信心，想要组建一支只有满洲和蒙古士兵的部队。可惜手头兵力有限，精英部队被他最信任的兄弟带出去作战，阿济格在山陕，多铎在江南，一时难以回来。最终，好不容易才组成了一支“纯正”的部队，交由济尔哈朗带领南下。
看起来比较容易平定的江西，则交给了谭泰、何洛会等人。

（252）【爱新觉罗·福临卷】
不过，部署完平叛任务不久，多尔衮就冷静下来。他虽然没想到“回光返照”的问题，但也意识到不依靠汉人绝对不行。如果把汉人全都推到对立面，那比李成栋厉害的大有人在。
在“大有人在”当中，他首先想到了“三顺王”。
孔、耿、尚三人一直奋斗在大清统一全国的第一线。如果连他们都不可信，那普天之下，也没有几个汉人值得相信了。
因此，多尔衮转变态度，急令三人班师回朝，经过短暂休整，再次委以重任，南下平乱。
除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还对三人的王爵重新加封：孔有德为定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赐予金册金印。
“三顺王”变“三南王”，王还是那个王，但地位和待遇明显有所提高。
在很多宫廷戏中，我们常听到一句台词：“朕册封你为……”
其实，这属于为了艺术效果的简化处理，真正的情况，还需要一个严肃的仪式。
古代的皇帝授予藩属国、诸侯、宗族、妃嫔、功臣等爵位的时候，都要举行一定仪式，对受封者宣读爵位名号的诏书。这种诏书叫“册文”，简称“册”。宣读后，将册文连同印玺授给被封人，作为信物，永久保存。这一过程，称为册封。
在清代，只有亲王以上，才能享受金册金印的待遇。郡王及其同等级人士，可获得银质金饰（相当于镀金）的册印。再往下，一律用纸册。
由此可见，三王的地位已经相当之高，尤其在汉官当中，就算到顶了。
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他们确实没有辜负大清，最后都成了“死忠粉”。尤其尚可喜，为了朝廷不惜跟自己的儿子兵戎相见。后面我们再细说。
得到如此高的封赏，三人可以放心大胆地往南走了。
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
按照原计划，应该由尚可喜攻西南，孔有德攻东南。眼看要出发，尚可喜却突然表示不愿意去西南，理由是水土不服。
说实在的，这个理由太过牵强。你水土不服，谁水土服？大家不都是东北吗？谁也不是台北的。相对来说，东南、西南不都是南吗？有啥区别？
还好孔有德发扬风格，不跟他计较，主动请缨去西南，事情才圆满解决。然而，孔有德不会想到，这一去，再也没能回来。
在命运的叉路口，向左或向右，有时候差别很大。
除此之外，多尔衮还下令其他身在外地的部队，也尽可能的支援评判，以就近为原则。

（253）【爱新觉罗·福临卷】
这次镇压行动，可谓规模空前，大清拼尽了全力。
不用全力也不行，一下子丢了大半个中国，弄不好就要被人家赶回东北玩泥巴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大同总兵姜瓖突然（“三南王”出兵之前）起义，再次掀起了山西、陕西地区反清的热潮。
据地方奏报，姜瓖之所以造反，主要因为对阿济格“扰民甚重、排斥汉官”的行径深为不满。
迫于无奈，多尔衮只能亲自出马，为这位不省心的亲哥哥擦屁股。
自从当上摄政王以后，他已经很久没有带兵打仗了。倒不是他思想腐化、安于享乐，而是朝廷内的形势实在太复杂。虽然他大权在握，但上面毕竟还有个名义上的皇帝，轻易不敢离开京城。
这回实在没办法，放眼一看，能打的基本都派出了，总不能指望小皇帝御驾亲征吧。当然，顺治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他倒可以名正言顺的当皇帝。可那个时候，恐怕大清就没了，他要这皇位有何用。
本来阿济格从大同出关，就为了镇压蒙古诸部的造反。谁成想前方还没个结果，后方先乱套了。如果再搭上个小皇帝，那“蒙古朋友”就更不把大清放在眼里了。不仅如此，内地的各方势力也会受到鼓舞，坚定反清的信念。
不管怎么说，多尔衮还算是一个以家族利益为重的人。他想当皇帝不假，却不想因为自己的欲望而毁了家族多年的基业。从他的表现，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初他没有硬抢皇位。也正因为这样，大清才没有重蹈蒙古帝国（忽必烈）的覆辙。
对于这一点，顺治多少也能够理解，顺治的重孙子（乾隆）更能理解。
经过权衡，多尔衮决定自己上。
当然，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多尔衮并没有丧失理智。毕竟已经多线作战，他深感兵力不足。作为大清实际的最高统治者，他本人更不能有半点闪失。
因此，他第一时间写信给姜瓖，解释说：之前都是误会，阿济格向来性格鲁莽，也不是针对你。不过放心，这回我保证收拾，给你一个交待。希望你能不计前嫌，我也既往不咎。
姜瓖回复，少来这套！
多尔衮并不气馁，以近乎请求的口吻再次致信：别人面子你可以不给，我的面子你还能不给吗？
姜瓖回复，不给！
谈判就此破裂。
多尔衮不停调兵遣将，下令阿济格准备足够数量的红衣大炮，并调集同在山西境内的尼堪、博洛、硕塞等亲王向大同方向集结。另外，他还指令陕西方面的平X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等配合作战，以阻断邻近的支援。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254）【爱新觉罗·福临卷】
然而，一个消息，打乱了多尔衮的计划。
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三月，大清（实际上）的二号人物，辅政和硕德豫亲王多铎，感染天花，生命垂危。
不争气的大哥惹下的祸还没平息，而争气的老弟却眼看就要安息，得知消息，多尔衮差点一口鲜血喷地上。
他当即下令班师回朝，希望能看弟弟最后一眼。
当然，连皇位都能放下的多尔衮，也不可能为了弟弟不要江山。所谓班师，只不过是他自己带着亲兵返回，而其他将领和大部队仍然留下围困大同。
临走之前，他一股脑儿将硕塞、博洛、尼堪全都由郡王提为亲王，意在让他们更加为朝廷卖力。
料理完这些，多尔衮向着京城一路狂奔。然而，天不遂人愿，刚走到居庸关的时候，噩耗传来，多铎已经离世，享年三十六岁。
相对来说，确实有点儿太年轻，或许真的天妒英才吧。
多铎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当然，这只能站在大清的角度来评价，对于中原汉人来说，他也可以说罪孽深重。作为所谓“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直接领导，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
《清史稿》总编赵尔巽先生，在“诸王传”序中有句评语：“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繄诸王是庸。”
赵先生的意思，清初打天下，全靠诸王。我们也可以负责任的说，在入关以后，多铎无疑是诸王之中最给力的一个。
对此，多尔衮应该也会有同感。
世上的事，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尤其同为亲兄弟的阿济格，就不怎么给力。这位大哥打仗倒也还可以，关键总不让人省心，很多本来好好的事，非要节外生枝。用家常话来讲，这人干点儿活就要工钱。
突然失去“不要工钱”、踏实干活的好弟弟，多尔衮悲痛欲绝，直接换上素服，一路嚎啕哭回京城。
有些影视剧里，两人见了最后一面。多铎不仅对自己的身后事做了安排，还为多尔衮谋划如何篡位。我只能说，艺术高于生活吧。
多铎的身后事，只能靠多尔衮来安排。为表隆重，多尔衮为他举行了国葬。只不过，很多重量级的人物没有到场，因为都在外面打仗。
当然，对于多铎来说，毫无意义。而对于多尔衮来说，意义也不大，再高规格的葬礼，也无法改变他低落的心情。

（255）【爱新觉罗·福临卷】
好在诸路大军比较争气，才稍微能让多尔衮感到欣慰。他们似乎也在向多铎的在天之灵证明，自己并非平庸之辈。
谭泰、何洛会在江西，面对金声桓、王得仁的七万大军，毫不退缩。
尤其谭泰，不愧为扬古利的兄弟，作战奋勇当先。在九江、南昌等地，他多次击溃金声桓所部，致使其身中两箭落水身亡。随后，他再接再厉，又大败王得仁，收复江西大部分地区。
在此之前，听说金声桓被围，李成栋还算比较讲究，亲自带兵赶来增援。按他的想法，内外夹击，肯定能打一波漂亮的反围剿。
想法不错，可惜他少算了一点，金声桓的溃败速度。
得知李成栋前来，正在兴头上的谭泰生怕他跑了，带着精锐骑兵一路狂奔南下，终于在信丰（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将其堵住。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李成栋所部毫无准备，四散奔逃。李成栋本人的结局，比较悲惨。据说由于跑得太匆忙，他不小心失足落水，淹死了。
最可悲的，当时居然没人发现。后来清点人数时，他的部下才发现带头大哥不见了。可以说，死的不明不白。
恢复王爵的济尔哈朗，在新生代宗室勒克德浑的配合之下，也同样势如破竹，尤其湘潭一役，生擒前明湖广总督、中湘王（永历追封）何腾蛟。这样一来，湖广地区的危机也基本解除。
离京城比较近的大同战场，也不断有好消息传来。
“戴罪立功”的鳌拜，在大同北山击溃姜瓖。致使姜瓖无力反击，只能死守。与此同时，阿济格等人也不断推进，缩小包围圈。
期间，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心情好转的多尔衮再次亲征。
此次亲征，虽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但给了大同叛军足够的压力。
这年（公元1649年）八月，总兵杨震威斩杀姜瓖，并将其人头献给朝廷。

（256）【爱新觉罗·福临卷】
与此同时，多尔衮信任汉人的政策，也取得了成功。
吴三桂在陕西严防死守，防止山陕两地势力串联，有效地配合了大同平叛。
孔有德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四月，接连剿灭前明黄顺、林国瑞等部，也取得不俗的战绩，并随时准备西进桂林。
尚可喜于同年十一月，攻陷广州，使得朝廷的控制范围再次向最南端延伸。
唯一不太理想的，当属耿仲明。他还没来得及立功，走到半路，就畏罪自杀了。
之所以自杀，因为他触犯了当时所谓的“逃人法”。
后代史学专家总结，清初有三大弊政，剃发、圈地和逃人。
关于“剃发”的问题，前面已经详细谈过。至于“圈地”，我暂时打算放到后面康熙和鳌拜的故事里再说。
现在，我们简单聊一聊“逃人”。
从字面上来看，“逃人”并不复杂，无非因为有人逃跑，从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不过，有两个方面值得详细分析一下：这些人为什么要逃，以及出现逃人之后清廷的态度。
首先说，为什么逃跑？
我们稍微扯远点，要从社会形态说起。
起初马克思最先提出了五种所有制形式的构想，后来经过恩格斯、列宁等人的不断归纳总结，最终演变成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现在国内公认的其实有六种：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也可以理解为五种，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那么，这些社会形态如何区分呢？或者说有什么具体表现？主要就看生产关系。
按照教科书上的定义，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主要包含三项内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
书本上的定义比较生硬，其实我们简单理解就一句话：社会财富由谁来掌握，掌握财富的人如何统治创造财富的人。【正因为两者不是同一种人，才有了所谓的阶级矛盾】
比如奴隶社会，财富由奴隶主掌握，称为统治阶级；奴隶自然是被统治阶级，没有人身自由，无条件为奴隶主工作，所创造的成果也全归奴隶主所有。
理解了这些，我们再说回大清。
在入关之前，女真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我们之前介绍努尔哈赤，说他是地主家的大儿子，其实不够严谨，准确地说，应该叫奴隶主家的大儿子。
而当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完全处于所谓的“封建社会”阶段，甚至明末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单从社会形态而言，大明明显要比大清先进许多。
有人说，清朝取代明朝，是历史的倒退。照本宣科的话，可以这么说，毕竟它将资本主义扼杀于萌芽之中。可事实上，完全说倒退，也不怎么准确。我个人认为，只能说大清按下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暂停键。因为此后中国并没有退回“奴隶制”，而是停留在“封建社会”，并由大清将其发展到极致。
不能因为社会中存在奴隶，就简单粗暴地把它归纳为“奴隶社会”。
有奴隶不要紧，即便大明这样成熟的“封建社会”，也存在奴隶。就好像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象征着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也没有被完全消除一样。这都很正常，关键在于什么构成了社会的主体。
封建社会主要由地主（统治阶级）和农民（被统治阶级）构成，即便有奴隶存在，也只能算非主流。正因为此，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朝代更迭，其实就干一件事，斗地主。
农民跟奴隶比起来，最大的优点在于有人身自由，有时候还可以拥有少量的财富。
然而，随着大明疆土的不断沦陷，大清统治区扩大，越来越多的汉人被俘虏，失去人身自由，分配给八旗子弟做奴隶。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体会过自由滋味的人，突然失去自由，那感觉相当痛苦。
因此，大量的汉人（也有满人和蒙古人）铤而走险，走上集体逃亡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