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香港，范柳原天天陪着流苏在香港玩，吃饭看电影跳舞购物，两人彼此喜欢着，却又彼此试探着，防范着。范柳原担心流苏只是爱他的钱，流苏则担忧范只爱她的美貌和身子，只想把她弄作情人。这种彼此的试探，和爱情基本不相关，更像是在做一桩生意，婚姻生意。在中国，从古至今，婚姻更多时候，都是一桩生意经。但这种生意经一般的爱情和婚姻，实际却是现实中最普遍的存在。那种浪漫的爱情，反而是异类。
试探烦了，范柳原故意冷落流苏，和一个风流女子鬼混一阵，然后还是觉得流苏好，再回来试探。好辛苦啊。
试探久了，免不了开始说一些直白的话。范柳原借用诗经，说自己很愿意一辈子和流苏在一起，却做不了主。流苏则生气道，你就是不想娶我而已，你要真爱我，凭什么做不了主？范柳原则也生气道，我犯不着花钱娶一个不爱我的人。两个人都觉得对方不爱自己，都觉得自己犯不着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更犯不着为不爱自己的人做出牺牲。
范柳原在生气中，说了一句令流苏特别生气的话，“或许你不在乎，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中国婚姻中的男女不平等，确实有点类似于长期卖淫，仿佛沈从文曾经类似的话，他曾经赞扬妓女，觉得家庭妇女不过是只为一人服务的妓女而已。这话虽然偏激，但在中国男女绝对不平等的家庭伦理下，颇有发聋振聩之意。

深夜里范柳原给她打电话，问她从窗户能否看到月亮，说自己的屋子窗户被藤曼挡住了。流苏从他的话里，听出了范柳原对她的爱和思念，禁不住泪流满面了。可是，第二天，流苏却疑心自己是做梦，那么，是自己爱范柳原，以至于作如此之梦了。
两人的亲昵，自然引起了周围各种留言，不了解的叫流苏范太太，了解的依然称她白小姐。范柳原和流苏开玩笑，说称她为范太太的，倒不必担心，反而叫她白小姐的，可能居心险恶，又开玩笑劝她，“别枉担了虚名。”
流苏非常愤怒，觉得这是范柳原的阴谋，就是要造成流言四起的环境，逼她就范。可流苏不愿意屈服，宁可枉担了这个虚名，毕竟只是让他口头占了便宜，于是，流苏狠狠心，提出要回家了。范柳原也不留她，但很客气地亲自送她回家，送到家，自己就扬长而去了。
家里自然都和社会上一样，以为她在香港被范柳原玩了一个多月，现在人家厌烦了，不要她了，她在家里的处境，自然比以前更加艰难，以至于思考是不是该出去找个小职业独立谋生了。但因为对范柳原还没有绝望，她不肯自降身份，于是，咬着牙苦熬。“一个秋天，老了两年。”

思念她的范柳原终于忍不住，打来电报，催她去香港了，船票也已经订好。白家觉得事已如此，不管结婚不结婚，拒绝没有意思了——他们早就认定，流苏已经是范柳原的女人。而流苏在家里的苦熬，也已经到了极点，于是，又去了香港。
范柳原接到她，最后送她回房间，已经过了子夜。流苏浴室里出来，房间里黑着，踩到了范柳原的鞋，她责问范，“你来做什么？”范柳原说，“我一直想从你的房间看月亮。”流苏这才醒悟过来，那晚上的电话并不是她做梦，也知道范柳原确实爱她。但心里依然恨恨，“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
范柳原终于不肯再等待了，吻她。流苏也没有了拒绝的勇气。当女人把性爱当作对付男人的武器，女人其实已经落在了下风，无论最后是否得到自己想要的，都是一种惨败。但是，在男女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女人几乎赤手空拳，一无所有，只有身体是唯一的武器了——悲哉。
但女人需要爱，需要性，有了性和爱的女人，才是完整幸福的女人。决心接受范柳原爱和性爱的流苏，显然内心早就渴盼着这一刻，当这一刻来临的时候，“野火花直烧上身来”。

成为情侣，两人的关系暂时算是稳定下来，范柳原要去英国处理他个人事务了，流苏想跟着，但范拒绝，要她安心等待，说过个一年半载，也就回来了——或许那里也有范柳原的老情人之类吧，在处理了结英国的财产的同时，也应该了结和旧情人的关系，有流苏在，未免会刺激她人，反而难以处理了，不如独自前往，料理一切，然后安心回国来和流苏过日子了。流苏呢，范说随她意愿，或在上海或在香港。流苏不愿意和家人来往，范就在香港租好房子雇好佣人，安顿好流苏离开，而流苏觉得，“经济上的安全，她知道她可以放心”，那么，她对范柳原的人品和财力，都还是了解的。男人喜新厌旧正常，可恨的是提起裤子不认帐，弃旧欢于困顿之中。
范柳原的船还未离港，战争开始了，日本进攻香港。
范柳原回来，带着流苏四处逃难，躲避战乱带来的威胁，随时感受到了生命处在危难之间，经历了这样一段困苦磨难，在这样一座倾覆之城下，夫妻两人平淡的爱情和婚姻，生命中的互相依赖倚靠，显得特别可贵了。于是，等到战火稍一平缓，范柳原求婚了，在报上登了结婚启事，也就是告知天下，我们是夫妻了——流苏终于修成了正果。

张爱玲的小说，基本都是冷色调，目前读过的小说，唯有《倾城之恋》算是总体色调偏暖，正是难得。
其实，这篇小说的暖色调，主要是就结局而言，在过程里，依然充满了各种冷，但是，就算结局，张爱玲愿意给笔下的人物一个美好的结局，也实属不易啊。一直很喜欢简奥斯汀的小说，历经磨难终成眷属，就是为了这样的小说，可以温暖人心。但是，生活中，到底是怎样的事实更多一点呢？也许看待生活的眼光不同，就导致了不同的结论。总的说来，喜欢在现实里做梦的人，会更喜欢简奥斯汀，对现实认识更透彻的人，会更喜欢张爱玲这样的吧。不过，我现在相信，无论是暖色如简奥斯汀，还是冷色如张爱玲，她们内心对世界的悲悯情怀，是一样多的。只是简奥斯汀们，会用梦来减轻现实带来的痛苦。相反，张爱玲们，倒更多承受了不幸世界带来的疼痛感受。
这两者的区别，或许也就是《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区别。
但张爱玲在这暖色调的结尾里，似乎还是忘不了她对人情世故的冷眼嘲讽，加了一段讽刺性结尾。流苏的四嫂，看到流苏离婚后竟然还能有如此好的结局，也下决心和流苏的四哥——一个花花公子——离婚了。

《琉璃瓦》描写父母嫁一群女儿的故事，可以让我们联想起《傲慢与偏见》。两篇小说，都嘲讽了父母处心积虑为女儿寻找好人家的努力，但简奥斯汀带着善意和暖意，而张爱玲则是冷的，趣味性远不如《傲慢与偏见》了。

《金锁记》是张爱玲名气很大的作品，早年傅雷唯一欣赏的就是这部小说。可我自己，更喜欢和它主题类似的《茉莉香片》。
传庆被家庭虐待的时候，他个人是没有选择机会的，他完全是受害者。而七巧则不同，她是自己选择跳入这个金装银饰的火坑，小说最后，七巧回忆自己的一生，“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中间的一个……”可见，七巧并不是因为父母逼迫而嫁给这个残废，而是自己羡慕富贵而嫁入姜家——从起点上，这个人物就可恨多了。
小户人家出身的七巧，嫁入姜家后，遭受到上上下下的讥笑。陪伴着一个残疾人，心灵肉体双重空虚的七巧，人格日渐变得更加扭曲而阴冷。
年轻的女人，内心总还存留这对生活和生命的渴望，她把这种渴望，寄托在小叔季泽身上，这个季泽，是典型的大户人家的破落弟子，在外花天酒地，但对这个年轻有姿色的嫂子，却敬而远之了。他知道，沾上了这个东西，那就再也甩不脱手了——还是个聪明人啊。

读了楼主分享的文章，真的感觉自己太幸运了，希望楼主多分享一些跟张有关的文章

终于熬到老人死去，老公死去，开始分拆家产，拿到自己一份家产的七巧，带着一儿一女独立生活。
这一份钱，是她用青春换来的，是她用生命换来的，自然看得格外重要，比任何都重要，比儿女都重要，人爱钱爱到这个份上，钱就成了一把金锁，把人的心灵完全锁死了。
阴冷的七巧怀疑一切和她套近乎的人，觉得都不过是来骗她的钱而已。她自己不快乐，就嫉恨一切快乐的人，她甚至看不得自己的亲生儿女过得快乐，她宁可用鸦片来把儿子拘束在卧榻上，也不愿意儿子出去开心。她不愿意女儿找到如意郎君，想方设法破坏女儿的婚事。她看到儿子开始嫖娼，才有点发慌，匆忙给儿子娶个老婆，儿子不太喜欢老婆，就再找个小妾，小妾也留不住儿子出去荒唐，就用鸦片，总之，要把儿子收束在自己眼皮底下，仿佛把钱藏在自己手心里一样。她对儿媳妇极其刻薄，几乎到了阴毒的地步。儿媳妇得病而死，姨太太上吊而死，都可以说是死在这个女人的阴冷里。
这个女人的形象比较单一，或许因为比较单一，就显得可以代表某一类人物，也就是中国文艺理论里的所谓典型人物，可以用来揭批封建家庭迫害人性这个高大上的主题，这大概是这篇小说比较得到左翼理论家首肯的原因吧。
可形象单一，就显得单薄，缺少可以咀嚼的味道。我自己，或许也因为实在不喜欢这个人物，连一点同情心都无法被她激起，也就不太喜欢这篇小说了。
不过，对这篇小说的主题，即金钱为锁的标题思想，还是蛮欣赏的。

谢谢加精。

后来七巧扶正，是姜家希望她安分守己。。可是，，，，，，，，，，，，，
可是却给她带上黄金枷锁
（和谐多次只能图片上传）

霓喜为印度商人生了两个孩子，渐渐觉得自己应该获得主妇的名分，可印度商人不肯把这个出身低贱的女人扶作正室。于是，霓喜开始各种作，甚至在外勾三搭四，终于，印度商人把她赶出了门。霓喜感觉他似乎还对孩子有留恋，作为父亲多少总有的吧，霓喜就坚决要带着孩子一起走，以作为未来转圜的筹码，没想到印度商人竟然就让她走了，只答应每月给她三十元的补贴——如果霓喜愿意把孩子留下来，他倒答应每月给她130元的补贴，这样一笔补贴，在那个时代，应该可以过上很好的日子了。这个印度商人，非常精于算计，但并不坏，当然也并不好，倒确实是精明的商人作为。但霓喜一则有母爱，另外还觉得孩子可以成为筹码，还是带着孩子离去了。
霓喜的身世可怜，她在印度商人家十来年，半奴半主，可以说是遭受了压迫。要是张爱玲有所谓的左翼思想，那无论如何，也该写成《为奴隶的母亲》那样的小说，写出一个遭受压迫的妇女奋起反抗的形象来，但这种概念化理想化的写作，不是张爱玲的风格。

霓喜一离开印度商人，就被一个药铺老板包养。药铺老板对她相当不错，把原配送去乡下，让霓喜做了老板娘。但霓喜背着他，和药铺的伙计勾搭。老板知道，也隐忍了，但老板死后，乡下的原配回来，把霓喜赶走，她再一次落得人财两空。
但作为魅力尚存的女人，总还有男人喜欢，这次是一个英国工程师，汤姆生供养了她。她后来全家都加入英国籍，应该得益于他，但他禁止霓喜自称汤姆生夫人，故开头出现的霓喜，以塞姆生太太自称。
当英国人要结婚，霓喜就再次被抛弃。绝望时刻，遇到当年认识的印度商人的表弟，表示愿意照顾她，她以为是要包养她，还颇自以为得意。可实际上，这个新印度商人，是想娶霓喜的女儿。霓喜终于知道，自己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
霓喜是一生，基本是遭受男人欺凌的一生。从旁观者来说，对她采取同情的态度，似乎是必须的。但张爱玲似乎还是嘲讽大于同情。在张爱玲看来，可怜人的可恨，并不因为她的可怜而减弱。假如我们曾经近距离和这样的人接触过，也许都会认可张爱玲。

《年轻的时候》是一篇相当有趣的小说，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名气不大，但我感觉，对人物形象和心理的刻画描写，绝对精彩。
主角潘汝良出身于小商人家庭，他算是有高大的个人理想，因此而对这个家庭的一切怀着鄙视。对父亲整天忙忙碌碌于小生意，回到家里来喝一口小酒，在他看来，生活特别猥琐。母亲没有文化，只知道疼爱孩子，却不理解孩子，有不顺心的事，就数落孩子。空闲时间，就听绍兴戏，叉麻将——这是当年上海中产的典型家庭了。今天要差劲一点，因为今天的中产，恐怕夫妻都得上班才行。
对兄弟姐妹，潘汝良也同样瞧不上，姐姐虽然在读大学，却整天涂脂抹粉，弟弟妹妹一群小邋遢鬼，总之，在他眼里，这个家庭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一个心怀大志的人，往往如此鄙视四周，因此而显得缺乏温情，温情这个东西，是很可以消磨人的意志的。这样的人，成功的机会确实要大许多。但失败了，绝对是一个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