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自从来到这个城市以后，自己的学习很顺利，可能是物以稀为贵吧，据说我是仙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清国留学生，因此很受重视。这正像您所说的，即使是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鸟，如果单独停在一棵枯枝上，它的姿态也并非不美。那漆黑的羽翼，看上去也是闪烁着光辉的。
　　学校的先生们就像是对待重要的客人那样善待我，有时我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对我来说，能得到大家这么多温情，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他们肯定是过高估计了我这只枯枝上的鸟了。我在感激的同时，也有种不安，觉得辜负了他们的好意，会很对不起他们。同年级的同学们也好像很稀罕似的，早晨如果在教室里看到我，他们大多都向我微笑，坐在邻座的学生，还主动借给我刀子呀、橡皮呀，这类的东西。这当中，有个从东京府立一中来的有些高傲的高个子学生，叫津田宪治。他似乎对我特别关心，经常这样那样地嘱咐我。什么“领口脏啦，快拿去洗”呀、“该买双下雨时穿的长靴”呀，连这样衣服的事情都关照我。最后，甚至来到我的宿舍，说住这个地方不行，劝我搬到他那里去住。
　　我住的地方，在米袋锻冶店前街的宫城监狱所的前面。离学校近，吃的也不错，对此我非常满意。可是，津田君却说我住的这个宿舍还兼送监狱囚犯的饭食，这样不行。所以他几次三番地告诫我说：你是清国留学生的秀才，和犯人吃同一个锅里的饭，不仅是你一个人的面子问题，也伤害了贵国的体面。所以必须尽快搬走。”尽管我常笑着说自己一点儿也不介意，但他还是执拗地认为我是客气，“听说支那人最重视面子了，不介意和犯人同吃一个锅的饭，那是假话吧。赶快从这个不吉利的宿舍搬到我那儿去吧。”尽管说这些话时，他表情严肃，内心也许正在笑话我也说不定。虽然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不管怎样，拒绝朋友的好意而让他生气是得不偿失的，无奈之下，我搬到了津田君在荒町的住处。
　　这回离监狱倒是远了，可饭菜就不像以前那样好了。每天早餐都有“芋梗汤”，所谓的“芋梗汤”其实就是把生的芋头捣碎成的泥糊状的东西，很难下咽，对此我感到非常苦恼。一天早晨，津田君来到我的房间，见我桌上剩着芋梗汤，便问我为什么不吃这个，还说芋头营养丰富，必须要吃，把它拌到调料里充分搅匀，就会出来香甜的泥汁了，把泥汁浇到饭上就可以食用了。此后，我每天早上都得把它拌到调料里搅匀然后浇到饭上吃。那个人绝对不是坏人，但我对于他的过度热情总感到无话可说。对津田君的这种照顾，除了当时觉得有点痛苦之外，事后并没有任何不满。

　第二天一早，我为了能再次见到这位新朋友，起了个令借宿那家人感到吃惊的大早来到学校。可是校园里、教室里都没能见到周先生的身影。那一整天，我索然地听了许多讲义。由于我没有周先生那样远大的志向，所以这许许多多的讲义并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难得之处，也没让我觉得有什么新鲜感。那天我头一次听了藤野先生的讲义，也并没有像周先生所极力赞扬的那样有意思。
　　正好当时藤野先生的讲义刚结束了骨学总论，开始讲骨学分论。先生把与人等身大的躯干骨标本放在旁边，就像它是自己亲生父母的骨骼一样，一边抚摩着一边进行极其详尽地讲解。说他负责呢，还是说他太认真呢，像我这种急性子的人总觉得烦琐得让人受不了。后来我才知道解剖学本身就是一门繁琐的学问。可尽管如此，藤野先生那反反复复的详细解说还是让人无法忍受。他当时扎着领带，不过一点儿也不风流倜傥，脸黑黑瘦瘦的，有一种很严谨的感觉，铁框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毫不松懈地巡视着四方。不要说亲切了，我觉得他比任何先生都严厉。
　　尽管如此，还是像周先生说的那样，坐在教室后面的捣蛋帮们会因为毫不起眼的事而突然爆笑起来。但据我观察，这些留级生在听这种极其认真的讲义时，因为感到压力，反而要虚张声势，那表情仿佛在说“让我们这些老生听这样的讲义，不是太可笑了么？新生们，不用那么紧张。”像进行示威活动一样，让人不免怀疑这些老生全是藤野先生的解剖学没及格，为了怄气，才故意在课堂上捣乱的。
　　总之，藤野先生的讲义，绝不像我想像的那样令人振奋，而是近乎于痛苦的、正经的、没意思的东西。当然，这种痛苦的感觉在我可能尤其强烈。这样说，是因为先生在讲课时十分注意自己的语言，想到自己在改正家乡土话时，也是相当的辛苦，所以对别人的这种心情才能寄予敏感的同情。大概因此我才感到特别痛苦吧。
　　先生是一口浓重的关西土话，尽管为了掩盖似乎是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但是，连外国人周先生都能听出那种特别的语调，那么可想而知，讲课的时候依然是羼杂着关西土话的。这样看来，后来这位藤野先生与周先生、我三个人结成的亲密同盟简直不过是日语不标准者气味相投的结果，这样一说心中凄惨起来，但是，那也许是太不严肃的推论。
　　当时，我非常在意自己的农村土话是事实，这成了我当初和周先生相逢并产生共鸣的契机。我不厌其烦地说明这一点是因为我一点儿也不想否认它。但是，到了后来，我们并不是仅靠着这样一个卑俗的理由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其他更为高尚的理由在哪里呢？其实，我也并不很清楚是什么？一言难尽。总之，“投脾气”这种说明用在周先生和我这样的年轻人身上倒是比较自然，可是，我们两个人的交友，如果再加上藤野先生的话，用“投脾气”这种失礼的俗语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了。
　　事实上，在那之后，我们三人的同盟中有过对于超越日语不自由小组之观念、超越“投脾气”的某种宏大之物的信任和追求，但此种宏大之物为何物？我实在不太明白。是所谓的互相尊敬？是邻人爱？或者应当叫做正义？不，我觉得是将那各种心情全都包含在内的某种隐隐约约的、更大的东西。或许，藤野先生常说的“东洋本来之道义”与其相符。实在是不太明白。
　　我竟从藤野先生的关西土话发展出了这种奇怪的议论，总而言之，我们后来结成的同盟，并不是日语不自由小组的同盟。如果仅仅被这样认为，是十分遗憾的。我们同盟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对于它的判定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大概只有依靠哪位思想家的意见了。我现在能把恩师和旧友的风貌完整地描写出来就很满足了，没有更高的奢求，还是继续写这个手记吧。

　前面说过，因在松岛的奇遇而成为朋友的周先生与我的交友不时总遇到干扰。这个不愉快的介入者很快就在我没想到的地方出现了。我那天期待看见周先生，破天荒地起了个大早来到学校。可是没能看到周先生，我期待的藤野先生的课因为认真得有些艰涩，也让人觉得无聊。结果那天没发生任何有趣的事情。傍晚下课后，我无精打采地走出校门口的时候，被人“喂，等等，你。”唤住了。一回头，一个个子高高、鼻子很大、让人讨厌的学生笑眯眯地站在那儿。周先生和我交友，最初的干扰者就是这个男的，他的名字叫津田宪治。
　　“我有话想和你说。”很蛮横的口气，但没有土话，可能是东京人。这样想着，我暗暗紧张起来。“我们一起在一藩巷吃晚饭吧。”
　　“啊。”面对东京人，我极度沉默。
　　“你答应了。”他在前面快速走着。“嗯，哪儿好呢。东京庵的油炸荞麦太油了，不能吃。兄弟轩的炸肉排太硬，像鞋底一样。仙台这地方，没有什么好吃的，真愁人哪。要不，走到哪儿，就突然进哪个小店吃无可厚非的鸡肉火锅得了，还是你知道哪个店好？”
　　“不，啊，我无所谓。”我被对方的气势压倒，有点儿语无伦次。这个好像东京人的学生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呢？我颇有些不安。他完全不理会我，自顾自地说着话，像是我的长官那样，飒爽地走在我的前面。所以我这个乡下人没法搭碴，只能暗自苦笑着，跟在他后面。
　　“那么，暂且先到一藩巷，找个新鲜地方吧。要是有卖香喷喷的烤鱼串的地方就好了。仙台的鳗鱼有筋。”他把自己当做美食家，尽情地发挥着。鳗鱼的筋是什么东西，四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仍然没弄清楚，这个谜一直埋在我的心底。这之后，我们去了可以称做是仙台的浅草（东京的最繁华的地方）的东一藩巷，进了他所谓的“走到哪就突然进去”的店里，吃用他的话来说“无可厚非”的鸡肉火锅。
　　他在桌子的对面坐下后，先拿出了一张名片。那上面写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班委会干事，津田宪治。这个头衔，他是医专的先生并兼任班委会干事？还是学生？又或是哪个年级的班委会的干事？一切都很含糊。也许这正是他的目的。当时专门学校的学生和现在的不同，在社会上受到的是绅士的待遇。所以持有其所属学校的名片的学生很多，但是像这种印着这么荒唐的头衔的名片实在是很少见。
　　“啊，是吗？”我忍住笑，开始自报家门说，“我没有名片，我叫田中……”
　　“不，我知道。田中卓。H中学来的。你是班级的个别人物，总也不来上课吧。”
　　我很生气，因为不来上课，就说是个别人物，这太夸张了。真没有礼貌。我沉默不语。
　　“开玩笑，”对方一笑，“你的事，昨天，周先生详细和我说了。你们不是在松岛的旅馆，彻夜地谈话吗？周先生，拜您所赐，感冒了，卧床不起。那个人有Lunge（德语，“肺病”之意）的倾向，所以不要再这样彻夜地胡来了。”
　　当时，我一下子记起来了。那个晚上，周先生曾说过对一个好事的学生的过度热情有些为难，那个学生的名字的确叫津田。原来如此。那个泥汁的指导者，就是眼前这位美食家呀。
　　“发烧了么？”
　　“嗯，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他好像体质不太好。大概打算休息两三天。外国人嘛，我会照顾他的。哦，鸡放在水里煮好吧？喝点酒吗？”
　　“啊，随便。”
　　“肉硬可不好办，让他们用刀背拍拍吧，那样就无可厚非了。”
　　我不由得“扑哧”笑出声来。我看出津田君上颚全都是难看的假牙。我想他把兄弟轩的炸肉排说成是鞋底，还有鳗鱼的筋的奇说，和希望把鸡肉拍拍的要求，大概都和这假牙有某种联系吧。
　　“真是。”津田君好像误认为我在笑其他的事，“完全是清汤。乡下菜只有拍松的肉。”
　　于是，又点了拍松的肉和酒，津田君亲自像神父似的调了锅底，一边喝着酒，一边开始说些奇怪的话：“你和外国人交往，不注意可不行啊。现在日本可是战争时期，你不要忘了。”

　我愣了一下：“哦？”
　　“不是‘哦’，我可是东京府立一中来的。说起这场战争开始后东京的紧张气氛，那真是仙台这样的乡下难以想像的。”他语气十分霸道。“清国留学生在东京有几千人，根本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他越说越离谱了，“但是，这个留学生的问题，必须相当慎重地考虑。为什么呢？日本现在正和北方的大强国交战，旅顺也还没有攻陷，巴尔切夫舰队也要向东洋进发了，这也许会成为很严重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清国政府对日本还采取善意的中立态度。但是，今后，会不会变化，谁也不清楚。清政府自身现在也开始摇摆不定了。你们这些人不懂，革命思想现在在支那正以极其迅猛的势头蔓延着。肉煮好了，不吃吗？煮过头变硬了，可不行。啊，这革命思想的活跃先锋，就是这些留日学生，问题变得复杂了。这些事可别跟别人说，咱们哪说哪了。我为什么这么了解支那的内情呢？津田清藏，你不知道吧，是我的叔叔，这样写：津田，然后清洁的清，藏。你没理由不知道啊，这地方到底是乡下，这事儿从我嘴里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叔叔现在是日本外交界的一流好手。你不知道也没办法。总之，因为有那样的叔叔，我成了外国通。啊，这肉太难吃了，如果不在肉里拌上鸡蛋再搅匀，不好吃。这帮人肯定是省下鸡蛋了。怎么有奇怪的乌冬面粉味儿？这怎么行。乡下就是乡下。嗳，没办法。吃吧。话说回来，这个革命思想啊，是秘密，可只是咱哥俩儿在这儿说的话呀，你好好听着。现在本部在日本。吃惊吧？再说得清楚些吧。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是中坚力量。怎么样，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吧。”
　　但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有意思，对于支那的革命运动，和他那不靠谱的“只是咱哥俩儿在这儿说的话”比起来，我已经从周先生那里知道了更为详细的情况了，所以丝毫也不吃惊。只是暧昧地对这个外国通的秘密随声附和，专心地吃鸡肉火锅。我这个乡下人觉得刚刚受到批判的肉，没有什么乌冬面粉味儿，很好吃。
　　“问题在这儿。今晚你好好想想这件事儿。清政府出钱送留学生到日本，而这些留学生大有推翻清政府的气势，真是奇怪。这样看来，清政府给予了留学生使自己崩溃的研究费了。日本政府，对于这些留学生的革命思想，现阶段嘛，好像是采取了视而不见的形式，可是,日本民间的侠义之士，主动支援这场运动。
　　你可别吃惊。支那革命运动的领袖、名叫孙文的英雄，早就隐藏在名叫宫崎什么的日本侠客家中啦。孙文，记住这个名字为好。似乎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听说有狮子的风貌。只要是这个人说的话，留学生全部听从，绝对信赖。这个英杰的顾问，是以那个宫崎为首的日本民间的侠义之士。

　上课铃响了。
　　“教育敕语里，是怎样说的？‘相信朋友、交友就是相互信任。’别无其他。”
　　我产生了走上去和先生握手的冲动，但还是忍住了，恭敬地向先生鞠了个躬。
　　先生却忽然说：“我好像没见过你，你来听过我的课吗？”
　　“啊，”我哭笑不得地说：“啊，以后一定听。”
　　“是新生吧！你们互相激励、一起加油吧！津田君那边，我会说的。上次班会，我说了些没用的话。今后，我要少说多做。”
　　我来到走廊，舒了一口气，原来如此，怪不得周先生称赞藤野先生呢，藤野先生很伟大，周先生也很有眼力，我对藤野先生和周先生的敬佩之情是平分秋色的。我今后也会成为一个不亚于周先生的藤野先生的崇拜者。上课时一定要坐在最前排抄笔记。周先生今天来学校了吗？我想尽快见到周先生，便急匆匆地赶到教室。可是，那天也没见到周先生的影子，却看到津田君那双令人讨厌的眼睛闪着狡黠的光。不过，我的心胸已经宽大起来了，笑着跟他打了声招呼。津田君似乎也不是坏人。他有些不知所措，微笑着点了点头。不过那一整天，我们都互相躲着对方没有再谈别的话。放学后，我想去看看周先生的病怎么样了，可是我不知道周先生住的地方，而且一想到再被同他住在一起的津田君说教一番甚是无趣，所以我马上返回了自己的住所。
　　晚饭后，出了宿舍，我去了东一番巷，松岛座的中村雀三郎一座正在上演《先代萩》。仙台的《先代萩》是什么样的呢？我很有兴趣，就抱着看一看的心理加入了站立席。所说的《先代萩》，众所周知，是依据仙台伊达藩的家族内乱而改编的戏剧。我想榴之冈附近有政冈墓，这出剧应该是从很久以前起就在仙台大受欢迎吧。可是后来我听说，正好相反，这出剧在旧藩时代是禁演的。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才可以自由地演出。可是在仙台市内这出剧并没有长久地兴盛起来。因为即使偶尔改了剧名上演，被称作旧藩士的人也要申请面见太夫元，说即使有政冈这样的烈女存在，这出剧也还是有损伊达家的名誉。因此他们要求立即禁演。

　　到了明治中期，没有旧藩士出来无理取闹了，但仙台的观众因为这出剧是取材于自己身边的旧藩时代的事件，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奇心观看。从那时起，仙台人似乎就不关心这出剧是演哪个地方的事，仅仅把它当作一般的伤感剧，默默地观看而已。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猜想仙台的观众看这出剧，说不定会有多兴奋呢。于是怀着想看看他们的狂热样子的期待进了小剧场。观众出乎意料地冷静。当时的入座率有五六成，我一面觉得奇怪，一面感叹：到底是大仙台的市民，自己地方的事件正在上演，却能无动于衷，这也许就是大都会的气度吧！我这个从山里出来的乡巴佬莫名地想。刚好这时演到雀三郎政冈的一场悲剧，我不由得哭了起来。不经意地往旁边一看，周先生正站在那儿。他也流着泪。看到此情此景，我更想哭了，飞奔到走廊，一个人尽情大哭起来。然后擦干泪又回到站立席，拍了一下周先生的肩膀。
　　“啊——”，周先生看到我边笑边用手背拭着泪问我，“你一直在这吗？”
　　“嗯，我从这场开头看的，你呢？”
　　“我也是，这出戏让小孩子来演，实在让人禁不住落泪呀。”
　　“我们走吧。”
　　“好的。”
　　周先生和我一起离开了松岛座。
　　“听津田君说你感冒了。”
　　“连你也知道了，我真拿津田君没办法。我稍微咳嗽几声，他就非让我躺下休息不可，说我是得了Lunge（德语，“肺炎”之意）。我一个人去松岛没叫上他，他就大发脾气。他才是Kranke（德语，“病人”之意）呢，是Hysterie（德语，“歇斯底里的、神经质的”之意）。”
　　“你没大碍就好，但身体还是有些不舒服吧？”
　　“不。Gar nicht（德语，“没有”之意）。津田君让我躺着，昨天我躺着看书了。实在无聊，我就偷偷跑出来了。从明天开始我去学校。”
　　“是啊。你要是什么都听津田君的，说不定真会得肺病的，干脆换个地方住吧。”
　　“嗯，你说的我也想过，不过，那样做的话，津田君会寂寞的。虽然有点儿烦，但他还是有正直的一面的，我并不是很讨厌他。”
　　我的脸红了，与津田君相比，或许我的嫉妒心更强吧。
　　“不冷吗？”我换了话题，“咱们去吃荞麦面吧！”
　　不知不觉间我们来到了东京庵。
　　“宫城野的荞麦面好像很好吃。听津田君说，这个东京庵的炸荞麦太油腻了，不好吃。”
　　“不、宫城野的天妇罗才油呢。不油腻的天妇罗是冒牌货。”
　　周先生和我一样，对吃都不在行。
　　我们一起走进东京庵。
　　“我们点这个油大的炸荞麦怎么样？”周先生一副对炸荞麦很有兴趣的表情。
　　“嗯、就这么办。意外的，我有种会很好吃的预感。”
　　于是我们点了炸荞麦和酒。
　　“听说你们国家是料理之国，你来到日本会因为日本菜不好吃而为难吧？”
　　“不是的。”周先生一脸认真地摇着头，“什么料理之国，那只不过是来支那玩的有钱的外国人的说法而已。那些人是来支那享乐的。所以一回到自己的国家就俨然一副支那通的样子。即使在日本，被称作支那通的人大都也是对支那持有个人的偏见。所说的什么皆通的人，其实不过是些游离于现实之外的、胆小怕事的人而已。在支那能品尝好吃的支那菜的人，不过是支那少数的有钱人或者外国的游客。支那的平民百姓吃的很糟糕。日本也是这样吧。日本旅馆里好吃的菜，一般的家庭是吃不上的。而外国的游客也会认为旅馆的菜是日本的家常菜。支那绝不是料理之国。我到东京时，师兄带我到八丁堀的偕乐园、神田的会芳楼吃所谓的支那料理，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菜。我来日本以后，从没认为菜不好吃。”
　　“可是，那个泥汁呢？”
　　“不，那个很特别。可是学习了津田君式的烹调法以后，就能够下咽了。很好吃。”
　　我们正说着，酒上来了。
　　“日本的戏剧怎么样?觉得有意思吗?”
　　“对于我来说，日本的戏剧比日本的风景更容易理解。其实，前几天，对于松岛的美，我就不太理解。对于风景，我和你一样……”周先生话说了一半，停住了。
　　“你阳痿啊。”我不客气地跟他开着玩笑。
　　“啊，是的。”眼睛不停地眨着说，“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可却不大喜欢风景。还有一个不擅长的，就是音乐。”
　　我笑了出来。忽然想起在松岛他唱的“云啊，云啊……”，
　　“那日本的净琉璃呢?”
　　“那个我并不讨厌。与其说它是音乐，不如说是Roman（德语，“传奇故事”之意）。或许因为我是俗人吧，比起高尚的风景呀、诗呀，我更喜欢平民的平易的故事。”
　　“也就是说，比起松岛来，你更喜欢松岛座了？”尽管我是乡下人，却总能在周先生面前轻松地开玩笑。“这阵子仙台很流行无声电影，你喜欢吗?”
　　“那个嘛，在东京我也看过，我感到有些不安。把科学用于娱乐是很危险的。说到底，美国人对科学的态度是不健康的。是邪恶的。快乐不该是使之进步的东西。以前在希腊，不是有个音乐家因为发明了增加一根弦的新式琴而被放逐了吗？支那的《墨子》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有个叫公输的发明家，把用竹子做成的鹊拿给墨子看，得意地说‘把这个玩具放向空中可以绕飞三天’。墨子沉着脸说，还不及木工做的车轮，并让他扔了那个危险的玩具。
　　我认为叫爱迪生的发明家，是世界级的危险人物。有许多原始形式的快乐。由酒发展成了鸦片，支那变成什么样了呢？爱迪生各种各样用于娱乐的发明，不会变成与此相似的结果吗？我很不安。今后的四五十年里，爱迪生的后继者们不断涌现，这样一来，世界就会走向快乐的尽头，我们眼前将会展现一副难以想象的悲惨的地狱之图。如果这仅仅是我的杞人忧天，那就太幸运了。”
　　一边说着这样的事，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油腻的炸荞麦，然后，我们离开了东京庵。至于是谁付的帐，自己有没有遵从津田君的劝告，这些，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那天晚上，我决定把周先生送回荒町的住处。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有月亮。同样不喜欢欣赏风景的两个人却好像很关心月景。

　那时，我动不动就同周先生进行这种中日比较的讨论。周先生兴奋地打算着：等这学年结束、一放暑假，就去东京，告诉同胞的留日学生们他发现的神国之清洁感、直截的一元哲学并启发他们。不久到了暑假，周先生去了东京，而我回了乡下老家。我们分开了两个月。
　　九月，随着新学年的开始，我又在仙台见到了周先生，久违了的面孔使我大吃一惊。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周先生和以前不同了。虽不至于冷淡但总觉得他的目光犀利而敏锐，即便是笑，脸上也有种冷飕飕的阴影。
　　我问他：“东京怎么样？”他很奇怪地苦笑说：“东京人很忙，电车轨道一天天向四方延伸开去，那是现在东京的symbol（德语，“象征”之意）吧。到处都不安定，对战争的讲和条件不满。东京市民义愤填膺地到处开演说会，局势很不稳定。传说现在东京已经施行了戒严令。东京人的爱国心太过天真了。”
　　“贵国的学生们对‘忠’的一元论反响如何？”
　　周先生好像突然牙痛般地扭曲着脸说：“这个……，太忙了，什么是什么，对我来说，已经搞不清楚了。日本人的爱国心虽然不稳定，但毕竟本质是单纯的、明朗的，可我们的爱国心是复杂的、灰暗的。不，也许没那么严重，反正有许多事我不明白。太难了。实在搞不懂。”
　　他又冷冷地微笑着说：“不过，不少日本青年现在正在研究世界文学。去书店时我很吃惊，各国的文学书籍，很多都到货了，日本的年轻人积极地选购着。也可以说是在为生命的充实而努力吧。我也模仿他们，少许买了些书回来。打算不逊色于他们地从事研究。我的竞争对手是东京的年轻人。这些人对新的世界正在erwachen（德语，“觉醒”之意）。我对东京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此后，课程一结束，周先生就马上回自己的宿舍，很少像以前那样来我住的地方玩了。一个寒风瑟瑟的晚上，很稀奇，津田君来到了我的住处，一副很奇怪的表情说：“出了件麻烦事。”随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给我看，收信人是周树人，发信人是直言山人。我想：真是个不怎么样的匿名，略微迟疑了一下，便皱着眉看了信。那内容更糟。字也是缭乱的草体，简直是一封散发着臭气的肮脏信件。首先，上面大大地写着：“你改悔吧！”
　　我不禁打了个冷战。一直以来我就很讨厌这种预言似的刺耳的话。接下去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所谓“直言”的话，罗罗嗦嗦、颇为难懂，大意是说：你怯懦，你事先从藤野先生那里泄露了解剖学的考题。其证据，是你的解剖学的笔记上，藤野先生用红笔标注了记号。你没有及格的资格，改悔吧！等等。

　　“不讲理也无所谓。敌人嘛。怎么样，答应了吧！”我乘机坚决地说。
　　津田君不情愿地答应了，却又一边小声嘀咕着：“东北人，真难对付。”
　　第二天，我去了藤野先生的研究室，扼要地汇报了这件事，还替津田君美言说：“津田君也非常愤慨，他表示要等待先生的指示，愿意效劳。”我只字未提矢岛的名字，只是拜托先生帮周先生消除这些误解。
　　“什么消除不消除的……”先生很意外地以满不在乎的笑容说：“周君的解剖学不及格。是因为其他学科的分数高，才得了那些分数的。周君是第几名？”
　　“啊，60名左右吧。”
　　我们从第一学年升入第二学年时留级生很多。同届学生的三分之一、大概50人都不幸地留了级，我和津田君同处于八、九十名的危险位置，幸好最终还是合格了。我们认为身为外国人的周先生能够排60名，这是因为他聪慧好学而理应取得的成绩，可是对于不了解周先生的人来说，这第60名，可能让人感到有些难以置信。特别是那些留级生们，他们不反省自己不刻苦，而是挑进级生的毛病，这样作为全体进级生的牺牲品，清国留学生周先生就成了众矢之的。
　　“第60名吗？”先生对第60名很不满意的样子，“不是很理想的成绩啊。不更加努力学习可不行呀！上学年你们的解剖学学得很不理想。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不好好学习的话，将来要后悔的。就是因为懒惰，才会出现这样愚蠢的问题。如果互相鼓励、好好学习的话，就不会互相误解、互相嫉妒了。所谓和，绝不是消极的。发皆在节谓之‘和’，也有些中庸。是天地跃动的姿态，紧紧地绑在一起。”
　　先生做了个把弓拉成满月形的手势，接着说：“射出的箭准确无误地正中靶心，发出‘嘣……’一声明快的响声，那种感觉就是和。发皆在节，不能忘记这个‘发’。‘发’也就是学习。有句话叫‘以和为贵’。所谓‘和’，不仅仅是好好地在一起玩儿。‘互相鼓励、一起学习’也叫‘和’。你好像是周君的朋友，他为了向支那传播新学问，特意到日本来学习，必须鼓励他，让他取得更好的成绩。我也很着急，第60名太惨了。必须要取得第一名或第二名才好。

　　“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
　　因为我记性不太好，也许有两三处不太准确，语调弱的地方就是我拿不准的，原文可是比这好上十倍的名文，请您想像一下吧！
　　我觉得，该短文的主旨，指出了与他从前说的那种“为帮助同胞的政治运动”的文艺多少有些差异的方向，不过，“不用之用”一词让人感到含义丰富。终归还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实际的政治运动那样的对民众的强大指导性，而是渐渐地浸润人心，发挥使其充实之用的东西。我想是这种意思吧。这样解释文艺我认为一点儿都不保守，反而非常健全。这种写法让我们这些文艺的门外汉都能隐约感受到其巨大的力量。也是在那天或是别的哪一天，周先生还即兴说了些给我很大启发的话。
　　“遭遇海难，自己被卷入汹涌的波涛中，并被摔打在海岸上，拼命抓住的地方是灯台窗沿。‘哎呀，真高兴！’刚要喊救命，向窗内一看，守卫灯台的夫妇俩和他们的小女儿正安安稳稳地吃着幸福的晚餐。‘啊，不行。’遇难者忧郁了一瞬，没有喊救命。忽然大浪打来，一口吞没了这个腼腆的遇难者，冲向了远方。我们假设有这样的故事。遇难者已经不可能得救了，他被卷在汹涌的波涛中，也许那是一个暴风雪之夜，他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死了。当然，守卫灯台的人一无所知，仍然全家和乐融融地吃着饭。要是暴风雪之夜，应该看不到月亮和星星。故事的结局谁也无从知晓。有人说事实比小说更离奇，即使是谁都不知道的事实，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存在的。而且，在谁也没有亲眼看到的人生角落发生的事实，往往有更高贵的宝玉闪闪发光。把这样的事用天赋的不可思议的触角挖掘出来就是文艺。因此，文艺创作比被世人表彰的事实更接近真实。如果没有文艺，世界将满眼空隙。文艺可以把不公平的空洞，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地填满。”

　　听了这些话，我这样的俗人也似乎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文艺这种东西，就会像注油少的车轮那样，无论开始时怎样流畅快速地运转，也许马上就会损毁。可是，一想起热心指导周先生学习医学的藤野先生，我便悲哀起来，深深地叹气。那时，藤野先生还什么都不知道，依旧每周一次认真地用红笔为周先生修改笔记。不过教书的人对自己的弟子是很敏感的，藤野先生似乎也觉察到最近周先生对医学研究不那么上心了，于是经常把周先生叫到研究室，说些什么，而且在那之后我也有两三次被叫到了研究室。
　　“周君最近好像不大精神，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班里有没有人对他使坏？”“和周君商量研究的Thema（德语，“题目”之意）了吗？”“是不是心里厌烦解剖实习啊？其实日本的病人如果知道死后的Leichnam（德语，“尸体”之意）解剖会对医学做出贡献，反而自己希望如此。这点你告诉周君了吗？”
　　先生的问题如枪林弹雨一般，我甚至有些厌烦了。对于这些，我总是敷衍着应答。周先生医学救国的信念动摇了，他进一步认真调查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并了解到一些思想家的著述引燃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导火线，但周先生现在觉得那些深奥的理论著作并不可靠，必须先着眼于对民众进行初步教育的文艺创作，于是他现在正在研究各国的文艺，要是向先生说明这种对他来说如晴天霹雳般的转变，先生会何其地惊愕，进而又会变得何其地失落啊，这样想来，愚钝的我也便只能含糊其词了。即便如此，一次我还是向周先生转达了先生的担心。
　　“这次我向藤野先生要了研究题目，不和我一起做吗？是关于缠足后的骨骼形状问题的，不是很有意思吗？”
　　周先生微笑着摇摇头，似乎已经觉察到了一切。暑假过后，周先生就总是冷冷的，虽然不是一副心地不良的表情，但就好像住在与我们隔绝的世界里面，见面时，大抵只是暧昧微笑一下。对于这一点，爱操心的津田君担心起来：
　　“那家伙怎么了？在宿舍里只是读那些无聊的小说，根本不学习学校的功课。那家伙也快成革命党会员了吧？不，难道是失恋了？总之，这种状态可不行。这次弄不好会不及格。他是被清政府选派来日本的秀才。如果日本不教给他像样的学问就让他回国，在清政府那儿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因此，我们作为他的朋友，责任也很重大。最近他总是拿我当傻瓜，我试着劝了他好多次，他不出声，只是笑笑，我浑身直起疹子。如果你和他说说，也许他会听的。干脆哪天狠狠教训他一顿，怎么样？说‘醒醒吧！’，再给他几拳，说不定他会痛改前非、好好学习的！”
　　我实在后悔在这部手记的两、三个地方故意用了嘲笑津田君的伎俩。仔细想来，真正打心眼里喜欢周先生的不正是津田君吗？就要和周先生分别了，在我的宿舍开了小型的送别会。出席的有爱喝酒的木匠和他十岁的女儿、津田君、矢岛君两位干事、我和主角周先生。大家站着，举行了现在想起来还想噗哧大笑的音乐天才聚集的奇妙合唱：
　　崇高、厚重的恩师情啊
　　您教我知识的庭院，已经历了多少春秋冬夏
　　细思量，那已是久远的兴霜岁月
　　现如今，分别在我们眼前，一旦说再见
　　素日彼此间的亲密之情
　　亦勿相忘
　　唱着唱着，津田君突然背过身去哭了起来。嘴上虽然说着兴致勃勃的话，可是要与周先生分别了，他似乎比谁都难过。和津田君相处，能看到他这样好的一面，我变得不像从前那样害怕和讨厌城里人了。

　让全世界引以为荣的东方文豪鲁迅先生逝世于昭和十一年秋，大约是在先生逝世前的十年，也就是昭和元年前后，先生四十六岁的时候，发表了名为《藤野先生》的小品文。选摘部分如下：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的我的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后来在日本要出版鲁迅先生选集，当日本的编辑问先生选哪部作品好时，先生说随便选就行了，但《藤野先生》一定要收入集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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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惜别》确实是应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进行创作的小说。但是，即使没有来自这两方面的请求，总有一天我也会试着写一写，搜集材料和构思早就进行了。搜集材料时，我的前辈、小说家小田岳夫先生和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对于小田先生与支那文学的关系，无人不知。没有小田先生的赞成和帮助，笨拙的我是不会下定决心从事这种很费气力的小说的创作的。
　　小田先生已经创作了《鲁迅传》这一春花一样甘美的名著，尽管如此，我还是开始了这
　　部小说的创作。恰在那之前，完全出乎我预料地，竹内好先生把他刚刚出版的、像秋霜一样冷峻的名著《鲁迅》惠寄给了我。我与竹内先生连一次面都没有见过。但是，我曾拜读过竹内先生偶尔在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支那文学的论文，做些“这很好”之类的评价，不知天高地厚、暗暗视他为很有希望的人。我甚至想什么时候拜托小田先生，介绍我跟竹内先生认识，但后来，听说竹内先生出征了。
　　因此，竹内先生煞费苦心创作的名著也是在他不在国内的期间出版的。大概是竹内先生出征前交待过：“这本书出来的时候，请给太宰治一本。”因此，出版社送来的时候附加着：“蒙著者所托，敬赠阁下一部。”仅凭这点，已经是不可思议的恩宠了，那本书的跋中竟还记载着这位支那文学的俊才似乎是从前就爱读我那不高明的小说这一让我感到意外的事实，令我更加慌恐和脸红，感奋于这奇缘，像少年一样鼓足勇气，开始了这项工作。
　　如您现在看到的一样，书完成了，但是我能报答小田先生的鼎力相助和竹内先生来自远方的支持吗？我十分担心。
　　另外，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为了调查仙台医专的历史，东京帝大的大野博士和东北帝大的广滨、加藤两位博士为我写了介绍信；为了了解仙台市的历史，承蒙仙台河北新报社的好意，我得以从头翻阅了贵社珍藏的贵重资料，这些，不知为我的这项工作起了多大的作用。像我这样几乎无名的作家，能够得到这样的便利，当然是借助了内阁情报局和文学报国会的力量，但是，能够为我这样衣着邋遢的一介穷书生，写介绍信；让我自由地阅读贵重的资料，大家的深情厚谊我永生难忘。
　　最后，无论如何我想说明的是，这个工作彻底地是由一个名叫太宰的日本作家自由书写的，情报局和报国会都不曾拘束我的写作，甚至没说过一句罗嗦的话。而且，我写完把它交到机关后，他们只字未改地通过了。也许是“朝野一心”吧，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幸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