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逻辑运用到自己身上，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努力，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运用到政治上就是环境决定论，一个人话语权的高低，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他所处的位置。
别看现在吕不韦大权在握，可他毕竟是商人出身，所有的权势都来自于坐在王位上的那个先天就具有贵族血统的孩子，这是谁都无法更改的事实。
今天你可以凭借着这个孩子飞黄腾达，到明天就有可能被那个孩子踩在脚下，这样的地位终究是不稳固的，秦国的未来终究还要落到那个孩子的肩上。
因此，想要获得更高的权势地位，就必须要依托更为坚固的平台，吕不韦这样的空中楼阁显然不足以作为依靠。
在这个坚定信念的指引下，李斯一方面要对吕不韦虚与委蛇，以此获得更高的职位；另一方面，又刻意与吕不韦保持距离，尽量在只有十几岁的秦王政面前表现自己的才智和忠诚。
通过不懈的努力，李斯的地位逐步攀升，逐渐从舍人升到了郎官，从郎官升任为长史，并获得了客卿的荣衔。
这一步步的跨越花费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每一步都走得极为艰难，这让李斯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
然而，到秦王政九年时，一场突入其来的灾难席卷整个秦国，也给李斯的仕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一年四月，长信侯嫪毐预估秦王亲政后将对自己不利，于是便趁其在雍城举行加冠礼的机会率先发动叛乱，准备攻打蕲年宫弑君自保。
这场叛乱在吕不韦和昌平君、昌文君的努力下很快就宣告平定，但由此带来的冲击却并没有就此消散，依旧给秦王政造成了巨大的触动。
不久后，秦国开始大力清算长信侯嫪毐余党，不仅大批官员被定罪、诛杀、削爵、流放，就连相国吕不韦也遭到了贬斥。
再加上恰好此时，郑国“疲秦”之计遭到泄露，使得秦王政对外来客卿充满了不信任态度。秦国王族趁机煽风点火，鼓动秦王对外来客卿下达“逐客令”——刚刚在秦国站稳脚跟的李斯，就这么躺着也中枪，很不幸地被划入了被驱逐的客卿之列。
入秦以来，李斯奉行着他自己的“仓鼠哲学”，一直谨小慎微躲避着政坛上的各种逆流，只可惜他躲开了叛乱、躲开了清算，却躲不掉这席卷全国的驱逐令。
李斯不甘心、不认命，他不相信自己奋斗多年的成果就这么付之东流，不相信自己好不容易追逐到的“仓鼠”生活就这么轻易地毁于一旦了。
他决定要振作、要奋起，要为自己的理想做最后一搏。经过几个日夜的苦思冥想，他终于写成了一篇流传千古的雄文——《谏逐客书》。文章洋洋洒洒上千言，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外来人才对秦国发展的重要性，以及驱逐外客对秦国造成的危害。
事实证明，李斯这次的选择是正确的，其策略也是无可挑剔的。
秦王政接到上书，被文字中所透露的真挚情感深深打动，不仅废止了“逐客令”，让所有客卿都官复原职，还特意拔擢李斯为廷尉，让他成为秦国众臣中如假包换的“一号人物”。
凭借着过人的才智和善于捕捉一切机遇的野心，李斯一步步地攀向了权力的巅峰，也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仓鼠”理想，这本是该高兴的事情。
可让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边厢他廷尉的位置还没有坐热，那边厢才智过人的韩非却找上了门来。这可如何是好？

（九）李斯与韩非的冲突是怎么爆发的？秦王政为什么会对韩非情有独钟？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李斯给秦王的献计说起。
在接任廷尉的职务后，为了向秦王展现政治才能，李斯郑重其事地向秦王提出，建议将下一步扩张的目标指向韩国。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与秦国紧密相邻的赵、韩、魏、楚四国当中，韩国的国力最弱、国土最狭小，攻取起来也最容易，是一个短期内就能够实现的目标。
集举国之力攻灭韩国，有助于李斯快速建立个人名望、提高政治威望，但对于韩国来说无异于是灭顶之灾。
刚刚即位的韩王安当然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于是急忙找来韩非商量对策，而这也就使得两个原本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同门师兄弟突然不期而遇，本不应该发生的冲突也被摆上了台面。
但需要注意的是，秦王政十年的这一次交锋，韩非、李斯各为其主，两人之间即便是产生了冲突，最多也只是立场之争、策略之争。
以秦国国力之强盛、韩国实力之疲弱，李斯就算是对韩非的理论学识自愧弗如，也有信心依靠自身的优越环境战胜韩非，因此还不至于上升到“孙庞斗智”那种你死我活的高度。
但到秦王政十四年，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想要理解这个转变发生的内在逻辑，还要结合李斯当时的处境，以及秦王政的内心需求来分析。

大体来说，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秦王政的底层心理需求。
自古以来，居于独尊地位的帝王常被人称作是“孤家寡人”，先秦时期的君主也常以“予一人”“不谷”“寡人”“孤”等谦辞自称。
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们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角度来进行阐释，但至少从表象来看，帝王为了便于掌控群臣，就必须要故作高深，以显示恩威难测，自然就不能随意向人吐露心事了。
但是，不管这个帝王有多么坚强的心志，有多么冷峻的外形，在本质上他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也有着寻常人的七情六欲，有着向人倾诉的欲望和获得理解的底层心理诉求。
一方面为了掌控绝对权力不得不将自己封闭起来，另一方面又有着渴望被人理解的强烈需求，这就使得其社会角色与个体情感了巨大的错位。
想要破解这种难题，通常而言无外乎有两个渠道：要么是找到一个琴瑟和鸣的伴侣，要么就是偶遇一个心心相印的卿相，除此之外别无他选。
在有限的史料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如妇好之与武丁，钟离春之与齐宣王，这些都是帝后和谐的鲜明例证。
而在君臣和合方面，远如伊尹之于商汤、太公望之与周武王、管仲之与齐桓公、百里奚之与秦穆公、狐偃赵衰之与晋文公，近如商鞅辅佐秦孝公、张仪辅佐惠文王、范雎侍奉昭襄王，都是令人广为传颂的君臣CP、不朽佳话。
可问题是，“千金易得、知己难觅”。就算是了无牵挂的普通人，想要找到一个对自己知根知底的人也难于登天。
作为一个掌握着巨量资源的统治者，围绕在身边的全都是功利性极强、且极其善于伪装的投机客，这就使得君主在朝堂上寻觅知音、再创佳话的愿望变得更加可遇而不可求。相反，因君主“荒淫无道”“亲小人、远贤臣”，制造出“红颜祸水”“奸臣误国”悲剧的事例，倒是史不绝书。
这种天然的风险，对于当时的秦王政而言，显得尤其严峻。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经历中，秦王政体会过战战兢兢的羁旅生涯，品尝过束手束脚的苦痛滋味，也承受过因帝太后放纵寻情带来的耻辱。
过往的经历给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为其诛除嫪毐党、幽禁帝太后、逼杀吕不韦、下达“逐客令”等举动埋下了伏笔，更使得他无法轻易地与旁人建立互信关系。
或许在一开始，他曾经信任过李斯，也曾对这个写出雄文《谏逐客书》的客卿寄予过厚望，希望将其打造成一个如商鞅、张仪、范雎那样与自己互相成就的谋臣。
但经过四五年的相处，李斯浑身散发的功利主义气息，以及其将“仓鼠哲学”树立为人生第一信条的观念，让秦王政深切地认识到，他并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另一个因素，那就是秦王政对国家政治秩序和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吕不韦担任国相期间，发现了秦国极端实用主义的弊端，曾致力于修正扭转其耕战优先、崇尚首功的政治传统，将秦国的国家机器移出商鞅所限定的轨道。
为此，他还专门组织门客编写了一部煌煌巨著《吕氏春秋》，以图改变人们对秦国文化洼地的刻板印象，并期望将其作为指导秦王政日后治理国家的基本纲领。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吕不韦的理想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其本人就遭遇了滑铁卢。
不管是出于对吕不韦其人的嫌恶也好，还是仅仅与其观念相左也罢，秦王政举行冠礼之后，不仅第一时间就在物理层面上消灭了吕不韦的肉体，更在精神上彻底走上了“去吕不韦化”的道路。
问题到这里又出现了。任凭秦王政有着远超常人的意志，可想要将自己的施政纲领完全贯彻下去，总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执行者居中推动，否则一切都只是空谈。
而在具体执行人的选择上，秦王政也有他自己的考量。
这个人必须与秦国内部错综复杂的官僚队伍——尤其是嫪毐和吕不韦的党羽——相切割，否则难免存有私心顾虑；必须对商鞅以来的法家学说有着透彻的认识，否则就不足以对抗吕不韦所塑造的观念体系。
而纵观当时的秦国朝堂，在列之人即便不是嫪毐和吕不韦的党羽，其思想观念也都受到过他们的影响，实在不能令人放心。
就算是在政治观念上与自己较为贴合的李斯，又因过于急功近利，没能构建起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显然也无法担当大任——这也是他迟迟没有任命李斯为相邦的一个重要原因。

恰在此时，一个看起来完美无缺的人物出现在了秦王政的视野中，这个人就是李斯的同门师兄——韩非。
一方面，作为韩国“诸公子”，韩非有着忧国忧民的胸怀、宁折不弯的品性，忠贞高洁的情操、宠辱不惊的涵养，简直是一个理想人格的模板，与善于钻营的李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让秦王政如何能够不动心？
另一方面，韩非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其学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天下游士对其顶礼膜拜，连秦王政自己都对其崇拜有加，眼看着就成了他的“小迷弟”——这难道不就是与自己组建“明君贤相”组合的最佳人选吗？
李斯既善于钻营，又长期陪伴在秦王政身旁，对于秦王政的心理波动显然了如指掌。
他原本以为，尽管自己资历与秦王的期望还有差距，可只要能够加紧努力、多多建功，假以时日总还是有机会的，也总还能聊以自慰。可如今突然冒出来一个韩非，一个学养才华都远超过自己的人，这就不能不让李斯感到忧心了。
在这样一个情境下，我们大可以作个猜想，当看到秦王政凝望着《孤愤》《五蠹》不由得抚掌击节，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样的感叹时，李斯的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他的内心一定是崩溃的：“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工作，结果椅子都还没坐热，你就来跟我抢工作了，这事谁能忍？”
如果从本心出发，李斯自然不愿意将韩非的名字说出来。但因为有了孙膑、庞涓的前事，此时摆在李斯面前的实际上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必须要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
这是因为，韩非的著作在当时已经极负盛名，既然能够传到秦王政的手中，秦国内部知晓韩非、知晓他与李斯关系的肯定不在少数，李斯没有办法将所有人的嘴都堵住。
倘若有一天，有人将这些信息告诉了秦王，秦王一定会反过头来问：“当初寡人问起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肯说呢？”
李斯难免会因此背上一个“善妒”甚至是“谋臣不能尽其忠”的罪名。甚至有好事者还会添油加醋，拿庞涓陷害孙膑的故事来作类比，李斯的政治生涯恐怕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为今之计，也只有将计就计。
李斯不仅要将实情完完整整地告诉秦王，还要劝说秦王把韩非笼络到秦国来。这样一来，不但能够向秦王展示自己的胸怀，还能够将韩非拉到自己的主场上来，放到自己的掌心里去，从此以后韩非的生死就不是他自己能够决定的了。

（十）韩非与姚贾的辩论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说在这场辩论中韩非必败无疑？
李斯有足够的自信除掉韩非，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韩非的出身问题。
韩非有着韩国宗室子弟的身份，且对韩国有着一片赤诚之心。
拥有高贵的宗室身份和强烈的爱国信念，如果留在韩国，或许能为其从政、治学带来不少便利；
但到了秦国这片土地上，反而会成为他永远都无法摆脱的“原罪”。
当一个人无法全心全意为自己效劳的时候，他身上所散发出的光芒越是璀璨夺目，他展现出的才华越是惊世骇俗，那么他对秦国的危害也就越大，就越能激发起秦王政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而李斯所要做的，就是要将秦王政最底层的恐惧激发出来，彻底打破他对韩非的所有美好想象。
在李斯的鼓动下，秦王政出兵讨伐韩国，迫使韩王安派韩非出使秦国。
而当韩非被迫踏上秦国土地的那一刻，他就已经陷入了一个难以自证的悖论之中：
倘若他悖逆本心，大力鼓吹劝说秦王灭韩，人们难免就会拿与司马光“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类似的话术来说事：
“身为韩国公子，你连自己的宗国都不爱护，又怎么能让人相信，你会真心诚意地为秦国的利益谋划呢？”
可倘若他不这么做，又有人会站出来指责：
“看吧！我就说这个人靠不住，他全心全意所想的就只有韩国，心里哪里还有秦国的位置？就这样一个对秦国不忠的人，说出来的话又怎么能让人相信呢？”
除此之外，韩非还可以选择一条中间路线，既为秦国服务，同时又不讳言自己对祖国的赤诚之心。
具体而言，就是把《存韩》中那套“先赵”方针搬出来，让韩国与秦国一道讨伐赵国。
一旦赵国被消灭了，韩国也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这个时候大可以通过一纸文书对其实行和平统一。
这样一来，既满足了秦王的野心，又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了韩国的宗族和百姓，也算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吧？
但不好意思，有了“郑国疲秦”的前车之鉴，这条路同样走不通。
以韩非的文采和智慧，可以用一套理论在短期内唬住对方，可一旦对方回过味来，事情就不好办了。
假如这个时候，你还是拿着老一套的理论反复忽悠，人们就会说：
“韩国崇尚以术治国，之前就派出了水工郑国，试图通过经济手段‘疲秦’。谁又知道你这次提出的‘先赵’之计，不是另一种军事上、外交上的‘疲秦’手段呢？”

当然了，这些说辞无论有多言之凿凿，都逃不脱“诛心之论”的嫌疑，都不足以成为杀死韩非的关键一招。
甚至连李斯自己都不得不承认，韩非作为韩国宗室子弟，有心帮助自己的祖国来抵抗秦国，这本就是人之常情，也无法成为给韩非定罪的理由。
只要秦王能够想通这一节，哪怕是李斯说破了嘴，也都是“莫须有”的指责，都没办法说服秦王下定决心置韩非于死地。
因此，想要彻底斩草除根，还必须要拿出足够实锤的证据来说服秦王——而这恰好是他梦寐以求的“仓鼠”生活能够提供的便利。
作为一个在秦国职场混迹了十几年的“老油条”，作为一个从四年前就开始执掌廷尉职权、并且在事实上已经成为秦王之下具有最高权威的人物，李斯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设计一个圈套，让韩非这种“职场小白”在秦王面前“原形毕露”。
——而这或许就是《战国策》中《四国为一将以攻秦》一文韩非与姚贾斗法事件的背景所在吧！
《四国为一将以攻秦》是一篇事实和逻辑都很混乱的文章。
文章介绍了一段莫名其妙的“四国合纵”攻秦事件，说是燕、代、吴、楚四国联合起来准备要对付秦国。
秦王得知后惊慌失措，急忙就召集大臣和宾客商议。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叫做姚贾的人，让他带着战车百乘、黄金千斤去游说列国，以图对四国合纵联盟进行分化瓦解。
经过三年的活动，姚贾的游说计划顺利完成，这让秦王感到十分欣慰，于是就赏了一座千户的城邑，并将其任命为上卿。
客居在秦的韩非对此很不以为然，于是就质疑姚贾利用秦王的权势和钱财来为自己谋取声望，并非是为秦国的利益考量；而姚贾其人出身不高、且劣迹斑斑，不适合用以参与国家大事。
面对韩非的指责和诬告，姚贾并没有被吓倒，而是在秦王面前振振有词，对韩非的论调逐一进行驳斥。
他先是自比为曾参这样的好儿子、伍子胥这样的好臣子、女工精巧的贞女，是天下所有做父母、做国君、做丈夫的都希望得到的对象。
然而当我这样一个忠心为秦国服务的人出现在大王面前，大忘却视而不见，反而要听信谗言猜忌我，这找谁说理去？
难不成，大王对贤才的渴求都是假的，又或者是还仅仅停留在“叶公好龙”这个层面吗？
随后，姚贾对自己结交列国君臣的行为进行了辩解，说：
既然君上给我交代了任务，让我带着财宝去分化合纵联盟，我自然就要物尽其用。
这种情况下，我不把这些珍宝送给四国有分量的人物，又该送给谁呢？难道要送给街头卖臭豆腐的吗？那岂不是在糟践钱财？
退一步说，就算是我这些钱没花对地方，可要说这是在为自己谋取声望，那也太看得起我了！
四国国君之所以接受我的赠礼，之所以会信任我，也是因为我背后有一个秦王，有一个强大的秦国。
也就是说，我就是个“狐假虎威”的人，出门在外奉行的都是大王的指令。离开了大王的信任，我姚贾就什么都不是了，结交的这些权贵也会作鸟兽散，不会有人再给我什么好脸色。
因此说到底，韩非污蔑我借用大王的权势来为个人谋取声望，这一点从根本上就是不成立的。
夏桀、商纣因为听信谗言，杀死了忠臣关龙逢和比干，导致国家灭亡。大王如果听信了他的谗言，就等于是自断臂膀，以后也就不会再有人忠于你了！
紧接着，姚贾又列举了一些也有着不堪过往的先贤，如太公望、管仲、百里奚等人的事例，说他们不是出身低微，就是有过犯罪前科，但贤明的君主不计前嫌，依旧对其加以重用，这才取得了不朽的功勋。
倘若做君主的都有道德洁癖，选贤任能非要找那些从出生开始就自带光环、且一生都操行高洁的隐士，那么他也就无人可用了。
正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缺点，英明的君主才不会计较他们的过失，不会因为听信谗言就随意罢黜，只看他们对自己有没有用。
反而是那些自诩高洁之人，又没有建立尺寸之功，是君主最不应该奖赏的，否则人人都会用虚名来讨要封赏。
也就是说，我虽然出身不高、风评不好，但不代表我就一定不忠诚、我的能力就一定比不上别人。反而是那些出身好、自诩高洁，开口闭口就说别人不行的人，才是最需要警惕的。
秦王一听，这话好像有几分道理啊！一怒之下，就顺着姚贾的建议，把进谗言的韩非给杀了。
这篇文章所描绘的时代里，南方的吴国早已成为历史遗迹，而北方的代国尚且还是赵国的一部分，因此说燕、代、吴、楚四国合纵的事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因此这篇文章所交代的历史背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而在文章的主体部分，韩非对姚贾的指责简直莫名其妙，很难想象一个以钻研法家学术著称的韩非，会提出这样背离自己学说且很有些小儿科的问题。
至于说推动秦王诛杀韩非的理由，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姚贾的这番辩词，充其量只能证明自己的忠，但却不能倒推回来证明韩非的不忠。秦王更没有必要因为一场辩论的结果，为了证明对一个人的信任而杀掉另一个人，否则就真没有人敢向他进言了。
因此我们说，倘若这篇文章所收录的对话内容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也只能是朝堂辩论的部分节选。
在这场关乎韩非生死的大论战中，姚贾的辩词充其量也只是起到了推动作用，显然无法成为转变秦王政态度的决定性因素。
而想要理解“韩非之死”的真正原因，以及判明姚贾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还有必要透过这场争论，去窥探一下其背后所隐藏着的，一项长期左右着秦国对外方针的基本方略。这会是什么呢？

（十一）韩非之死与秦国的“攻人之策”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说让韩非服毒自尽才是李斯的最佳选择？
在《战国策》中有一篇题目为《秦攻韩围陉》的文章：
秦攻韩，围陉。范睢谓秦昭王曰：
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伤者，非秦弱而魏强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爱也。人主者，人臣之所乐为死也。攻人主之所爱，与乐死者斗，故十攻而弗能胜也。
今王将攻韩围陉，臣愿王之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韩围陉，以张仪为言。张仪之力多，且削地而以自赎于王，几割地而韩不尽；张仪之力少，则王逐张仪，而更与不如张仪者市。则王之所以求于韩者，言可得也。
文章记载的是范雎对秦昭襄王的一次进言，虽只有不到二百字的篇幅，但却对秦国此后几十年的对外方略产生了巨大影响。
按照一般的推测，这段对话应该是发生在长平之战的前夜。
当时，范雎刚刚帮助秦昭襄王去除了四贵，又对秦国的作战方略进行了优化调整，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新战略。
作为与秦国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自然首当其冲，成了其新战略下的第一个受害者。
在具体的作战方略上，范雎一方面结合韩国土地分散的特点，提出要攻取荥阳、太行道等薄弱环节，将韩国土地断为三截逐一收取，从而就有了白起攻打韩国，收取南阳并阻断其太行道的那次战争。
另一方面，则是将外交战与攻地战结合起来，采取所谓的“攻人之策”，从而就有了陉城之围。而《秦攻韩围陉》这篇文章，就是范雎对其“攻人之策”的具体阐述。
范雎首先对魏冉过去的战略进行了一番批评，说：
魏冉在任的时候，曾连续多次攻打魏国，但却没有对魏国的实力造成实质性的打击，没能让魏国伤筋动骨，为什么呢？
因为魏冉只是没命地攻取别人的城池土地。
城池土地是一国君主的命根子，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可不是只有咱秦王自己才喜欢的。哪怕只是丢失了一城一地，这些君主都会心疼得不得了，就会呜哩哇啦地乱发脾气。
而他手下的那些大臣们，不管是为了讨好国君，还是仅仅为了保命，他们都会没命地坚守，所以才给我们制造了这么大的阻力。
既然魏冉的办法不好使，那你范雎可有什么能让对方“气血两亏”的办法吗？当然有了，那就是“攻其人”。
具体的操作流程就是：
揪住韩国相邦张平这个关键人物，用谈判方式也好，用恐吓手段也罢，总之就是要迫使他同意割让土地，来换取秦国的宽让、换取韩国的安宁。
张平如果是个识时务的人，自然会乖乖听命，那么我们对韩国就能够予取予求，战略目标自然也就容易实现了。
可假如张平这个人就是油盐不进，就是不识时务，该怎么办呢？
办法当然有，那就是给他下眼药，想尽各种办法撺掇着韩王把他赶下台，换一个没那么倔的人上去，然后继续前面的步骤。
如此一来，大王想要韩国哪块土地，他们都得乖乖奉上。久而久之，韩国要是还不被削弱，那就太没天理了。
这里的张平（原文里被错记为“张仪”），在波谲云诡的战国时代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但他的儿子却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就是有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智谋，帮助刘邦缔造了大汉王朝的“汉初三杰”之一——张良。
历史往往就是这么吊诡，当秦昭襄王采用范雎的计策，将张平列为“攻人之策”的首选对象时，恐怕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这一时的得意，竟然会给子孙后代树下大敌，给整个大秦帝国留下了一个智勇双全的掘墓人。

言归正传。
从张平开始，范雎提出的“攻人之策”正式成为秦国对外方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规模的“黑金外交”也进入了组织化、规范化、系统化运行的阶段。
经过几十年的演化发展，“攻人之策”又被添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到李斯担任长史时，更是得到进一步完善，逐渐形成了一个集军事、外交、文化、商业等“全维度”，军队、间谍、刺客等“多兵种”为一体的“立体化”作战体系，被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概括起来，成熟的“攻人之策”主要是通过两个维度来执行的：
第一个维度，是最大限度地消灭敌方的有生力量。
具体来说，就是鼓励士兵在战场上尽可能地斩首立功，能够当场斩杀的绝对不能留下活口；如果对方缴械投降了，可以把他们当成牛马一样使唤，可以全部斩杀，但绝对不能纵其回国。
武安君白起在长平之战后的杀降行为，就是这一战略的具体体现。
第二个维度，是尽可能地分化对方的高级将领和能臣谋士。
对待能够影响敌国国策和战略部署的高层人士，要派出间谍撒出重金进行收买；倘若对方意志坚定不肯变节，那就使用离间计将其边缘化；实在不行还有最后的兜底手段，那就是派出刺客杀掉了事。
赵国名将廉颇、李牧等人，就是这一计策的牺牲品。

对“攻人之策”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李斯陷害韩非时所说的那句话：
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这句话除了表明韩非作为韩国宗室子弟，不能尽心尽力为秦国服务之外，还明白无误地透露出一个讯息，那就是：
倘若不杀掉韩非，放他回归韩国，必然会对秦国构成阻碍甚至是威胁。
——这是一句典型的“攻人”话术。
这也就意味着：
或许在秦王政看来，韩非是一个可以为我所用的人才，甚至有可能成为与自己相辅相成的下一任名相，共同缔造一段君臣相知的佳话；
但对李斯而言，韩非只是其运用“攻人之策”的下一个试验品。
两个人在根本出发点上就有着本质的区别，由此也就不难猜想，李斯将韩非逼到秦国来的真实目的了。
这里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李斯究竟怎么做，才能让秦王政彻底转变对韩非的态度，将其从一个视若珍宝的相才，转变成一个足以威胁到秦国生死存亡的敌人呢？
其答案依旧在“攻人之策”这四个字上。
回顾《四国为一将以攻秦》讲述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姚贾所做的那些工作，实际上就是在执行秦国一以贯之的“攻人之策”，其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以收买、离间、暗杀各国政要为主要任务的政治掮客。
尽管我们不清楚，姚贾是如何挑起与韩非之间的辩论的，但结合《韩非子》后文中提到的观念来看，韩非对于秦国的“攻人之策”，以及执行该任务的姚贾应该都没有什么好感。
一方面，采用“攻人之策”这种不名誉的手段，固然可以立竿见影扰乱列国政局，使得秦国快速形成对列国的优势，但从长远来看无异于是饮鸩止渴，由此带来的危害显然更加不容忽视，因此是需要坚决摒弃的。
另一方面，以韩非的学说标准来进行判断，姚贾的运作手段并没有什么创制创新之处，其所取得的成绩也无法进行量化考核。如果仅仅是凭借着他的一张巧嘴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秦王就信以为真，让他就又是获得封地、又是命为上卿的，那就等于是在激励奸臣、鼓励奸术。
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当他们看到“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这样的后果，知道了“仓鼠哲学”和“极端实用主义”的好处时，自然会纷纷起而效仿。
由此造成的结果，轻则造成整个社会价值取向、利益取向的失衡；重则会出现“劫主弑君”“篡权夺国”这样的悲剧，最终危害的必将是君主自身的安危，因此必须要尽早且坚决地加以制止。
这些论述大量出现在韩非《五蠹》《六反》《八奸》《奸劫弑臣》等篇章里，具体的内容等读到具体章节的时候再详细解说。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说难》一篇的作者，韩非显然知晓吕不韦轻改国策而不得善终的后果，更懂得君主有哪些逆鳞不可触碰。
因此，就算是对“攻人之策”有再多的不满，此时此地他也不会主动挑起这些话题——那么二人产生冲突唯一的可能，就是姚贾阴阳怪气故意挑衅了。
可即便如此，韩非的表述也极其克制，他在回怼对方的挑衅时，特意避开了敏感话题，将批判的重点局限于姚贾个人。
只是在具体辩论过程中，韩非采取了极具人身攻击性质的说辞。这种论辩方式虽说并不光彩，但在战国时期的学术环境下，“人身攻击”反而才是纵横家及谋臣论辩的常态。
正如前文《议存韩》一章中，李斯就曾指责韩非“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就是以“对人不对事”的方法来攻击对手。
而姚贾在反诘韩非之时，也同样指桑骂槐，说韩非是“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以虚愿望于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既然人人都在用，韩非没道理让自己吃这点暗亏。
采取这种手段的优势在于，就算是我暂时没有证据，也可以凭借“诛心之论”暂时压倒对方的气势。
倘若对方是个斤斤计较的人，他的情绪和辩论节奏就很容易被带偏，从而变得方寸大乱起来。因此从策略上讲，韩非的论辩方式并不算超纲。
但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韩非天生就有口吃的毛病，文章虽然写得文辞飞扬、逻辑严谨，可一旦到了需要当面锣对面鼓，跟人唇枪舌剑、正面硬刚的场合，就难免会支应不住。
尤其是在秦国朝堂这样一个纯粹的“客场”上，面对一班朝臣的拱火，韩非哪怕是有“舌战群儒”的气势也终究难以发挥。
而李斯、姚贾等人恰恰可以抓住这一点，巧妙利用姚贾的独特身份，故意歪曲韩非的本意，将其对姚贾个人的反击，上升到离间秦国君臣、破坏“攻人”国策的高度，以图给他安插一个实锤的罪名，让他有理也说不清。
这就好比是王安石推行变法的时候，朝堂上就开始流传“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么一句话。
王安石明知道这句话不是自己说的，可也挡不住有对手愿意替你总结，而且还能总结到让你无可辩驳的地步。遇到这种事情，你又该找谁说理去？
总之，在李斯、姚贾“诛心大法”外加“否定国策”罪名的双重攻势下，秦王政不免就会联想到自己所痛恨的吕不韦，随之将怒火转移到韩非的身上。而韩非又因口吃着实无法辩驳，最后不得不吃下哑巴亏也就是意想之中的事情了。

当然了，秦王政在朝堂上因一时激愤作出了决断，但内心里毕竟还是尊崇韩非这个人的，也没有理由非要杀之而后快。
可对于李斯而言，既然火候已经烧到了，就必须要快刀斩乱麻。否则的话，一旦秦王回过味来，再制造这种机会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这里的问题只在于，作为秦国的廷尉，一个实打实的实权人物，李斯有千百种方式可以置韩非于死地，可最后为什么选择了让他自己服毒自尽这种办法呢？
问题的答案依旧隐藏在庞涓和孙膑的故事里。
倘若李斯通过法律手段除掉了韩非，难免会被人指责为以势压人。韩非在秦国孤立无援，只能任你随意宰割，所有的法律条文也全都任你摘选，就算你有着充分的理据，可谁又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嫉妒而胡乱编排的罪名呢？
如果李斯用谋杀手段，那就更坐实了他的嫉妒之心。就算你能举出一万个证据，证明不是自己派出的刺客，不是自己下的毒手，也不会有人相信了。
也就是说，只要韩非是死于他杀，无论其中的真相如何，李斯都逃不脱“第二个庞涓”的嫌疑，都会让他失去秦王的信任。因此，逼迫韩非服毒自尽，也就成了他唯一的选项。
但正如其在《议存韩》所采取的论证逻辑一样，就算在真实的历史中李斯是清白无辜的，但作为一个忌惮韩非才学的同门师弟，眼睁睁地看着韩非冤死在了云阳大牢中，这件事本身就会成为李斯永远无法抹除的污点，一个永远都无法逃脱的道德困境。天真淳朴的普罗大众只会本着“利高者疑”的心态，用憨厚的目光凝视着你的眼睛，直到让你感到头皮发麻。
而对于身处于历史现场的李斯来说，身前身后名并不是该考虑的问题，他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在除掉韩非之后，能继续得到秦王政的信任，能进一步飞黄腾达，这就已经足够了。
毕竟，在李斯的价值观里，不择手段获得的富贵，总好过贫贱带来的耻辱，这不丢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李斯与韩非的这场对决，实际上正是对其“仓鼠哲学”的一次成功验证。
李斯先是通过在荀子那里拿到的一张“文凭”作为敲门砖，成功地在秦国谋到了体面的工作，摆脱了“厕鼠”那种“不絜”又“惊恐”的底层生活。
随后又通过各种手段，费尽心机地爬到了廷尉这个接近“一把手”的位置，从而掌握了对别人生杀予夺的大权。
而反观此时的韩非，屈身在韩国这样一个弱小的国家，面对着一个胸无大志的君主，空有满腹才华却无人问津，空有一腔抱负却不得施展，最后也只能像流落汨罗江畔的屈原一样，陷入顾影自怜的境地，活成一个孤独愤懑的闲散之人。
尽管他有着无与伦比的学识，有着气贯长虹的文采，有着高洁傲岸的品性，有着气干云天的豪情，却终究要在秦国强大武力的压迫下，被迫卷入了一场必败的斗争中去，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

（十二）韩非能否避开李斯攻人策略的陷阱？他对韩国的作用真有那么重要吗？
在这场决定韩非生死的斗争中，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仓中之鼠”，李斯从一开始就在势能上对韩非、以及其服务的韩国形成了绝对的碾压，对于战胜韩非也有着绝对的把握。 他可以从容不迫地把韩非骗到秦国来，可以泰然自若地为其罗织一个陷阱，也可以措置裕如地结束韩非的生命，这就使得他为了证明自己的高明而亲自出使韩国这件事，变得既不合逻辑，又毫无必要。
基于以上这个推断，同时结合文章中李斯出使韩国却未能达成使命的结果，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韩非的《存韩》篇不可能写于秦王政十四年。
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依照《秦始皇本纪》的记载，韩非自尽之后，韩王安立刻就献出了国玺，向秦王拱手称臣，这意味着韩非的死对韩国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李斯出使韩国却遭遇冷落的情节，就显得很不合逻辑了。
第二，韩非被迫出使秦国之后，其生死就完全落入了李斯的掌控。 李斯无论是采取诛心之论也好，罗织具体的罪名也罢，这些举动在秦国的朝堂上就可以完成，这就使得其为了与韩非一较高低，而亲自出使韩国的举动显得多此一举了。
第三，李斯在向秦王进言构陷韩非时，除了论证其身为韩人不可能为韩国服务之外，还特别提醒韩非可能对秦国构成的威胁。 假如韩非只是一个只懂著书而不通实物的书呆子，其“疲秦”的伎俩可以轻易地被揭穿，李斯所谓的“此自遗患”也就无法成立了。 反过来讲，正是因为韩非在过去的智力交锋中胜过李斯一筹，才使得秦王政切身领会到这种威胁，能够对李斯的进言深表认同。

在此基础上，我们不妨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回顾：
韩桓惠王在位时期，韩国在秦国的不断侵削之下，国力日渐衰微，这让韩非感到万分忧虑。 为了让韩国重新振作起来，他曾屡次上书韩王，陈明任用贤能、富国强兵的方略，但却一直未能得到重视。
屡屡碰壁之后，韩非心灰意冷、孤苦悲呛，却又不愿委身侍奉他国，只得关起门来著书立说，希望自己的学说流传出去，能够引起韩王的注意。 可让他感到失望的是，桓惠王至死都没有品读过自己的文章，更不用说采用自己的见解了。
他原本以为，自己这脆弱的生命，会如渐渐倾颓的土墙一般，在雨水的冲刷之下渐渐朽坏崩塌，最终融入到滋养万物的尘土之中。 自己的学说也会如枝头的黄叶一般，在秋风的吹拂下渐渐飘落，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波涛之中，不会再激起任何涟漪。
如果有一天，韩国在秦国的铁蹄之下沦陷了，他或许还会如悼念楚怀王的屈原一样，穿着炫彩的衣裳，披着花白的头发，喝着香醇的美酒，唱着动人的歌谣，孤独地游走在广袤的故土上，最后在一声狂放的笑声中，纵身投进滚滚黄河。
可让他想不到的是，突然有一天，韩桓惠王去世了，新即位的韩王安突然派来使者，邀请自己入宫商讨救国安邦的大计，以应对李斯提出的取韩方略。
倘若这个时候韩非的幽默感还没有完全消退的话，他一定会如当初的烛之武一样，用一种略带讥讽的口气抱怨那么几句： “臣年富力强的时候尚且不中用，如今老都老了，又能帮大王献出什么好计策呢！”
但不管怎么说，能够得到韩王的重视，他也足以感到欣慰了。 尽管他深知，如今的韩国早已无力回天，自己也垂垂老矣，没有更多的精力再为宗族社稷四处奔走了。 可为了报答韩王安这迟来的信任，他还是愿意发出最后的光芒，决定要到秦国走一遭。

这次出使秦国，韩非以《上秦王书》进行游说，不断地淡化韩国的威胁、强化其给秦国带来的好处，同时夸大攻打韩国可能给秦国造成的损失，从而借势提出了“先赵后韩”的策略。
这篇《上秦王书》，其说理论辩铿锵有力，书表文章顺滑流畅，条理逻辑清晰严谨，修辞雕饰华采飞扬，让秦王政读来深感折服，于是便对原本打算要执行的“取韩”战略产生了顾虑。
然而，这对于李斯而言，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这是因为，早在韩非出使秦国之前，其著作就已经在中原大地广为流传，就算李斯再要强、再倔强，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法家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上是比不过韩非的。
倘若这次在战略设计的比拼对决上又落了下风，此后岂不是要永远都活在韩非的阴影之下了？
为了能够压过韩非一头，李斯以“诛心”的方式针锋相对，论证韩国对秦国存有恨意，韩非其人私心大于公心，因此都是不可信的。
但有鉴于秦王已经受到了韩非的影响，李斯又不得不降低要求，将自己的“取韩”战略更改为“割韩”。
而为了证明自己的战略更具可行性，刚刚升任为廷尉的李斯不辞辛劳，亲自出访韩国，试图诱骗韩王到秦国去，以实现其“割韩”企图。
但由于其计策尚不成熟，从一开始就被韩王识破了，因此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
不仅如此，在此后的几年里，秦国一直严格执行“先赵”战略，持续不断向赵国用兵，这就让意气风发的李斯遭受了巨大的挫败，让刚刚准备要成就一番事业的他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因此我们可以推想，韩非的追随者之所以会在《存韩》篇中将李斯的《议存韩》以及《上韩王书》这两段话术收录进来，很可能也是为了凸显韩非的智谋和才具，从而通过一种反差手法，对李斯的投机心态和小人做派进行讽刺。
只是由于在收录过程中没有交代这轮对决发生的时间，更没有交代其前因后果，使得不少人都将其与导致韩非被杀事件混为一谈；并以此为据进行反向推理，从而得出了李斯的计策比韩非更加高明的结论，这就有些“强说愁”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