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愣了一下：“哦？”
　　“不是‘哦’，我可是东京府立一中来的。说起这场战争开始后东京的紧张气氛，那真是仙台这样的乡下难以想像的。”他语气十分霸道。“清国留学生在东京有几千人，根本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他越说越离谱了，“但是，这个留学生的问题，必须相当慎重地考虑。为什么呢？日本现在正和北方的大强国交战，旅顺也还没有攻陷，巴尔切夫舰队也要向东洋进发了，这也许会成为很严重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清国政府对日本还采取善意的中立态度。但是，今后，会不会变化，谁也不清楚。清政府自身现在也开始摇摆不定了。你们这些人不懂，革命思想现在在支那正以极其迅猛的势头蔓延着。肉煮好了，不吃吗？煮过头变硬了，可不行。啊，这革命思想的活跃先锋，就是这些留日学生，问题变得复杂了。这些事可别跟别人说，咱们哪说哪了。我为什么这么了解支那的内情呢？津田清藏，你不知道吧，是我的叔叔，这样写：津田，然后清洁的清，藏。你没理由不知道啊，这地方到底是乡下，这事儿从我嘴里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叔叔现在是日本外交界的一流好手。你不知道也没办法。总之，因为有那样的叔叔，我成了外国通。啊，这肉太难吃了，如果不在肉里拌上鸡蛋再搅匀，不好吃。这帮人肯定是省下鸡蛋了。怎么有奇怪的乌冬面粉味儿？这怎么行。乡下就是乡下。嗳，没办法。吃吧。话说回来，这个革命思想啊，是秘密，可只是咱哥俩儿在这儿说的话呀，你好好听着。现在本部在日本。吃惊吧？再说得清楚些吧。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是中坚力量。怎么样，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吧。”
　　但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有意思，对于支那的革命运动，和他那不靠谱的“只是咱哥俩儿在这儿说的话”比起来，我已经从周先生那里知道了更为详细的情况了，所以丝毫也不吃惊。只是暧昧地对这个外国通的秘密随声附和，专心地吃鸡肉火锅。我这个乡下人觉得刚刚受到批判的肉，没有什么乌冬面粉味儿，很好吃。
　　“问题在这儿。今晚你好好想想这件事儿。清政府出钱送留学生到日本，而这些留学生大有推翻清政府的气势，真是奇怪。这样看来，清政府给予了留学生使自己崩溃的研究费了。日本政府，对于这些留学生的革命思想，现阶段嘛，好像是采取了视而不见的形式，可是,日本民间的侠义之士，主动支援这场运动。
　　你可别吃惊。支那革命运动的领袖、名叫孙文的英雄，早就隐藏在名叫宫崎什么的日本侠客家中啦。孙文，记住这个名字为好。似乎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听说有狮子的风貌。只要是这个人说的话，留学生全部听从，绝对信赖。这个英杰的顾问，是以那个宫崎为首的日本民间的侠义之士。

　上课铃响了。
　　“教育敕语里，是怎样说的？‘相信朋友、交友就是相互信任。’别无其他。”
　　我产生了走上去和先生握手的冲动，但还是忍住了，恭敬地向先生鞠了个躬。
　　先生却忽然说：“我好像没见过你，你来听过我的课吗？”
　　“啊，”我哭笑不得地说：“啊，以后一定听。”
　　“是新生吧！你们互相激励、一起加油吧！津田君那边，我会说的。上次班会，我说了些没用的话。今后，我要少说多做。”
　　我来到走廊，舒了一口气，原来如此，怪不得周先生称赞藤野先生呢，藤野先生很伟大，周先生也很有眼力，我对藤野先生和周先生的敬佩之情是平分秋色的。我今后也会成为一个不亚于周先生的藤野先生的崇拜者。上课时一定要坐在最前排抄笔记。周先生今天来学校了吗？我想尽快见到周先生，便急匆匆地赶到教室。可是，那天也没见到周先生的影子，却看到津田君那双令人讨厌的眼睛闪着狡黠的光。不过，我的心胸已经宽大起来了，笑着跟他打了声招呼。津田君似乎也不是坏人。他有些不知所措，微笑着点了点头。不过那一整天，我们都互相躲着对方没有再谈别的话。放学后，我想去看看周先生的病怎么样了，可是我不知道周先生住的地方，而且一想到再被同他住在一起的津田君说教一番甚是无趣，所以我马上返回了自己的住所。
　　晚饭后，出了宿舍，我去了东一番巷，松岛座的中村雀三郎一座正在上演《先代萩》。仙台的《先代萩》是什么样的呢？我很有兴趣，就抱着看一看的心理加入了站立席。所说的《先代萩》，众所周知，是依据仙台伊达藩的家族内乱而改编的戏剧。我想榴之冈附近有政冈墓，这出剧应该是从很久以前起就在仙台大受欢迎吧。可是后来我听说，正好相反，这出剧在旧藩时代是禁演的。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才可以自由地演出。可是在仙台市内这出剧并没有长久地兴盛起来。因为即使偶尔改了剧名上演，被称作旧藩士的人也要申请面见太夫元，说即使有政冈这样的烈女存在，这出剧也还是有损伊达家的名誉。因此他们要求立即禁演。

　　到了明治中期，没有旧藩士出来无理取闹了，但仙台的观众因为这出剧是取材于自己身边的旧藩时代的事件，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奇心观看。从那时起，仙台人似乎就不关心这出剧是演哪个地方的事，仅仅把它当作一般的伤感剧，默默地观看而已。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猜想仙台的观众看这出剧，说不定会有多兴奋呢。于是怀着想看看他们的狂热样子的期待进了小剧场。观众出乎意料地冷静。当时的入座率有五六成，我一面觉得奇怪，一面感叹：到底是大仙台的市民，自己地方的事件正在上演，却能无动于衷，这也许就是大都会的气度吧！我这个从山里出来的乡巴佬莫名地想。刚好这时演到雀三郎政冈的一场悲剧，我不由得哭了起来。不经意地往旁边一看，周先生正站在那儿。他也流着泪。看到此情此景，我更想哭了，飞奔到走廊，一个人尽情大哭起来。然后擦干泪又回到站立席，拍了一下周先生的肩膀。
　　“啊——”，周先生看到我边笑边用手背拭着泪问我，“你一直在这吗？”
　　“嗯，我从这场开头看的，你呢？”
　　“我也是，这出戏让小孩子来演，实在让人禁不住落泪呀。”
　　“我们走吧。”
　　“好的。”
　　周先生和我一起离开了松岛座。
　　“听津田君说你感冒了。”
　　“连你也知道了，我真拿津田君没办法。我稍微咳嗽几声，他就非让我躺下休息不可，说我是得了Lunge（德语，“肺炎”之意）。我一个人去松岛没叫上他，他就大发脾气。他才是Kranke（德语，“病人”之意）呢，是Hysterie（德语，“歇斯底里的、神经质的”之意）。”
　　“你没大碍就好，但身体还是有些不舒服吧？”
　　“不。Gar nicht（德语，“没有”之意）。津田君让我躺着，昨天我躺着看书了。实在无聊，我就偷偷跑出来了。从明天开始我去学校。”
　　“是啊。你要是什么都听津田君的，说不定真会得肺病的，干脆换个地方住吧。”
　　“嗯，你说的我也想过，不过，那样做的话，津田君会寂寞的。虽然有点儿烦，但他还是有正直的一面的，我并不是很讨厌他。”
　　我的脸红了，与津田君相比，或许我的嫉妒心更强吧。
　　“不冷吗？”我换了话题，“咱们去吃荞麦面吧！”
　　不知不觉间我们来到了东京庵。
　　“宫城野的荞麦面好像很好吃。听津田君说，这个东京庵的炸荞麦太油腻了，不好吃。”
　　“不、宫城野的天妇罗才油呢。不油腻的天妇罗是冒牌货。”
　　周先生和我一样，对吃都不在行。
　　我们一起走进东京庵。
　　“我们点这个油大的炸荞麦怎么样？”周先生一副对炸荞麦很有兴趣的表情。
　　“嗯、就这么办。意外的，我有种会很好吃的预感。”
　　于是我们点了炸荞麦和酒。
　　“听说你们国家是料理之国，你来到日本会因为日本菜不好吃而为难吧？”
　　“不是的。”周先生一脸认真地摇着头，“什么料理之国，那只不过是来支那玩的有钱的外国人的说法而已。那些人是来支那享乐的。所以一回到自己的国家就俨然一副支那通的样子。即使在日本，被称作支那通的人大都也是对支那持有个人的偏见。所说的什么皆通的人，其实不过是些游离于现实之外的、胆小怕事的人而已。在支那能品尝好吃的支那菜的人，不过是支那少数的有钱人或者外国的游客。支那的平民百姓吃的很糟糕。日本也是这样吧。日本旅馆里好吃的菜，一般的家庭是吃不上的。而外国的游客也会认为旅馆的菜是日本的家常菜。支那绝不是料理之国。我到东京时，师兄带我到八丁堀的偕乐园、神田的会芳楼吃所谓的支那料理，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菜。我来日本以后，从没认为菜不好吃。”
　　“可是，那个泥汁呢？”
　　“不，那个很特别。可是学习了津田君式的烹调法以后，就能够下咽了。很好吃。”
　　我们正说着，酒上来了。
　　“日本的戏剧怎么样?觉得有意思吗?”
　　“对于我来说，日本的戏剧比日本的风景更容易理解。其实，前几天，对于松岛的美，我就不太理解。对于风景，我和你一样……”周先生话说了一半，停住了。
　　“你阳痿啊。”我不客气地跟他开着玩笑。
　　“啊，是的。”眼睛不停地眨着说，“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可却不大喜欢风景。还有一个不擅长的，就是音乐。”
　　我笑了出来。忽然想起在松岛他唱的“云啊，云啊……”，
　　“那日本的净琉璃呢?”
　　“那个我并不讨厌。与其说它是音乐，不如说是Roman（德语，“传奇故事”之意）。或许因为我是俗人吧，比起高尚的风景呀、诗呀，我更喜欢平民的平易的故事。”
　　“也就是说，比起松岛来，你更喜欢松岛座了？”尽管我是乡下人，却总能在周先生面前轻松地开玩笑。“这阵子仙台很流行无声电影，你喜欢吗?”
　　“那个嘛，在东京我也看过，我感到有些不安。把科学用于娱乐是很危险的。说到底，美国人对科学的态度是不健康的。是邪恶的。快乐不该是使之进步的东西。以前在希腊，不是有个音乐家因为发明了增加一根弦的新式琴而被放逐了吗？支那的《墨子》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有个叫公输的发明家，把用竹子做成的鹊拿给墨子看，得意地说‘把这个玩具放向空中可以绕飞三天’。墨子沉着脸说，还不及木工做的车轮，并让他扔了那个危险的玩具。
　　我认为叫爱迪生的发明家，是世界级的危险人物。有许多原始形式的快乐。由酒发展成了鸦片，支那变成什么样了呢？爱迪生各种各样用于娱乐的发明，不会变成与此相似的结果吗？我很不安。今后的四五十年里，爱迪生的后继者们不断涌现，这样一来，世界就会走向快乐的尽头，我们眼前将会展现一副难以想象的悲惨的地狱之图。如果这仅仅是我的杞人忧天，那就太幸运了。”
　　一边说着这样的事，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油腻的炸荞麦，然后，我们离开了东京庵。至于是谁付的帐，自己有没有遵从津田君的劝告，这些，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那天晚上，我决定把周先生送回荒町的住处。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有月亮。同样不喜欢欣赏风景的两个人却好像很关心月景。

　那时，我动不动就同周先生进行这种中日比较的讨论。周先生兴奋地打算着：等这学年结束、一放暑假，就去东京，告诉同胞的留日学生们他发现的神国之清洁感、直截的一元哲学并启发他们。不久到了暑假，周先生去了东京，而我回了乡下老家。我们分开了两个月。
　　九月，随着新学年的开始，我又在仙台见到了周先生，久违了的面孔使我大吃一惊。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周先生和以前不同了。虽不至于冷淡但总觉得他的目光犀利而敏锐，即便是笑，脸上也有种冷飕飕的阴影。
　　我问他：“东京怎么样？”他很奇怪地苦笑说：“东京人很忙，电车轨道一天天向四方延伸开去，那是现在东京的symbol（德语，“象征”之意）吧。到处都不安定，对战争的讲和条件不满。东京市民义愤填膺地到处开演说会，局势很不稳定。传说现在东京已经施行了戒严令。东京人的爱国心太过天真了。”
　　“贵国的学生们对‘忠’的一元论反响如何？”
　　周先生好像突然牙痛般地扭曲着脸说：“这个……，太忙了，什么是什么，对我来说，已经搞不清楚了。日本人的爱国心虽然不稳定，但毕竟本质是单纯的、明朗的，可我们的爱国心是复杂的、灰暗的。不，也许没那么严重，反正有许多事我不明白。太难了。实在搞不懂。”
　　他又冷冷地微笑着说：“不过，不少日本青年现在正在研究世界文学。去书店时我很吃惊，各国的文学书籍，很多都到货了，日本的年轻人积极地选购着。也可以说是在为生命的充实而努力吧。我也模仿他们，少许买了些书回来。打算不逊色于他们地从事研究。我的竞争对手是东京的年轻人。这些人对新的世界正在erwachen（德语，“觉醒”之意）。我对东京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此后，课程一结束，周先生就马上回自己的宿舍，很少像以前那样来我住的地方玩了。一个寒风瑟瑟的晚上，很稀奇，津田君来到了我的住处，一副很奇怪的表情说：“出了件麻烦事。”随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给我看，收信人是周树人，发信人是直言山人。我想：真是个不怎么样的匿名，略微迟疑了一下，便皱着眉看了信。那内容更糟。字也是缭乱的草体，简直是一封散发着臭气的肮脏信件。首先，上面大大地写着：“你改悔吧！”
　　我不禁打了个冷战。一直以来我就很讨厌这种预言似的刺耳的话。接下去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所谓“直言”的话，罗罗嗦嗦、颇为难懂，大意是说：你怯懦，你事先从藤野先生那里泄露了解剖学的考题。其证据，是你的解剖学的笔记上，藤野先生用红笔标注了记号。你没有及格的资格，改悔吧！等等。

　　“不讲理也无所谓。敌人嘛。怎么样，答应了吧！”我乘机坚决地说。
　　津田君不情愿地答应了，却又一边小声嘀咕着：“东北人，真难对付。”
　　第二天，我去了藤野先生的研究室，扼要地汇报了这件事，还替津田君美言说：“津田君也非常愤慨，他表示要等待先生的指示，愿意效劳。”我只字未提矢岛的名字，只是拜托先生帮周先生消除这些误解。
　　“什么消除不消除的……”先生很意外地以满不在乎的笑容说：“周君的解剖学不及格。是因为其他学科的分数高，才得了那些分数的。周君是第几名？”
　　“啊，60名左右吧。”
　　我们从第一学年升入第二学年时留级生很多。同届学生的三分之一、大概50人都不幸地留了级，我和津田君同处于八、九十名的危险位置，幸好最终还是合格了。我们认为身为外国人的周先生能够排60名，这是因为他聪慧好学而理应取得的成绩，可是对于不了解周先生的人来说，这第60名，可能让人感到有些难以置信。特别是那些留级生们，他们不反省自己不刻苦，而是挑进级生的毛病，这样作为全体进级生的牺牲品，清国留学生周先生就成了众矢之的。
　　“第60名吗？”先生对第60名很不满意的样子，“不是很理想的成绩啊。不更加努力学习可不行呀！上学年你们的解剖学学得很不理想。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不好好学习的话，将来要后悔的。就是因为懒惰，才会出现这样愚蠢的问题。如果互相鼓励、好好学习的话，就不会互相误解、互相嫉妒了。所谓和，绝不是消极的。发皆在节谓之‘和’，也有些中庸。是天地跃动的姿态，紧紧地绑在一起。”
　　先生做了个把弓拉成满月形的手势，接着说：“射出的箭准确无误地正中靶心，发出‘嘣……’一声明快的响声，那种感觉就是和。发皆在节，不能忘记这个‘发’。‘发’也就是学习。有句话叫‘以和为贵’。所谓‘和’，不仅仅是好好地在一起玩儿。‘互相鼓励、一起学习’也叫‘和’。你好像是周君的朋友，他为了向支那传播新学问，特意到日本来学习，必须鼓励他，让他取得更好的成绩。我也很着急，第60名太惨了。必须要取得第一名或第二名才好。

　　“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
　　因为我记性不太好，也许有两三处不太准确，语调弱的地方就是我拿不准的，原文可是比这好上十倍的名文，请您想像一下吧！
　　我觉得，该短文的主旨，指出了与他从前说的那种“为帮助同胞的政治运动”的文艺多少有些差异的方向，不过，“不用之用”一词让人感到含义丰富。终归还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实际的政治运动那样的对民众的强大指导性，而是渐渐地浸润人心，发挥使其充实之用的东西。我想是这种意思吧。这样解释文艺我认为一点儿都不保守，反而非常健全。这种写法让我们这些文艺的门外汉都能隐约感受到其巨大的力量。也是在那天或是别的哪一天，周先生还即兴说了些给我很大启发的话。
　　“遭遇海难，自己被卷入汹涌的波涛中，并被摔打在海岸上，拼命抓住的地方是灯台窗沿。‘哎呀，真高兴！’刚要喊救命，向窗内一看，守卫灯台的夫妇俩和他们的小女儿正安安稳稳地吃着幸福的晚餐。‘啊，不行。’遇难者忧郁了一瞬，没有喊救命。忽然大浪打来，一口吞没了这个腼腆的遇难者，冲向了远方。我们假设有这样的故事。遇难者已经不可能得救了，他被卷在汹涌的波涛中，也许那是一个暴风雪之夜，他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死了。当然，守卫灯台的人一无所知，仍然全家和乐融融地吃着饭。要是暴风雪之夜，应该看不到月亮和星星。故事的结局谁也无从知晓。有人说事实比小说更离奇，即使是谁都不知道的事实，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存在的。而且，在谁也没有亲眼看到的人生角落发生的事实，往往有更高贵的宝玉闪闪发光。把这样的事用天赋的不可思议的触角挖掘出来就是文艺。因此，文艺创作比被世人表彰的事实更接近真实。如果没有文艺，世界将满眼空隙。文艺可以把不公平的空洞，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地填满。”

　　听了这些话，我这样的俗人也似乎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文艺这种东西，就会像注油少的车轮那样，无论开始时怎样流畅快速地运转，也许马上就会损毁。可是，一想起热心指导周先生学习医学的藤野先生，我便悲哀起来，深深地叹气。那时，藤野先生还什么都不知道，依旧每周一次认真地用红笔为周先生修改笔记。不过教书的人对自己的弟子是很敏感的，藤野先生似乎也觉察到最近周先生对医学研究不那么上心了，于是经常把周先生叫到研究室，说些什么，而且在那之后我也有两三次被叫到了研究室。
　　“周君最近好像不大精神，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班里有没有人对他使坏？”“和周君商量研究的Thema（德语，“题目”之意）了吗？”“是不是心里厌烦解剖实习啊？其实日本的病人如果知道死后的Leichnam（德语，“尸体”之意）解剖会对医学做出贡献，反而自己希望如此。这点你告诉周君了吗？”
　　先生的问题如枪林弹雨一般，我甚至有些厌烦了。对于这些，我总是敷衍着应答。周先生医学救国的信念动摇了，他进一步认真调查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并了解到一些思想家的著述引燃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导火线，但周先生现在觉得那些深奥的理论著作并不可靠，必须先着眼于对民众进行初步教育的文艺创作，于是他现在正在研究各国的文艺，要是向先生说明这种对他来说如晴天霹雳般的转变，先生会何其地惊愕，进而又会变得何其地失落啊，这样想来，愚钝的我也便只能含糊其词了。即便如此，一次我还是向周先生转达了先生的担心。
　　“这次我向藤野先生要了研究题目，不和我一起做吗？是关于缠足后的骨骼形状问题的，不是很有意思吗？”
　　周先生微笑着摇摇头，似乎已经觉察到了一切。暑假过后，周先生就总是冷冷的，虽然不是一副心地不良的表情，但就好像住在与我们隔绝的世界里面，见面时，大抵只是暧昧微笑一下。对于这一点，爱操心的津田君担心起来：
　　“那家伙怎么了？在宿舍里只是读那些无聊的小说，根本不学习学校的功课。那家伙也快成革命党会员了吧？不，难道是失恋了？总之，这种状态可不行。这次弄不好会不及格。他是被清政府选派来日本的秀才。如果日本不教给他像样的学问就让他回国，在清政府那儿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因此，我们作为他的朋友，责任也很重大。最近他总是拿我当傻瓜，我试着劝了他好多次，他不出声，只是笑笑，我浑身直起疹子。如果你和他说说，也许他会听的。干脆哪天狠狠教训他一顿，怎么样？说‘醒醒吧！’，再给他几拳，说不定他会痛改前非、好好学习的！”
　　我实在后悔在这部手记的两、三个地方故意用了嘲笑津田君的伎俩。仔细想来，真正打心眼里喜欢周先生的不正是津田君吗？就要和周先生分别了，在我的宿舍开了小型的送别会。出席的有爱喝酒的木匠和他十岁的女儿、津田君、矢岛君两位干事、我和主角周先生。大家站着，举行了现在想起来还想噗哧大笑的音乐天才聚集的奇妙合唱：
　　崇高、厚重的恩师情啊
　　您教我知识的庭院，已经历了多少春秋冬夏
　　细思量，那已是久远的兴霜岁月
　　现如今，分别在我们眼前，一旦说再见
　　素日彼此间的亲密之情
　　亦勿相忘
　　唱着唱着，津田君突然背过身去哭了起来。嘴上虽然说着兴致勃勃的话，可是要与周先生分别了，他似乎比谁都难过。和津田君相处，能看到他这样好的一面，我变得不像从前那样害怕和讨厌城里人了。

　让全世界引以为荣的东方文豪鲁迅先生逝世于昭和十一年秋，大约是在先生逝世前的十年，也就是昭和元年前后，先生四十六岁的时候，发表了名为《藤野先生》的小品文。选摘部分如下：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的我的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后来在日本要出版鲁迅先生选集，当日本的编辑问先生选哪部作品好时，先生说随便选就行了，但《藤野先生》一定要收入集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