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努力没有丝毫成效。当斯皮尔曼离开时，卡尔文‘韦伯帮他穿上了大衣。“记住，亨利，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本应该做的。
　　在会议上，你为戈森做出了强有力的争辩。我妈妈过去常常唱一只圣歌给我听，唱的是在基列有乳香。你维护了戈森的工作——你尊重他的工作——这就是给他的乳香了，“韦伯停顿了一下，”要是他知道该有多好啊。“
　　斯皮尔曼开着车向南穿过了剑桥城的市郊。从韦伯家到他自己的家并不是太远。不到五分钟，他就到家了。他的妻子出来迎接他，并亲吻了他一下。“亨利，我听说那个消息了。关于丹尼斯．戈森的。他那晚来见你时，我就知道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布里奇·斯皮尔曼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亨利明白她的意思——在戈森来他家拜访的那一晚，他对戈森实在是太无礼了。
　　“还有，亨利，家里的电话一直不断。让我们看看啊，索非亚．乌斯提诺夫打来了电话，还有莫里森·贝尔和维勒莉。丹泽。他们三个好像都很难过，特别是丹泽小姐。他们问我你是否知道这件事情。我猜测了你知道后的反应。学生报也有人来了电话——还有两家电视台也打来了。其中一家电视台，我忘了是哪一家了，说今晚会做一个有关哈佛大学的教员晋升程序的特别节目。他们想要采访你。我建议他们打电话找伦纳德‘考斯特。”
　　“很好，”斯皮尔曼低声说道，“一个特别节目。经过半天的调查后，他们会做深度分析和实况报道，很可能会有特别的改革建议的。关于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机构程序，他们可以马上进行编造。”
　　斯皮尔曼的声音更大了。“谢谢你，亲爱的，把这些事情推给了伦纳德。我想我今天不会再接电话了——除非是同事们打来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去书房冷静想想了。我们今天晚些时候出去吃中国菜吧，好吗? 就我们两个。”

　　　第13章
　　1 月12日星期六。1 月13日星期日．1 月14日星期一
　　“爸爸——我找不到我的小提琴箱了。你知道妈妈把它放哪里了吗? ”
　　“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你妈妈? ”
　　“她和黛比正在地下室呢，为黛比的体操课做准备呢。凯莉的妈妈正在门口等着我出去呢。”
　　“你看过你的床底或是柜橱了吗? ”
　　“没有。”
　　“那么，你去看一看。我会告诉塞吉威克太太你很快就出来了。”
　　在贝尔家，星期六的早晨都是高速开始的。几乎每个人都有预约。当他们快速吃着早饭并准备一天的时刻表时，厨房和其他房间之间总会有不断的走动。小女儿艾米莉八点半就要准备好，等着坐大家合用的车去上铃木小提琴课。她离开时总是会在最后时刻出点紧急状况。这周六是放错了地方的小提琴箱，上周则是她的乐谱。
　　莫里森·贝尔感到很宽慰，因为这周不用他来开合用车。
　　经验告诉他，塞吉威克太太也明白一路上会有类似的耽搁。他的妻子现在在地下室的洗衣房吧，他想。为了黛比的体操课，她会在最后关头找出一条干净的毛巾或是体操服。琼会带黛比去高中上体操课的，然后她会去教堂上她自己的健身课。家庭人员的这种分布会在上午十点改变。到那个时候，琼会带艾米莉去艺术学院上美术课，而黛比则会去上电脑课；至少，这个冬天就是这样的了。去年冬天，孩子们上的课是铃木小提琴、游泳和芭蕾。

　　“难道孩子们再也不能到院子里玩玩了吗? ”早晨，当最后一个人离开家时，莫里森·贝尔如此说道。这样的生活方式与他记忆中的童年大不一样呀。他的妈妈会让他和哥哥去外面玩，直到她叫他们回来吃午饭。这期间，你和其他孩子在一起，并决定干什么。要么玩玻璃弹球，要么玩点豆豆。如果人多的话，可以踢场球，玩捉迷藏，或是红色童子军。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没有成年人来组织这些活动。就贝尔来说，他的爸爸每个周六的早晨都要开着一辆牛奶车离家出去工作。在爸爸离开后，妈妈的整个上午都要用来烫衣服，清洗烤箱，为冰箱除霜，晾衣服，把水果和蔬菜装入罐中——而这些工作在科技的帮助下，已经提前为琼做好了：免烫的衣服，自动清洁的烤箱，无霜冰箱，电子干燥机和冷冻食品。在富裕的美国家庭中，仍然是家庭妇女的女人们现在已经开始承担社会指挥家的角色了，以确保每个人都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充实自己。
　　对于贝尔自己来说，他家里人所参加的活动对他是很有利的。如果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而他又不加以阻止的话，他观鸟的热情就会被妨碍。是后院的宁静和贝尔撒下的食物将鸟儿们吸引到屋子后面这块围起来的地。贝尔可以从他的卧室很舒适地观察它们。这样一来，也不会将这些到访的鸟儿惊吓到打开的鸟舍中去了。
　　这位哈佛的数学家走进了他的卧室，不用担心受到外界的干扰。这是他最喜欢的办公和休闲的场所。这不像他父亲的工作，别人总是要求牛奶要按时送到。贝尔可以选择要不要在周六上午工作以及在哪里工作。数学期刊的可携带性意味着在卧室就可以知悉他这个学科中的作品了。而且也没有时间框架来限制工作完成的时间。他的资料可以放在一边足够的长，只要他愿意的话。
　　如果有有趣的鸟类来拜访他的进食器，他更是会放下资料了。
　　贝尔把枕头靠在床头板上，脱掉鞋子，躺在了床上。当他正在思考从哪里开始今天的阅读时，他注意到了放在床头柜上的未经开启的马尼拉信封。他本希望从他的意识里忘却昨天的那条消息，但是这封灰白色的邮件又强迫他想起了他昨天听说的那个悲剧。当这个可怜的丹尼斯·戈森3 周前给贝尔打来电话时，贝尔拒绝了与他的见面。当时，戈森就说他将用邮件寄点东西给他。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觉得很舒服。贝瑞特没有理由去评论贝尔和维勒莉·丹泽。福斯特让灯光和电视摄像机来扰乱自己。他本应该限制针对他自己的回答，甚至是逃避这些问题。这会是贝尔在相似情况下尝试做的。贝瑞特强调其他人也牵涉在了戈森的绝望行为里是没有必要的。
　　贝尔拿起戈森寄给他的那封信。他意识到自己甚至没有脸和这个寄信的人联系在一起；在他的头脑中，他想像不出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周五是那么的激动，而周六却带给大家悲伤。贝尔最后决定不再打开这封信。他把信放回到了床头柜上。周一的时候，他会通过学校的邮差把这封信送到戈森的办公室去。他认为让那些应该为戈森事件负责的人来决定如何处理信件是最好的。
　　贝尔的眼睛注意到松果动了一下。那些松果是他周五晚上撒在其中一个进食器下的。他探出头以便更好观看。这次不会有错了。鸟嘴的形状已经在无意间显露出来了。贝尔觉得一阵开心，这也驱散了他先前的所有情绪。这一天毕竟是幸运的一天啊，他认为。一只白翅交嘴雀恰好站在窗外，正吃着松果呢。
　　谢拉俱乐部的一位好朋友昨天给他打来电话，并告诉了他这个冬天，在他们地区发现了交嘴雀。一些松果，贝尔希望，能够赐给他看一眼交嘴雀的机会。现在就有了。当他和艾米莉两年前最后一次看见交嘴雀时，他的女儿还以为那只鸟是畸形的，因为它的鸟嘴缠绕在了一起。贝尔很高兴向他的女儿解释这种“畸形”能使这种鸟儿从松果中敲出松子。贝尔拿起他的高倍望远镜以便看得更仔细些。
　　看到了一只不同寻常的鸟儿，贝尔感到无比的兴奋。自然界里没有什么能够展现出包裹在如此动人美丽中的复杂的生理学。像这样一只鸟儿的出现，在他看来是很重要的信号。它说明我们人类正在与自然和谐相处，并想拯救环境。他盼望着家人的归来，这样他就能和她们分享这个讯息了。
　　他已经全然忘记了戈森那件事情。他明白，像那种不正常的事情，生活中是时有发生的。但是，他今天关心的是那只给他带来愉悦的鸟儿。贝尔看了看手表。“琼和孩子们至少还得有3 个小时才能回来。”他自言自语地说道。他又瞥了一眼喂食区。
　　交嘴雀已经飞走了。贝尔又注视了几分钟，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有趣的动静。但是，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于是他又开始看那些学科作品了。

　　他默不作声地看了一个多小时，时不时抬头看看飞到进食器的那些常客。他觉得，孩子们不在的时候，屋子里非常安静。
　　但是这一切很快就会改变的。条件允许的时候，他必须好好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他看了另一篇文章。接着又看了一篇。又一个钟头过去了。贝尔并没有挪动他的位置。他现在正在看一本数学期刊，然后又开始浏览另一本期刊的目录。
　　他时不时地向窗外看去，会看到很多鸟儿的活动，但是都是很普通的活动，都不值得多看一眼。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阅读中。突然，一阵疾风刮过，他的注意力被吸引了。他抬起头一看，吓了一跳——所有的鸟儿都飞走了。地面上和进食器上都没有任何动静了。盛着板油的那块苍白的木头裸露在冬天的空气中。
　　他起身朝窗户走去。后院里很安静。那些没有果实的树枝似乎都被冻僵了，一动不动的。贝尔心里嘀咕着：是什么吓着了它们啊? 贝尔舒展了一下四肢。他一直都一动不动地，四肢都有点僵硬了。他注意到，进食器里几乎没剩什么东西了。他知道不可能是进食器吓着了鸟儿们。但也许，可以趁这个时候好好休息一下，去外面短暂地活动一下，这样可以舒展舒展僵硬的四肢。鸟儿们可能在观望着，想着要回来呢。去把进食器装满，让鸟儿们放心地回来吧。他走出卧室，取来了羊毛衫，作为上衣穿上了。
　　贝尔打开了卧室滑动的玻璃门，一步步走进了冰冷的空气中。通向车库侧门的那条路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积雪。他步履艰难地走了过去。当他快到侧门时，他发现门微微地半开着。“我不知道已经告诉过艾米莉多少次了，让她拿完溜冰鞋后，一定要把门关上。”贝尔叹了口气。他推开门，走了进去。里面很暗。
　　他轻轻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灯没有亮。“真讨厌，”他说，“灯泡一定是烧坏了。我不知道告诉过孩子们多少次了，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把灯关掉。”贝尔又叹了口气——这是一位父亲在为他喜爱的女儿们叹气。
　　他经常把鸟食放在这里，这样他就可以很方便地去装满放鸟食的容器了。他对这个车库太熟悉了，根本就不用照明也能摸索到路。因此，他知道这是真的——他十分肯定，就如同他重复数学中的那些同义词一样地坚定——在这个熟悉的空间中，他并不是孤单一人。他还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但他知道有什么在车库的黑暗里。
　　他受到重重的一击。很快，车库就变得宁静了。在后院，进食器仍然没有被加满。鸟儿们来来去去，但却没有人观看。

　　扬声器里传出的优美的急奏声和小号般的音乐并没有使贝瑞特的心情愉快起来。而经常让他心情愉悦的烹饪今晚也没有使他开心起来。当他开始准备晚上的沙拉时，他甚至开始感觉到一丝寒意，就好像情绪中带着一些湿冷，使他身体感到寒栗。他想打电话叫一位朋友过来，也许可以算是一时兴起的邀请，和他共进晚餐。这条鲷鱼也足够两个人吃的。而沙拉的份量是随便就可以增加的。找个人陪陪会很好的，尽管这不符合他周日晚上的习惯。“不，那太可笑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着，“有葛兰姆·葛林的小说看呢。而且只有一本。两个人可以分享一顿晚餐，但要一起看一本书就不大容易了。”
　　“房间里有风吗? 为什么觉着这里这么冷呢? ”贝瑞特愤怒地叫喊道。他把准备晚饭这事放在了一边。他穿过餐厅，转过墙角，来到了起居室。起居室现在黑乎乎的。他没有开灯，而是抱怨道：“该死的前门果然开着。我走的时候怎么没有关上呢? ”他大声地质问着。但事实上，他心里感到有些宽慰了。
　　为什么家里会有这种不友好的氛围? 现在有了明摆着的顺理成章的解释了。
　　福斯特·贝瑞特沿着原路返回到了厨房。这条路到他家的前门是一段很长的路，因为他家修得像个广场似的。从起居室穿过门厅到厨房更加直接些。但是从餐厅到前门，可以让他检查一下房子里主要的窗户和餐厅旁边的滑动门是否牢固。
　　福斯特·贝瑞特开始了准备晚饭的最后一道工序。他从架子上取来一把五英寸长的索林根钢刀，切了一些欧芹来点缀刚从烤箱里拿出的红鲷鱼。做完了这项最后的美化工作后，他把刀放在了台面上，然后把他的主菜和沙拉端到了餐桌上。当他把食物端到隔壁房间时，维瓦尔第的音乐让他的神经更加敏锐了。他晚上第一次意识到他是在理解音乐，而不仅仅是在听音乐。他的情绪有些变化了。他刚才感觉到的寒意已经消失了，还有孤独的感觉也消失了。音乐，饭菜，期待的阅读——这些东西向贝瑞特展示了一种文明——帮助他把他的忧郁，甚至一直缠绕在他心头的那件白天发生的事，统统抛到了脑后。那位经济学家的自杀，和新闻界的不愉快，这些事情应该很快就忘掉，他认为。当他坐到椅子上时，骨瓷盘上的纯银朝他闪烁着。他坐在桌子的一端，背对着厨房。这样，他能充分享受到房间的音响装置了。
　　仅在那一瞬间，贝瑞特明白了，自己背对着厨房享受音乐的同时，也给了那个早些进了他家前门的人可趁之机。费了那么多心思的晚饭他是享用不了了。葛兰姆·葛林的小说也看不成了。福斯特- 贝瑞特仅仅吃了一口红鲷鱼，就发现有个阴影从他坐的桌子的旁边闪了过去。他大吃一惊，把椅子转向厨房，仅仅看见索林根钢刀闪烁着的光。刀锋向下刺向了他的胸部。这一次是真的没有时间去反思了，没有时间去冥想了。

　　※※※
　　莫里森的死亡一开始让**很不解。看上去，没有什么明显的杀人动机。**通常所做的预先假设——凶手是一个吸毒者，他在寻找屋里值钱的东西去买毒品——在这个案例中似乎是不成立的。贝尔太太和**搜寻了整个屋子，发现似乎没有丢失什么值钱的东西。尽管通向屋子的后门和通向卧室的滑动门没有上锁，而且，他们还发现滑动门是开着的。车库也没有丢什么东西，虽然那里没有放什么值钱的东西。而且，验尸官估计，在贝尔的家人回到家发现他的尸体时，他已经死了一个多小时了。小偷有足够的时间来洗劫这栋屋子。
　　哈佛的一位数学家被谋杀了。这在剑桥城掀起了轩然大波。
　　邻里们马上就有反应了。那些挨着贝尔家的人更加担心他们自身的安全。当然，有许多邻居认识而且很喜欢贝尔一家人。他们都为贝尔家的天降之祸感到很痛心。这个周末，贝尔死亡的消息传到了数学系的同事和学生那里了。他的被杀立刻成为了人们谈论和思考的主题。对于他带的那些研究生来说，这更是个双重损失。
　　一方面，他们哀悼老师的去世。另一方面，他们又为这件事牵连到了他们的研究和论文的完成而烦恼不安。对于贝尔的直系亲属，对于**，对于所有认识他的人，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巨大的疑问，那就是——“怎么会? ”
　　有许多可能的解释。虽然莫里森·贝尔受到广泛地尊敬，但他并不是受到所有人的爱戴。他不仅给自己在工作中制定了高标准，而且对其他人也是如此。而那些在他看来达不到要求的人经常会受到他的批评。他的批评给别人留下的伤害是很深的，而且不会很快痊愈。甚至有些人的伤口都化脓溃烂了，这从**对他们的问询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尽管许多人都有杀死莫里森·贝尔的动机，但是，当**获悉福斯特·贝瑞特也被残忍地杀害了的消息，他们立即排除了所有的动机。周一上午，贝瑞特的清洁工发现了他的尸体。这一消息随即传开了，剑桥城社区的人们笼罩在极大的恐慌中。两天之内，哈佛大学的两位教员相继被谋杀了，这表明很有可能是有个疯子逃出来了。人们纷纷向这个地区的锁匠们询问有关安全装置的事情，出售报警系统的公司也跃跃欲试，准备发灾难财大赚一笔。

　　　第14章
　　3 月20日星期三，3 月22日星期五。3 月25日星期一
　　“马萨诸塞州对梅丽莎·香农”无需看他的备审案件诉讼表，曼宁·巴克斯特法官就知道自己今天要审判他一生中最著名的刑事案件之一。作为米德塞克斯县高等法院的副大法官，他被选派来审理梅丽莎·香农谋杀一案。挑选陪审团的程序已经结束了，这让他很宽慰。这个程序已经耗费了整个审讯过程中的两天时间了。当他穿上长袍走进法庭时，巴克斯特提醒自己，今天听众席上坐着的，可不单单是原告、被告、律师、和前来听审的人——还有那些临时来的市民，他们想看看法院是如何体现公正的。
　　法官们知道，谋杀案的审理总是会吸引社会上一些丑恶的人。他们因凶手而感到开心，他们对暴力事件的细节也特别感兴趣。那些“扰乱法庭的人”今天不准进入法庭。巴克斯特一边想，一边用手指把长袍防护衬下面的带子系得更舒适些。今天，还会有人闯入法庭来，想亲眼看看这位通过谋杀别人来为爱人的自杀报仇的女人。巴克斯特法官的同事们已经提醒过他了，哈佛学术社区的人也会来的：受害人的同事，朋友，还有管理层的领导。
　　他们来出席，为的是目击整个公正的审判过程。毫无疑问，他们也希望给犯人定罪和宣判，以阻止更多类似的致命行为的发生。
　　虽然这会让他们很不幸地承受一些压力。
　　州政府的代表是桃乐丝·诺兰，米德塞克斯县的助理检察官。三年前，她被地方检察官任命了这一职位。在那之前，她从法学院毕业了，并担当了一位联邦法官的书记。就像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工作的许多律师一样，她的政治目标比她现在的职位要高得多。如果赢了这场官司，她作为辩护人将声名远扬。而且，实现这个愿望的一路上也没有什么障碍。对梅丽莎·香农的审判将是通向更高职位的垫脚石。就为了这个，她就有充足的理由来努力准备今天的审判。但是，另外还有一点，诺兰相信她的诉讼事实。证据有充分细节但却无法证实。这是她最大的诉讼困难。

　　但在她自己心中，她坚信香农杀害了莫里森·贝尔。这就是被告要被审判的案件。由于贝尔谋杀案比贝瑞特谋杀案的证据要充分些，因此，地方检察官决定先起诉前面一件案子。
　　诺兰太太在剑桥城法庭主要的对手是詹姆斯- 瑞里。他是剑桥城一家专门打刑事案的小律师行的律师。瑞里在当地法院很受尊重。吸引众人眼球的案件总是能吸引优秀的律师，尽管这件案子里的被告梅丽莎·香农经济状况很一般。瑞里向他的同事们预测说，打赢这场官司是有可能的。他几近吹牛地说，她会被无罪释放的。如果梅丽莎·香农被宣判无罪，他就不可能和**，还有贝尔一家人交上朋友了，但是，这会让公众注意到他们律师行了不起的本事。这比任何广告都好。而且，和梅丽莎·香农接触了一段时间后，瑞里相信她是无辜的。
　　亨利·斯皮尔曼最初决定不去旁听这次审判。在哈佛，他在学期中的工作是很繁重的。而且，他准备去加利福尼亚，到那里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斯坦福大学做论文；回来后，按照计划，他要去美国国会，在联合经济委员会前作证。而且，他还要写他每月的专栏。但是，卡尔文·韦伯和斯皮尔曼谈过了。
　　他请斯皮尔曼去旁听这次审判。至少今天去一趟，因为丹顿·克莱格今天应该会出庭作证的。
　　米德塞克斯县的法院是剑桥城最高大最现代的建筑之一。
　　这座建筑是在20世纪70年代，在一片对其建造过程中出现的经济违规的丑闻和争议中开放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高贵典雅的装修所花费的钱已经从媒体的记忆中消退了。大理石和柚木开始激起这个地区的居民对它的赞赏。这座建筑里的法庭是半圆形的。把法庭设计成这种结构不大符合司法上的传统，倒是更符合听觉原理。米德塞克斯县法院的工作人员对它的设施颇感自豪。他们相信，在波士顿，它同司法部那乏味的装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出席审判的人当中，只有一人不用特地赶往法院大楼。她就是梅丽莎·香农。为了最大限度地确保犯人的安全，监狱就设在法院大楼的顶层。从一条有保护措施，沿途还专门安排有保安的走廊走下去，乘坐限制使用的电梯，**把梅丽莎·香农从她的牢房带到了审判庭。她无需特地从外面赶往法院。

　　“那么，那些钱不够公平吗? ”韦伯一边问着，一边眼镜向下瞥了瞥他的朋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那就是那个家伙要付的钱……”
　　“这是否公平我说不上，但是，这些钱肯定抵不上这位家庭妇女所做的服务的价值。有一件事我还没有告诉你们，但是当然，我在审判过程中说清楚了的。那就是，这位妇女是位注册会计师，尽管出车祸的时候，她并没有在做会计工作。我估算了一下，像她那种受过培训并且有经验的注册会计师一年可以挣一万美元。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一万美元才是这个妇女作为家庭主妇提供的服务的价值，而不是五千美元。这不过是基础经济学的知识。但是恐怕，这些与法庭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
　　斯皮尔曼看着他的两位朋友。他们脸上神秘的表情让他不得不继续往下说。“法庭是像会计师那样来看待成本的。它只会问丈夫要支付的工资是多少。而经济学家——提醒你们一下，甚至是刚开始学经济的学生——把成本看作是放弃了的最高成本。
　　任何事情的成本都是你所放弃的最可取的选择。而对于这位妇女来说，则是一万美元。作为家庭妇女，她和她的家人自愿放弃一万美元——这是她作为注册会计师能获得的收入。这就是她留在家里的价值。而一旦她失去了提供服务的机会，这就是她应该获得的赔偿。但是法官声称他无法理解我的证词。尽管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我还是说服不了法庭。这家人仅仅得到了五千美元。“斯皮尔曼停顿了一下，”从此，我再也没有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过证了——虽然我知道我们经济系的许多同事在各种各样的案子中作过证。坦率地说，我听说一些死守传统的没有创新的律师对经济学家闯入了他们的领地而感到十分伤心和失望。“
　　“我不会为他们流一滴眼泪的，”卡尔文·韦伯自告奋勇地说道，“在和我——也许我可以这样说——同龄的人中，你找不出很多对律师有好感的人。我一直很钦佩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所说的关于律师的话。”
　　“他说过什么? 我没听说过。”克莱格面带微笑地说。

　　“约翰逊在一群互不相识的人群里。其中一个人离开了。没有走的一个家伙问约翰逊他是否认识那个人。约翰逊说，‘我并不喜欢在别人背后说他的坏话，但是我可以肯定，那位绅士是个律师。’”听了这句妙语，斯皮尔曼和克莱格都咯咯地笑了。对于克莱格，这很好地帮他缓和了作证给他带来的紧张心情。
　　“我现在才学经济学太晚了吧。”克莱格说，他注意到，法庭监守官允许听众进入法庭了，“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
　　“说出实情，所有的实情。除了实情，什么都不用说了。”
　　韦伯十分风趣地说着。
　　当巴克斯特法官走进法庭时，大家都站了起来。然后，案件开始审理了。斯皮尔曼面无表情地看着控辩双方的律师做开场陈述。在桃乐丝·诺兰的陈述中，她强调了原告方是如何证明梅丽莎·香农肯定有罪的。在陈述过程中，她的声调一直是不高也不低，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她不温不火地对陪审团说着。诺兰认为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她应该直接指出，这个州的大多数案件都是证据无法得到证实的。但是她据理力争说，证据经常都是无法证实的，但却是令人信服的。她还告诫陪审团不要相信其他说法。
　　接着，詹姆士·瑞里告诉陪审团，他的开场陈述是很简短的。他说原告方已经替他作了陈述了：原告方控告梅丽莎·香农有罪，并没有凭借什么合理的怀疑。因此，在这个案子结束的时候，陪审团也会有满腹的疑问：为什么州政府在证据不可信的情况下要起诉他的当事人呢? 他的当事人失去了未婚夫，已经是万分悲痛了。他认为，从策略层面上来说，应该坦率地指出在自己的辩护中最不利的部分：在贝尔死亡的时候，没有人和香农在一起，也没有人看见她。香农是一个人住的。她也会辩解，瑞里解释说，她那天上午在睡觉，因为她那天不用上班，而且前两个晚上她睡得都不好。
　　然后，桃乐丝·诺兰开始了她的主要诉讼。她站在放着她的文件和证物的桌子旁边。她那灰棕色的羊毛套装和她的棕色头发相称得当。这位助理检察官直接传召了她的第一位证人：县验尸官。然后是逮捕梅丽莎·香农的**。当韦伯看着诺兰时，他觉得，有这么一个和贝尔一样，对穿着打扮都那么挑剔的人来做贝尔谋杀案的原告律师，真的很合适。

　　审判的这一部分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就像一出戏剧或是电视剧。但是随着验尸官那坦白的证词，审判变得生动些了。他很坦率地描述了一下贝尔头部所受到的袭击，正是这次袭击可能致他昏迷了。然后验尸官又从临床上描述了一下贝尔胸部中的那一刀。那一刀要了他的命。很明显，验尸官的描述让所有的听众都痛心疾首，惊恐不安。法庭上，只有律师们看上去对验尸官的证词无动于衷。
　　“你能确认那把你宣称杀害了贝尔教授的刀吗? ”瑞里在交叉诘问中这样问验尸官。
　　“不能。正如我在我诚实的证词中所说的，我们没有找到那把刀。”
　　“在死者身上没有找到刀？”
　　“对。”
　　“就目前你所知，杀人凶器，如果是刀的话，还没有找到，是吗? ”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是——也就是说，是的，凶器还没有找到。”
　　“你能确定那把你宣称要了死者命的刀的样式吗? ”
　　“不能。如果你指的是牌子的话，我说不出牌子。可能是一把普通的厨房用刀，或者是中等长度的切肉刀，或者是长点儿的削皮刀。”
　　“你检验过梅丽莎·香农的厨房用刀了吗? ”
　　“我本人没有。但是那些刀都被拿到了实验室，并在我的监督下进行了检验。”
　　“你检查出什么了没有? ”
　　“没有检查出什么能证明这些刀是凶器的东西。但是，在被告所拥有的刀里面，有一些刀可能会造成我所描述的刀口。”

　　“我并没有问你那个，先生，”瑞里反击说，“既然你主动说了，那就让我问问你吧。你家厨房的刀也会造成那样的刀口吗? ”
　　“会，”验尸官停顿了一下，“瑞里先生，你们家厨房的刀也会的。”
　　“但是你并没有能够找到或是确定那把你宣称杀害了贝尔教授的刀? ”
　　“是的，我不能。”
　　瑞里转向法官席，简洁地说：“尊敬的法官大人，我没有问题要问这位证人的了。” 　　原告律师询问那位逮捕梅丽莎·香农的警官是否告知了被告她的米兰达( 米兰达法定权：美国律法，被捕者有权聘请律师并保持缄默以避免作出自证其罪的词。) 权利。警官的回答十分确定。“警官先生，当你逮捕梅丽莎·香农并告知了她的权利时，她说了些什么。你能一一告诉我们吗? ”
　　“反对! 这是传闻证据。”瑞里打断了。他站了起来，陈述自己的观点。
　　“反对无效，”巴克斯特回答说，“被告的精神或是身体状况不应算作传闻证据。你可以坐下了，瑞里先生。”
　　警官回答了：“她说她希望另外两个人也尽快死去。”
　　“其他两个人也尽快死去。‘她还说了什么别的了吗? ”
　　“没什么了。她只是反复地说两位教授都死了，她很开心，并且希望另外两个也会加入他们。”
　　“她有没有说她所谓的‘另外两个’是谁? ”
　　“没有说出他们的名字，没有。”

　　“但是她对她所说的坚定不移。这一点你记得清楚吗? ”
　　“噢，是的。这一点上毫无疑问。那就是她说的话。”
　　“你能描述一下她在那个时候的举止，还有情绪状态吗? ”
　　“可以。她那时候忧心忡忡的。”
　　“她在喝酒吗? ”
　　“在我看来，是的。”
　　瑞里站起来，开始询问这位警官。到这个时候，除了那些很明显可以看出的穿着打扮上的不同，所有的观众都注意到了被告方律师和原告方律师的差异。瑞里穿着很厚重的橡胶套鞋，虽然那天并没有下雨。他在夹克下面还套着围巾，虽然法庭里很热。
　　他装扮出一幅上个世纪马萨诸塞州最伟大的辩护律师——鲁弗斯·乔特的模样。乔特并不在意穿着，但是也不会邋遢得太过分。
　　就像乔特一样，瑞里也有意识地慢慢像那样打扮。他不愿意陪审员把他看作傻子，但是他真的希望他们认识到：他完全投入到了他的当事人的这件案子中，以至于在他看来，穿着打扮都无关紧要了。就好像他的衣服也在作证似的，“不要注意我。我并不重要。我当事人的案子才重要呢。”
　　这位警官证词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因为瑞里从他的话中引出：这位警官已经在不止一次的办案经历中碰到了这样的情况：表面上看起来忧心忡忡的人并没有做过他们宣称的事或是他们话语中所指的事。
　　当警官离开证人席时，斯皮尔曼和韦伯都透过法庭的弧形门注视着维勒莉·丹泽和丹顿·克莱格。他们两个人肯定经常在想像导致贝尔和贝瑞特死亡的情境。但是，他们避免了同样的命运。
　　下一个被请到证人席的是丹顿·克莱格。他的证词是关于哈佛晋升程序的类别和步骤：为什么在这样一所著名的大学里，晋升为在职教授会不可思议地成为如此重要的一件事；而对于那些直接受此影响的个人来说，委员会的决定有多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