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杜甫在长按奔走十年，最后仅得一右卫率府怀有胄曹参军这样的仅够糊口遑论从政的小官【杜鹃附注：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右卫率府是保卫东宫太子的卫队；胄曹参军应该是管盔甲仓库的小官】，为什么说他对玄宗怀有知遇之恩的感激呢？这倒不是为了这个小官。杜甫对此官的态度在《官定后戏赠》13)一诗表现得很明确：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
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飚。
　　无非是得句个酒钱，有个栖身之处罢了。他感谢玄宗是玄宗赏识过他的才华，当杜甫献上《三大礼赋》之后，被玄宗命待制具贤院。虽然，“待制”一直未能等到一官半职，但这件事本身已让杜甫感到终身荣耀：
“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
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
往时文采动人主，……” （《莫相疑行》）
“彩笔昔曾千气象” (《秋兴八首》49之八），
“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 （《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
都是他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且津津乐道引以自豪的光荣史。
如果没有后来的动乱，谁知他会不会成为一位翰林学士呢？杜甫未能在玄宗朝谋到理想的职位，他只怪奸臣权相，如李林甫、杨国忠之流，从未怪到皇帝头上的，更重要的是，杜甫的前半生身逢开元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的会议不能不和玄宗早期的业绩联系在一起。尽管有安史之乱，人们对玄宗的晚节感到遗憾，但无论是当代人还是后世人对玄宗的评价至少是功过参半的，说不定本朝人对他的评价还是三七开呢。杜甫对玄宗的开边政策，晚年的不理政务只图享受有所揭露批判，那也是符合一个社会良知的言责的。其目的是要这位曾经类似尧舜的圣君继续圣明下去。或许正是这种犀利，杜甫才会在《北征》中写出“中自诛褒妲”那样的任怨性极明显的诗句。杜甫对玄宗总有句分尊敬和卫护，再看“鹤禁通宵风辇备”二句，就让人感到他在批判肃宗的同时，也是在为昔日的玄宗、今日的太上皇鸣不平了。
【杜甫《洗兵马》：鹤禁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

　　　　　　　　　（二）

　　杜甫对肃宗的态度较为复杂。
　　肃宗自立灵武，史家不乏微词，但肃宗即位之后，抗战中心亦随之成立，玄宗的追认更从制度上确立其君权的合法性，杜甫在动乱中得知新帝即位，立即放弃与家人的团聚，投奔中央新政权，途中被叛军抓获，押解长安，杜甫历尽艰难，逃出敌占区，此行让人后怕。杜甫在(《喜达行在所三首》20) 多处描写这次危险的经历和大难不死的庆幸：
“眼穿当落提，心死著寒灰”；
“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
“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
“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
“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
……
最后终于
“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21)。
此举表现了他对国家的忠诚，对肃宗的拥戴。杜甫被赏识，任命为左拾遗。此时杜甫对肃宗是十分感激的：“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述怀》21) 又是满怀希望的：
“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断”，
"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喜达行在所三首》20)
南阳，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乡，这里以光武帝比肃宗，说凤翔充满中兴气象，如同刘秀把汉王查从王莽篡政的逆境中恢复过来一样，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复兴大业将从肃宗开始，在(《述怀》21)中也预言“汉云初中兴”，可见杜甫对这位乱世即位的新君寄与了多么深厚的期望。此时的杜甫，作为皇帝的近臣，“天颜有喜近臣知”（《紫宸殿退朝口号》），又是专职的谏官，他要为中兴的到来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
“袞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题省中院壁》）
可惜肃宗并不是他所希望的尧舜之君，在房琯问题上，杜甫体会到谏官一职的形同虚设，也真正品尝到了“君视臣如草芥”的滋味，知道了君权的绝对权威性。事后，肃宗放还杜甫鄜州探亲，看似仁慈为怀，实质是疏远的信号。杜甫因此行写下了著名的(《北征》23)。诗中对肃宗的态度十分复杂。既有个人宦海沉浮的失意之感，从大局看，又仍对肃宗存有希望。这希望，不仅仅是自己的仕途顺利，主要还是希望肃宗在平叛统一大业中起到应有的作用。诗的开篇便显现出这种曲折的心情：
皇帝二载秋，闺八月初吉。
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
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
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
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
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
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
东胡反未已，臣甫偾所切。
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
乾坤含创痍，忧虞何时毕！

　　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作为谏官，应不离皇帝左右，“诏许”云云，显然是“任怨”了。
杜甫在“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之际，是不会主动打探亲报告的，“恩私被”是特殊的待遇。当时人人无暇顾及小家，肃宗却独独要他离朝探亲，是亲是疏，杜甫心中明白口上却不能道出。“怵惕久未出”点出了此行的不得已。“虽乏谏诤姿”，明显是说房琯一事。杜甫的用心是“恐君有遗失”。当时如此，现在依然。即使是中兴之君，也需要人提醒着才是，何况大敌当前，天下扰扰。说“臣甫”，说“恋行在”，都是毫无保留地写自己对朝廷的忠诚，这忠诚不是“私忠”，是与社稷、民族相连的“公忠”。其中对肃宗的期待也是不言自明的。
诗的后部写道：“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 “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太宗业”是杜甫德治理想的一个样板，要恢复太宗的业绩，还得靠本朝皇帝肃宗，所以，杜甫虽然在政治生活中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但他还没有因为一己之得失而对朝廷、君王产生较大的失望。此时他对肃宗幻想犹存，而且，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平定叛乱，在这个大方向上，他与中央政权是完全一致的。诗中“忧虞”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不是自己的失意。当时他也未能预料严重的事件还在等着他。

　　肃宗终于未能善待杜甫，乾元元年六月，房琯贬邠州刺史，杜甫亦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此时有诗一首。该诗标题长度几乎与正文相等，实为一篇小序，将写作背景及心情一一道出，不妨全录：(《至德二载，甫自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26)：
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烦。
至今残破胆，应有未招魂。
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
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
　　简单地说，前四句写的是自己对中央政权的忠诚，对肃宗的拥戴，后边四句写的是自己的忠诚并未被肃宗理解。口中说自己贬官（移官）哪里是皇帝的意思，类似王维《被出济州》之“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实质是不满至尊的，表现了对肃宗拒谏的不满。
“无才日衰老”，牢骚中已见悲哀。人到中年，正欲有所作为，不料宦海深沉，风险浪恶，楫折舟倾。“驻马望千门”的神情心态又现出老杜本色，这次比不得“挥涕恋行在”时，尚有重返之日，长安城将从此与他远别了。心中的怅惘与悲凉由“望”字流露出来。
　　乾元二年，杜甫受不了华州司功参军这个职务对他理想和抱负的嘲弄，终于愤而辞官拂袖而去了。此时的杜甫，对肃宗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从投奔行在所的热情、《北征》的期待、到“移官岂至尊”的牢骚，到弃官写下的“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的激愤，可以见出杜甫对肃宗情感的变化，说杜甫对肃宗的“忠”经历了由忠诚、期待、失望和拒绝合作的过程，不是没有根据的吧。这个过程中，既有“私忠”，又有“公忠”。最后是根据“君臣相对”的传统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

（三）
　　杜甫辞官三年后，玄宗、肃宗二帝于公元762年（代宗宝应元年）四月先后死亡，后 代宗即位。

　　杜甫最初对那个唐代宗是存有幻想的，这与他对唐肃宗疏远的态度大不一样。

　　代宗新立，使杜甫看到一线希望。“北阙更新主”，或许会给国家、给人民、也给自己带来转机。在此之前，严武曾两次劝杜甫出仕，均被拒绝。一是上元二年（761）底，严武初任成都尹，上任伊始便写诗劝杜甫“漫向江头把钓竿”（《寄题杜二锦江野亭》）意即不要当逍遥派，出来任点职。杜甫回诗一首，以“懒性从来水竹居”作答，表示自己已经习惯这种疏懒的生活，无意仕进，宁愿幽居水竹。（见《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其真正的原因，还是不愿作肃宗朝的小吏。
第二次在宝应元年（762），严武还朝，又劝杜甫“试回沧海棹”（《酬别杜二》），不妨放下架子，做点实事。杜甫仍表示“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奉济酬驿重送严公四韵》）

　　杜甫真的不愿做官了吗？显然不是。关于杜甫的弃官，学界有很多论著研讨其原因。本课也从道与势的冲突，人格的尊严等角度作了解释。汤因比的一段话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汤因比认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些创造性人物常常有“退隐和复出”的行为。他说：“退隐可以使这个人物充分认识到他自己内部所有的力量，如果他不能够暂时摆脱他的社会劳苦和障碍，他的这些力量就不能觉醒。这种退隐可能是他的自愿的行为，也可能是被他所无法控制的环境逼成的；但是不管怎样，这种退隐都是一种机会，也许还是一种必要条件……复出是整个运动的实质，也是他的最终目的”。（汤因比《历史研究》（上）第2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曹未凤译，1959年。）杜甫的弃官，正是人格力量和自信的表示，而弃官不过是等待理想的时机复出罢了。这也符合传统的“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的古训。他拒绝在肃宗朝复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对肃宗已经失望人。代宗即位，时机是成熟，他却在耐心观望。

　　不过，严武却认为新君即位，杜甫已不再有理由拒绝入仕。他不顾杜甫已经淡漠的政治热情，于广德元年（763）推荐杜甫为京兆功曹参军。杜甫在《奉寄别马巴州》一诗中谈到他的态度：
勋业终归马伏波，功曹非复汉萧何。
扁舟系缆沙边久，南国浮云水上多。
独把渔竿终远去，难随鸟翼一相过。
知君未爱春湖色，兴在骊驹白玉珂。
　　原诗有注：“时甫除京兆功曹在东川”，杜甫此诗虽说仍不愿就任，但口气已大有松动。他说自己的兴趣在湖光春色，不象马巴州兴趣在上京朝觐君王，所以不能一同赴京就任。但根本原因却是瞧不起功曹这种小官。《三国志·吴志》载孙策对虞翻说：“孤有征计事，未得还府；卿以功曹为吾萧何，守会稽耳，”萧何为功曹可以建功立业，但今非昔比，功曹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这表明杜甫态度的改变，由拒绝出仕到考虑职务高低再决定是否出仕，同时说明杜甫对新君代宗怀有幻想。

　　　　　　　　　　　　　　　　（四）
　　杜甫对代宗，因为没有直接打过交道，所以一直是怀有希望的，当他晚年无意仕途时，仍对以代宗为象征的“北极朝廷”怀有相当深的感情【杜甫《登楼》：“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这是君位的象征意义在起作用，后人说杜甫“忠”，“一饭未尝忘君”等等，与杜甫后期的这种思想有很大关系。代宗在杜甫心中，也仅仅是一个象征。杜诗中，谈得多的仍是“朝廷”、“国家”、“社稷”这些概念。杜甫的忠，主要是“公忠”，到了晚年，其忧国忧民的感情日趋深厚，“恋阙心态”也格外突出。
“恋阙心态”中，有“私忠”，也有“公忠”。前者指杜甫与某一君王的个体的情感，如《端午日赐衣》：
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
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
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清。
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
【附录：
杜甫 《登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

　　这可以说是“一衣未尝忘君”。此时的杜甫正是春风得意之时，此诗表现的诗人身处顺境的心情，而非一以贯之的立场。杜甫曾为肃宗的近臣，事后念念不忘，这种感情也是很自然的。“去岁兹辰捧御床，五更三点入鹓行”，（《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其一）“忆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龙颜”（其二）等等回忆，都有些“私忠”的回忆。杜甫的“恋阙心态”常常是对过去的辉煌的回忆中夹杂着对现实的失望。
“恋阙丹心破，沾衣皓首啼。
老魂招不得，归路恐长迷。”（《散愁二首》之二）
“忆昨赐沾门下省，早朝擎出大明宫。
金盘玉箸无消息，此日尝新任转蓬。”（《野人送朱樱》）
“北阙心长恋，西江首独回。茱萸赐朝士，
苵萸赐朝士，难得一枝来。”（《九日五首》之二）
“霜天到宫阙，恋主寸心明。”（《柳司马至》）
《杜臆》注曰：“霜天望阙，千里明净，惟恋主丹心，与之共明耳。”

　　杜甫的“恋阙”在晚年表现尤为强烈，它主要表现为对中央政权的认可，对国家的深厚感情，对朋友出仕的积极鼓励，当然，也包括自己壮志难酬老病缠身的一丝悲凉。
诸如“泊舟楚宫岸，恋阙浩酸辛”（《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百年从万事，故国耿难忘”（《遣闷》）；
“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秋日荆南怵怀三十韵》）；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南征》57)；
“恋阙劳肝肺，论材愧杞柟。
乱离难自救，终是老湘潭”（《楼上》）。
杜甫在临终前大写“恋阙”、“恋主”，从他与代宗的关系上，看不出如此怀念期冀的理由，只能认为，杜甫晚年的“恋阙”，是对中国文化的坚定信念，他寄托的是对祖国振兴的热望，是自己“无力正乾坤”的悲剧心理的折射　希望乾坤朗朗，国泰民安。

　　宋人论杜忠君，显然也是看到了这些“恋阙现象”，虽未拈出这一概念。但是一饭不忘君，还是一日不忘朝廷，却是有很大区别的。即便是宋人，论杜时也有微妙的差别。
　　东坡在《王定国诗集叙》云：
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不饭未尝忘君也欤？
　　此说一出，人们纷纷沿用。
　　陈俊卿在《巩溪诗话序》则提出：杜子美诗人冠冕，后世莫及，以其句法森严，而流落困踬之中，未尝一日忘朝廷也。
　　此说将一饭不忘君变为一日不忘朝廷。在宋人眼中，并无质的区别，因为君即朝廷，朝廷即君。我们却不妨借用这个转换，来区别杜甫忠君思想中的“私”与“公”的内涵。

　　如前所述，杜甫并没有受到代宗恩遇。杜甫晚年之“恋阙”，即使偶尔确指君王，那君王也是具有象征意味的，是朝廷的化身，关心朝廷，本质是关心唐王朝的江山社稷，唐朝的人民群众，而非想到君王的龙体龙颜。这是可以肯定的。大历年间，唐朝的天下仍不太平。而当天下乱离，尤其是外族入侵之际，人民只能指望朝廷。
《王命》写道：
“汉北豺狼满，巴西道路难。
血埋诸将甲，骨断使臣鞍。
牢落新烧栈，苍茫旧筑坛。
深怀喻蜀意，恸哭望王官。”
动乱时期，人民只能“望王官”。当杜甫年老体衰，不能为朝廷出力，报效祖国时，他又转而勉励朋友尽心尽力，这也是他“恋阙”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被人们认为“忠君”的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