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杜甫成功之处在于他有着高尚的抱负。
他自比稷与契，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迂阔不切事情的抱负，高尚的意境却由此产生，因为事实远不如他所想的那样顺利，
使得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坏人坏事采取“嫉恶怀刚肠”，“饮
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的态度。任何文人都读过《孟子》。“庖有肥肉，野有饿莩（同殍piǎo）”，到杜甫才化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在他以前没有一个诗人能造出这样的子，只因为没有杜甫那样的抱负
和意境。

杜甫年辈比李白王维略后（杜甫：七一二年，唐睿宗先天元年生——七七○年，唐代宗大历五年死。李白：七○一年生——七六二年死。王维：七○一年生——七六一年死），文学活动主要在唐肃宗唐代宗两朝，也比李王二人略后。杖甫是代表儒家思想的大诗人。他自称少年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加有神”。从杜
杜甫书金华山诗石刻（拓本）甫诗中用事的精致来看，熟读万卷书，确是事实，并非自夸。杜甫同李白一样，对政治的看法，也是十分天真，甚至比李白更天真。他自比稷与契，希望因自己文学出众，“立登要路津”。他做大官的目的，倒不是为富贵享受，而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在李林甫、杨国忠擅权的年代里，这样设想是完全不合实际的。他有不合实际的大抱负，不能实现这个负，自然对朝政心有不满，但儒家思想使他“不忍便永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对朝廷还是绝对忠诚的，这是与李白王维根本不同处。他也曾陷身贼中，但不曾为贼所污辱，《述怀诗》“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他逃出贼窟，经历着很大的艰危，《北征》诗“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述怀》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这种困苦狼狈的情况，李白王维是不能忍受的，因而屈服于李璘、安禄山。杜甫对君忠诚，在家天
下的封建国家里，君是国的代表人，忠君实际就是爱国。他又自比稷、契，有致君尧舜上的大抱负，他的现实生活却是流离失所，不仅做不到大官，连微小的谏官也因言事被斥革。大抱负与穷困生活这个矛盾，是杜甫诗丰富内容的源泉，他的主导思想是儒家学说，也多少掺杂一些道教佛教（禅宗）思想，他师事董姓道士，称为董先生董炼师，又诗云“余亦师粲可”。慧可僧
粲是禅宗两个祖师名。有些诗中表现消极的意境，如醉时歌“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这一类诗是受道教影响。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
这一类诗是受禅宗的影响。不过，比起李白王维的道佛思想，那是相差太远了。道佛思想在杜诗中只是偶见，远不如儒家思想占有主要地位。

杜甫做诗的功夫，在《宗武（杜甫的次子，小名骥子，有诗“骥子好男儿”）生日》，《又示宗武》两篇中说得很清楚，可说是传授诗决。“熟精《文选》理”和“应须饱经术”两句即杜家诗诀，所谓“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足见他期望宗武继承家学也作诗人。初学的步骤是“觅句新知律，
摊书解满床”。作近体诗必须先知诗律，还必须用事准确，摊书满床，事事
核实，不单凭记忆，这也是诗诀，不过不象精《文选》、饱经术两句属于根
本诗诀。杜诗中又有偶论作诗法的句子，如“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都是说要用苦功锻炼诗句，与韩愈论作文法“唯陈言之务去”，同一意思。这里所说惊人新句，绝不是造出奇怪语，而是体物深刻，见人之所不能见，说出来却很平常自然，不使人感到雕琢刻削的痕迹。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体会物情，细入毫厘，即属于这一类。李王杜三家诗中，多有此类佳句，盛唐诗人与晚唐诗人大有区别，句法就是标准之一。杜甫作诗，不仅是取法于儒经，即《偶题篇》所谓“法自儒家有”；就是对齐梁诗人，也采取认真态度，学他们的长处，如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 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他学古人清词丽句，不废齐梁人，如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自称“颇学阴（铿）何（逊）苦用心”。庾信自是梁末大家，阴何在齐梁并不算上乘，杜甫虽然恐与齐梁作后尘，但并不抹煞它们的长处，他称颂李白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又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对庾信阴何确实是看作师范，毫无轻视的意思。他择善而从，无所不学，所以成为兼备众体，集古今诗人之大成的伟大诗人。元稹（音诊zhěn）作《杜甫墓志铭》，评李杜优劣，说“余观其（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杜甫字）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
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
况堂奥乎！”这里指出杜的特长，是恰当的，由此抑李过甚，那就不当了。大抵可以扬杜却不可抑李，犹之可以扬李却不可抑杜。韩愈是反佛老的健者，
李白一家人都信道教，“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韩愈并不因反道教贬损李白诗应得的崇高地位，足见他的地位是不可撼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