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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发达，水平低降
90年代计算机技术，突发猛进，令全球音乐行业改写了规矩。起初，在70年代，价钱廉宜的电子组合器（synthesiser）MiniMoog出现令音乐行业注意力集中在键盘之上。然后可以一起演奏五个音符的复调（polyphonic）软件出现，鼓机（drum machine）又在80年代日新月异，令一组复杂的节奏，按钮即成。跟着再出现序列发生器（sequencer），复有简称为midi的（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软件面世，于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曲家。Midi软件，可以把任何种类的声音，转变成可回放的讯号，一旦储存计算机记忆系统，日后即可以随时捡出来使用。任何作曲的元素，例如旋律程序，乐句，节奏组合，变化，或者歌声，都可任意检出，和其它声音讯号作出种种不同组合。这等于说，任何可以按动电脑（computer）键盘的，都可以成为作曲人(42)。
这等于音乐民主化。作曲再不是一小撮有天赋或是受过严格音乐训练的人才可以尝试的专利玩意。但这种横向发展有好处，也有缺点，科技机器令作曲人增多，却没有令水平提高，反而，很多时候，令水平下降(43)。
90年代计算机技术，突发猛进，令全球音乐行业改写了规矩。起初，在70年代，价钱廉宜的电子组合器（synthesiser）MiniMoog出现令音乐行业注意力集中在键盘之上。然后可以一起演奏五个音符的复调（polyphonic）软件出现，鼓机（drum machine）又在80年代日新月异，令一组复杂的节奏，按钮即成。跟着再出现序列发生器（sequencer），复有简称为midi的（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软件面世，于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曲家。Midi软件，可以把任何种类的声音，转变成可回放的讯号，一旦储存计算机记忆系统，日后即可以随时捡出来使用。任何作曲的元素，例如旋律程序，乐句，节奏组合，变化，或者歌声，都可任意检出，和其它声音讯号作出种种不同组合。这等于说，任何可以按动电脑（computer）键盘的，都可以成为作曲人(42)。
这等于音乐民主化。作曲再不是一小撮有天赋或是受过严格音乐训练的人才可以尝试的专利玩意。但这种横向发展有好处，也有缺点，科技机器令作曲人增多，却没有令水平提高，反而，很多时候，令水平下降(43)。
好像最新的“自动调音”（Autotune）软件，就可以透过计算机，把音高不准的走音（out-of-tune）歌声调校正确高度。于是，不少新秀歌星就变得倚赖机器，不下苦功，不作音准训练（pitch-training）和耳朵训练（ear training）了。
录像技术发达，令“音乐视像”（Music Video）流行。“音乐视像”本来是宣传流行歌曲的功具，歌星把歌曲拍成影像，送电视台播映，来宣传歌曲。后来倒果为因，反客为主，“音乐视像”变成节目。这些音乐视像的流行，助长了流行音乐由听觉媒体发展成为视觉媒体。到了90年代后期，歌曲包装改变，声音不再重要，歌星形象，音乐视像吸引，才是制作人着力点。视觉重要性，驾凌一切。音乐变成用眼睛来看的文化产品。难怪香港流行音乐资深人士李进激动地说：“音乐并非眼睛看的！(44)”。而美国学者 Allan Bloom也在他的名著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里大骂music video，是“精神自慰”（spiritual masturbation）。
录像技术发达，令“音乐视像”（Music Video）流行。“音乐视像”本来是宣传流行歌曲的功具，歌星把歌曲拍成影像，送电视台播映，来宣传歌曲。后来倒果为因，反客为主，“音乐视像”变成节目。这些音乐视像的流行，助长了流行音乐由听觉媒体发展成为视觉媒体。到了90年代后期，歌曲包装改变，声音不再重要，歌星形象，音乐视像吸引，才是制作人着力点。视觉重要性，驾凌一切。音乐变成用眼睛来看的文化产品。难怪香港流行音乐资深人士李进激动地说：“音乐并非眼睛看的！(44)”。而美国学者 Allan Bloom也在他的名著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里大骂music video，是“精神自慰”（spiritual masturbation）。
(f) 注重包装，不务正业
香港市场狭小，而传媒费用高昂。据作曲家及音乐学者梁宝耳，在《香港的流行音乐》引述一位业内人士的说法“假如一张唱片的制作费用，包括编曲、录音，印片等开支成本是五十万元的话，广告费至少要支出一百万元；如果要卖电视广告，宣传费则更多。(51)”
按本文作者收集的资料，到90年代最后的两三年，每张唱片的一般制作费在50至70万港元左右。而宣传费通常为三倍。因此即使天王巨星，也往往要和商品或广告户挂钩。资深音乐制作人邓洁明在座谈会中发言：“目下最新趋势，是让歌手与商品挂钩。当红的歌手都要拍广告。我们看见黎明‘笨猪跳’，滑雪，郭富城与Gigi握手，张学友在广告里手执电话向父亲报信(52)。”几乎没有一位歌星可以逃避这种“不务正业”的工作。
香港市场狭小，而传媒费用高昂。据作曲家及音乐学者梁宝耳，在《香港的流行音乐》引述一位业内人士的说法“假如一张唱片的制作费用，包括编曲、录音，印片等开支成本是五十万元的话，广告费至少要支出一百万元；如果要卖电视广告，宣传费则更多。(51)”
按本文作者收集的资料，到90年代最后的两三年，每张唱片的一般制作费在50至70万港元左右。而宣传费通常为三倍。因此即使天王巨星，也往往要和商品或广告户挂钩。资深音乐制作人邓洁明在座谈会中发言：“目下最新趋势，是让歌手与商品挂钩。当红的歌手都要拍广告。我们看见黎明‘笨猪跳’，滑雪，郭富城与Gigi握手，张学友在广告里手执电话向父亲报信(52)。”几乎没有一位歌星可以逃避这种“不务正业”的工作。
本来，进入 90 年代，电子传媒发展得颇快。但卫星电视，新城电台，有线电视的兴起，却没有帮助香港音乐。大部份电子传媒，开始流行清谈节目。为了支持剩下的传媒电台和电视台，唱片公司积极为颁奖礼度身订造歌曲，所以颁奖文化的兴起，从另一角度看，实际上局限了本地歌曲的多元创作。
90 年代中，连一向是香港流行曲主流的情歌都开始变得千曲一式，十居其九在诉说分手和失恋的惨情。所谓“冧歌”，几乎绝迹(56)。而且因为卡拉OK的重要，令唱市业极力迁就，歌变成要来自娱和发泄的作品，而不是要来听和欣赏的优雅美丽创作。很少歌曲，值得回味，唱片公司，变成推广公司（promotion company），因此香港流行音乐市场，一时没有复苏的前景在望。
90 年代中，连一向是香港流行曲主流的情歌都开始变得千曲一式，十居其九在诉说分手和失恋的惨情。所谓“冧歌”，几乎绝迹(56)。而且因为卡拉OK的重要，令唱市业极力迁就，歌变成要来自娱和发泄的作品，而不是要来听和欣赏的优雅美丽创作。很少歌曲，值得回味，唱片公司，变成推广公司（promotion company），因此香港流行音乐市场，一时没有复苏的前景在望。
第 六 章
结 论
虽然，正如威廉士所说：“文化本是浑闲事”。生活的积累、沉淀与升华，透过时间的过滤，不知不觉，就蜕变成文化。但文化研究，却从来不是单一的学科，涉及的不同学问太广泛。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等，几乎都有关连。在博士课程短短几年中，把香港流行音乐的种种元素，逐一作详细分析，是件本文作者知识，学养，精力都不逮的事，因此只能作个概括的研究，未能十分深入。
好像，几出和流行歌曲关系颇密切的舞台音乐剧，如潘廸华的《白娘娘》，罗文的《白蛇传》，《柳毅传书》，张学友的《雪狼湖》都未有触及。流行曲歌迷的分析，也只是采取现成的文字数据，稍加访问印证，而没有作详细的深入调查。又如旋律分析，因为难找出一套公认的标准，所以只能笼统而简略地用一些比较普通的分析方法，拿两三首歌曲研究。这都是本文的缺失，令作者汗颜。希望后来人可以用更严密的方法，来弥补作者这方面的不足。至于此地音乐工业运作，如唱片公司高层和传媒个别人士有过份密切的交往，酬酢频密，是否会影响流行榜上排位的问题，本文作者虽然在访问的时候，察觉了不少蛛丝马迹，但却因为难以作实在的查证，故此在执笔时，决定不加讨论。
结 论
虽然，正如威廉士所说：“文化本是浑闲事”。生活的积累、沉淀与升华，透过时间的过滤，不知不觉，就蜕变成文化。但文化研究，却从来不是单一的学科，涉及的不同学问太广泛。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等，几乎都有关连。在博士课程短短几年中，把香港流行音乐的种种元素，逐一作详细分析，是件本文作者知识，学养，精力都不逮的事，因此只能作个概括的研究，未能十分深入。
好像，几出和流行歌曲关系颇密切的舞台音乐剧，如潘廸华的《白娘娘》，罗文的《白蛇传》，《柳毅传书》，张学友的《雪狼湖》都未有触及。流行曲歌迷的分析，也只是采取现成的文字数据，稍加访问印证，而没有作详细的深入调查。又如旋律分析，因为难找出一套公认的标准，所以只能笼统而简略地用一些比较普通的分析方法，拿两三首歌曲研究。这都是本文的缺失，令作者汗颜。希望后来人可以用更严密的方法，来弥补作者这方面的不足。至于此地音乐工业运作，如唱片公司高层和传媒个别人士有过份密切的交往，酬酢频密，是否会影响流行榜上排位的问题，本文作者虽然在访问的时候，察觉了不少蛛丝马迹，但却因为难以作实在的查证，故此在执笔时，决定不加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