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曾指出，太宗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主要的具体措施有两个：一个是纳谏，一个是用人。”（《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篇第一册，第95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纳谏和用人，最能反应出君臣关系是否默契，也是判断人君贤昏的一个重要标准。唐太宗算得上有为之君。杜甫对唐太宗善于纳谏，多有赞词：
“先朝纳谏诤，直气横乾坤”（《别李义》），
“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往在》）。
杜甫对唐太宗纳谏的歌颂，显然是和自己因直谏而被贬谪的遭遇作对比。如前所述，杜甫的直言谏诤，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尽责的官员的勇气和胆识，儒家的入世精神和士大夫的“言责”意识是他无所谓惧的动力。

　　本来，谏臣是封建统治集团为维护政权，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产物。谏臣的责任是对君主提出批评性或建设性的意见，使统治者的决策尽可能具有合理性。先秦时代，人们就意识到国之兴亡与君王能否纳谏有密切关系。《国语·晋语六》载：“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对于臣僚，要要看他们能否向君王进谏。《国语·晋语六》载：“夫事君者，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朝夕诵善败而纳之。”到了秦汉，开始正式设立谏观制度，用以保证谏诤的合法地位，汉代的谏职由“三公”兼任，光禄勋属官则为专职谏官。唐代谏职最多，设有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仪大夫，左右补阙，左右拾遗等职。唐以后各朝还设“给事中”的谏官宋代给事中由他官兼任，明代则保留给事中，裁去其他谏职。可惜的是，谏官的设置虽有其合法性，谏官的谏诤却并没有法律效力，至高无上的君王想听则听，不听则不听。在“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臣下者，主之所可用也”（《管子·形势解》）的社会结构里，进谏者的命运大多是可悲的。因为连李世民这样的贤君，也并不是时时喜欢听逆耳之言的，魏征就曾经因为谏言激烈，差点惹怒太宗，丢掉性命。（见《通鉴》贞观六年三月）贤君如此，遑论昏君！

　　杜甫有些背运，碰上的是肃宗，而不是虚怀若谷的太宗。所以他遭到了惨败。尽管如此，他对君王应纳谏和谏臣的言责仍持肯定态度。“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北征》23) 说得这么恳切，他并未因为直谏受到打击而放弃责任。连朋友入朝，他也提醒，该说时就应说：“九重思谏诤，八极念怀柔。”（《奉送王信州崟北归》）似乎皇帝还喜欢听人谏诤。其实，杜甫从自己的遭遇中已知道肃宗等人是不大喜欢逆耳之言的。但他认为纳谏是德治的一个重要内容，谏诤和纳谏可以给国家带来福音：“刺规多谏诤，端拱自光辉。”（《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韵》）赵次公注：“上句所以望于卢侍御也，下句言天子闻其谏诤，自可以垂衣拱手而治也。”（引自《九家集注杜诗》）要实现德治，作为官员，就应勇于谏诤，至于“说了也白说”，就是臣僚门无可奈何的了。

　　贞观之治在政治上的清明，被后世认为达到了极致。杜甫的政治理想，无非就是赶上这个时期。杜甫亲历的开元之治，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忆昔》描绘了这个太平盛世的景象，其而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
　　这与《礼运·大同篇》的描绘有着惊人的相似。这就是为人称道的李隆基的前半生创建的开元之治，可是，由于他晚年的昏聩，这个盛世未能持久，渔阳鼙鼓敲响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警钟。杜甫对此痛心疾首。

　　对于治世－－无论是远古还是本朝的回忆，他表明的是诗人对现实的深深失望。杜甫在天宝后期，其重建意识主要通过对“中兴”的期待得到反映。(《喜达行在所》20)中，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当诗人历尽千辛万苦，逃离敌营，到达肃宗所在的灵武时，感到处处充满生机，充满希望：
“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
“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
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
如果说这只是非常时期的独特感受，那么，在漫长岁月里，对“中兴”－－恢复尧舜治世或贞观治世、开元全盛日的呼唤，已成为杜甫政治理想中的一个主要内容。请看：
　　汉运初中兴，平生老耽酒。(《述怀》21)
　　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北征》23)
　　中兴诸将收山东…(《洗兵马》28)
　　安得更是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光禄坂行》）
　　周宣中兴望我皇……(《忆昔二首》42之二)
　　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宅》58)
　　中兴似国初，继体同太宗。（《往在》）
　　以上诗中，多以“周汉”作比，这是唐人以汉喻唐的惯用手法。中兴的目标，则很具体地落实到本朝的盛世。在批判后来的诸帝每况愈下时，说得尤为明确：
“眇然贞观初，难与数子偕。”（《夏日叹》）
“本朝再树立，未及贞观时。”（《咏怀二首》其一）
关于中兴的内容，杜诗所言不多，但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确知，它不但包括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还包括恢复儒学正统地位，恢复传统文化之人伦秩序的政治内涵。

第四讲 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
序言
　　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他成为“诗圣”的一个重要因素。杜甫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中国古代诗人中的最突出的。杜甫最关心的是人，是一切人--从贫民百姓到王公贵妃的生命，安全和幸福。在这一点上，也是因为他那博大的胸怀所显示的伟大的人格力量如此富有魅力。
第一节 身受感同的推己及人
杜甫热爱人民，关心民众生活，为他们的不幸而忧患重重，这些，在前面几讲已有论述。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乏关心民瘼的诗人，那些伟大的或优秀的诗人门，常常都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心和热爱之情。但是，象杜甫这样，从身受感同而引发的对人民苦难的深切了解和关心，却并不多见。杜甫的身同感受，是时代造成。就杜甫的经历来说，是他的不幸，就他的文学成就来看，则不失为大幸。
　　关于杜甫的仁慈之心，论者常引用“人溺已溺，人饥已饥”的典故来概括，这固然不错。但杜甫的忧民情怀，常常是源自自身的感受而推己及人的。这和“物伤其类”的悲悯不大一样。“人溺已溺”，语出《孟子·离娄下》，原文为“禹四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在禹和稷那里，他们自己没有溺、饥的体验，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能在不溺不饥的处境中，体会到人溺人饥，而肩负起拯民溺、饥困境的重任。杜甫是“窃比稷契”，祖述尧舜的。禹、稷的这种担当道义的精神和博施济众的胸怀无疑深刻的影响了杜甫。杜甫在唐代，毕竟也算得上是一位出生非寒门的人。但他毕竟又不同稷、契，而是一生坎坷的文士，他中年以后的时光，大部分是在流离状态中消逝的。他的生活也时时处在不安定之中。杜甫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一方面为自己的“溺饥”生涯忧患重重，另一方面却又为广大的民众忧愤深广，甚至常常是在自己最困难艰苦的时刻，不由自主地想到天下的百姓，想到灾难深重的民族和祖国。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不假雕饰的、不带功利的忧患情怀，使杜甫的诗篇富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的光辉。

　　在（《茅屋为秋风所破》45）中，这种由己及人的悲悯得到更充分表现。诗人此时，寓居成都草堂。这是他饱经战乱，历尽艰辛之后的一个短暂旅居时期。茅屋实为一象征性意象，它是诗人贫困、潦倒、漂泊的写照。这个茅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不可能让诗人的身心得到安宁，它抵抗不住苦风凄雨的侵扰。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杜甫想到的不是用青砖黑瓦的温暖的小屋来取代这“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陋室，而是想到天下的寒士此时的艰难处境。秋雨茫茫，长夜难眠，诗人辗转反侧，突发感慨：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幻想有那么一天，天下的寒士能住进温暖如春的大厦，欢颜渡日，自己也免遭这饥寒交迫之苦。转瞬间他或许又意识到这种想法未免太理想化了，不付出代价就过上如此安宁幸福的生活，只能是一种奢望。因而，他愿为这一理想的实现作出牺牲，颇有一点“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从而，显示出诗人的人性的光辉。
　　由自己的不幸，想到天下人的不幸；为了解脱天下人的不幸，而宁愿自己承担不幸，就是杜甫之所以成为杜甫的重要一面。这种博大的胸怀是杜甫受到世界人民共同喜爱的主要原因。

　　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表现为他对自己人生的切身体验和对现实生活中的民众的深切关怀。他的推己及人，也是根源于自身的悲剧性境遇。这样，当他为人而悲吟时，他不是带着优越感居高临下悲天怜人，而是身受感同由己及人。从接受心理看，更为亲切真实，让读者同情。白居易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白居易推崇杜甫的此类作品，并多有仿效，其《新制布裘》云：
桂布白似雪，吴锦软于云。
布重锦且厚，为裘有余温。
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
谁知严冬月，支（肢）体暖如春。
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
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
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在《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中，又写道：
水波文袄造新衣，绫软锦匀温复轻；
晨新好拥向阳尘，晚出宜披踏雪行。
鹤氅毳疏无事实，木棉花冷得虚名；
宴安往往欢侵夜，卧稳昏昏睡到明。
百姓多寒无可救，一生独暖亦何情！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争（怎）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以上二诗，受《茅屋歌》的影响是明显的。但其艺术感染力却大大不如杜甫。这一点似乎无人探究。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仿作。仿作只能出赝品，而艺术贵在创新。二是推己及人的角度不一样。当然，我们不能要求白居易先作“寒士”，或自称“寒士”，那样，就更加矫情了。白居易倒是老实道来：“卧稳昏昏”，“一身独暖”，“我”已“稳暖”在先，念天下尚有寒士，希望他们也象我一样免受饥寒。“一身独暖亦何情”，白居易关心民生疾苦，在历史上也算是一位“社会良知”。此诗也表明他“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情怀，但毕竟自己“不饥不溺”，在境遇上已与天下寒士隔了一层，在审美效应上则又和读者隔了一层，因而其艺术感染力也就大大降低了。而白居易这种“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及抒情方式在历史上占绝大多数，所以，杜甫的由己及人就显得格外突出，加之其表述上的创新，因而千百年来独具风骚。

第二节 宽容的悲悯者
　　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还表现为他的独具的宽容。这种宽容，或许可以用儒家思想中的“恕”道来解释。
　　曾子概括孔子之道，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论语·里仁》）恕作为一个根本的生活准则，很受孔子重视。《论语·卫灵公》载：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阳货》又云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
　　张岱年解释：“恭即循礼；宽信敏惠，乃忠恕之所含。宽信是恕，敏惠是忠。”又说：“忠是尽己之心力以助人，恕是不以己之所以恶施于人。忠是积极的。恕是消极的，合忠与恕，便是仁”（《中国哲学大纲》2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恕是仁的核心。“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但可立可达的理论根据是孟子阐释的。孟子把恕道归结为“恻隐之心”或“不忍之心”。即“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并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恻隐之心”定义为衡定的人类良知，而是将其局限在血缘亲情范围内。仁者固然爱人，却不是泛爱众，兼爱天下人，而是根据亲疏，排定秩序，确定深浅。孟子反对墨“兼爱”就是证明。

　　杜甫的人道精神，显然不局限于孔孟的“恕道”，他是以人类命运为出发点，兼爱一切人，同情一切遭遇不幸的人。在这点，他是吸取了墨家思想的精华的。
　　杜甫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这些品格前面已有揭示。当上层统治者违背民意，倒行逆施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憎恶之情，大量的批判现实的作品，由此而问世。而当叛军肆凶，危及国家民族，统治者也尝到自己酿下的苦酒时，杜甫对他们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即从普通人的角度审视他们所经历的不幸，从而流露出恻隐之心，表现出宽恕之情。
　　这种变化，从(《丽人行》8)、(《咏怀五百字》14)到(《哀江头》18)表现出来。
　　在前二诗中，杜甫直刺诸杨骄奢。祸国殃民。而当杨贵妃惨死马崽，血污游魂，杜甫却为之深哀。全诗云：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
民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往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关于此诗主旨，有多种意见。
王嗣奭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说：“曲江，帝与妃游幸之所，故有宫殿。而公追溯禄山乱自贵妃，故此诗直述其宠幸之盛，宴游之娱，而终以'血污游魂'，所以深刺之也。”（《杜臆》卷二）以“讽鉴”解此诗是主流。追溯乱根，归咎于贵妃，则是封建时代的“女祸”偏见，不用多说。(《哀江头》18) 在宋人眼里，被认为是最得“风人之旨”的。
张戒说：“杨太真事，唐人吟咏至多。然类皆无礼。太真配至尊，岂可以儿女语黩之耶？惟杜子美则不然，(《哀江头》18)云'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册。'不待云'娇侍夜'、'醉如春'，而太真之专宠可知；不侍云'玉容'、'犁花'，而太真之绝色可想也。至于言一时行乐事，不斥言太真，而但言辇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不侍云'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时行乐司喜事，笔端画出，宛在目前。'江水江花岂终极'，不侍云'比翼鸟'、'连理枝'，'此恨绵绵无尽期'，而无穷之恨，黍离麦秀之悲，寄于言外。题云(《哀江头》18)，乃子美在贼中时，潜行曲江，睹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其词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礼，真可谓得诗人之旨者。”（《岁寒唐诗话》卷上）

　　对杨贵妃如此，对其他王孙公子亦然。写于同时期的(《哀王孙》19)也颇见杜甫的宽恕之道。诗云：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
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
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待同驰驱。
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
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
高帝子孙皆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
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
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
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
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
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
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它人狙！
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