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统一由国家铸钱。专门设立上林三官，即水衡都尉所属的钟官（掌铸钱）、辨铜（掌原料）、均输（掌制范），共同执掌铸钱。三官相互配合又相互监督，保证铸钱的质量和数量。与此同时诏令天下，不是上林三官所铸的钱币不允许流通。还命令各郡国将以前所铸钱熔化，把铜料送到上林三官那里铸“五铢钱”。

其三，大力提高铸钱的质量。改进铜料的配比，精冶细炼，使铜钱的成色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在铸造的过程中，使用铜范或制作非常精细的泥范，工艺先进，讲究质量，确保“五铢”的分量绝不减少。设计精细，方圆均加细边框。每枚“汉五铢”铸造出来以后，都要反复打磨，使其光滑圆润。这样不惜工本，就使私铸者无利可图。

“汉五铢”也叫“三官五铢钱”，钱文严谨规矩，“五铢”字形修长秀丽，风格独特，“五”字交笔缓曲，上下与两横笔交接处稍微向内收。“铢”字“金”旁的上头有三角形、箭镞形两种，其中的四点较短。“朱”字上头方折，下垂笔基本圆折，头和尾与“金”字旁平齐，笔画粗细一致。钱型整齐，背有内外廓，个别内廓四角微凸。面背比较平整，内外廓宽窄均匀，规矩整齐。它的设计理念、铸造技术和工艺水平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这在中国货币铸造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有人在海昏侯墓出土的成堆的“汉五铢”前看来看去，觉得它很一般，现在任何国家的金属货币都比它精致得多。这就有一个比较的参照系问题。如果用2000年前各国的货币与“汉五铢”作比较，就能看出它的精致和精美是前无古人、无可比拟的。

昭帝时代的特点是，重量比武帝时代略轻一些，又比宣帝时代略重一些；钱文“五”字形瘦长，两边交笔已经变得弯曲，两股末端有明显的收敛，上下横有的较长且与外廓相接；“铢”字“金”旁呈三角形，明显低于“朱”字；穿上有一横或穿下有半星记号；铜色深红，铸造技术比武帝时代略显粗糙。

宣帝时代的特点是，钱文笔画挺拔，给人一种清秀超逸之美。“五”字交笔弯曲，上下横画超出交笔末端外，“铢”字“金”旁的头上多呈等腰三角形而又低于“朱”字；外廓由外向内作坡状倾斜。其形制规整，内面光洁平滑，钱内外廓略高于钱肉，薄厚一致。总之，宣帝“汉五铢”以铸造工整敦厚著称，无论是在铜质、形制、书体上，还是在铸造技术和工艺上，都已经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在西汉钱币中占据着极高的地位。

有文献记载，汉代铜钱的计量单位是“缗”。“缗”的本意是串铜钱的丝线，后来演变为铜钱的计量单位。那么一“缗”是多少呢？以往没有实物依据。这次海昏侯墓出土铜钱时，细心的考古人员看到拴铜钱的丝线虽然已经腐烂，但成串的铜钱排列整齐，其两头的边结尚可辨认。（图5）经过仔细辨别和清点，确定一“缗”就是一千钱，即“千文一缗”。与后来的“千文一贯”是相同的。这就为我们认识古代铜钱的计量单位提供了实物依据。

图5

三、金饼的重量和成色
在汉武帝的币制改革中，有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同样为法定货币的黄金改变计量单位，不再沿用秦时的称谓“镒”，而称为“斤”。凡云“一金”者即黄金一斤。秦时一“镒”为20两，而汉时一“斤”为16两，说明计量单位变小了，更便于贮存、交换和结算。黄金往往用于赏赐、交易、罚款，也用于计算财产和贮藏，这表明汉代的黄金确已具备了作为货币的流通手段、贮藏手段与支付手段等职能。

据史料记载，在汉武帝币制改革后的第六年，“南越反，西羌侵边”。在国家危难之际，已经当上山东的丞相卜式上书皇帝，愿与儿子一起从军卫国。汉武帝抓住这个正面的典型，“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要求诸王列侯向卜式学习。可是，“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几百位列侯宁愿献酎金也不愿意从军打仗。酎，本是为皇帝祭祀时酿制的美酒，而各路诸侯在助祭时必须献上礼金，才能分享这种美酒，所以把这种礼金叫做“酎金”。等到祭祀的那天，汉武帝命人检查酎金时，发现有的“少不如斤两”，即缺斤少两；有的“色恶”，即掺杂使假，含金量不足。于是，汉武帝又抓了一批反面典型，“王削县，侯免国”，一下子免去列侯一百零六人。从此，再没有人敢在酎金上缺斤少两、掺杂使假了。正因为如此，海昏侯墓出土的这批黄金，应该说是足金足额的。

图7
作为上币的黄金，只有“足金足额”才有最高的信用。这次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金饼，重量都在232.8克左右，估计是当时的一斤，折合现在的四两多。（图7）《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中说，西汉时一斤折合今日248克。如果海昏侯墓出土的385枚金饼的重量都在232克左右，那么，西汉时的一斤很可能不是248克，而是232克。因为有一枚金饼上用墨书写着“……海昏侯臣贺……酎黄金……”。这些作为酎金的金饼是以海昏侯刘贺的身家性命作担保，一金就是一斤，不可能缺金少两。所以我推断汉时的一斤很可能就是232克，而一两则不到14.5克，五铢大约3克多。

四、西汉货币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有人认为，海昏侯墓出土的200万枚“汉五铢”，一没有国号二没有年号，背面光板无字，因此可能是冥币，专门是祭祀用的。现在可以肯定，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历史上，“秦半两”和“汉五铢”都是一面有字，一面无字，（图8）没有国号和年号，这样使用时便可以跨越年代，甚至跨越国界。所以，出土的那200万枚“汉五铢”确是当时流通的法定货币。

图8

根据有关资料推算，从汉武帝到汉平帝的122年间，经过西汉七代帝王持续不断地努力，先后共铸造“汉五铢”280亿万余枚，平均每年铸造2.3亿枚，需要用铜料约110吨左右。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反映了中国的经济那时已经非常强盛了。
由于五铢钱具有统一铸造、制作精致、数量庞大等以往货币所不具备的特征，因而成为中国古代最强势的货币。王莽篡权后改革币制，废五铢而发行什么“六泉十布”、“错金一刀平五千”很快就失败了。到了东汉仍然沿用西汉五铢钱。国家分裂时期的三国、魏、晋、南北朝，各国普遍使用的还是五铢钱。统一后的隋朝，也是使用五铢钱。一直到唐朝，唐高祖李渊在武德四年，即公元621年下令铸造“开元通宝”后，五铢钱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这样算起来，“汉五铢”一共沿用了739年之久，成为我国历史上铸造数量最多、使用时间最长的“长寿钱”！

“汉五铢”的推行和使用，使中国的货币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首先，由于货币的统一，促进了货物的流通，实现了东西南北经济的交流，促使全国经济走向一体化。其次，由于货币的统一和币值的稳定，人们有了积累、贮藏和转移财富的手段，社会的富裕程度显著增加。再次，由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经济的密切联系，政治上的某种分裂只能是短期的，最终还是要走向统一。因此，统一的货币更加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本文摘自王金中著《管窥汉代文明之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探析》
本文参考资料：《史记》、《汉书》、《中国通史》；《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古玩指南》、《古玩图鉴》、《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展板说明、近期报刊有关新闻报道。
图片来源：《五色炫曜》展览、首都博物馆网站。

　饭时可以一器两用，鼎和盒的下部当小锅用，上面的盖子打开后可以当碗或盘用，非常适合汉代的分餐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白陶器皿出土时全部都是破碎的，出土后是由有关专家精心粘结起来的，说明这些白陶质地坚硬，体大胎薄，很容易破碎。（图2）

图2
　　这些白陶器皿都是陶器中的精品，一般只有王公贵族才能够享用。其胎质使用的原料与灰陶、黑陶及红陶不一样，而与制造瓷器的原料基本相同，烧制时也比一般的陶器温度要高些，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显著进步。这对于由陶器过渡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陶与瓷的区别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有没有上釉，其实不准确。因为早在商代和西周，就已经出现了在陶器表面上釉的先例，秦汉时期釉陶和彩陶盛行，但它们本质上仍然是陶器。准确区分陶和瓷，主要有四个要点：
　　一是烧成温度不同。如上所述，陶器烧成温度一般都低于瓷器，最低甚至达到800℃以下，最高可达1000℃左右。而瓷器的烧制温度则比较高，大都要在1200℃以上，甚至有的达到1400℃左右。
　　二是使用原料不同。陶器使用一般黏土即可制坯烧成，而瓷器一定要用瓷土作坯。最好的瓷土就是离海昏侯墓不远的江西景德镇的高岭土。
　　三是坚硬程度不同。陶器烧成温度低，坯体并未完全烧结，敲击时声音发闷，胎体硬度较差，有的甚至可以用钢刀划出沟痕。瓷器的烧成温度高，胎体基本烧结，敲击时声音清脆，胎体表面用一般钢刀很难划出沟痕。
　　四是透明度不同。陶器的坯体即使比较薄也不具备半透明的特点。瓷器的胎体无论薄厚，都具有半透明的特点。等等。
　　在这四个要点中，最重要的是烧制温度和原材料。人们只要掌握了烧成温度的技术，并认识到瓷土与一般黏土的区别，便具备了发明瓷器的充分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