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看得好仔细啊，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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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很高好的

陈子善《不日记三集》
从两封信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费预付制度。
近读陈子善的《不日记三集》，有两篇文章吸引了我。一篇是《从丰子恺佚简说起》，一篇是《稿费单》。两封信都提到稿费问题，丰子恺写给郑效洵的那封信是帮葛祖兰要稿费（1964年）。葛祖兰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60年代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日本俳句，但是64年由于政治形势，日本俳句人文社不敢出，所以把应该预付给葛祖兰的稿费压下来了。丰子恺为葛祖兰鸣不平。
第二封信是周作人1960年写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亚非文学编辑组的信，附上他翻译好的第一份《枕草子》。人文社是1959年1月邀请周作人翻译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但是周作人一开始没敢翻译，认为难度太大，后来在10月底改变主意，11月11日开始翻译。周的原信只有月日，没有年。陈子善先生的考证正确，后来人文社每月向周作人支付400元，其实就是“预支稿费”。回信周作人时，信中夹了一张稿费，这张稿费列出了人文社1961年—1964年的稿费支出，可以看到文学创作收入第一第二是茅盾与梁斌，分别32256.68元和25802.11元；翻译稿费第一位的是傅雷，14876.38元。还有一项很有意思，就是“预支稿费”，这与前后两封信有关，前三位是周启明24948.13元陈冰夷4796.99元傅雷4000.00元。我查了一下，这三人当时分别给人文社翻译《枕草子》（1959年）、《搅水女人》（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一部，1962年）、《谈文学》（法捷耶夫，1960年）。
可以看出，在60年代，人文社的稿费预付非常普遍。原因是当时北京的周作人、张友松，上海的傅雷、钱春绮都是自由翻译工作者，不隶属于当时国营的人文社，行话说就是不属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正式编制，所以不领取工资。而人文社非常清楚这些人都是各个领域的翻译大家，他们翻译的书，以后可以成为本社的招牌，所以出现了“预付制度”。相当于提前买断翻译所有权，即使是在不能出版的年代，也没有什么损失，将来出版还是本社的。（周作人翻译的《枕草子》、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都是80年代才出版）。正真的稿费制度是在80年代产生的，之前尤其是翻译界，实行稿费预支的情况较多，但是人文社就有日本文学周作人、法国文学傅雷、哈代张若谷、海涅钱春绮、马克.吐温张友松等等。
《不日记三集》的文章很短小，但是很精彩。陈子善见多识广，随便几封信能挖掘出新文学史料，我想对现代文学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他这一系列的书增加一下见闻。
2017 9.7

陈子善这三本书，有很多新文学史掌故，同时陈的收藏与见闻帮助他很好地考证，因为文章是写在《文汇报.笔会》上面，文字大多两千字左右，典型的专栏文章，所以取名《不日记》，而且作者是有名的猫党，所以每本书前的藏书票都与猫有关。很有意思的书，推荐之。

希望自己在大学4年也可以像楼主一样痴迷于读书

吧主，你好。能不能为我介绍几本关于股市的好书。谢谢了

吧主，再给推荐几本历史经济方面的好书。谢谢

看看

晚上翻老杂志翻到王小波，再感叹一句老生常谈，当年杂志完爆现在，什么文章写了就登，一字不少你的登上。
王小波的文字气质颇契合《读书》杂志，虽然文章看过十几遍了，但是马与驴之论还是经典的不行。

读了这么多书！自己不在渺小的人类历史上留下一笔，是不是对不起宇宙万物。读书定要有自己的疑问才叫读书。读书的最高境界就是反驳一切可以被你反驳的观点

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
学以致用是中国人的老传统，中国人能欣赏电动机，因为它有“器物之用”，但是欣赏不了电磁感应。像古籍传播这种在中国要算“之用之用之用”的课题，我想更不会有人去碰，国家也不会拨给资金。这一点日本与我们不同，曾经看到日本书店中一面墙摆满了中国学研究之类的学术著作，又看到日本人研究自己国家的文人也是一面墙一面墙的著述，颇替中国文人感伤一把。拿古籍传播来说，恕我孤陋寡闻，近代以降，除了黄遵宪《日本国志》、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董康《书舶庸谭》、傅增湘《藏园读书经眼录》、孙楷第几篇零星的文章之外，没有人系统整理中日之间古籍流布的大作。而前述著作大多数是记录版本，没有把古籍流布做文化现象考察，也没有科学统计。我查找了一下资料，《日本访书志》的汉籍著录125种、傅氏“经眼”也只有172种，其他更不足百种。直到严绍璗的《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搜访日本全国皇家公家私家各种文库之后，告诉我前人的一百来种只占日本现存汉籍善本（明代及之前）1.5%，我才知道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落后多少。所以直到《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的出现才算突破前人在这方面“成就”。
《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分上下两编，上编五章为汉籍流布概论，作者主要讲了汉籍传入日本的轨迹与形式，以及日本保存汉籍的方式与特征。兼论和刻本（第三章）。和刻本是日本古代翻刻汉籍的统称，属于汉籍的延伸，中国学者论述汉籍东传时往往忽视这一领域，作者用一章论述，我觉得是一个突破。同理，在“汉字文化圈”中高丽本、安南本与和刻本是一个地位，都是汉籍的延伸，我希望中国有学者将来做一个系统的研究，三大本之间的传承影响一定可以做一篇大文章。说回和刻本与汉籍的关系，不仅仅是汉籍翻刻那么简单，对于保存古籍版本有非常大的贡献。比如在中国久已佚失的《群书治要》，日本在1616年（元和二年）以铜活字翻刻，是为著名的“骏河版”，这一版的原本是“金泽文库”本，江户时代此书的翻刻本流回中国，对清代校勘学产生很大影响。而且日本很多刻字工就是从中国来的，比如元朝时的著名刻工俞良甫，兹不赘论。总体来说汉籍流入日本与刊刻的形式是对应的，8世纪之前以人种交流为自然通道传播，平安时代转入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体、十三到十六世纪时禅宗僧侣为主体（这与同时期中国宋学的兴盛分不开），这一时代也是内典外典大量传入日本的嚆矢。十七到十九世纪，则以商业为主要渠道，参看日本“博多版”。有意思是的日本与中国有一点不同就是官刊很晚，知道江户时期才成主体。中国自有宋以来官版汉籍一直是主流，这方面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日本战国之后振兴文教的举措。不多论了。
《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下编则是对日藏汉籍做微观考查。这里面作者把日本汉籍储存机构分为5种，即【1】皇家特藏（以宫内厅书陵部为主，这一部分属于皇家私藏，也就是“御物”）。【2】公家特藏（以中央、地方政府外加国会图书馆下辖的“东洋文库”组成），作者重点介绍了“内阁文库”、“东洋文库”、“足利学校”、“金泽文库”和“东京国立博物馆”五家。【3】私家特藏（以个人或财团为主体），私家特藏由于不对外开放，即使是在日本，也少有人知道。比如以内藤湖南生前藏书为主的“恭仁山庄”与“杏雨书屋”，尤其是后者只有少数学人知道，本书作者严绍璗先生在日本客座教授期间是通过贝冢茂树（知名的中国史方面专家，其兄汤川秀树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的弟弟则是中国文学研究家，京都大学的教授小川环树，兄弟三人合称“京大三杰”）疏通才得以一窥“杏雨书屋”的秘密。并且记录了相当丰富的资料，我在这里不多论述。【4】日本大学系统的汉籍收藏，这一部分右前三种的最大区别是，大学汉籍储存以实用为主，明刊本居多，而前三种机构多见“日本国宝”、“日本重要文化财”，唐写本、宋元刊本居多。作者介绍了作为人文研究重镇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5】宗教组织的特藏，这一部分最为神秘，尤其是寺庙的特藏，年代悠久，珍本秘籍不为世人所知。而且从日本历史来看，知识传播有赖宗教寺院，遣唐使中的学问僧、五山时代以来的汉文学研究都离不开汉籍的搜藏。这一部分严先生也只是开了一个头，我觉得随着中日文化交流加深，很多世间孤本自会公开。
严绍璗是我国第一个全面对日藏汉籍进行查访的学者，而且对很多古书的版本做了详细记录，分门别类。相对于清末那些有闲情雅致的东渡访书者，当然是严肃认真的多。并且该书并不是单纯为了记录版本，而是结合中日交流史，文化现象的综合考察。但是正如作者所说，日藏汉籍太多了，有些是本国已经失传的。穷一人之力研究汉籍的流传是不可能的，但是严先生的治学方法我本人是佩服的。有兴趣于中国古籍流传的朋友或许看完这本书会有很大的启发，严先生提出的很多问题也值得后学去努力钻研求索。
2017年9月15日

【书评47】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这本书是江苏古籍出版社在1992年出版，在豆瓣书店偶遇，也算书缘，草草千字略叙读后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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