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华夏之政治：王士民共制
王士民共制是由宋豫人先生首先提出。
政治体制是与文化息息相关的，中国人自古注重家庭和家族，古代的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中国人自古的信仰是祖先崇拜，不太像西方人那样注重天堂等。中国古代更注重人情，更注重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之间的关系，讲究父慈子孝、讲究夫妻间怜惜，讲究家庭和睦与兄弟朋友的义气等，不太像西方那样讲契约精神。这些种种的文化思想差别，就造就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共和宪政等不适合中国文化环境。
中国至少从西周开始，就有了王士共制的传统，在周、汉唐宋明都是如此。但是，王士共制放到现代社会还有瑕疵，比如到了后期会形成官场腐败，所以需要第三方监督。我主张将检察权放给民。古代王士共制中各朝各代有监察机构，如御史台、尚书台、都察院等，但这些依然由士人所掌管，依然是通过察举和科举等程序上来的。而在王士民共制中，将监察权放于民，也就是说，监察机构的官员可由民众一人一票的选举而来。还可以考虑将法院系统独立，法官亦由民选产生。

举个具体的例子，古代比如周朝，只有天子才能乘坐“六驾”，其余的人，无权这样。现在呢？好像只要有钱，随便你坐什么车，随便你买什么飞机；但问题是，你有钱吗？你的所谓自由，是和大财团平等的吗？法律没有限制你拥有一台波音的自由，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人，这样的自由毫无意义，因为你的经济基础不允许。现在公知们嘴里的自由平等与民主，无非是主张限制了政府权力，但是却放任了金钱的力量。
若吉尼斯世界纪录有全世界最虚伪的词汇评比，建议民主、自由和平等前去竞选。而法制、宪政和契约精神等也可参选，虽然大概进不了前三。
民有恒产和节制资本
中国古代在人民生活方面取得过很大成就，我在下面“古人过的不好吗？”部分会着重论述。这些成就和自古以来的民有恒产和均富主义思想有关系，并深刻的体现在政府的决策中。什么是恒产？就是指能够至少保障这一辈子的资产，那么什么符合？房子、土地等。古代世世代代的种地，那么土地以及房产就是最大的恒产，恒产是保证幸福指数的重要条件（当然亦不排除个例）。大多数劳动者的幸福，是士人奋斗的目标。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一句古训，节制资本是各朝各代的国策。周朝井田制就是均田制的一种方式。商人往往是最富有的群体，故汉高祖发令不许商人及其后代做官，汉武帝亦颁布法令限制商人拥有土地：“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后来没收了很多土地。隋唐的科举制亦不允许商人参加科举，而宋朝亦只允许“有奇才异能者”应举，明朝虽然政策法律上放宽一些，但依然限制商人入官场。唐代的均田制，给18岁以上男子分口分田80亩以及永业田20亩。另外还有命脉行业国营的做法，如汉朝的铁盐政策，如明朝盐类官营的政策。此外，对于商人也有诸如车乘、服饰穿着等限制，用以减轻贫富差距。

古人过的不好吗？
中国古代至少在汉唐宋明，是以自耕农占据人口与经济主体的结构。
中国古代的民生是否如很多人所想的那么糟糕呢？又是否远远的不如今天呢？非也。根据学者吴慧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书中的统计，从汉自满清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年人均粮食产量）如下：西汉末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为993市斤，唐代为1256市斤，宋代为1159市斤，明代为1118市斤，满清中期为628市斤。而根据卜风贤在《传统农业时代的灾荒风险和粮食安全》也列出了统计：秦汉：1048.35斤，隋唐：1741.11斤，宋元：1457.87斤，明代：1192.94斤，清前期：780斤，清中期：780斤，清末：736斤。从这里，亦可以看出满清入侵带来的民生倒退，满清一朝的人均粮食产量相比明朝非但不提高，反而大大的下降。
根据官方数据，现代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如下：1950年为478市斤，1970年为610市斤，1984年为800市斤，2013年为884市斤。现今中国还算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也基本进入小康生活。但直至2013年，根据统计，人均粮食占有量还不如汉朝、唐朝、宋朝和明朝高。虽然现在使用了诸如化肥、农药、各种农业机械、杂交甚至转基因等技术，人均粮食占有量依然不及古代。当然对于古代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定论，但是综合不同人的统计，退一步讲，汉唐宋明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至少是不差的。
那么又有问题，即便是人均粮食占有量高，如果税收过于沉重，也是无用的。实际上，各朝各代的税收总体上是不高的，至于田税，各朝各代基本能维持百分之10以下[1]。在汉代，农业税为15分之一和30分之一；各种研究表明，唐宋的税收也只占百姓产值很少的一部分；唐朝在租用调时期，人丁承担的税收大概为粟两石，纳绢两丈等，后来改为以田亩为准的两税法。明朝的税收则更低，农业税和商业税均低（少数时期除外）[2]。

中国古代是否如很多人所想的那样，地主或达官贵人朱门酒肉臭，而普通百姓缺吃少穿呢？当然在少数的以及特殊的时期内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主流显然不是。中国古代是自耕农社会，自耕农就是指一家拥有一块土地，然后家里人耕种这块土地，不雇佣或很少雇佣外人，自给自足，剩余产品拿到集市去卖。保守统计至少秦以后，自耕农在中国古代主流上是主体，占据人数和经济产值的大部分，并无严重的贫富差距与社会分化，中国古代的基尼指数甚至低于当今很多西方国家[3]。
网上流传了一个极低的中国古代人均寿命表格，秦汉：20岁，东汉：22岁，唐朝：27岁，宋代：30岁等，著名的方舟子就是持类似论调。从古籍记载便可知这种统计是有误导性的。孔子讲“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若大部分人连30岁都活不到，那30而立有什么意义？《文献通考》中记载汉高祖时期的政令“二十而傅，给徭役”，也就是说，20岁开始服徭役，如果大多数人只能活到20岁左右，只怕这个政令太可笑了。再比如《通鉴纲目-唐武德七年集览》中说：二十为丁，丁者当也，当强壮之时；若唐朝多数人只能活20多岁，20为丁有啥意义？有一种说法是，古代婴儿存活率低，所以拉低古人的平均寿命；我对如何统计出夭折婴儿的样本持怀疑态度，难道婴儿入了户籍可以清楚查出？还有人说是以人口正常增长率来计算的，也就是说人口增长率降低，那么就假定婴儿夭折，这样统计很可能有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口就会趋于稳定，很多人就不愿意生那么多孩子了。再或者是将战争中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如屠杀等也算进去了？根据郑正和王兴平的《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中的统计，中国古代从西汉开始的平均寿命很高，从60多岁到80岁。

综合而言，高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低贫富差距+低税收，能说中国古人过的不好吗？某位中国的领导人说过：中国人穷了几千年了，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古代的社会稳定时期，多数人一家一户有充足的耕地与粮食，不需要像现在人那样上学和为生计奔波，不用担心学历低没出路，不用强做微笑状的去找工作，不需要担心自己多长时间能还清房贷，不需要忍受长时间的与父母妻儿分离的奔波之苦，也不需要过多提防小偷和各类商业诈骗，总之，我认为还是古人更幸福。
所谓民主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商业竞争通过大吃小，财富正在走向垄断。一些企业的经济实力甚至可以和某些国家抗衡，如在1999年，福特汽车公司的产值超过波兰的GNP，德国奔驰公司的产值相当于印尼的GNP。在1992年，美国1%最富有家族所拥有的国民财富份额占42%[4]。被一些社会民主主义崇拜者吹嘘的北欧国家也不例外，如瑞典，在20世纪80年代初占人口1%的家庭占据全国纳税财产的50%以上，在1990年以后这些人的收入继续增加[5]。那么北欧国家为什么基尼指数低呢？主要取决于高税收的缘故，但依然是少部分人占据生产资料。
[1]见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之绪论
[2]见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3]见赵冈《论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与地权分配》，《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
[4]李景治《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与矛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5]刘昀献《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264页

我来构想未来华夏社会：家庭均有主义社会
若让我来构想下未来华夏社会，我认为最好的结果是发展到家庭均有主义社会，或均有主义社会，这是科技高度发达的自耕农工商业社会，这既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亦不像资本主义的那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更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生产资料家庭均有制。即国家主体经济的生产资料由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或家族来掌握，主要的劳动力也由家族成员来完成。这些概念是我的发明，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如果中国古代是旧自耕农社会，那么未来就是新自耕农社会。
在前几次科技革命中，无论是蒸汽化时代，还是电气化时代，甚至是现在信息时代等，客观上脱离不了集中化的生产，需要集中人力资源办大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能源问题，传统的能源使用需要集中化；二是人的智能问题，发展到了近现代，每个人的智能有限，全才变的越来越不可能，每个人的分工越来越细化，要办大事客观上需要集合这些人力。集中化的生产，要么是资本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么是资社混合。
但是，新的科技革命，也就是第六次甚至第七次科技革命，给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可能，我们华夏古代一家一户的自耕农生产方式可以重新登上历史舞台。
新能源得到开发，这就降低了大规模集约生产的必要性。古代自耕农，可以种粮食，可以自己织布，可以自己制作手工业品，还可以拿来卖，那么的精耕细作。新的自耕农社会，“农民”可以在自己实验室培育出各种类型的生物甚至器官，可以设置出各类机器人。

新的科技革命导致人的思维方式大大改变，全才变的可能，并且很多需要精密计算的工作可以由机器人来完成。
新的科技革命下，给了自耕农社会以复兴的机会，那时候，人追求的是与周围环境精致的共存，也是在王士民共制（士人政治篇有论述）下的自由人联合体。集中化大生产被打破，新能源得以利用，人重新重视起家庭生产。敬天法祖、忠孝仁义礼智信等，重新被人们所重视。
同时，不同家族的家学、家传技术等等，亦可以通过祖传带给后代；另外门派也可以通过自古师父带徒弟的方式传承下去，与官方教育结构相辅相成，这样，应试教育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未来不仅家家户户要恢复祖先牌位，宗庙祠堂系统也要恢复，成为族人的心灵寄托。
这个构想并非无现实实践基础，现在中国各式各样的家庭工业就是可以参考的对象，当然其中存在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效率低、安全系数等不达标，但这些可以在智能和能源问题解决后改变。
当然，家庭均有制为主体，可与其他形式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结合。
古代有县下自治的传统，就是指官方的行政很少干涉至县级以下，县级以下的乡镇则由村民自治，也就是说由德高望重的人或家族来担任管理者。未来也可以在小型乡镇实行县下自治。
文化是与生产生活方式相对应的，之所有现在传统文化衰落，也有现代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古人不同的因素。若没有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单纯的宣传文化是没有用的，除了少数的仁人志士，华夏整体的道德亦不会回归。
有人说我们华夏自古是小农主义，这虽然带着贬义，可我乐于接受。正是小农主义，我们华夏民族生生不息至今，正是小农主义，让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几千年，也正是小农主义，我们虽中原沦陷多次而一次又一次复国成功；大汉未来复兴，也非继承小农主义不可。

历史认知之三部曲：
有人认为历史都是胡编的，也有人过分强调所谓的历史事实。我是主张中庸之道的，就好像宋豫人老师所说的，历史的框架基本是确定的，而历史的细节往往很麻烦，要讲基本的历史逻辑，这样才能不被忽悠。
历史是指过去发生的事物，历史的记载者往往会将自己的感情倾向、自己的立场以及自己错误的认识，甚至自己歪曲的事实记录进去。而现实中的种种人，也会根据自己的感情、立场等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资料，并且将其进行有利于自己的解读。我举个例子，明成祖朱棣是不是马皇后的儿子？历史记载有了自相矛盾的说法，这就是编写历史没有编圆。再比如满清官修的明史，其中错误之处诸多，比如其中记载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明朝总人口亦不可能过六亿，这很可能是满清故意栽赃于张献忠。

我们汉本位者对于历史问题的态度，应该是中庸之道的，我们不保证我们所讲的历史绝对正确，但是，在逻辑和证据方面，至少不比伪中华者和西系弱。历史认知有下面之三部曲：
常识：当一个人首先接触一个历史观点的时候。首先应该根据自己的常识，若违背常识，则必须存疑。比如有人说某个白手起家的政治领袖是白痴，那么你根据自己的常识想一想，自己周围白手起家的领导或老板是不是白痴？这么一想便知这种说法是不是可信，然后再找历史事实。
证据、逻辑与统计依据：当然常识亦有可能错的，不排除有违常识的情况发生，这时候就要讲逻辑与证据，甚至是统计依据了。有人说中国古人生活的很悲催，那么就要问下如何悲催了，我们可以根据学者的统计得知古人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可以知道古代的税收情况，甚至可以得知古代的基尼指数；如此一来，古人悲催论的说服力就低了。
立场：首先通过常识，然后用证据逻辑与统计依据进行判断，这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也就是两种观点在证据上都差不多，这时候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立场进行取舍。对于历史这样的并非完全客观的学科，立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判断历史是否可信，必须要确定立场，比如满清修订的《明史》中将明朝和很多明朝皇帝说的污浊不堪，那么就必须知道满清的立场是什么，满清的立场当然是与汉人的立场相反的，于是乎带着存疑的态度研究《明史》，就可以发现诸多疑点。

第二部分
汉本位民族理论构建
一.谈谈所谓的狭隘
致力于汉族复兴的人，经常会遇到“狭隘”的指责，我们首先应该清楚一点，即狭隘是主观而非客观的，狭隘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认为汉本位“狭隘”的思想，主要来自两点，一点是“中华民族”的伪中华思想，再一点就是乌托邦式的人类主义思想；前者的来源是中国的历史原因，后者的来源则是近现代的国际原因。
人类不同集团之间的竞争是人类的本质之一。在没有其他智能（比如外星人）与人类竞争的情况下，宣扬人类主义的思想，宣称人类立场超越民族立场的思想，就是虚无的，甚至是虚伪的。当然，这里说的竞争不一定是指军事战争，竞争包含多个方面，比如贸易、文化和政治等的竞争。所谓的全人类利益是什么？当A与B存在冲突时，你站在谁的立场之上？这是最现实的问题。除非有一个X和全人类进行竞争，那么再谈全人类利益好了。当然，不同民族之间也会有合作、团结和美好共处。
有人会说，将自己民族（汉民族）的利益为基点，是不是就天然的要侵犯别的民族的利益，以至于威胁别的民族的基本生存呢？当然不是。因为如果常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而侵犯别的民族，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别的民族的敌意，那么对自己的民族同样是一种危害。我举个例子，一个家庭，父母首先爱自己子女，子女首先爱自己父母，但是，如果这个家族总是侵犯别人家族的利益，那么久而久之这个家族也会面临厄运。
汉本位者，需要多一些的文化战士，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例子中，来论证所谓“普世”的虚伪性。

汉文化是不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认为不是的。汉文化亦有她所适用的范围。世界正因为有不同的价值观，所以才有这个精彩的世界，民族的即世界的，从这点看，我是个文化相对主义者。有些人主张汉文化统一全球，我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
批判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可以有多种角度，第一：从逻辑上，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明显自相矛盾，一方面将俄罗斯族、朝鲜族等民族划分到中华民族之中，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俄罗斯族、朝鲜韩国的朝鲜族却不是中华民族。第二：从民族学来看，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站不住脚的，其中的族源和文化并不一致，这样的民族定义是毫无道理。第三：我认为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那就是，中华民族理论非但不能维持中国的民族稳定，相反，是造成中国民族问题扩大化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个理论弱化汉人的民族意识。汉人强则中国强，通过消减汉人民族意识来达到稳定团结，是痴心妄想。而且其他民族也未必接受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汉人就是中国的主人，这点无须讳言，名正则言顺。在这第三点上，需要更多的论证。
二. 汉人认同之辩：
简单的说，汉人认同就是父系血统+文化，但还需要继续深入论述。
定义往往非常难下，尤其是对于人人熟悉的事物，比如怎么定义杯子？怎么界定杯子与碗、瓶、罐、缸、壶等的区别？这就非常难办，世界上有千万种类型的杯子，大小形状颜色口径以及有无把柄等都不同，你会发现很难说清楚。但问题是，世界上存在各式各样立场和目的的人，当我们无法说清楚自己的定义时，别人就会以此为由来反汉，并因此说汉族是个伪概念。所以，下一个较准确的定义是必要的。同时，对于那些拿定义来说事的反汉者，也可以用他们的逻辑回应他们，比如，假如汉族是伪概念，那么其他各个民族是不是伪概念？那么人类是不是伪概念？其实说清楚人类的定义，亦是不容易的。
我之前曾经在血统和文化上又加了个条件，那就是自我认同，但现在看来是多余的。加上简单的自我宣誓则会更加混乱。
民族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定义往往很泛泛，比如共同的血统文化语言宗教心理等等。但这些都不必然决定一个民族，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一致的人，面貌血型全部一致的人，也未必是一个民族，这说明，血统不必然决定民族。基督教徒并非一个民族，基督教中间的各派信仰者也并非一个民族，穆斯林亦不是一个民族。说英语的人有很多，黑人白人都有，也不都是一个民族。那么有人说血统和文化同时符合就算一个民族，但是文化的要素很多，包括宗教、语言、文字、政治、哲学等等，要符合几项才算一个民族？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要条件是什么？比如有人可能信仰伊斯兰教，但是说英语，同时也会写汉字，也过圣诞节，另外还喜欢孔子，你说他在文化方面，是哪个民族呢？
个体汉人认同：父系血统。整体汉人认同：血统和文化。
要解决民族定义混乱的问题，我认为整体汉族和个体汉族的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个体汉族只需要以父系血统（祖先）认同为准，即这个人的父亲、祖父、曾祖父等是汉族，那么他就是汉族，这非常简单。那祖先认同是否等于基因？不能简单打等号，需要看语境。汉族认父系，父系血统是指人的父系基因型，大多指Y染色体类型，这种基因并不能与血统认同划等号，因为两个不同的民族的人，Y染色体类型也可能一致。而一个民族的人，Y染色体未必是一种类型（这在后续会详细讲到）。

只有作为整体认同时，才需要考虑一个民族的族源。那么汉民族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保守的说法是在西周，大胆的说法是在商朝。现在基因研究证明，绝大部分汉人都来自于五个超级祖先（后文会提到）。
用文化是很难区分个体的民族属性的，比如一个人既懂英语又会汉语，既过春节又过圣诞节，既喝茶又喝咖啡，既信仰道德经又主张自由主义，那么，你如何从文化上判断他的民族属性呢？如果说语言是民族的标志之一，那么怎么才算有这个标志呢？会说？每天都说？说这个语言多过那个？把文化用于个体的民族识别，会造成糊涂账。
正确的选择是抛弃文化上的形式，仅以父系血统认同为个体民族识别的标准。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有人会说日本人历史上有汉人移民，融入了日本人中去，这些人是不是汉人？可问题在于，没有证据证明具体哪个日本人的祖先是汉人；他的父亲、祖父亲等是和族，那么这个人就不是汉人。
但是，当一个民族作为整体，并且放到历史的维度中去，那么就可以将文化的因素当做判断标准之一，与血统并列。一个民族在历史与现实中，现在或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历史，什么样的信仰和说什么语言等等，与其他民族有什么区别等；这样，放在整体之中，放在历史的维度之中，文化的判断就清晰的多了。
分子人类学证实：汉人的父系血统相对纯正
民族融合伦和民族同化论，是在近现代以来在汉民族史学研究中主流的观点，王钟翰先生是民族融合伦的主张者，他认为汉人是在历史上与各个民族融合而成的，比如汉人与蒙古草原上的诸多民族如鲜卑、匈奴、契丹、蒙古等相互融合，大量的其他民族成为汉族，也有大量的汉族成为其他民族。
民族同化论和民族融合论的区别在于，民族融合论认为汉人和其他民族是相互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民族同化论则是认为汉族在历史上不断同化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不断的变成汉族，而汉人变为其他民族的很少。梁启超就是民族同化论的集大成者，还有著名的历史学家林慧祥也是如此。当然，在很多语境下，民族同化论是归于民族融合伦的。

仅从史料入手，我们会发现历史上的大型民族，比如匈奴、鲜卑、乌桓、回纥、突厥、契丹、女真、满人、吐蕃等等，人口都往往几十万甚至强盛的时期有上百万，甚至几百万，而汉人弱势时期往往人口4000万以下甚至不到2000万。这似乎给了民族融合或同化论以理论基础。而事实上，无论是民族融合伦还是民族同化论，均被现代分子人类学推翻。
Y染色体是研究民族祖先与传承很好的钥匙，因为它不会出现基因重组，仅仅限于父系传承。研究Y染色体单倍型类群，可以了解民族间的血统关联。O3是汉人的Y染色体多数类群，大概占50%至60%，而O2b是朝鲜族和日本人的多数类群[1]。C是蒙古人的多数类群[2]。而Q是古匈奴人的多数类群[3]。
若A民族融入了B民族的大量人，那么A民族应该有和B民族相类似的Y染色体单倍型类群，至少应该有B民族的主要类群。匈奴人重要的Y染色体类群R1a1在汉人样本中未被发现，匈奴对汉人的血统影响可以忽略不计[3][4]，但R1a1在蒙古各部落中很常见，在霍屯人中约占83%。Y染色体C3c在漠北蒙古中占据15%，在乌梁海中占33%，在扎哈沁中占30%，在霍屯人中占10%，同时也是满人比较常见的一个类群，但C3c在汉人样本中没被发现；由此可以证明，蒙古人或满人等对汉人的血统影响是非常小的[2][4]。
至于鲜卑人，因为缺乏Y染色体资料，所以就谈母系。有篇论文很有意思，是通过线粒体DNA（线粒体只有母系遗传，故可以探究母系族谱）的研究，承认鲜卑人群与现代汉族无较近亲缘关系（指母系），但又坚持认为鲜卑主体融入了汉族，给出的理由是汉人主体太过庞大，来源复杂（这与一些学者为了论证鲜卑人融入汉族，认为鲜卑族在某些阶段与汉族的人口悬殊不大矛盾），可是分子人类学通过对Y染色体的研究，恰恰证明了汉族的族源相对单一。看起来鲜卑从北魏孝文帝汉化开始，与汉族通婚的效果也不行[5]。若论父系，鲜卑人对汉人的影响只可能更低（因为战争的缘故），如果古代鲜卑人与锡伯族同源，可以看出锡伯族与汉族的Y染色体构成非常不同。
说了鲜卑人、匈奴人、蒙古人和满人对汉人父系血统影响非常小，那么南方汉族如何呢？南方汉族是不是同化了很多其他民族呢？实际上，南北汉族在父系上差别很小，父系同源，南方汉族也是北方移民过去的[6]。
复旦大学的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严实在《一席》上的演讲《Y染色体携带的历史》中反驳了汉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说法，指出C3星簇这个类型，在蒙古人中至少占百分之10以上，但在汉人几千个样本中只有两三个；如果说蒙古人大量同化为汉人，那么汉人中至少应该有2%到3%这个比例。该讲座指出现代汉人的60%以上的人，都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5个超级祖先。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查Y染色体往往可以判断民族间的关系，但却不能判断一个人的民族属性。比如不能说O3就是汉族，C就是蒙古族，D就是藏族；只可以说，汉族中O3占了很大比例，蒙古族中C占了很大比例，但O和C本身不是民族的标志。
可以下结论，汉族至少在父系上，是血统纯正的，很少混入其他民族，可以称得上千年一脉。
有人或许会问，血统有什么意义？血统是人类朴素的情感归属，爸爸为什么爱儿子？因为血统，一家人为什么亲？因为血统。当然也可以举出很多父子反目的例子，但这不是常态。汉人之所以亡国数次又数次翻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血脉相连的情感，因为血统，即便散了也会重聚。因为不少鞑系作品的迷惑，不少汉人对自己血统产生疑问，那么就必须告诉大家汉人真实血统，以正视听。

三.我为什么反对同化：
同化思想混淆汉人定义
有一些人主张同化中国境内其他民族，并主张强制将这些民族认定为汉族，无论其血统和文化与汉人差距有多大。这实际上不是民族认同，而是政治认同，即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之内的人都是汉人。这么说移民到中国的黑人白人是不是都可以是汉人？元清的蒙古和满洲统治者，是不是都可以是汉人？因为他们也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
有人主张文族主义，只要一个人接受汉文化就都是汉人。我前文说过，判断个体的文化属性是非常困难的，这么做的结果就是：谁宣称自己是汉人，谁就是汉人。
按照这样的种种理论，那么汉人这个词就等同于一个国家的公民或居民，亦或松散的政党，汉人的血脉相连与文化情感就没有意义。
历史上同化过谁？
至少从中国历史的相关脉络来看，非常成功的同化另一个大型民族几乎是不存在的。
我简单统计了下王钟翰的《中国民族史》中第三编“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南北各民族融合”过后见于目录上的民族，这些民族兴盛时往往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属于比较大型的民族。这些民族的消失，往往是伴随着战争。比如秦帝国对南方动武；匈奴的消失，是在汉匈百年之战，以及魏晋南北朝的五部匈奴与其他民族的激烈冲突之后的事情。鲜卑的消失，亦在六镇起义，鲜卑和其他民族，以及鲜卑不同政权的冲突之中逐步完成。羯族则是在冉闵的刀下退出。突厥亦是在唐突战争中逐步淡出。女真族则在南宋与蒙古对金战争，以及红袄军捕杀女真人之后逐步淡出历史。党项族则在蒙古铁蹄的屠杀中陨落。我前面讲过汉人父系血统相对纯正，那么这些大型民族的消失，更合理的解释是人口枯竭，而不是因为同化。
有些人主张将中国变成绝对的单一民族的国家。他们的理论是一个国家推行一种文化，其他民族逐步的变成一个民族，这在理论上好像可行，但在现实中却没有先例。至少在近两千年中，只要一个国家曾经有过不同民族，那基本上就永远存在不同民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绝对只有一个民族。就假定同化确确实实的存在，那么同化了A，B就会在将来存在，不管是通过移民、分化等等方法，不同民族永远存在。
所谓的同化，往往是失败的。东汉曾经迁入不少的匈奴人，然而在五胡乱华中，发难者之一便是内迁的五部匈奴。东汉曾在公元1世纪强迫将羌人迁入汉地，但是羌族却又在4世纪末建立独立政权。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鼓励鲜卑与汉通婚，结果后来又有六镇起义，并又改为胡化。唐初曾内迁突厥，但中唐安史之乱的主力之一便是内附突厥。朱元璋时期曾禁止色目人互相嫁娶，然而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并未被同化，最终演变为回族。朱元璋时也曾强令明朝境内的蒙古人改为汉姓，但后来又禁止蒙古人改为汉姓，大概也意识到了民族同化的不现实。中国如此，那国外呢？沙俄曾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口号，然而事实证明是失败的，各民族的抵抗也成为沙俄衰亡的因素之一。土耳其对库尔德人长期实行民族同化政策，确收效甚微，库尔德人的抵抗甚至恐怖活动甚多，使得土耳其政府不得不采取安抚策略。
在现代，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越来越发达，甚至很多原本丢掉的文化和祖先传承亦能重新找回；那么，同化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只要汉人强大，只要汉文化强势回归，只要汉人团结，那么民族问题就不会扩大化，不需要一个刻意的同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