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张映雪指示天津艺术博物馆在征集馆藏书画时要留意刘奎龄的作品，并特别提到他的重要传世画迹《义和团抗洋兵》扇面，指出其艺术上的代表性及题材内容的重要意义，并提示线索，要求艺术博物馆尽力征集入藏。当时接受这项任务的崔锦先生做了深入而细致的工作，终于说服了收藏者严六符先生，将他这件心爱的珍藏转让给艺术博物馆。最终使它成为馆藏的佳品，而免遭“文革”的劫难。“文革”结束后，张映雪同志还为《刘奎龄画集》的出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为画集撰写了序言《继承传统 刻意求新》，系统地对刘奎龄的艺术进行了分析研究，可以说这篇文章是20世纪80年代对刘奎龄最具代表性的评价。据张映雪先生讲：“在绘画艺术上，刘奎龄先生有哪些主要特点呢？首先是他继承了宋、元以来工笔花鸟画的传统技法。同时又吸收了西画技法上一些有益因素，中西合璧，融为一体，创造出与众不同的岁月，别具一格。他的翎毛走兽在技法上形成了一个新的画派。他的作品不仅造型准确，精细逼真，而且富于神韵，充满生气，雅俗共赏。他的表现方法是多种用笔和奥妙赋色，这就形成了他绘画上的特点。”
20世纪90年代，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天津美术家协会主席的秦征同志为《刘奎龄画集第二卷》作序，并已明确地批评社会上一些人对刘奎龄艺术的非议，同时盛赞刘奎龄艺术，“奈何常人俗尚，门户之见纷纭，刘先生苦心孤诣，特立独行。所以他生前从艺半个世纪，径自寂寞求索，不甘于在别人的影子后面讨生活。没有鲜花铺路，没有掌声喝彩，脚步沉沉，在人生旅途中艰苦跋涉。惟其如此，心静若水，布衣芒鞋，才成就了一位淡泊超逸的艺术家。耄耋之年悄然离去时，给后人留下一行踽踽前行者的足迹，留下浩博多彩而醇和的美，也留下几许无言的思索……”
著名画家、艺术教育家孙其峰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持续关注刘奎龄艺术，是最早发表文章介绍刘奎龄作品的专业人员。1962年，孙先生在《河北美术》上发表了《画家刘奎龄的绘画特点》一文，文章从“准确的形似与生动的神气的统一”、“表现方法上的粗细对比、互济其短”、“集众长而独运”、“从效果出发的表现方法”、“严肃的创作态度”五个方面详尽的评价了刘奎龄的绘画艺术风格和特点，并明确指出“老画家的花鸟走兽画创立了一个新的画派”。近年来，孙其峰先生对刘奎龄的艺术曾作出过若干次评析，并且先生对刘奎龄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今天，当我们面对刘奎龄先生以毕生心血创作的一幅幅精品力作时，我们同样可以深切感受到大师那早已逝去的身躯内涌动着伟大的人格灵魂、不朽的创造精神。
余音袅袅待后人评说
2011年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又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这许多周年纪念不应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回顾层面上，而应更多的以观照历史的态度展望未来。同样，今年也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天津市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攻坚年。在文化建设上，一座城市的文化繁荣应着重对一个城市的文化艺术进行系统梳理、深入研究从而形成文化凝聚力。天津是一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们要做的就是以学术的态度进行理性的工作。研究刘奎龄艺术风格的成因、比较刘奎龄与同时代画家道路的异同、对刘奎龄作出准确的评价和总结刘奎龄艺术形成的宝贵经验，将是我们当下应该继续思考与研究的重要课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厘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梳理天津创作文脉，弘扬津沽文化，在社会各界形成一股加强对津沽文化系统挖掘与弘扬的合力。面对这些问题，我深深感到“时光虽不能倒流，而过去永存于未来之中。”
文章来源于津门骄子一书：
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津门骄子》是一部记述近代天津工商、医药、文教、收藏、考古、书画、体育、戏剧、曲艺等界内最具代表性的20位精英生平事迹的作品。其中天津书画界最具与代表性精英刘奎龄大师，实为津门文化之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