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由于我们对别人的感受没有直接经验，所以除了设身处地的想象外，我们无法知道别人的感受。“怜悯”和“体恤”是我们用来对别人的悲伤表示同感的词。对不幸者来说，最残酷的打击是对他们的灾难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对同伴的高兴显得无动于衷只是失礼而已，而当他们诉说困苦时我们摆出一副不感兴趣的神态，则是真正的、粗野的残忍行为。

关心自身利益是人的天然本性，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无不以追求自己最大经济利益为动机。亚当·斯密认为单个生产者的产品是否符合市场需要，个别商品生产者价值能否实现，都需要依靠竞争来调节，竞争使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相适应。

竞争机制，第一，能够激发劳动要素的能量，鼓励劳动者熟练技巧和提高能力；第二，能够调节工资与劳动力供求之间的关系，使劳动力能在不同部门和不同企业间合理流动；第三，“经济人”的特点在于对利润的追逐，通过自由竞争会引导资本流动；第四，自由竞争会导致工资和利润趋于均等，达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亚当·斯密认为，竞争机制是依靠“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发挥作用的。每个人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时，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导，结果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利益。要使“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充分地、不受阻碍地发挥作用，并贯彻到整个经济生活中，从而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保持一致，使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和平衡问题都得到圆满的解决，就需要依靠“自然秩序”来保证竞争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能得以充分发展。

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曾经谈过要促进分工，让每一个人去做他最合适的工作，以此来提升城邦的财富。不过，在柏拉图那里，分工是靠人进行安排的，究竟什么人干什么，要“哲学家王”来进行分配。而到了斯密那里，市场取代了高贵的“哲学家王”成为了分工的安排者。

“重农主义”理论宣扬“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认为源于土地的自然产品才是真正的国民财富，主张只有农业劳动才能真正创造财富。斯密则给出了不同于“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第三种答案。他认为，国民财富既不是重商主义者唯一关心的金银，也不像重农主义者主张的那样，仅仅来自土地。在斯密看来，生产性劳动的创造物，都应该被视为是财富。

亚当·斯密版的增长模型：市场的扩大导致了分工的进行，分工的进行带来了生产率的提升，生产率的提升使得财富产出增加，进而导致积累的增加，更多的积累带来更多的投资，吸收更多的劳动，从而带来更多的财富产出……而在这个过程中，“自利”这个因素取代了柏拉图陛下的“哲学家王”和重商主义者口中的政府，成为了整个增长过程的第一原动力！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每个人更加深切地关心同自己直接有关的、而不是对任何其他人有关的事情。或许，听到另一个同我们没有特殊关系的人的死讯，会使我们有所挂虑，但其对我们的饮食起居的影响远比落在自己身上的小灾小难为小。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主要阐述了三种美德：正义、仁慈以及谨慎。对自己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谨慎的美德；对别人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正义和仁慈的美德。
没有对正义准则的尊重，人类社会就会崩溃。人类幸福的目的乃是造物主所设，我们不过是按本能行事，促进其计划的实现，正如钟表的目的并非出自钟表自己，而是是钟表匠所设。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道德行为的动机归结为同情、利他，而在《国富论》研究经济世界时却把人们经济行为的动机归结为利己。借着同情心我们不但能对他人行为的是非、善恶进行道德评价以及报答或惩罚，也能评价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当。

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自利与利他相结合、相制约的理性经济人假说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市场经济的运作基本上是遵循着这一规律的。承认和保障每个人的自利追求正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在完全非自利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将失灵，市场对资源配制的杠杆作用将消失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的各个动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并趋于自然平衡的关系。任何一方若不能在交换中得到好处，就不会进行交换。在《国富论》中，斯密进一步分析指出，由于交换双方是在双方自愿并对双方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交换会导致社会分工的发展。

在《道德情操论》第一卷中，亚当·斯密指出，人性中存在着三种基本激情，即非社会的激情（对他人的消极反应）、社会的激情（对他人的积极反应）和自私的激情（对自己的积极反应）。对于自私激情的控制和调节是谨慎；对于非社会激情的控制和调节是仁慈；对于社会激情的控制和调节是正义。

维特根斯坦把所有的语言归结为两种：有意义和无意义。有意义的命题为真命题，无意义的命题为假命题。真命题我们要用最清晰的语言表述它们，而无意义的假命题则需要剔除在语言之外，即保持沉默。言语是具有能量的，与身体的行为一样，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和反映。

维特根斯坦认为，时代的病要通过改变人的生存方式来医治，哲学的病要通过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来医治。超越科学主义的现代哲学要求原则上使哲学和自然科学划清界限。现代哲学走向了主客不分的本源性情感体验，确立起创建诗化哲学的新信念。
诗化哲学要求哲学从原则上与任何逻辑方法区别开来，而回归到审美体验或艺术隐喻。诗人的眼睛解构了主客二分的逻辑，最能看到主客之间的相通性，最能牢牢地保留起人与自然的原始关联。现代哲学的最高任务就在于去体验这万有相通、万物一体的主客不分的本源状态。

仁爱，在休谟看来属于自然之德，它是指不涉及任何个人利益的普遍的爱。“仁慈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心境，它的基本特征是对人类的普遍的、不计个人利害的爱。”休谟认为，仁爱的道德价值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其促进人类利益和造福人类社会的倾向，而剩余部分道德价值在于仁爱情感能直接传达给拥有者以快乐。
正义，属于人为之德，它并不来自人天性中的自然情感，而是出于应付人类的生存环境和需要所采用的人为措施和设计。休谟说：“正义起源于人类协议。”制定人类协议是为了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保障社会成员的利益。从表面上看，协议是人们之间的一种许诺，但其实质是人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