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我一已死的魂灵，请在此为自己对人世间作不必要的申辩：
　　“众所周知”，我出身杭州士族，统率“文官集团”，操纵大明朝政，煽动百姓作乱；联合杨洪等人，策划土木之变，陷害皇帝官吏，怂恿朝臣群殴，帮助郕王篡位，战后尽揽厚赏；贪污受贿，任人唯亲，废汪后，换太子，独揽大权，打压异己；【意欲】迎立外藩，图谋不轨。幸而徐石等人，迎上复位。国本当亡，幸赖社稷之灵；谦本当族，实受皇恩浩荡。虽后来渐渐复官追封赐谥受祭，以致世人被“伪史”笼罩了“千年”，而如今有人“还原历史”，为世人带来“真相”，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而我却由这些比当年更大的罪名而迷惑不解了。既然如此，为何不见当年那些离“真相”更近的人们，把这些罪名公之于众呢？是因为想象力匮乏，还是因为义务教育的教科书上“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后的皇帝受制于丹墀下三拜九叩的臣子呢？
　　在我“狡辩”之前，请允许我重申一遍从你们这个时代不求甚解地听闻的秉持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的几个较为重要的方法或观念：
　　　　一是以物质为基础；
　　　　二是孤证不立，史料互证；
　　　　三是承认时代局限性。
　　而以下便是我的辩白了：

　　我祖上是做过官没错，但他们昔时都在较北方的河南，做的是金、元的臣子。在我继续我的自白之前，也许会有人急着跳出来说：啊！你个汉奸！！你不配与岳飞文天祥并举！！！我只好无奈地说，是，所谓“投胎”与出生这个东西，对某些人来说亦是有罪的。按“投胎”的理论来说，前世行善，出身显贵；前世作恶，出身卑贱。照此而言，夏桀商纣，杨坚石虎，定是前世做了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吧！我想说的是，——按某部受人喜爱的当代名著中的话来说：“一个人的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以上这些并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于是点到即止。我想说的是，由于，大抵如此罢，他们都是前朝的臣子，所以到了明这一新朝后，我们家族的本就不甚高的“地位”倒降低了不少（有人发现我曾祖的被记录的子嗣中并无我祖父的名字，据此推测我祖父因改朝换代而更名。这也许是一个实证）。我的祖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洪武朝工部的小官，然后因朝局太过“一言难尽”而辞官；父亲，则根本没入朝堂；弟弟，更是仅留下一句“隐居不仕”。我这个除我以外无人见于正史的“江南大族”，也是愈发没落了。而有人宁愿信我统率了江南官僚势力，乃至在他们眼中铁板一块的比如今的军队还团结的所谓“文官集团”，也不愿看一眼在人杰地灵的苏州中，“师从吴讷游”，博览群书，外孙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祝枝山，徒弟据传有李应祯、文徵明等人，结交众多书生儒士，想让未来的状元吴宽入翰林院编纂“良史”（“石亨辈致死于(谦)、王(文)，乃嫁罪老夫耶！今世有良史，徐元玉岂终受诬乎！”）的徐有贞。（不是说他也统率“文官集团”，只是说明人际网络比我广的大有人在）由此观之，我这“遗风”也算是“深固难徙”了。

　　既然说到了家族，那么我想说说我与杨洪的关系。私以为，把我说成是杨洪之妻，才更容易让你们传教的对象所接受的。夫人董氏（现已有考证，其名为“珍”），只是一个被贬为七品小官的翰林董镛的女儿；女儿璚英，嫁给了一个在现在根本查不到背景与生年连我都犹豫半分（“尝为谦择婿，得千户朱骥。谦疑之，宁曰：“公他日当得其力。”谦被刑，骥果归其丧，葬之。”）的锦衣卫朱骥。现在的种种论调，像是我是杨洪的女婿啦，我娶了杨洪的姊妹啦，我的女儿嫁给杨洪之子啦，实在是比女娲和伏羲的关系还要扑朔迷离。但如果换个角度，毕竟我还给《颖国武襄公杨洪像》（现藏大英博物馆）题过赞，那么说成我与他喜结连理，还是更合理些——况且我从未否认过这一命题。

　　“于谦妾”这一说法，仅见于李贤的《天顺日录》。我认为这是实实在在的野史，而读过它的人都知道，李古穰为了讨好英宗而贬低景泰帝与他的“旧臣”；而且他与我有私怨，（此处请让我引用一篇小文章吧）“明朝体制，吏部为六部之首，吏部官员很少能直接升职，而要先调任其他部去迁转；吏部侍郎、尚书也需由其他部的侍郎、尚书调任。所以吏部官员很少能直接升职，而要先调任其他部去迁转；吏部侍郎、尚书也需由其他部的侍郎、尚书调任，类似情形一直十分普遍。李贤却认为项文曜这个兵部侍郎是兵部尚书于谦的私党，嫉恨二人不止。他在自己的《天顺日录》「屡言文曜党谦」，甚至污蔑于项两人有同性暧昧关系，说项文曜是’于谦妾’”。已有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此书主观性过强。如果他提前与徐有贞等人说好在各自的集子中记载此说，便不再是孤证，可信度会更大；不过在此之前，让我们先将诬告者与造谣者的言论装裱起来吧。

　　提到“装裱”，我忽而想起某人的论断，依稀记得，它大抵是这样写的：“你的老板裱个‘上善若水’挂在办公室里，他就会不压榨你吗？所以于谦决不是正人君子！！”且不提其中明显的逻辑错误，实际上，在我们古代已有许多有关“文如其人”的论述了，虽说文与人不一定完全对应，但此法还是有至少六分的合理与准确的。说到这里，我也顺带提一下《石灰吟》的版权问题。若你在人间普普通通的浏览器中输入“《石灰吟》考证”之类的词句，便会弹出几篇逻辑严密证据确凿的极好的文章，可以从中知晓此诗目前最早出现于元末，而并非我所作。但是有一些不明所以或别有用心之人指责我是“抄袭”。首先，较早版本（明代）的《忠肃集》内并未收录此诗，即表明在我幸存的诗稿中并未有它，就算可能吟咏过，也没有把它纳为己有的意思；而如果有人在读论文时不选择性地忽略一些语句，就会知道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此处不带有贬义）乃沈周，他的，《客座新语》中写道：“少保大司马钱塘于肃憨公谦，景泰初监修京师时，见石灰，因而口占一绝，云：‘千槌万凿出深山，大火坑中炼尔颜。粉骨碎身全不顾，自留辛苦在人间。’后公因主易储，惨致大祸，此诗预为之谶也。”他与我在世时间有重叠，故而可信度较高，以致不慎误导后人——当然各位也不能就此指责他说他“神化”我之类，不过是有可能记错了或是道听途说罢了。回到上一个话题，有人可能会穷追不舍：万一你就是那名不副实、“文不如其人”的剩余四分者呢？诚然，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不是“说”而是“做”，你们这人间也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接下来，我将对有关“实践”的部分进行申辩。

写的真好！赞！

　　有人说：“于谦诗中出现了‘锦衣’‘貂裘’‘金盘’‘酒’等，所以他不穷！所以他贪污！！所以他是奸臣！！！”也有人说：“及籍没，家无余资，独正室鐍钥甚固。启视，则上赐蟒衣、剑器也。……谦既死，而亨党陈汝言代为兵部尚书。未一年败，赃累巨万。帝召大臣入视，愀然曰：‘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资。汝言抑何多也！’”（《明史》）“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入京》）“清风两袖：袖中只有清风，别无所有。指为官清廉。”（《新华成语词典》）“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念奴娇》）首先，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奸臣无意中创造的成语会在人们口中经久不衰；其次，明朝官员的俸禄，虽然相对其他朝代较少，但也能够满足【正常】的生活开销；以及太祖传下的法规，不穿戴符合身份、规制的服饰，是有可能丧命的。还有文人作诗，大抵随心而动，有人不是认为刘禹锡《陋室铭》的“陋室”实则不差吗？还有一些诗篇，作者的心情好了便将冻酒写成琼浆，将布衣写作貂裘。你们近代的一首诗，与我某时的心情是有些相似的：“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秋瑾《对酒》）何况在诗歌中，平仄韵律对仗字数也有要求啊。且我想得寸进尺的追问一番，“门前无列戟，错认野人家”（于谦《漫题屋壁》）应该怎样读呢？我那么富贵的人，为什么还要对妻子说：“况复家清贫，生计日草草。汝惟内助勤，何曾事温饱”（于谦《寄内》）呢？“客底光阴似水流，又看五十五春秋。深惭一品三孤秩，敢望千金万户侯。辇路尘清残雪在，御炉香煖瑞烟浮。老来况味俱萧索，只有归心不自由。”（于谦《新年客怀》）也没有说我执着于名利啊？有这样“矛盾”的诗句留下来，是因为我知道夺门之后，有人会把我的诗稿烧掉，所以放心大胆地挥毫，结果失策了让那些“贪污腐败”的罪证流传下来了吗？人们是更愿意相信正史和充分的证据，还是更相信一些人的牵强附会呢？就算我“富可敌国”，但我依稀记得，“为富不仁”虽是指“一心发财的人是不会讲仁义的”，可“那知牧民者，不肯报灾伤”（于谦《荒村》）、“有口难论辛苦多，嗟尔县官当抚摩。”（于谦《悯农》）、“最喜田家生事足，村村笑语乐秋成”（于谦《晚行山西道中》）等诗句还是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并不容易抹去。而且让我“致富”的，还是皇帝的赏赐，而不是我的巧夺豪取（至少比那什么“火耗”之法干净多了）。

　　其实只是因为“奏对，音吐鸿畅，帝为倾听。”（《明史》，以下亦然），而得到可贵的“帝为倾听”，然后宣宗便“扈跸乐安，高煦出降。帝命谦口数其罪”，“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高煦伏地战栗，称万死。帝大悦”，随后班师回朝时，“赏赉与诸大臣等。（赏赐【与其他各位大臣相同】）”又过五年初设巡抚时，“乃手书谦名授吏部，超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但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一个有前因后果、脉络清晰的事情，也有人认为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说：“哪个普通官员会那么年轻就当上侍郎还巡抚两省呀～～～”言外之意就是我利用“文官集团”操纵朝政罢。那我更想知道我十几年没升迁的原因，是因为“文官集团”是薛定谔的团结吗。此时又有一种论断，说我煽动民众进京闹事，还联合了二位藩王，只为让我释放并官复原职（《明史》：“下法司论死，系狱三月。已而振知其误，得释，左迁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谦者以千数，周、晋诸王亦言之，乃复命谦巡抚。”）照此而言，《二十四史》内的奸臣又要添上韩延寿（《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天子恶之，延寿竟坐弃市。吏民数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车毂，争奏酒炙。”）、孟尝（《后汉书·循吏列传》：“以病自上，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等人了。同时据可信度更高的《明实录》载，我下狱是因为本应“岁一更代”的官位让我坐了十几年，上书回京还被弹劾“方命不忠”后，情急之下“私入京城”，本是“笞杖四十”的小罪，被审判为徒刑后，御史们还是无法接受，所以等了三个月还没结案。释放的原因也更可笑了，“当年五月，天已盛夏，右都御史陈智上奏说天气热，监狱里犯人太多，要加紧审理结案才符合人道”，所以迅速地将我放了出去，官位还降了一级。这一事件，比于冕改写的《行状》中的说法更容易被阴谋论吧——近代以来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自嘲》）、“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臧克家《有的人》）、“你将人民放在心里，人民把你高高捧起”等名句比我的真诚更不容易磨灭，但是如果用《明实录》中的说法，便可以说我是私自入京威胁皇帝啊，或是“怨望”所以不是忠臣啊然而目前并没有（至少我没见到）类似的言论，这一史料可以被类比为“黄钟毁弃”了。如果真有人指责我有“怨望”之罪的话，我也不会反驳；若以此说我不忠不肖的话，我便不由得感慨一声：“怪哉！那么我们该如何解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之类的情感呢？五百年后，原来还将‘存天理，灭人欲’奉为圣旨呀！”但这也只是我的“狡辩”而已，不足为道，不足为信。

　　有人认为，殿试三甲第九十二名、全国倒数第四的进士是一个比几百年后的计算机和AI还会处理数据的天才，不仅在地方时都能掌握京城政事；就算不如此，也能在召回京城的一年中通晓兵部的所有军务（“明朝尚书都没有实权的！权力都只在侍郎手里！”），与此同时联络各地的文臣武将策划土木堡之变，以获得无限的荣耀——不仅有得胜后的重赏，还可青史留名。我不明白是哪一位足智多谋的将军认为丧失几万的精锐，同时京城守军不多的情况下有较高可能战胜士气高涨的敌军。有人说，“土木堡之变”的“变”字，就是“政变”留下的痕迹；有人说，已经有学者在一篇论文中说了土木堡之变后的关外仍有几万几千明军，奈何我实在是孤陋寡闻，也不敢苟同这是一件“众所周知”“已被公认”的事；还有人一一列举出我在北京保卫战后得到的各种赏赐，譬如加冠少保、于冕授官之类，然后就推导出我是为了利益而策划土木堡之变，以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战功；此外也有人认为南迁也可最终取胜……“吾意不然”，我想问几个作战常考虑的简单问题：士气如何？敌情如何？粮草如何？地形如何？军中实际有多少士兵（当时已经有空饷问题）？武器是否充足（神机营几乎覆没，好在从土木堡还抢救回一些火器）？是否有善于率兵作战的将领？从某地到某地，传递信息要多少时间？军队转移要多少时间？会受阻碍吗？会哗变吗？有叛徒吗？……作战不是讲求“天时地利人和”吗？若仅凭我，再按一些人所说的加上“居庙堂之高”的几名官员，就能让万事俱备吗？况“土木堡之变”不是像今人所说的“黑天鹅事件”吗？本来是概率极小，但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就酿成灾祸吗？认为他是必然的，或是有“大手”在操控的人，是认为英宗不随意更改路线，也会“北狩”吗？说它是政变的人，是忘记了《古代汉语词典》吗？况有关皇帝的事情，不多多少少涉及政治吗？听信宦官不是政治问题？还是说你们口中几十个老谋深算的文官想不到它还有这种寓意，在“篡改实录”的时候忽略了它，如今却让你这后人想到了？你若说这是“春秋笔法”或是文官改不了，那为什么其他的“事实”比道观、寺庙、教堂的“异象”“神迹”还要模糊和罕见？还是说“星象有变”是火星人发动政变，给火星（荧惑）装了个行星推动器向南斗进军了？还有其他一些依我拙见自相矛盾的问题，我实在是才疏学浅，还请您解释一番。

　　还有“意欲迎立外藩”的事。有人说，襄王金符找不到了，所以是我干的。但是当年宣宗驾崩的时候就被张太后调用过一次啊——“但张太后毕竟年事已高，记性失误，她取出了襄王府金符却忘记将其仍送归印绶监收藏，故这襄王金符自宣德十年（1435）至天顺元年（1457）一直留在张太后当年所居的深宫暖阁，那些印绶监的太监们一时又怎能找得到呢？”而且有一种说法是，已经找到了金符，可我还是被诛了啊？还有人引用《明实录》，说英宗朝早就召见过襄王，但是那史料里也没说襄王金符还回去了啊；就算有人说实际上孙太后早已用过一次，但是，我拿到的概率是多大呢？而且其他人物是NPC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也会做假证啊？而且为什么藩王要篡位也不拿了他审问一番，以及什么样的谋反大罪可以五、六天就结案？有人说我当年“请皇太后立郕王”是篡位，那为什么不直接说我有这个罪名？徐有贞都说了郕王不算是皇帝，为什么不给我按上这个罪名？
　　对了，我要真想谋反，还请复立太子作甚？哦！原来是“做个样子”。您看，我都预料到您要说什么！
　　还有，有人质问为什么不让武官修史，这分明是文官腐儒的垄断。我又能说什么呢？我有必要说什么吗？“曹钦反”。

　　说了这么多，也只是我的狡辩而已；我依旧不解，为什么有人会一边说着“真相”，一边选择性地忽视某些史料与严谨论述，没有忽视也会说是“史料污染”“洗”，并力求颠倒传统的且在今日经过肯定的认知。是为了标新立异吗？引人注目吗？以为这就是“反封建”了吗？……我想用我鄙陋的学识和对某些新名词的浅薄理解，来尝试论证一番——但迟迟不敢下笔。重申一遍吧，这是我的诡辩与梦呓。

　　“阴谋论”是一种迷信——“据此，我想把迷信分为四个等级……第三级是阴谋论。不相信有什么巧合，认为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有缘故的。……他们过低地估计了操控世界的难度……从第一级到第四级，越低级的迷信越明显，越高级的越普遍。事实就是有些事儿就是无缘无故发生，纯偶然——或者你至少可以把它当作是纯偶然，因此你永远都控制不了，放弃控制，才是科学态度。最后我们可以对迷信做个广义的定义：所谓迷信，就是在没有道理的地方寻找道理，在没有意义的地方找到意义，在没有规律的地方发现规律，在没有因果的地方强加因果。”（万维钢《什么样的人会有迷信思维》）“阴谋论”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可以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取决于他们的立场需要。爱国爱民就是纯粹情感，但有的人不信，认为爱国者必不清白，于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某些事变就是概率事件，但有的人不信，认为其背后必有阴谋，于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即将“操控世界”认为可以出自一人之手）。“阴谋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既不可证伪，也不可证实”。仔细想想那些问题，就会发现它们有或隐含了一个前提：“他（们）的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或“史料一定被篡改过！”这与“虽无显迹，意有之”有什么区别？因为我心有邪念，所以“意欲”之罪是对的？因为“意欲”之罪是对的，所以我心有邪念？比方说，有一个人正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但围观的人群里，就可能有人不以为然地说：“嚯，他不就是想出名吗！他不就是想要锦旗和奖金吗！装什么呢！啧啧啧……”如果一个人只做了这一件好事，那么阴谋论者可能会如愿吸引到一些人；但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按某些人所言，他便当了一辈子的优秀演员。我忽而想到一个故事，是与阴谋论很像的：“-我的车库有一条喷火龙。 -龙在哪？ -就在这。他会隐形。 -撒一些面粉让它显现出足迹吧。 -它漂浮在空中。 -用红外探测器探测它的火焰吧。 -但这个火焰没有温度。 -喷漆让它显形吧。 -但它是无形的龙，漆是不会留在它身上的。……总之，你用任何方法都不能检测到它！”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相信那里真的有一条喷火龙。同理，阴谋论者会这样与你对话：“-某某人不是民族英雄而是乱臣贼子。 -史料上说他是啊！ -史料被篡改过。 -最原始的史料呢？-最原始的也被篡改过。 -他不是说要为国献身么？ -他内心不是这么想的。 -不是皇帝都说他是被冤枉的吗？ -皇帝是被胁迫的，而且我都跟你说过史料被篡改过，因为史官要抹黑皇帝。……总之，他就是个反贼！你这个给反贼下跪的奴才也是不得好死！”正如前文所说，“阴谋论”可比普通的迷信要高级多了，也难被人发现得多了，但本质上还是相同的唯心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是与唯物主义与科学态度相悖的。
可能这时有这样的疑问：“你一直在辩解，但难道你就没有私心与缺点吗？”《旧唐书·魏征传》曰：“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见小人而仁者。’然则君子不能无小恶，恶不积无妨于正道；小人或时有小善，善不积不足以立忠。”探寻与还原历史真相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如果有人打着“真相”的幌子，把本该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优劣割裂开来，把本就毫无关系或关系只是涉及人物相似的事件强行联系在一起，放大缺点，颠倒黑白，那就早已与真正的研究背道而驰了。

　　我想讲一个纯虚构的故事：一个大抵是晚清的盗墓贼，一天走了什么大运，挖到了永乐帝的金丝翼善冠。他把沉重的它戴在头上，就觉得自己由一介布衣晋升为九五之尊。昏暗的墓穴里，他摸到旁边的一个圆滚滚的东西，以为是陪葬的玉器，便兴高采烈地拿走。爬了出来，戴着冠冕晃悠了几圈，却无人在意，于是恼羞成怒，一边咒骂旁人，一边走到紫禁城去。恰巧不知为何皇城竟允许参观，他像是要回家一样从正门进入，跨过金水河，登上玉阶，高举玉器，心满意足地俯瞰下方的人群，以为自我之下皆是小人和蝼蚁，而自己若是生在以前，定是能和永乐大帝拥有一样的甚至更辉煌的功绩。而事实是，现在是新时代，冠冕是他敝帚自珍的自封封号，玉器是一块粗糙丑陋的石头，可脚下自己所践踏的玉阶，却实实在在是用美玉制成的，只是穿了鞋子踩在脚下无法感受到它们尚有余温。“昔者土木之变，裕陵北狩，公痛哭抗疏，止南迁之议，召勤王之师。卤拥帝至大同，至宣府，至京城下，皆登城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此一见《左传》：楚人伏兵车，执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令宋人应之曰：‘赖社稷之灵，国已有君矣。’楚人知虽执宋公，犹不得宋国，于是释宋公。又一见《廉颇传》：秦王逼赵王会渑池。廉颇送至境曰：‘王行，度道里会遇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又再见《王旦传》：契丹犯边，帝幸澶州。旦曰：‘十日之内，未有捷报，当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者，公读书得力处也。”（陈继儒，摘自张岱《西湖梦寻·卷四·西湖南路·于坟》：“四十二年，御使杨鹤为公增廓祠宇，庙貌巍焕，属云间陈继儒作碑记之。……”）偏有人，以此事说我违抗想立襄王为帝的孙太后，却立了“裕陵”英宗的弟弟郕王，所以是乱臣贼子。可我分明记得古时的传统是“兄终弟及”。所谓的《孟子节文》为了让大臣死忠于皇权而删去“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句，但也删不去真正的士君子的品格，删不去传承千年的民本思想。可现在明明没有皇帝，《孟子》也是完整的，还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有《宪法》的“总纲”，有人却在最重要的“人民史观”和较次较为传统的“英雄史官”中间，选择了独尊皇权，夸奖“暴君”（“人能见所见，而不能见所不见。能见者，豪杰之敢；不能见者，圣贤之闷。敢于任死，而闷于暴君，公真古大臣之用心也哉！”）批评臣下的标准还是“不忠于君”，连古时与之并列的“爱国”“为民”也可忽略。

　　我有什么好说的呢？“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近年来，部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网络社交媒体评论区窃取我国家秘密，扰乱我网络秩序，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散播流言，扰乱民众认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通过招募‘水军’、使用社交媒体机器人等方式，在评论区中肆意编造散布抹黑我政府、政策的不实言论，或歪曲我国历史误导民众认知。工作发现，有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在关于我国历史英雄人物的网络评论区中大量刷屏野史、伪史，妄图诋毁抹黑我国历史文化与英雄楷模，消解人民群众对英雄人物的敬仰及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摘自央视网，2024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