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兆路《<水浒传>通识》（中华书局，2024年）
宋江与梁山为忠义所作的牺牲，更多的是单方面的奉献，并没有换来朝廷的回应。面对这样的困境，宋江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忠义”：“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水浒传》第85回）

参与智取生辰纲的晁盖、吴用等七人聚义团伙，正是后来梁山的雏形。此一事件的参与者主要分为两帮，一个是负责押送生辰纲的杨志一行十五人，一个是夺取生辰纲的晁盖团伙八人（包含未聚义的白胜）。

从整个七星聚义的过程来看，对财富的向往是他们决心劫取生辰纲的直接原因。杨志否定了梁中书大张旗鼓的运送方式，而是让士兵乔装打扮成人力脚夫担着宝物低调行路。
在初离开东京之时，杨志要求“起五更趁早凉便行，日中热时便歇”，为的是保存体力，快速前进。而远离东京之后，杨志却采取了相反的作息时间，要众人趁早凉休息，日中热时赶路。杨志这样安排，是考虑到远离东京后人烟稀少，贼人出没频繁，天气热时行动，刚好可以尽量避开危险。

智取成功后也没有按照原计划去白胜家躲避，一行人反而直接大张旗鼓地入住了同一家客店，徒增了许多目击证人，晁盖等居然还返回老家居住。所以从济州府尹接到蔡太师的公文到侦破案件，前后总共花费了不到三天时间，这也导致后来白胜被抓、晁盖等人被围剿等。

林冲虽然是八十万禁军总教头，但管理他的长官恰恰是担任太尉的高俅，而林冲此后的种种遭遇，都与高俅脱不了干系。林冲刚把调戏夫人的流氓扳过来打算教训一番，结果发现是高衙内，“先自手软了”，只能作罢。林冲这里的行为暴露出自身的软弱，作为下属的他深知得罪高衙内的下场。

姚平《唐代的社会与性别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长恨歌》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间的持久情爱、他们的生离死别、玄宗失去贵妃后的悲楚以及杨贵妃在仙界对玄宗的思念，它在成文不久就受到文人的欣赏、朝廷的赞誉，并在民间广泛流传。

从初唐起，通俗小说开始脱离“志怪”主题而逐渐转向反映现实生活。《游仙窟》可以说是这个转型过程的代表，讲述了一位张姓官员在任职河源途中与才貌双全的十娘的一夕欢情。

中唐时期，“情”字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频率远高于之前任何时代。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感叹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长恨歌》描写道，自从唐玄宗恩泽杨贵妃之后，两人在十三年间几乎形影不离。白居易将安史之乱的起因和过程略去不提，而是着重渲染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生离死别以及唐玄宗的“朝朝暮暮情”。

白居易和元稹曾经一同去听话本《一枝花》，而《一枝花》也正是白行简名作《李娃传》的原始题材。《李娃传》收录于《太平广记》，虚构了一个娼妓李娃与所爱士人荥阳公子历经磨难，终于圆满结合，并获得很高荣耀的喜剧性结局。

在春秋时期“娼”“倡”两字互相通用，都是乐人的意思。“妓”字由“伎”衍变而来，在春秋时期“妓”“伎”两字都是“有技艺者”的意思，亦可与“技”字通用。从“娼”“妓”两字的起源和演变我们可以断定古代中国娼妓的主要职能是音乐。

除了为地方官员提供歌舞宴乐外，官妓偶尔也会陪伴官员们处理公务。比如，唐人冯贽在《云仙杂记》中称，唐代官员张宪使曾给官妓取雅号，“奏书者，号传芳妓；酌酒者，号龙津女；传食者，号仙盘使；代札者，号墨娥”。

大体说来，妓与妾的区别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歌舞声乐是家妓必备的技艺，而妾却并不需要具备这方面的条件。第二，从法律上来说，纳妾称“娶”，妾入夫家是“嫁”。因此，夫与妾是一种婚姻关系，妾可以以夫荫而减罪，但也会像妻一样因夫罪而受牵连。
家妓与妾的第三个不同处是家妓可以赠人，而妾则不可。事实上，《唐律》规定娶他人妾者，得受徒刑一年。因为家妓没有像夫与妾那样的法律上的关系，她们往往面临随时被遣出的困境。

科考准备往往需要六个月至一年，及第之后，这些文人往往会继续留住长安，等候授职，交游平康里女妓是他们这一段京都生涯的内容之一。五代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这样描写道：“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及第之后，新科进士又往往会走访平康里，庆祝自己的成功、炫耀自己的地位。事实上，进士及第之后在平康里设宴喜庆是一个不成文的习俗。《北里志》记载了十七位最有声望的女妓，她们都与进士有密切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