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是统计学中的一个数字，也不是各种器官的机械组合，福柯呼吁在劳动、生命和语言等人的具体存在中重新发现人，使人转向自我，以自身为目的，自觉的、自主的获得自我和世界的知识，真正成为自我的主宰。

人道真正的含义，是尊重人，即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同情和怜悯并不意味着真正的人道，因为它恰恰显示了针对异己的优越；改造和治疗也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博爱，因为它的目的是对异己从肉体到精神的彻底歼灭。

一个现代人要如何从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中挣脱出来，不压迫他人，也不被他人压迫，获得解放，重新获得他自己呢？人不是被动地接受和服从规则，而是行为个体主动地控制、考验、完善和改变自己，让个体的各种活动不仅符合规则，而且符合一种道德主体特有的存在方式，继而将自身塑造成为道德主体。

现代社会不仅能控制整个宏观层面的人口，又能伸开触角控制每一个活着的个人。人们所做的一切理性行为都是一种规训的结果，这种规训则是人文主义和科学技术的产物。

现代社会并不像古代社会那样基于人的肉体和生理执行其权力，但却在人们的心理层面实施无处不在的权威。福柯早在研究精神病治疗时，就发现科学知识是一种控制人的工具：“西方的科学知识是用来控制人的，不但要去控制整个社会，要控制每个人。”

福柯《词与物》写的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五百年学术思维方式的演变。它告诉人们，在文艺复兴时代，西方人的思维保持着某种“灵活性”——“没有预定的路径，没有预设的距离，没有规定的束缚”，整个世界就像一册“打开的巨书”，供世人解读。
随着理性时代的到来，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的知识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种“灵活性”便渐渐受到了限制，经验领域受到了审视、测度、界定和圈围，人们被拖离未开化的混沌状态，分别为各种新学科所占据，亦即为各种人为的条条框框所束缚。

有的思想家是一个建构者，用思想建构出一种普世的秩序。而福柯是一个颠覆者，能把你习以为常的事情推翻重来，让你重新思考和审视这个正常运转的世界里包含着多少的荒诞和漏洞。
福柯不认为人有什么固有的本质，人的本质完全是后天由社会和文化建构起来的。在福柯那里，没有什么东西是普遍和永恒的。他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向所有普遍和永恒的东西的挑战。

福柯做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是大量使用档案中无名者的生活资料。他所寻找的是话语的原始形态，而不是被加工后的形态。话语的霸权在近几个世纪中最常运用的手段就是以科学的面貌出现。只要某种话语抢到了“科学”这顶桂冠，就可以畅行无阻，就可以贬低其他的话语。
尽管那些冒充科学权威的宏大叙事已经被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是错误的，或者早已漏洞百出，它们还是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惯性占据着主流话语的地位，还是被用做打击和压制许多局部话语和对事物的更加中肯的分析的工具。
人文主义（又译人本主义）是一种以人为世界中心的思想体系，它是自启蒙时代以来占据主流文化地位的一种宏大叙事，也是一种延续了数百年的话语霸权，它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从尼采开始，随着理性话语霸权地位的动摇，人文主义的话语霸权的地位也开始动摇了。

利奥塔主张用局部叙事取代总体叙事，用小叙事取代大叙事。后现代理论质疑宏大叙事，质疑启蒙理性，它动摇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占据主流文化地位的理性话语霸权。福柯认为，人们借真理之名，做出了太多压制自由和差异的事情。

福柯身处于一个秩序化、知识化、权力化的技术时代，西方思想史重建人的理念工作不仅已经完成，而且被重建的关于人的理念已经渗透并被物化在当代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各种秩序之中。
理性的普遍推行导致现代社会的整体理性化。理性之外的鲜活内容被理性的普遍要求、秩序规则、统一目标所扼杀，最终理性成为维系社会存在、发展的制度，成为现代社会的惟一标志。
理性主宰着社会、主宰着每一个生活着的人，政治理性化、经济理性化、技术理性化。一句话，生活完全被理性所控制。这是启蒙在现代社会中造成最具异化特征的消极后果。

没有理性的人类生活是蒙昧的，而只有理性的人类生活则是可悲的。这正是福柯等当代思想家对启蒙批评的根本所在。理性强迫人们迷恋它，盲目崇拜它，正像霍克海默指出的那样，理性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宗教。理性的制度化、权力化、宗教化导致自然与人关系在当代相当紧张。
当理性构建起来后，非理性也被构建起来了。一切不符合理性的，都属于非理性，都要被铲除。理性就是能发现重复的现象，由此得出循规蹈矩的规律。但是更理性的不是人，而是机器。

当你把自己的故事记录下来的时候，记录赋予了个人历史的社会意义，因为它一旦被记录下来，就有了被重复提取的可能性。这就是当代互联网世界，个人参与社会的一种独特方式。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
只有具有某种仁慈倾向、出自正当动机的行为才是公认的感激对象。只有具有某种有害倾向、出自不正当动机的行为才是公认的愤恨对象。
我们的好胜心会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品质：一种是目空一切的野心和毫无掩饰的贪婪；一种是谦逊有礼和公正正直。

我们渴望有好的名声和受人尊敬，害怕名声不好和遭人轻视。受到、获得和享受人们的尊敬和钦佩，是野心和好胜心的主要目的。我们面前有两条同样能达到这个我们如此渴望的目的的道路：一条是学习知识和培养美德；另一条是取得财富和地位。
正是由于我们钦佩富人和大人物，从而加以模仿的倾向，使得他们能够树立或导致所谓时髦的风尚。为了获得这种令人羡慕的境遇，追求财富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往美德的道路。不幸的是，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富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

虚荣总是建立在我们相信自己是关心和赞同的对象的基础上。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这是因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而然地会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人们都倾向于赞同他。想到这里，他的内心仿佛充满了骄傲和自满情绪。而且，由于这个缘故，他更加喜爱自己的财富。
相反，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他觉得，贫穷使得人们瞧不起他；或者即使对他有所注意，也不会对他所遭受的不幸和痛苦产生同情。他为这两个原因而感到羞辱。
钦佩或近于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至少是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虽然为建立和维持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所必需，但同时也是我们道德情操败坏的一个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