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使葛佩云觉得这纯粹是普运哲给了她面子。他对这件事态度之积极、之平和是少有的，一刹那他们的关系好像又变得融洽起来，好像从未发生过什么不愉快。但葛佩云还是尽快离开了他的书房，她愿意见好就收。在这里时间久了，谁知还会发生什么不快？哪知普运哲叫住了她。

这是政界的一般升迁规律。政界人士对这种规律一般都很在意，普运哲当然也不例外。就像教书先生永远渴盼晋升职称，各类演员都企望能把角色越演越大。用政界通俗的话来说，人们总得不断上个新台阶。

他紧紧搂抱了陶又佳，抱得比以往还要紧。出门前他突然问她：“哎，又佳，咱们的事你对人说过吗？”“说过呀。对丘晔，她是我的好朋友，怎么了？”“也没什么。不过，不要再向第三个人讲了。这种事！”

暑期将尽的时候，长邺市的市委书记果然调升北京，市长递补了书记的重任，普运哲升为市长，但目前在市长两字前面还多一个“代”字——长邺市代市长。去掉“代”字要等到冬季市人代会的选举确认。

这一人事变动在市委和市府没有引起大的波动，这原是普运哲预料之中的事，自然也是市委市政府所有人预料之中的事。在市政府，人们对新市长的上任大多是拥护的。他们认为普运哲不论从哪方面讲都无愧于这个位置。
他在干“常务”的这几年，无论与一把手的配合，还是和同级副手们的合作；无论对下属的理解支持，还是对那些退居二线老同志的尊重，都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称赞。尤其他那开阔的思路和务实的作风，都超过了他的历届前任。

目前他关心的是如何在冬季的市人代会上稳妥地把他头上的那个“代”字拿掉。大多带有“代”字的干部，在一个时期内对于这个字都不敢掉以轻心。有时他们忽然觉得这个字十分棘手，就像是个无形的枷锁。

在所有认识普运哲的人里，陶又佳却是最后一个知道普运哲升为市长的人。丘晔听说普运哲的消息后，去找陶又佳。她说：“普运哲这件事我觉得有点蹊跷。按说第一个知道的应该是你。”
“人家为什么非要先告诉我不可？”陶又佳倒显得不以为然。“可是，你别忘了，你问过他，他否认。否认市府领导可能有变动。”丘晔认真地说。“也许当时他真不知道。他就不能真不知道吗？”陶又佳坚决地说。

丘晔说，“你好好想想，我可该走了。看问题别光看现象，别孤立着看。”“你别走呀！”陶又佳说。“不行。”丘晔看看表，“车在楼下等着我哪，我得给舅舅的画配框子去。顺便告诉你，舅舅画了几幅画，我看挺不错，我准备先给省府宾馆。”丘晔站起来走了。

陶又佳努力回忆着最近在他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可一切都是正常的。他们见面少了，可那是他俩规定下的呀。每次见面一切都无可挑剔。不错，他最近是不打算和葛佩云提离婚的事了，可那是因为她身体不好。市长怎么也得照顾一下大局，和一个病人离婚，即使是一个普通人，法律也得敲打敲打你。何况他是市长。

陶又佳突然有点紧张起来，她决定给他打个电话。那是一个晚上，普运哲还在办公室看文件。陶又佳在电话里尽量使自己的语调平静，她问此刻在干什么。他说，他正在看文件，陶又佳说：“大概你该换办公室了吧，今后再打电话是不是还打这个号码？”
普运哲立刻就听出了陶又佳话里的话。他先是愣了一下，虽然他愣得轻微，愣得短暂，但陶又佳还是感到了他这一愣。他愣了一下，立即变得畅达地对陶又佳说，他不告诉陶又佳这件事完全是有意的。因为他想让她意外地惊喜一下。这种惊喜只有通过新闻媒介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陶又佳手持话筒听着普运哲的叙述，本来完全可以信以为真的，但她分明又感到有几分别扭。只待他又轻松地跟她聊起别的时，她才觉出她所熟悉的声音又亲切而真实地贴上了她的耳朵。后来，她还是迫不及待地又谈到了他们之间那个实质性问题，他们在电话里不用“离婚”两个字，更不说爱情什么的。他们自有自己的表达方式，甚至于听起来都有些答非所问。

她决心做一个豁达的愿为自己的爱人牺牲自己、给爱人以自由空间的现代女性。她甚至后悔自己给他打了电话，还旁敲侧击地说他要换办公室、改电话号码。这一切也许都怪丘晔，丘晔虽然是她惟一的挚友，但有时她爱“激”人。想到这里陶又佳笑了。

第二天陶又佳愉快地工作了一天。在班上，她满面春风地和同事们说笑着，有人跟她开玩笑说：“陶又佳今天这是怎么了？”她说：“怎么了，一个正常人的正常情绪就应该是这样。”

陶又佳又陷入了爱的焦灼之中。第二天早晨她又给他打了电话，问他今天晚上她能不能和他见一次面，她说她很想念他。他说很不凑巧，晚上他要去看两位澳大利亚金融界客人，又谈到这两位外国客人对于长邺市是何等重要。她问他是在市宾馆见面么？他说不是，是在圣泉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