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些人的套路用反了，我们是要依据古人主流的政治经济理念，用古代人的生活态度，来反驳西方人的政治经济和价值体系；用西方来附会祖先，是走不通的，甚至留下巨大的破绽，是站不住脚的。必须有目的性的，有针对性的来多浏览些史料，既要为祖先辩护，也要反思和杜绝以上的做法。
合理区分现代化和西方化
有一些东西，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有一些则是会有集团、阶级以及民族等的区别。也会有人将有区分的东西说成是普世价值，并达到特定的目的。
那么，什么是共有的？比如数理科学，西方圆周率是3.14，东方也一样是3.14,美国人1+1=2，中国人1+1依然等于2。西方人用电脑，我们依然可以用电脑。西方人研究科学的时候讲观察与重复实证，那么我们也同样，这些就是人类共通的东西。我们甚至还要向西方学习这种通用的东西。
那么什么是有民族、阶级、集团或国家属性的东西？比如政治，比如价值观，比如哲学认知等。如民主自由平等契约精神等，以及基于此所衍生出来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就是带了很明显的民族性、文化性等，而非普世价值。把这些说成是普世价值，往往是为了特定集团的利益服务的。有人认为一人一票选出统治者，才是合法的；我们则认为通过察举和科举选贤与能，提拔贤德兼备之人当统治者，这才是合法的；到底哪个是合法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按照有些人的观点，民主是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这完全是错误的，事实上现今西方的民主形式，是可以从古希腊以及中世纪教会中找到雏形的；西方人能继承他们古代的政治，我们为什么不能继承自己的？为什么还要贬低自己的？并不是一概排除西方的东西，但至少不能忘本，我们完全有自信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政治，并将其放在主要地位。

这么长时间了我在上传

第一部分
传统政治经济的三大原则：王道政治、士人政治和民本主义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好的，但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专制黑暗的，这是非常奇葩的观点；政治是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文化思想亦是和政治体制相互影响，岂有文化好而政治差之理？更有甚者，有人也承认中国古代在经济科技以及民生上取得了辉煌，但认为这些辉煌是人民创造的，和政治体制无关，甚至政治体制起的是反作用；这至少有两个悖论，其一：若人民还能创造那么多辉煌，说明这种政治体制并不能有效阻碍文明，那么这种体制并不可怕，也不必要去反对了。其二：既然几千年来都有那么不合理的体制，人民为什么不去改变之？难道人民落后乎？
一.王道政治
王者，贯穿天地人，王道者，则是贯穿天地人的王者之道。尊王，团结在王这个核心下，而后攘夷，在另一方面诠释了华夷之辨。
皇权专制吗？
君主专制已经成为很多人心中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刻板印象，和我国的教科书以及官方的各种历史丛书不无关系，谈到中国古代皇权，那就必须是专制的。我告诉你，这些只是抽象而空洞的理论。皇权如何专制了？那我们就看看：
中国至少从周朝开始，就已经形成了王士共制的传统，即皇帝与士大夫集团共治天下，而士大夫集团则是通过选贤与能选拔上来的，宰相则是士大夫集团的代表。关于士人政治下面会讲到，这里不做过多陈述。王权与相权既是合作关系又是相互制衡关系。
汉朝士大夫集团的代表是丞相（曾更换名称，但意义不变），丞相还有个副官是御史大夫，还有军事最高长官太尉（基本不设置，故丞相实际最大），这三个统称三公。三公分别率领九卿，丞相之下又有大概10几个曹，都是办事机构。皇帝见到丞相也要施礼。丞相有封驳权，即驳回皇帝的圣旨。汉文帝时有个丞相叫申屠嘉，曾威胁杀掉一位皇帝身边的红人，还要皇帝亲自求情才躲过一劫。当然汉朝尚书的权力也逐渐增大，与丞相并行辅政。
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行使宰相职能，当然，后来还要加上诸如“参知机事”和“同中书门下三品”等才可行宰相职权，但基本内容没变。门下省行使封驳权，可以驳回皇帝圣旨。魏征和唐太宗的故事流传甚广，很多的解读认为是唐太宗大度，换个角度想想，魏征说的有理有据，唐太宗如何拒绝？还有个例子，唐高宗几个宫室比较奢华，狄仁杰一封上书便将建造宫殿的官员撤职。甚至讽刺皇帝的《长恨歌》也可以广为流传。
明朝朱元璋废除宰相，是争议颇多的事情，由此有人认为明朝非常专制。实际上明朝的宰相是名废实存，宰相被废又有内阁，内阁也行使宰相的职能。虽然内阁没有封驳权，但是六科给事中却有。这么看来，明朝的政治体制与汉唐宋无本质区别，都是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王士共制。明朝有位皇帝要出门旅游，还要骗开守卫和官员。
满清灭亡中华以后，限制汉人做官，满清前期地方总督的汉人数量“十中无一二”，后来虽然逐渐对半，可基于满汉人口悬殊比例，还是非常不公平。且满人能担任汉缺，而汉人却不能担任满缺。满清还取消了历朝历代士大夫集团对皇帝的封驳权。民族压迫统治+取消封驳权，称满清为专制才不过分。当然，满清的专制，亦是满族和依附于满人的汉奸集团的专制。可惜的是，历史局限性的原因，包括近代很多巨子也错将满清传统当做华夏传统。

不否认会出现权力很大的帝王，但这也是由他个人的威望所决定的；亦不否认历史上会存在昏君暴君，但这些人的下场往往不好。权力是什么？权力就是你说话有多少人愿意听，一些人所理解的无上的皇权是不存在的。
有君主真的不好吗？
教科书和一些公知以及受蒙蔽群众，总是批判所谓的皇权专制。但是可以问一下，你怎么证明有君主就不好？据英国莱斯特大学怀特教授建立的生活满意度指数（2006年数据），民众生活满意度高的前20的国家，有11个是有君主的，并且如不丹和文莱还是君主掌握实权的国家；而满意度倒数20名的，则只有两个是有君主的。有君主国家和无君主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平均指数，有君主的为228.5084，无君主的为193.5046。而有君主的国家的生活满意度指数的标准差为30.63559，无君主的为36.84605，有君主的比无君主的要低。从统计意义上来说，有君主国家的民众比无君主的更幸福。
注：马来西亚元首虽称为国王，但是确非世袭，故算入无君主国家之列。尼泊尔在2006年尚有君主，故算入有君主国家之列。英联邦国家中，国家元首为英王的算入有君主国家之列，国家元首非英王的共和制国家算入无君主国家之列。
还可在历史空间里比较，没有世袭君主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国，比当时有君主的华夏要强吗？在政治科技军事与经济方面强于当时中国吗？非也。
当然绝不是说有君主就一定幸福。但君主的存在亦是有好处的，忠君思想贯穿古华夏文明的始终，在重视家族血脉传承的华夏文明中，君主是人民敬仰的对象，是人民心灵的寄托，将心灵寄托在君主这一脉上面。在政治问题上，君主亦是各派的协调者，是最终的决策者，亦是精神上的核心。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君主是人民团结统一的核心点。君主甚至是贪官闻风丧胆的对象，比如明初贪官惧怕朱元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天下都是君主的土地，当然如果全天下都是王的，那么就等于全天下都不是王的，实际上还是各个百姓的，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增加君主的责任感，自己的国家谁敢来贪污？当然忠君不是愚忠，从古人伐无道的革命思想就可以看出来。
我认为未来华夏复兴，有君主好过无君主，就算是无君主，也最好实行终身制，能够体现出核心的作用。
二．士人政治：继承察举和科举，反对将“票选”置于察举/科举之上
我认为在政治问题上，若抛离了“士”的文化核心，那么形成的政治思想体系就一定不是我们祖先的。所谓的士人政治，就是通过一套选贤与能的体系，保证上下层流通，提拔才德兼备之人当政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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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传统对于士的定义有三个层面，即身份职业层面，道德层面和才能层面。从职业层面来说，从事管理和教化民众的人，称为士。在道德层面，则是心存公利者为士，有志于国家治理和教化民众者为士，比如“士志于道” ，比如“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在才能层面，也对于士有一定的要求，比如“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再比如“太子晋,胄成人,能治上官,谓之士”。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必须要有管理者，也就是统治阶层；但不同的文明圈，对于统治阶层产生的合法性认识，又有不同。就拿西方来说，他们统治者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血统世袭，父亲是统治贵族，那么儿子也是统治贵族，比如古希腊贵族、古罗马贵族院以及中世纪领主，包括英国上议院。另一种是民选，即公民选举，采取多数通过的方法来产生议员以及统治者，比如古罗马人民议会，以及现今西方国家主流实行的体制。虽然华夏科举制对西方公务员制度的产生有影响，虽然西方也有公务员的考试，但毕竟不占据主流，比如美国，不仅仅是总统，包括议员、州长、市长等都要民选产生。
那么我们华夏古代对统治者产生的合法性认识，既不是“血统世袭”，亦不是“民主选举”，而是“选贤与能”，即选士。一个人是否应该当统治者，要看这个人是不是通过了选贤与能的程序（少数情况除外），若是，则合法，若不是，则非法。民选往往被资本所操纵，成为变相的世袭制。
如何选士来治理国家与天下？有据可查的早在西周就有“选贤与能”的办法，有众多证据显示，西周并不是传统理解的那种贵族制，和古希腊古罗马有着很大区别；西周在中期和后期发现了很多关于官员任命的金铭文，绝大多数与世袭没关系[1]。后来在汉唐就有了察举制和科举制。所谓的察举就是由荐举为主，考试为辅，即考察一个人的才能和口碑，将其推举上来，然后通过考试（比如策问、公府复试等），被察举上来的官员如果政绩太差，察举官也往往要受罚。所谓的科举就是以考试为主，荐举为辅。察举制和科举制是继承的关系，而非区别巨大的独立体制。
古代不公平吗？
古代察举与科举在大多情况下，是远比当今要公平的，甚至比很多西方国家还公平。汉朝察举制上位的官员，平民出身的大概占据4分之一。唐代的寒素出身官员的比例，也大概是四分之一。在北宋入《宋史》的官员，出身平民的约占46.1%；对南宋两份进士题名录的研究显示，在1148年非官员家庭出身的占56.3％，在1256年占57.9％。在明代和满清，平民可划分为A类：上三代未获得任何生员以上科举功名的；B类：上三代只产生过一个或一个以上生员的人。明代完全平民出身的官员占据了50%，其中47.5%是A类，2.5%是B类。而在满清，Ａ类官员只占19.1％，出身Ｂ类占18.1％，两者37.2%。满清相比较明朝，在平民官员的比例上下降，更不用说满清实行了民族压迫统治，限制汉人做官[2]。
到底是古代公平还是现在公平？我查了下现今中国省部级及以上高官的名单，其中一大部分难以从网上查出其父母背景，在能查出的少部分人中，裙带关系出身的占了绝大部分。当然省部级及以上高官年龄几乎在50岁以上，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相对公平，而当今中国，已经越来越走向世袭贵族制，权力世袭而且资本世袭；古代中国，书籍非常昂贵（尤其是汉唐，纸张不流行，印刷的成本也高），很多平民无法读书，但即便这样依然保持了不错的平民官僚比例。

想想民主是个什么玩意儿
有人会说西方国家公平，甚至认为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摆脱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是这样子吗？先看被称为代表平民的议会，据美国多家媒体报导，美国议员一半是百万以上的富翁，中等收入议员的资产是普通美国民众的9倍。被称为代表底层工人利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各只有百分之8和百分之13的成员是工人，那么党的领导人中工人所占比例更少甚至没有[3]。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卸任首相的时候欠了一屁股债，大概500万英镑，但是卸任后两年内的收入确有2000万英镑。这些还是所谓的代表底层利益的左翼政党，右翼政党更可想而知。权钱已经在西方国家形成了较隐秘的网络，比当今中国要高明。
基本上在西方，越是上层阶层，投票率越高，越是下层，投票率越低，农民的投票率最低。有人认为民主代表下层人民的心声，那么怎么解释下层人民懒得投票的几率高[4]？
有人主张民主，认为国家的领导人应该由全体公民一人一票产生。那么请问，你去上学，学校的校长或董事长，以及教师等，应该由全体师生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吗？你去公司，公司的老板或总裁，应该由全体员工一人一票投出来的吗？你去军队，军队里的各级军官，应该是全体士兵一人一票产生的吗？如果你不赞成在这些与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中实行民主制，那么一个国家和天下的管理，比公司或学校更要复杂许多，为何“一人一票”就是对的？这种不合逻辑的价值观，背后是财团统治的虚伪面孔。我们应该用察举/科举来对抗西系的票举和普选价值观的入侵。

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一书中分析了几次民主化的浪潮，其中许多国家在民主化不久即出现倒退。拉美国家有个有趣的现象，民选的政府在经济上的业绩，甚至不如之前军政府当政时期。民主教教徒有个万能理由，就是那些失败的、腐败的民主国家没有彻底实行民主，所以腐败或失败；首先，这样的理由可以为任何制度辩护，其次，很多国家长期实践民主确一塌糊涂，要不要考虑民主的可行性？
中国官场确实出现了严重的腐败，也确实出现了严重的权利和经济利益的垄断以及两极分化。当今中国公务员考试只限于录用下级小吏，而稍高级别的官员则还是要有裙带关系，非常不公平；应该将绝大多数的官员岗位给全体族人竞争，真正的做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要继承和发展中国自古的选贤制度，如察举制和科举制，用以打破当今中国的权力世袭，而不是移植所谓的民主。民主更多的时候是政党之间玩金钱权力和口才的游戏。应该承认，察举制发展到后期，比如东汉后期以及魏晋时期，逐渐流变为门阀制度；而科举制发展至明朝，则变为扼杀人才的八股取士。如果标准太死，则会僵化人的思维，产生高分低能，但如果标准太过泛泛，则可能会有失公平，如何取舍利弊，则极大考验人的智慧。
至于未来中国的选贤制度如何设计，可以变通，但原则便是严格、公开。比如可以考虑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参加考试（必须达到某一分数线之上），将自己的简历等反映自己能力的材料递上（甚至简历材料等可考虑实行匿名），成为候选人，实行匿名编号。而后在官员中抽签产生一些人，组成录取委员会，每个委员有权抽取一部分候选人，未被抽取者淘汰。每个委员对抽取的候选人的资料等进行评估，划分等级，而后将所有评估综合起来，择取最高的录取。

总原则是这样的，掌握录取权的官员必须随机产生，故别人事先不知道他们是谁，另外掌管录取的人不能是一个，而必须是多个，这样可以将腐败的可能降低；必须要有标准化考试，但也不能将标准化考试当做唯一标准，将考试与举荐结合。当然，还可能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发明了一种仪器，可以准确的测出一个人的内心活动，比如是否有腐败倾向等，那么一切都变的简单了，严格的程序也就不必要了。当然也不一定按照上述的选拔方法来做，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见李峰著《西周的政体》
[2]见何怀宏著《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晴历史的一种社会学诠释》第五章
[3]见赵刚印《债务危机背景下的欧洲左翼政党：现实困境与发展前景》
[4]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8月北京第一版，第213-219页

未来华夏之政治：王士民共制
王士民共制是由宋豫人先生首先提出。
政治体制是与文化息息相关的，中国人自古注重家庭和家族，古代的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中国人自古的信仰是祖先崇拜，不太像西方人那样注重天堂等。中国古代更注重人情，更注重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之间的关系，讲究父慈子孝、讲究夫妻间怜惜，讲究家庭和睦与兄弟朋友的义气等，不太像西方那样讲契约精神。这些种种的文化思想差别，就造就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共和宪政等不适合中国文化环境。
中国至少从西周开始，就有了王士共制的传统，在周、汉唐宋明都是如此。但是，王士共制放到现代社会还有瑕疵，比如到了后期会形成官场腐败，所以需要第三方监督。我主张将检察权放给民。古代王士共制中各朝各代有监察机构，如御史台、尚书台、都察院等，但这些依然由士人所掌管，依然是通过察举和科举等程序上来的。而在王士民共制中，将监察权放于民，也就是说，监察机构的官员可由民众一人一票的选举而来。还可以考虑将法院系统独立，法官亦由民选产生。

举个具体的例子，古代比如周朝，只有天子才能乘坐“六驾”，其余的人，无权这样。现在呢？好像只要有钱，随便你坐什么车，随便你买什么飞机；但问题是，你有钱吗？你的所谓自由，是和大财团平等的吗？法律没有限制你拥有一台波音的自由，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人，这样的自由毫无意义，因为你的经济基础不允许。现在公知们嘴里的自由平等与民主，无非是主张限制了政府权力，但是却放任了金钱的力量。
若吉尼斯世界纪录有全世界最虚伪的词汇评比，建议民主、自由和平等前去竞选。而法制、宪政和契约精神等也可参选，虽然大概进不了前三。
民有恒产和节制资本
中国古代在人民生活方面取得过很大成就，我在下面“古人过的不好吗？”部分会着重论述。这些成就和自古以来的民有恒产和均富主义思想有关系，并深刻的体现在政府的决策中。什么是恒产？就是指能够至少保障这一辈子的资产，那么什么符合？房子、土地等。古代世世代代的种地，那么土地以及房产就是最大的恒产，恒产是保证幸福指数的重要条件（当然亦不排除个例）。大多数劳动者的幸福，是士人奋斗的目标。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一句古训，节制资本是各朝各代的国策。周朝井田制就是均田制的一种方式。商人往往是最富有的群体，故汉高祖发令不许商人及其后代做官，汉武帝亦颁布法令限制商人拥有土地：“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后来没收了很多土地。隋唐的科举制亦不允许商人参加科举，而宋朝亦只允许“有奇才异能者”应举，明朝虽然政策法律上放宽一些，但依然限制商人入官场。唐代的均田制，给18岁以上男子分口分田80亩以及永业田20亩。另外还有命脉行业国营的做法，如汉朝的铁盐政策，如明朝盐类官营的政策。此外，对于商人也有诸如车乘、服饰穿着等限制，用以减轻贫富差距。

古人过的不好吗？
中国古代至少在汉唐宋明，是以自耕农占据人口与经济主体的结构。
中国古代的民生是否如很多人所想的那么糟糕呢？又是否远远的不如今天呢？非也。根据学者吴慧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书中的统计，从汉自满清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年人均粮食产量）如下：西汉末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为993市斤，唐代为1256市斤，宋代为1159市斤，明代为1118市斤，满清中期为628市斤。而根据卜风贤在《传统农业时代的灾荒风险和粮食安全》也列出了统计：秦汉：1048.35斤，隋唐：1741.11斤，宋元：1457.87斤，明代：1192.94斤，清前期：780斤，清中期：780斤，清末：736斤。从这里，亦可以看出满清入侵带来的民生倒退，满清一朝的人均粮食产量相比明朝非但不提高，反而大大的下降。
根据官方数据，现代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如下：1950年为478市斤，1970年为610市斤，1984年为800市斤，2013年为884市斤。现今中国还算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也基本进入小康生活。但直至2013年，根据统计，人均粮食占有量还不如汉朝、唐朝、宋朝和明朝高。虽然现在使用了诸如化肥、农药、各种农业机械、杂交甚至转基因等技术，人均粮食占有量依然不及古代。当然对于古代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定论，但是综合不同人的统计，退一步讲，汉唐宋明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至少是不差的。
那么又有问题，即便是人均粮食占有量高，如果税收过于沉重，也是无用的。实际上，各朝各代的税收总体上是不高的，至于田税，各朝各代基本能维持百分之10以下[1]。在汉代，农业税为15分之一和30分之一；各种研究表明，唐宋的税收也只占百姓产值很少的一部分；唐朝在租用调时期，人丁承担的税收大概为粟两石，纳绢两丈等，后来改为以田亩为准的两税法。明朝的税收则更低，农业税和商业税均低（少数时期除外）[2]。

中国古代是否如很多人所想的那样，地主或达官贵人朱门酒肉臭，而普通百姓缺吃少穿呢？当然在少数的以及特殊的时期内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主流显然不是。中国古代是自耕农社会，自耕农就是指一家拥有一块土地，然后家里人耕种这块土地，不雇佣或很少雇佣外人，自给自足，剩余产品拿到集市去卖。保守统计至少秦以后，自耕农在中国古代主流上是主体，占据人数和经济产值的大部分，并无严重的贫富差距与社会分化，中国古代的基尼指数甚至低于当今很多西方国家[3]。
网上流传了一个极低的中国古代人均寿命表格，秦汉：20岁，东汉：22岁，唐朝：27岁，宋代：30岁等，著名的方舟子就是持类似论调。从古籍记载便可知这种统计是有误导性的。孔子讲“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若大部分人连30岁都活不到，那30而立有什么意义？《文献通考》中记载汉高祖时期的政令“二十而傅，给徭役”，也就是说，20岁开始服徭役，如果大多数人只能活到20岁左右，只怕这个政令太可笑了。再比如《通鉴纲目-唐武德七年集览》中说：二十为丁，丁者当也，当强壮之时；若唐朝多数人只能活20多岁，20为丁有啥意义？有一种说法是，古代婴儿存活率低，所以拉低古人的平均寿命；我对如何统计出夭折婴儿的样本持怀疑态度，难道婴儿入了户籍可以清楚查出？还有人说是以人口正常增长率来计算的，也就是说人口增长率降低，那么就假定婴儿夭折，这样统计很可能有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口就会趋于稳定，很多人就不愿意生那么多孩子了。再或者是将战争中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如屠杀等也算进去了？根据郑正和王兴平的《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中的统计，中国古代从西汉开始的平均寿命很高，从60多岁到80岁。

综合而言，高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低贫富差距+低税收，能说中国古人过的不好吗？某位中国的领导人说过：中国人穷了几千年了，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古代的社会稳定时期，多数人一家一户有充足的耕地与粮食，不需要像现在人那样上学和为生计奔波，不用担心学历低没出路，不用强做微笑状的去找工作，不需要担心自己多长时间能还清房贷，不需要忍受长时间的与父母妻儿分离的奔波之苦，也不需要过多提防小偷和各类商业诈骗，总之，我认为还是古人更幸福。
所谓民主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商业竞争通过大吃小，财富正在走向垄断。一些企业的经济实力甚至可以和某些国家抗衡，如在1999年，福特汽车公司的产值超过波兰的GNP，德国奔驰公司的产值相当于印尼的GNP。在1992年，美国1%最富有家族所拥有的国民财富份额占42%[4]。被一些社会民主主义崇拜者吹嘘的北欧国家也不例外，如瑞典，在20世纪80年代初占人口1%的家庭占据全国纳税财产的50%以上，在1990年以后这些人的收入继续增加[5]。那么北欧国家为什么基尼指数低呢？主要取决于高税收的缘故，但依然是少部分人占据生产资料。
[1]见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之绪论
[2]见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3]见赵冈《论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与地权分配》，《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
[4]李景治《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与矛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5]刘昀献《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