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占楼吧~~~

《韩非子·存韩第二》试读
《存韩》是《韩非子》系列作品的第二篇，同时也是一篇充满了争议的文章。只是与《初见秦》所涉及到的争议不同，有关本文的争论主要聚焦在其成型的时间上。其中一种看法认为，这篇文章应该是写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
是年，当时与韩非一同受业于荀子门下的李斯，刚刚凭借《谏逐客书》取得了秦王的青睐，顺利地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为了向秦王展现自己的政治才能，同时也为了转移因内乱引发的国内矛盾、恫吓那些打算趁火打劫的列国，李斯建议秦王将下一步扩张的目标指向韩国，试图以灭韩的功业来为自己的前途铺路。
当时正值韩国末代君主韩王安即位的第二年，听闻秦国准备大举伐韩，王安内心惊恐，于是急忙找来韩非商量削弱秦国的计策。
至于说韩非是如何削弱秦国的，史料中并未提及。但从后来的记载来看，秦王政虽任命李斯“用事”，但并没有听从其计策，反而接连出兵讨伐赵国。这个事实隐隐然透露出一个讯息，似乎表明韩非的运作的确起到了作用，因此很多人就猜测，《存韩》一篇很可能就是在这一年写就的。
以上的观点看似顺理成章，但总有人会提出不同的看法。在这部分学者看来，《存韩》一文写于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据《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看到自己的祖国日渐衰落，心中感到万分忧虑，于是便屡次上书规劝韩王，希望能用自己的学说让韩国再次强盛起来。无奈事与愿违，韩王不肯听从自己的建议，使得韩非更感忧愤，于是就困守书斋，写出了《孤愤》《五蠹》《说难》等十余万字的著作。
这些著作后来传到了秦国，秦王政看后感到万分钦佩，以为这是已经作古的先代圣贤的著作，心中不免感慨说：“倘若我能有幸见到此人，获得与他同游的机会，就算是死也不感到遗憾了！”
秦王政说这些话的时候，李斯正好陪侍在侧，于是就进言说：“这是韩非的作品。”秦王听后大喜过望，为了实现“得见此人与之游”的愿望，他不惜派出大军威逼韩国，终于把韩非笼络到了秦国。
然而如此煞费心机，最后的结果却并不圆满。韩非抵秦不久，就遭到了李斯、姚贾等人的陷害，最终不仅没有得到秦王政的重用，反而客死他乡，落了个晚节不保。
秦王政十四年的这次出使，是史料中关于韩非面见秦王的唯一一次记载，也是他人生的绝响。持这一种观点的人认为，韩非之所以会死在秦国，秦王政对韩非的态度之所以会从仰慕变为嫌恶，与韩非试图“存韩”的立场有着莫大的关系。
论述中人们引述了郑国的案例，认为韩非此次出使秦国的目的与水工郑国是一致的，他们都扮演了一个“间人”的角色，其根本的目的都是要“疲秦”而“存韩”。
不同的是，郑国采用的是经济手段，试图用大规模水利工程拖垮秦国财政，为韩国换取喘息之机。而韩非的目标则更为宏大，一方面他试图“祸水东引”“以邻为壑”，将韩国受到的正面威胁转移到赵国身上；另一方面，则是引导秦国与实力更为强大的赵国对抗，通过军事手段实现“疲秦”的目的，从而让韩国免受秦国的侵扰。
但是，韩非的优点在学术研究而不在口才辩论，长处在法家制度设计而不在纵横谋略。他的这些筹划看似精妙，但在雄才大略的秦王政和老谋深算的秦国重臣眼中，就显得有些幼稚了，因而很快就被拆穿了。
除此之外，韩非“间人”的角色似乎还有另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那就要是离间秦国的君臣。比如前文《初见秦》一篇中就指出，秦国之所以不能成就霸王之业，与“谋臣不能尽其忠”有着莫大的干系。此番被迫出使秦国时，他又明目张胆地陷害姚贾，试图破坏其通过“金元外交”对合纵列国各个击破的策略，已经严重损害了秦国的利益。
这些事例似乎表明，韩非作为韩国宗室子弟，始终是心向故国，任凭秦王政如何拉拢，都不可能将其收为己用的。而其用心之险恶与言辞的轻浮草率、手段之幼稚低劣简直令人发指，又让秦王政大失所望，对他的所有美好想象也全都破灭了。
与此同时，韩非的举动也给李斯和姚贾提供了攻击发难的借口。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之下，韩非被打入了云阳大狱，并最终死在了他一直都深谙于胸的“游说之难”上。
按照老规矩，对于这两种说法的是非，我们不妨姑且搁置起来。等到最后通读全文之后，再结合文中的观点加以分析，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出一个相对合理的答案。

（一）为什么韩非会认为，秦国优先攻取韩国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与《初见秦》一篇类似，《存韩》也是一篇“拼盘式”的文章，其中的内容并未全然出自韩非子的手笔。文章由三个独立的单元构成，分别是出自韩非手笔的《上秦王书》，以李斯口吻书写的《议存韩》和《上韩王书》。
其中第一篇章《上秦王书》，大约五百余字，是韩非对秦王政的进言，也是整篇文章的核心主旨所在。文章的开头，韩非首先描摹出了韩国与秦国交往的现实状况：
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秦特出锐师取地而韩随之，怨悬于天下，功归于强秦。且夫韩入贡职，与郡县无异也。
三十多年来，韩国一直都将秦国作为自己的宗主国来侍奉，无论是对内对外都以维护秦国的利益为准绳。具体就表现在：
对外方面，韩国身处于秦国和东方诸侯的夹缝之中，就像是屏风和藩篱一般庇护着秦国，使其能够避免受到各国的直接袭扰。
而当秦国出征列国的时候，韩国也一定会紧紧跟随，这时韩国的存在就有了为秦国“分谤”的功能。因为战争结束后，东方列国不敢找秦国的麻烦，挨了打也只能朝着弱小的韩国龇牙咧嘴，这就导致韩国跟天下各诸侯国都结下了愁怨，但所得利益却全都归于秦国。
对内方面，韩国虽然在形式上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但为了讨好秦国，年年都要进贡纳粮，这跟秦国内设的郡县已经没什么区别了。说句不好听的，它就像你出门在外时随身携带的草席和坐垫一样，想怎么用就能怎么用。
对于这样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可以任意驱使还不用负责的国家，为什么就非要灭掉呢？随时随地拿来就能用，这不香吗？
但问题是，必要条件不等于充分条件，虽然说灭掉韩国不是那么迫切紧要的事情，可倘若我有这个能力，而且随手解决掉这个小麻烦对我也没有什么坏处的话，那我为什么还要留着你这个累赘呢？
今日臣窃闻贵臣之计，举兵将伐韩。夫赵氏聚士卒，养从徒，欲赘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则诸侯必灭宗庙，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计也。今释赵之患，而攘内臣之韩，则天下明赵氏之计矣。
对于这个问题，韩非给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的答案：如今我听说贵国谋臣向大王献计，准备要发兵攻打韩国，我认为这个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
为什么呢？因为灭掉韩国有一个显著的弊端：那就是会将秦国东出函谷的游戏通关难度，从Easy模式瞬间提升到Hard模式。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韩非先粗略地分析了一下天下局势，认为当今天下，能够对秦国造成威胁的国家无外乎就是赵国了。这个在长平之战中遭遇惨败的国家，经过二十多年的恢复发展，如今已经成了反秦的急先锋。他们不断扩充军队、修缮武备，随时都准备向西攻打秦国，可秦国的谋士却不思去除赵国这个心头大患，反而想着要消灭如内臣一般的韩国，这不就是舍本逐末吗？
韩国虽小，但象征意义不可小视。当前赵国蓄养了一大批主张合纵的游士，他们到处宣扬说：“倘若不削弱秦国，大家的宗庙就保不住了！”试图激起诸侯的恐惧之心，从而再成合纵联盟——能够造成如今的声势，可见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
在这种情况下，倘若秦国果真发兵灭韩，就等于是告诉天下诸侯，赵国所宣扬的那些理论所言非虚，从而促使各国对合纵攻秦的计谋更感认同。一旦他们达成了共识，再次抱成一团共同进退，秦国再想要东进，岂不是比登天还难？
当然了，以上的讨论全是建立在秦国可以一战灭韩的基础上的。可问题是，你究竟考虑过没有，以秦国的武力能做到这一点吗？我的答案是：不能。为什么呢？

（二）在战国七雄中实力垫底的韩国，为什么就那么难打？
在通常的认知里，韩国不仅是个地方偏狭的蕞尔小国，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鸡”，年年被其他诸侯换着花样吊打，却几乎没有还手的余地。以至于在人们的印象中，韩国连地处边陲的燕国都比不过，倒是与早早被灭了国的宋国、中山这些末流诸侯不相上下，说它是“战国七雄”的一员，难免有些太牵强了。
但问题是，韩国真的就那么不堪一击吗？显然不是的。
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修守备，戎强敌，有蓄积，筑城池以守固。
前文《初见秦》中曾提到，赵国是一个“中央之国”“四战之地”，四面八方都是强敌，使得其根本无法对周边列国建立有效的防御体系。但倘若我们翻看地图看一看，很容易就能发现，“中央之国”“四战之地”这些定语放在韩国身上不仅不会产生任何违和之感，反而会比赵国更加贴切。
韩国地处中原腹地，与早已衰败的东周王室比邻而居，从发育初期就严重缺乏战略纵深和扩张空间。其国土东有齐、西有秦，南有楚、北有赵，南北两块领土还被魏国分割包围起来，生存环境十分窘迫。
四面八方全是强敌，而且还没有一个好惹的。整个战国时期将近二百年的时间里，韩国可以说是跟周边相邻的所有诸侯都干过架。但除了战国早年三晋尚且没有完全撕破脸的那段时间里，有过吞并郑国、爆锤宋国的高光时刻之外，基本上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战绩了。就算是后来韩昭侯任用申不害进行了变法，其表现似乎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其成就跟有过一战荡平齐国的燕国比起来，简直是连提鞋的资格都没有。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积贫积弱、屡战屡败的国家，却能在一个到处都是牛鬼蛇神的“四战之地”中，坚挺地活到秦国向六国发动最后总攻的时刻，苟到了大剧终的时候。反观经常与之相提并论的那些国家，比如鲁国、中山以及宋国等淮泗诸侯，早就已经灰飞烟灭了。
就算是其他强国，如果将它们平移到韩国这么一个尴尬的地理位置上，恐怕没几个能活得过中场。可为什么韩国就这么抗打，生命力就这么顽强呢？他们靠得究竟是什么法宝？大王你不妨好好想想。
文章中韩非并没有给出详细的答案，只是粗略地提到说，韩国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它居于“天下之中”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每天都要遭受无数暴击，以至于君主受辱、臣子受苦，上下相互同忧共患已经很久了。为了能够保存国祚，他们经年累月修筑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长期储备各类战略物资，以图警戒强大敌人，实现长期固守的目标。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当时人尽皆知的特殊条件，就算是韩非不提，秦王政也是心知肚明的，那就是韩国独树一帜的技术优势。
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中，韩国除了进行过一次不怎么彻底的变法之外，还依凭丰富的铁矿资源，发展出了一套强大且完备的军工产业。当时天下最精良的强弓劲弩、最锋利的刀枪剑戟……都是通过这一套遥遥领先的军工体系生产出来的。
正是依靠这些科技树上的领先优势，韩国才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小而精的地方性强国，打造成了一只打不死的小强、一颗捶不扁的豌豆、一朵带刺的玫瑰，一个任何人下口之前都要仔细思量半天的硬骨头。

面对这样一个小而能打、小而抗揍的国家，大王你有把握一年就灭掉它吗？如果不能，那带来的后果可就严重了。
今伐韩，未可一年而灭，拔一城而退，则权轻于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韩叛，则魏应之，赵据齐以为原，如此，则以韩、魏资赵假齐以固其从，而以与争强，赵之福而秦之祸也。
首先，如果你打着灭韩的旗号大举出兵，四邻诸侯围着看了半天，发现你只是攻取了一座城池就退兵了，他们一定会说：“切！我以为秦国有多厉害呢？原来也不过如此！”秦国的力量就会被各国看轻，秦国的军事实力也会遭受普遍的质疑，他们就会信心倍增，合起伙来进攻秦国，我就问你能不能扛得住？
其次，韩国本来跟你跟得紧紧的，结果你这一打，他们心里肯定发慌啊！就一定会背叛秦国。韩国一背叛，魏国人看了肯定高兴，就会积极响应来帮助韩国。赵国一看韩魏两国抱成一团，就会大受鼓舞，从而依靠齐国作为后盾来与秦国对抗。
把原本顺服于自己的韩、魏两国推到对立面，就等于是拿着两国的武力去资助你最大的对手，让赵国和齐国的合纵力量更加稳固。合纵的力量一旦得到加强，就一定会反过头来与秦国争雄。所以我才说，攻取韩国是赵国的福利，对于秦国而言却是祸患。
夫进而击赵不能取，退而攻韩弗能拔，则陷锐之卒勤于野战，负任之旅罢于内攻，则合群苦弱以敌而共二万乘，非所以亡赵（韩）之心也。
到了这个时候，向前进取不能击败赵国，退而保守又不能拔除韩国，秦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受苦受累的可不仅仅是那些冲锋陷阵的士兵，还会让后勤补给成本直线上升，从而让整个国家受到拖累。
事情一旦发展到这一步，你想要用这样一支疲弱的军队，这么拉胯的后勤补给，来同时对付两个万乘之国，大王确定这就是你最初作出攻韩决策时想要达成的目的吗？
整段话想要表达的意思十分明确：韩国虽然看起来国小势微，但其地位却举足轻重，其国力也不容小觑。在作出攻韩的决策前，你最好先想清楚，因为不论你能不能一战灭韩，最后的结果都有可能是得不偿失。
均如贵臣之计，则秦必为天下兵质矣。陛下虽以金石相弊，则兼天下之日未也。
由此倒推回来，灭韩的这个决策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按照贵国谋臣的计策行事，那秦国必定成为各国的攻击目标，陛下就算是能与日月同寿，恐怕也永远都见不到兼并天下的那一天了。
所以啊，与其听那些谋臣胡乱指挥，不如你就听我的。那我有什么更好、更符合秦国利益的计策呢？没别的，就是把战火烧到赵国去，具体的操作流程如下：
今贱臣之愚计：使人使荆，重币用事之臣，明赵之所以欺秦者；与魏质以安其心，从韩而伐赵，赵虽与齐为一，不足患也。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定也。是我一举二国有亡形，则荆、魏又必自服矣。
首先，就是要分化瓦解赵国的盟友。对待楚国，使出你们最擅长的“金元外交”手段，用重金贿赂其当权派，大力宣扬赵国对秦国的欺骗。对待魏国，要采取拉拢的手段，派王室公子到大梁为质，让他们安心地跟韩国一起，追随我们攻打赵国。
等楚、魏两国转变了态度，赵国就被彻底孤立了，就算这个时候还有齐国这个帮手，也根本不足为患。只要我们击败了赵、齐两国，区区韩国，不过是一纸文书就能实现和平占领，你还怕它敢跟你对着干不成？
如此一来，秦国可以一举让赵、齐两个大国显出颓势。天下之大，无人可以争锋，楚、魏两国见事不可为，自然会更加坚定地追随在大王身后，天下可定矣！

（三）“先韩后赵”和“先赵后韩”，这两者究竟有什么区别？韩非作这么一番争辩，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里，我们不妨引用一下《初见秦》中的一段话：
然则是赵举，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拔荆，东以弱齐、燕。决白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举而三晋亡，从者败也。大王垂拱以须之，天下编随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初见秦》）
这段话是作者对长平之战后，秦军下一步应该采取举措的复盘推演，认为秦军应该趁着战胜之威，一鼓作气攻下邯郸，与齐、燕等国肢解赵国。
赵国一旦被肢解，韩国就离灭亡不远了，楚国、魏国也将失去屏障。这就等于是通过一场战争，摧毁了韩国、破坏了魏国、挟制了楚国，同时对东面的齐国、燕国构成了直接威胁。
这个时候，倘若秦国还想更进一步，可以直接打开白马渡口，水淹大梁、灭亡魏国，赵、韩、魏三国将不复存在，合纵联盟自然瓦解。剩下的楚、齐、燕三国，又怎么可能是秦国的对手呢？
结合这两段战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韩非所谓的“存韩”之论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要劝说秦国放弃对韩国的占领，而是让秦国抓住关键节点以实现“毕其功于一役”，尽量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统一，以避免频繁的战争对国家造成太大的伤亡和损耗。
赵、韩、魏虽说是三个独立的国家，但他们的存在却依靠的是赵国这么一个支点。
灭掉赵国等于是“釜底抽薪”，韩、魏两国会不战而降；而先攻韩国就等于是“抱薪救火”，就算是你取得了一时胜利，其结果也无非就是让赵、魏两国更加团结，让齐、燕、楚三国更加警惕，让你攻取天下的难度成倍增加。
这就好比是一场“多米诺骨牌”的游戏，只要你能找到整个游戏最关键的一张骨牌，然后轻轻地那么一推，所有的骨牌都会依次倒下，整个过程并不会耗费太多力气。
可若是你非要从骨牌队列的末尾开始一个一个地推倒，那得推到猴年马月去？费时费力不说，还会消磨人的心志，这又是何必呢？
为了进一步增强说服力，韩非引用了一段话，说：
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
这句话大约是出自《尉缭子·武议》篇，表达了一种“慎战”的思想，这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是有共识的。
比如，老子的《道德经》中有“兵者，不祥之器”，《孙子兵法》也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说法。
战争是一种不祥的东西，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对其避而远之，也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动用。
而且，即便是通过战争取得了胜利，君子也不会自鸣得意，因为军队所过之处，一定会荆棘丛生，战争蹂躏之所，定然会出现灾荒的年景。
战争的破坏力如此巨大，对国家对民众都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因此在动武之前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秦国固然是以“善战”“敢战”著称的，但作为统御天下的君主，就必须要处理好“敢战”与“慎战”之间的关系，避免过度使用、过度依赖武力。否则的话，这就违背了天道伦常，国家很快就会走向灭亡。
以秦与赵敌衡，加以齐，今又背韩，而未有以坚荆、魏之心。夫一战而不胜，则祸构矣。
如今秦国正在跟赵国抗衡，同时还要顾及齐国暗中使绊子，已经是左右支绌了。
在这样一个紧要的关头，秦国的谋士却要在没有稳定楚、魏两国立场的前提下，冒冒失失地对韩国动武。倘若不能一战取胜，由此造成的后果必将难以预料，这就是过度依赖战争手段而带来的不利影响。
计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韩、秦强弱，在今年耳。且赵与诸侯阴谋久矣。夫一动而弱于诸侯，危事也；为计而使诸 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见二疏，非所以强于诸侯也。臣窃愿陛下之幸熟图之！攻伐而使从者闻焉，不可悔也。
韩非进一步指出，计谋是用来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也同样要慎重考虑。
秦、赵两国相持多年，今年正是决定强弱胜负的关键之年。赵国为了这场决战已经与其他诸侯谋划良久，而秦国偏要在这个时候去谋划进攻韩国，倘若一战失败而在诸侯面前漏了怯，那就太危险了。
谋臣制定的计策不仅没能提升秦国的影响力，反而让诸侯起了算计之心，那就是更大的危险。出现了这两种危险的苗头，又如何能够在列国面前称雄呢？
因此——韩非最后作总结陈词说——希望陛下能慎重考虑臣的这些话，出兵攻伐韩国而让倡导合纵的人钻了空子，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韩非的《上秦王书》到此结束。

总结其论述要点，主要是想将秦国对外战略由“先韩后赵”扭转为“先赵后韩”。其主要的理由有三：
第一，韩国对秦国忠心且有大用，倘若秦国连这么一个顺服的国家都不肯放过，必然会引起诸侯的警惕，从而对合纵联盟的形成产生促进作用，进而增加后续东征列国的难度。
第二，韩国国力虽弱，但却并不容易攻取。如果秦国不能一战灭韩，就必然会遭到诸侯的轻视，从而让秦国陷入与三晋持久作战的泥潭，甚至让统一列国的梦想变得遥不可及。
第三，倘若秦国能暂时舍弃韩国，将攻打赵国摆在首要位置，可以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因为，只要能够把赵国打垮，韩、魏两国也就失去了支撑，秦国甚至可以对其实现和平占领。由此，不仅可以顺利兼并三晋，还可以减少多余的战争带来的杀戮。
从这些论点来看，韩非显然已经意识到，无论是采取武力手段还是和平方式，韩国最终走向灭亡已经是一个无法阻挡的趋势，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更改这个结局。
在此情形下，他唯一能做的无非就是在“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之间作取舍，这与秦王政的理想并不冲突。站在这个角度上考量，将这篇文章命名为《存韩》显然会产生的误导性，从而给读者带来迷惑。
当然了，作为韩国宗室子弟，希望能通过秦赵之间的战争来消耗秦国的实力，以便为自己的宗国“续命”，韩非所存有的私心和侥幸心理也是毋庸置疑的，这又使得《存韩》这两个字又具备了某种合理性。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韩非已经提出了“先赵后韩”的策略来与自己唱反调，作为“先韩后赵”战略的提出者，李斯就必须要见招拆招，对其论点进行一一破解了。
那么，李斯又是如何反驳韩非的观点的？他的观点究竟能不能站得住脚，又对韩非最终的命运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先韩后赵”和“先赵后韩”从结果上看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难道韩非真的是因此而丧命的吗？这就是接下来部分所要着力解答的问题了。

（四）李斯是如何驳斥韩非的？他的这些观点能够站得住脚吗？
第二篇章《议存韩》，大约有四百余字，是韩非的同学李斯对《上秦王书》见解的驳斥。
诏以韩客之所上书，书言韩子之未可举，下臣斯。甚以为不然。
接到“韩客”上书之后，秦王政将上书的内容转发给李斯，让他认真分析并给出合理的意见。李斯阅后直截了当地给出了五个字的评语：甚以为不然——通篇都是胡扯，我李斯是一个标点也不会信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为了能够对某一议题达成共识，人们在正式场合进行辩论时，通常都会遵循一定的原则。比如在常被人提到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中，就有一条被人们普遍认可的规则，那就是要“反对人身攻击”，也就是我们俗语中所说的“对事不对人”。
这是一条千百年来，经过千万人流血实践所总结出的一条重要规则，把握这一点对于公共议题的讨论大有裨益。但在规则制度尚不健全、道德评判大行其道的古代社会，人们对议事规则缺乏共识，常常会将公共议题的讨论引入党同伐异的窠臼，这就给当是之人带来了无数的悲剧。
战国时期是百家学说竞相争鸣的时代，是智谋之士风云荟萃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纵横家大行其道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游走于列国之间的游士为了推销自己的主张，经常会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出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来。同时，为了能够在各国君主面前争夺话语权，也经常会不遗余力地抹黑与自己观点殊异的学说、不择手段地攻击与自己见解不同的学者，理性和宽容的辩论规则反而无法成为主流。
在《议存韩》一篇中，李斯显然深谙此理，他并没有“就事论事”摆事实、讲道理，用扎扎实实的逻辑去击败对方，而是抓住了秦王政“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的心理，试图用“诛心之论”同时对韩国和韩非展开绞杀。
首先是针对韩国，韩非在《上秦王书》一文中实实在在地放低了身段，将韩国说成了屏风和藩篱、草席和坐垫，一个随时随地可供秦国驱使的附庸，同时阐述了暂时存留韩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此，李斯特别提醒道，这都是韩非抛出的烟雾弹，可千万不要被这些表象给迷惑了。
秦之有韩，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虚处则然，若居湿地，著而不去，以极走，则发矣。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信也。
韩国虽然弱小，但若从务实的角度考量，它未必就如表面看上去那般人畜无害。相反，李斯特意将韩国可能造成的威胁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认为韩国顺服的不是秦国的道义，而是实实在在的军事威慑。倘若秦国的军事优势荡然无存，他们会比任何人都反叛得更加彻底。
韩国早先也曾有过辽阔的疆域、稠密的人口，甚至还有过一些高光时刻，尤其是战国初年在魏国的庇护下，也称得上是一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强权，比如今的秦国还要威风许多。之所以如今变得只剩下了区区几座城池，那还不都是被我们秦国给坑的（当然还有魏国）？
一个普通人受到肆意霸蛮、任意欺凌，家里的珍宝器物被人抢走了，尚且有报仇雪恨的心思，更何况是一个国家呢？如今韩国看起来是很恭顺，是言听计从了些，可在经历了那么多折辱之后，说他们心里对秦国没有怨恨、从来没有产生过复仇的打算，这种话说出来会有人信吗？
因此说，韩国如今对秦国做低伏小，摆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并不是因为他们喜好慕强，就喜欢英雄气和强壮的臂弯，而是因为实在是打不过，只能认怂罢了。
倘若秦国在武力征伐的过程中遭遇挫折，甚至是陷入了泥潭无法抽身，那种随意操控他人生死的绝对优势被削弱了，他们就一定会在背后使绊子、捅刀子，让你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这对秦国来说始终是个隐患。
这就好比是一个人得了腹心之病，平时不发病的时候就已经够难受的了，倘若居住环境再发生恶化、且长期得不到改善——虽不至于立刻就要了命——可一旦发生了要紧事需要你快速反应的时候，疾病就一定会发作，让你痛不欲生。

随后，李斯插入了一段时事话题，一来是要加强之前的论证，二来也是对韩非“先赵后韩”的策略进行反驳，从而进一步鼓吹自己“先韩后赵”的方略。
秦与赵为难。荆苏使齐，未知何如。以臣观之，则齐、赵之交未必以荆苏绝也；若不绝，是悉赵而应二万乘也。夫韩不服秦之义而服于强也。今专于齐、赵，则韩必为腹心之病而发矣。韩与荆有谋，诸侯应之，则秦必复见崤塞之患。
如今我们跟赵国正处于胶着状态，为了破坏合纵联盟，大王派出荆苏出使齐国，到现在还没有个结果。不过，据我的推测，这件事多半是不成的，齐、赵两国的关系很难因荆苏的游说而断绝。
如果他们不绝交，我们就得倾尽全部兵力来同时对付两个万乘之国。而一旦秦国陷入与齐、赵战争的泥潭中无法抽身，韩国看到秦国虚弱，有机可乘，就一定会成为心腹之病而发作起来。这个时候，假如韩国真的与楚国谋划来进攻秦国，诸侯在他们的号令下云集响应，当年六国合纵攻打崤函的故事就会再现。
也就是说，尽管韩国并没有对秦国构成致命威胁的实力，而且当前也没有试图反叛秦国的举动；但他受到秦国欺凌的历史，以及韩人内心里可能隐藏的复仇欲望，都使得韩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为了避免这种可能结果的发生，我们就必须要防患于未然，宁可错杀也不可放过。否则的话，小概率事件一旦发生，就会造成无法预估的后果。到时候别说是实现统一列国的大业了，能不能保住如今的成果都会成为一个未知数。
在对“存韩”的风险做完简单的论证之后，李斯开始将论述的重点转向了对韩非本人的绞杀。
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辩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而以韩利窥陛下。夫秦、韩之交亲，则非重矣，此自便之计也。臣视非之言，文其淫说靡辩，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辩而听其盗心，因不详察事情。
李斯一再强调，说韩非言辞华丽、颇有才具，但又巧说连篇、文过饰非，很容易蛊惑人心。此番他到秦国来，看起来好像是在为大王献计献策，可他的本心“未必”不是想用其“存韩”的计策来博得大名，从而实现他自己的政治野心。

（五）否决了韩非的建议之后，李斯会提出什么样的计策呢？他的计策会比韩非更加高明吗？
韩非试图通过欺诈算计的手法诱骗秦国，同时窥探陛下的意图来为韩国谋取利益。倘若大王真的听了他的话，采取了“先赵后韩”的策略，最大的受益者会是谁呢？当然是他韩非了！
因为是他牵线搭桥促成秦国和韩国的和睦，韩王为了维系与秦国的关系，就不得不重用他，让他从此地位更加稳固。他这哪里是在为秦国谋划？分明是用秦、韩两国的命运来为自己的前途铺路啊！
也就是说，韩非虽然颇具才华，其学说也的确很让人动心，但作为一个“天性本恶”的个人，他必然会将个人利益置于秦王利益之上；同时作为韩国宗室子弟，他也会将韩国利益置于秦国利益之上。
他最擅长用华丽的包装来隐藏阴暗的野心，用动人的说辞来惑乱人心。我实在担心陛下无法经受其“糖衣炮弹”的攻击，相信了他的诡辩邪说，以至于无法准确把握事情的本来面目，那可就真中了别人的圈套了！
既然韩非不可信，其“存韩”的计策也不可行，那你李斯可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吗？当然有了！
今以臣愚议：秦发兵而未名所伐，则韩之用事者以事秦为计矣。臣斯请往见韩王，使来入见，大王见，因内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与韩人为市，则韩可深割也。
李斯的建议如果概括成四个字就是：虚张声势。
如果概括成五个字，那就是：空手套白狼。
首先，对待韩国，要陈兵边境但又不说出要讨伐的对象，韩国发现后肯定会心慌。他们会琢磨：“这秦国大兵压紧，是不是要对付我呀？如果是的话，那可就糟了！”
因为担心秦国会对自己用兵，他们就会很顺服地采取侍奉秦国的策略来求得自保。这个时候，请大王允许我出使韩国，说服韩王来秦国觐见。只要能将其骗来，大王就可以将其扣留下来作为人质，然后再召见韩国的大臣，迫使他们割地求和来换回自己的王。
因令蒙武发东郡之卒，窥兵于境上而未名所之，则齐人惧而从苏之计，是我兵未出而劲韩以威擒，强齐以义从矣。
其次，对待齐国，也要依样画葫芦，让蒙武征发东郡的士卒，在边境上施压但也不说明具体目标。
这里的“东郡”原本是魏国的土地，治所在今河南濮阳，统辖范围大约在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交界处。与魏都大梁紧密相邻。
在东郡集结军队，可以虎视齐、赵、魏、卫四国，而齐国不知其攻击目标所在，生怕引火烧身，自然就会听从荆苏的主张与赵国断交了。
这两招组合拳下来，我们都不需要真打，也不需要付出真金白银，更不需要让自己的子弟出去做人质，就能让“劲韩”慑于威势割让大片土地，从此变得更加弱小；让“强齐”受到道义感化，而对我们言听计从。
闻于诸侯也，赵氏破胆，荆人狐疑，必有忠计。荆人不动，魏不足患也，则诸侯可蚕食而尽，赵氏可得与敌矣。愿陛下幸察愚臣之计，无忽。
这些消息一旦传开，赵国会感到心惊胆战，楚人会变得更加犹豫，就会在秦、赵之间采取中立甚至是偏向秦国的立场。赵国胆寒，齐国、楚国不敢轻举妄动，魏国又不值得忧虑，这就给我们提供了蚕食别国土地的机会窗口。
李斯这里原文说的是“诸侯可蚕食而尽”，虽未指明要蚕食的对象是谁，但只要我们掰着指头算一算，就能发现除了韩国也没别人了。因此归根到底，李斯所要鼓吹的，还是他“先韩后赵”的策略。
而到了最后，李斯的落脚点又回到了赵国身上。说等我们解除了韩国的后顾之忧，就可以压上全部兵力，与赵氏决一死战了。希望陛下能够慎重考虑我的建议，千万不可麻痹大意。

总结李斯的《议存韩》，其核心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
前半部分是反驳韩非的观点，指出韩国“服强不服义”，在关键时刻是靠不住的，所以必须要优先消灭；韩非子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又将韩国的利益凌驾于秦国利益之上，所以我们就要“因人废言”，他的那些话是断然不能取信的。
后半部分，为了表明自己才是忠心为秦国利益考虑的，李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希望通过武力恫吓手段，迫使齐、楚两国置身事外。具体的方略有二：一是要陈兵边境，迫使齐国与赵国断交；二是削割韩国的土地，以此对列国形成震慑。
对比李斯与韩非的方案会发现，二者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就是都同意赵国是秦国东进六国最大的阻力，而想要在这场国运之战中取得胜利，排除合纵联盟以孤立赵国又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不同之处在于，韩非的建议是通过外交手段，让可能与赵国形成合纵联盟的楚、魏两国保持中立。至于齐国，由于其距离较远，且其执政者目光短浅，事实上并不足以为惧。而韩国因与秦国亲善，且没有反叛和扩张的能力，因此完全不必纳入考虑范围。
这两者孰是孰非，纯粹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并不具有事实判断的前提。因为无论选取哪一个方案，都需要考虑瓦解合纵联盟的具体策略，这是不以秦人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而在执行层面，现实政治也同样存在太多变数。且不说齐、楚、魏等国不会事事听命，不见得就会被秦国的虚张声势吓倒；就算是这次多管齐下，把该用的手段都用尽了，也还存在一个事后背信弃义或者幡然悔悟的可能。
影响诸侯向背的因素有很多，这其中既包含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也无法排斥其他诸侯和纵横家的游说活动，其主动权不在秦国手中。你可以使用的手段，其他诸侯一样可以用，这就使得旁观者的立场总是飘忽不定，更使得任何策略都无法确保万无一失。
至于究竟该采取哪种策略，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在《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中，李斯原本提出的战略是“取韩以恐他国”；但在《议存韩》一篇中，他又将执行策略改成了擒韩王以“深割”韩。
由此可见，韩非之前的论断已经在秦王政心里扎下了根，尤其是他对攻取韩国“未可一年而灭”的判断，以及由此带来所谓“进而攻赵不能取，退而攻韩弗能拔”后果的描述实在直刺人心，让秦王政不禁对李斯“取韩”策略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
李斯深知无法撼动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只得一边痛心疾首地控诉韩非“辩说属辞、饰非诈谋”善于蛊惑人心，一边不得不根据现实情况作出妥协，最后退而求其次，酝酿出了“深割”的新主张。
而为了给自己新观点张目，证明其具有可操作性，他又必须得拿出看得见的成绩来，而这也就是他接下来要采取的行动了。

（六）李斯出使韩国为什么没有得到召见？他又是如何劝说韩王的？
第三篇章《上韩王书》，大约七百余字，在本文中所占篇幅最长。是李斯为了实践自己的“割韩”大计，亲赴新郑面前韩王时的说辞。
秦遂遣斯使韩也。李斯往诏韩王，未得见。
只是与他原先设想不同的是，这次他盛气而来，还没等张口就扎扎实实地吃了一个闭门羹，连韩王的面都没能见上，更别说要完成自己的计划了。
推想起来，韩王对李斯避而不见，倒也算符合人之常情。
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韩王之前派韩非出使秦国，向秦王递交了上书，以游说秦王放弃“取韩”的战略。
按理来说，无论韩非的计策能不能得到采纳，都应该由他本人亲自回来传达消息；即便是被什么事情绊住了一时回不来，也应该派个亲信之人，或者是送来手书说明缘由。
可现实的情况却是，韩王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韩非的消息，却等来了秦国的使者，这不能不让人产生不好的猜测。
韩王哪怕是再愚笨，也应该能够意识到，韩非的“存韩”之策大概率上没有得到许可，而李斯所带来的，定然会是一些自己所无法接受的条件。
其次，李斯在向秦王献计时曾提出，要让秦国在自己出使之前，“发兵而未名所伐”来压迫韩国。
文章虽没有明确提出秦王是否如其所愿派出了兵马，但依常理推断，其派兵配合李斯对韩王实施诱骗行动的可能性极大，否则也就没必要让李斯来走这一趟了。
韩王虽不知其来意，但一看到边境上陈列的兵马，就知道来者定然不善。
以秦王蛮不讲理的行事风格，以及韩国当下可有可无的国际地位，若是不能凭着口舌割上几块土地回去，不能从韩国这里削取一些利益，那他派来使者这个举动也就太多此一举了。
最后，得益于几十年前张仪对楚国的诱骗，天真烂漫的楚怀王最终客死异乡。这件事让秦国在中原社会名声扫地，其信用也早已荡然无存，使其任何邀请他国君主踏上秦国土地的邀请都会遭到天然的戒备。
我们并不清楚韩王是否提前打探到什么消息，但倘若他对此多少有些了解的话，拒绝接见李斯也就成了唯一正确的选项。
因为反正横竖都要得罪秦国，那么与其见了面后因推辞闹个面红耳赤，倒不如干脆躲着不见，也免得授人以柄。
因此综合起来分析，只要这次回来复命的不是韩非，韩王都有理由对秦国的诚意表示怀疑，这就使得李斯这次的出使注定不可能顺遂如意。
由此也就表明，李斯为了反驳韩非而临时起意筹划出的计策，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可操作性。
但正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李斯既然已经在秦王面前夸下了海口，就断然不能空着手回去。否则的话，他自己的忠诚和能力就会受到质疑，反对力量也会趁机发难，对自己落井下石。
李斯当然不甘心，也不允许这些最坏的情况发生。因此即便是吃了闭门羹，也总要做最后一搏。
他愤而上书韩王，试图对其软硬兼施、晓以利害，好让韩王能够识时务、知大体，免得因此惹上了大麻烦却不自知。

所谓搂草打兔子，不管在自己的威逼利诱之下，韩王能作出多大的妥协，自己也能算是不辱使命了。就算是不能胜过韩非，至少也没有输过太多。
因上书曰：昔秦、韩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数世矣。前时五诸侯尝相与共伐韩，秦发兵以救之。
文章先是简单回顾了秦韩两国交好的一些例证，说过去秦、韩同心协力、互不侵扰，天下没有一个国家敢来进犯，这样的局面维持了很长时间。
后来，五国诸侯合兵伐韩，秦国念着两国友好前来相救，这才解除了韩国的危机。
翻看史料中的记录，似乎并没有出现过“五国伐韩”的记载，至于秦国救援韩国的记载，也同样寥寥可数，更多的反而是秦国攻取韩国城池土地的记载。
因此所谓的“秦韩戮力一意，以不相侵”，纯粹属于是外交话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如果非要找一个实例来印证李斯这句话，那也只能是前文提到的“华阳之战”了（公元前273年）。
而这场战争真正的参与方只有赵、魏两国，距离李斯这次的出使更是已经过去差不多四十年，拿这样一件久远的事例来做论证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由于在两国实际交往过程中，秦国大都处于强势的一方，从来都是对韩国予取予求，真正给予的好处并不多，这让李斯实在是编不下去了。于是，关于秦韩友好的话题刚刚开了个头，就不得不草草收尾了。
为了避免尴尬，李斯紧接着话锋一转，开始着重强调保持这种不平衡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韩居中国，地不能满千里，而所以得与诸侯班位于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
李斯强调，韩国位于“天下之中”，土地方圆不到千里，四周还都是饿狼猛虎一样的邻居，总要时不时地来找韩国的麻烦。
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之下，韩国之所以能够一直坚挺地活到现在，君臣上下还能安安稳稳地享受安逸的生活，就是因为世世代代获得秦国保护的原因啊！

李斯的这段话很有些强词夺理的味道。所谓“没有人比韩国人更懂韩国”，之前韩非在《上秦王书》一节中就对这个问题作出过解答。说韩人为了保存国祚，不断地修筑防御设施、储备各类战略物资，以时刻防备外敌的入侵。
此外，在后续的分析中我们也曾指出，韩国为了弥补先天条件不足的劣势，曾搞过一次不彻底的变法，同时发展出了一套领先于其他诸侯的军工体系，使得其国防力量在精细度上得到了持续强化。
因此，韩国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道里艰难求存，靠的是自己的血泪和智慧，并不是某一个强权的恩赐。相反，如果韩王要列出一个“侵犯韩国利益诸侯排行榜”，秦国绝对会高居榜首，且其严重程度也无人可望其项背。
但李斯在这里偏要歪曲事实，非要把韩人自己的成就说成是秦国的功劳，这就难免有些傲慢了。以如此傲慢的态度进行说理，又如何能够说服得了韩国的君臣呢？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李斯并不介意对方听到自己的强辩会有什么反应，又继续从背叛秦国的后果上作进一步阐述：
先时五诸侯共伐秦，韩反与诸侯先为雁行以向秦军于阙下矣。诸侯兵困力极，无奈何，诸侯兵罢。杜仓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韩以秦为不义，而与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为雁行以攻关。韩则居中国，展转不可知。”天下共割韩上地十城以谢秦，解其兵。
早先韩国参与五国伐秦，甘愿充当马前卒、急先锋，在函谷关下向秦军叫板。本以为能得到一些好处，只可惜一起搭伙的那些诸侯都是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大军围困数月也没能越过函谷一步，最后只得仓皇罢兵。
后来杜仓担任秦相，为了报复五国攻伐函谷的旧怨，就将兵锋指向了楚国。楚国的令尹害怕秦国的武力，于是就谗言毁谤说：
“这次的事情可不是我们起的头！都是他们韩国，一方面认为秦国残暴不义，一方面又与秦国结成兄弟荼毒天下。后来他们背叛了秦国，结果又是个不能扛事儿的，吵着嚷着非要拉着诸侯去攻打函谷关，我们不去都不行！这个国家居于天下中央，却经常反反复复，根本不值得信任。你真要报仇就该找他们去呀！”
于是乎，在楚国的主持下，诸侯列国一起威逼韩国，割让上党地区的十座城池向秦国赔罪，这才解除了秦军对楚国的威胁。
李斯提到的这次“五国伐秦”，据推测应该是发生在秦昭襄王九年（前298年）的第二次合纵事件。
这次合纵事件究竟由谁发起，又有多少诸侯参与，不同的史料中有不同的记载，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但韩国在其中发挥了主力的作用，应该是有证据可循的[ 详见马非百《杜仓相秦考》]。
至于说杜仓相秦，以及其由伐楚转为割韩的事件，其具体发生时间已经很难考证得清楚了。甚至我们还可以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将两件互不相关的事件强行赋予因果关系，以此来达到说理的目的。
李斯举这么一个久远的例子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
夫韩尝一背秦而国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听奸臣之浮说，不权事实，故虽杀戮奸臣，不能使韩复强。
韩国背叛秦国一次，国家就受到了威胁，国土就被侵夺了，以至于兵力衰弱至今，就是因为当政者不懂得权衡利弊，非要偏听偏信奸佞之臣的空话才导致的结果。
说到底，这根子就在国君的身上，就算是如今知错能改，把那些奸臣都杀掉了，恐怕也于事无补了。所以啊，照我说，还是老老实实跟随在秦国的身后，就算是没有肉吃，至少也能喝口汤不是？
这段话如果孤立地拿出来听，似乎也有那么几分道理。但问题是，过去几十年里，韩国在多数时间里都在抱秦国的大腿，可即便如此，也依然无法免受秦国的侵略，丢失的土地反而更多，这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话题，又该如何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