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办落成酒席，在喧闹的祝福声中，父亲宣布了另一个事情：他不回宁波了。

酒桌上，亲戚们都来劝，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难得的工作：比老家一般工作多几倍的工资，偶尔会有跑关系的商家塞钱。父亲不解释，一直挥手说反正不去了。亲戚来拉母亲去劝，母亲淡淡地说，他不说就别问了。
后来父亲果然没回宁波了，拿着此前在宁波攒的钱，开过酒店、海鲜馆、加油站，生意越做越小，每失败一次，父亲就像褪一层皮一样，变得越发邋遢、焦虑、沉默。然后在我读高二的时候，父亲一次午睡完准备要去开店，突然一个跌倒，倒在天井里。父亲中风了。

也是直到父亲中风住院，隔天要 手术了，躺在病床上，母亲这才开口问：“你当时在宁波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处理不来，干脆躲了吧。

父亲笑开了满口因为抽烟而黑的牙齿。
“我就知道。”母亲淡淡地说。

父亲当年建成的那座石板房子，如今只剩下南边的那一片了。

我记得她说那句话的那个晚上。她和当时的男友出去不到一刻钟就回来了。进了房间，躲着父母，一声不吭地把我拉到一边，脸涨得通红，眼眶盈满了泪，却始终不让其中任何一滴流出来。平复了许久，她开口了：“答应我，从此别问这个人的任何事情。如果父母问，你也拦住不要让他们再说。”
我点点头。

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他问我姐：“你家出得起多少嫁妆？

那旧房子，母亲后来租给了一个外来的务工家庭。一个月一百五十元，十年了，从来没涨过价钱。那狭小的空间住了两个家庭，共六个人一条狗，拥挤得看不到太多这房子旧日的痕迹。
一开始我几次进入那房子，想寻找一些东西。中风偏瘫的父亲有次摔倒在地上留下的血斑，已经被他们做饭的油污盖住了，而那个小时候父亲精心打造给我作为小乐园的楼梯间，现在全是杂物。

母亲有意无意，也经常往这里跑。

我看着这样的母亲，心里想，母亲出租给他们家，只是因为，他们家 拥挤到足够占据这个对她来说充满情感同时又有许多伤感的空间。

别人的生活就这么浅浅地敷在上面——这是母亲寻找到的与它相处的最好距离。
其实，母亲现在居住的这四层小楼房，于我是陌生的。

她偷偷地出去，悄然把菜扔在后院，第二天她把这些菜清洗干净，去除掉那些烂掉的部分，体面地放置在餐桌上。我们谁也没说破，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承受不了说破后的结果。

我点点头。虽然明白，那意味着“不明来路”的菜叶还需要吃一段时间，但我也在那一刻想起来，好几次一些亲戚远远见到我们就从另一个小巷拐走，和母亲去祠堂祭祀时，总有些人都当我们不存在。

我 知道这房子是母亲的宣言。以建筑的形式，骄傲地立在那。

旧房子拆的前一周，母亲“慷慨”地买了一串一千响的大鞭炮，每天看到阳光出来，就摆到屋顶上去晒太阳。她说，晒太阳会让声音更大更亮。偏偏夏日常莫名其妙地大雨，那几个下午，每次天滴了几滴水，母亲 就撒开腿往家里跑，把鞭炮抢救到楼下，用电吹风轻轻吹暖它，像照顾新生儿一般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