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指称的是阴阳未分的一种生发、流转的功能，所以居于阴阳二分之先。“道”意味着没有确定的分别，所以表现为寂寥的相貌；“道”是整全的，没有与之对立的事物，所以“独立”；“道”是一切变动成立的基础，它本身并无所谓改变，所以“不改”，它支持着阴阳造化的运转而没有穷竭之时，所以“周行而不殆”。

名不仅是静态的概念，也是作为动词的“命名”。命名是人对社会共同意义世界的主动干预。孔子认为，政治的首要原则是“正名”（《论语·子路》）。“名”成为规范、调整意义世界的主导手段。“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物象让位给了边界清晰的“名”，意义的生成因而更加直接和清晰，更能适应大规模人事组织的需要。

通过施教而转化“风气”的活动被称作“移风易俗”，其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艺术。《诗》之“风”反映了周人的艺术观念和政教原则。周王室派遣乐官访查各地的“风”，目的是“观风知俗”，考究邦国之社情及王朝政教之得失。这种传统推广开来，逐渐也成为一般贵族、士人评价社会风气的指标。

《易》中的《观》卦，上巽风而下坤地，《象传》释为“中正以观天下”。“观”包含了圣王与万民的互动关系：既是圣人主动地观万民，又是被天下万民所“观”，其理想的结果是“下观而化”，即社会风俗因教化而得到了改善。

一件器物的制作，承载着天地时空、物料材质和人工技巧等多方面的信息。“道”贯彻在“器”的创造或运用之中，“器”则将“道”外化为可见的形象或动作。周礼所呈现的“道”是稳定秩序之“常”与永恒创新之“变”的统一。

《诗》之名物，以草木鸟兽虫鱼为大端，种类总计在250种以上。就自然事物而言，“风”是无形无象的气息流动，对人而言又具有明确可感的性质：或温润，那是春天的和畅之风，或刚劲，则是秋天的肃杀之风，或夏天般濡热，或如寒冬的冷冽刺骨。
风有时来势汹汹，有时悄然渗透。风是自然界最常见、最变幻莫测的现象，也是自然与人世沟通的最普遍的方式。风是诗意之源，中国人每以“风月”言情事，以“风云”论政事，以“风雨”喻人世悲欢。
“风”从自然界空气流动的现象中获得了“流通”、“疏通”的基本意义，而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则为意义的“交流”、“沟通”和“创造”。中国人将拥有巨大影响力、支配力的惯常习俗称作“风气”。风气有良好的，也有恶劣的，是可以腐化的，也可以经过教养而转变。

随着纹样（“文”）的不断增益，彰显（“章”）了一个皇皇大观的意义世界，而且这个创制过程又让人觉得完全顺乎自然。司马迁说：“达幽显之情，明天人之际，其在文乎。”（《史记·文苑列传》）

“文”可以“化”。中国人对于“化”的理解，是通过美的形式作用于人的心灵，“春风化雨”并进而“教化四方”。“文”可以导向“雅”。雅者，正也，是对形式的约束和节制。
孟子说，即使是美女西施，如果身上被浇上了污秽之物，人也要掩鼻而避，而貌丑的人只要心思诚恳，就能得以参与神圣的祭祀活动。“文”最初的意义是作为图腾纹样的“纹”。从美学的角度看，“文”是一种涵有丰富意蕴的形式美。“文”可以“明”。明者，彰也，是意义的呈现。

《易经》的六十四个卦象都是阴爻与阳爻排列组合的结果。即出现八个基本卦象，分别指示着天地、水火、风雷、山泽这些成对出现的自然物象。八卦再交叠，即成六十四卦。“和”是对于整体系统的协调运转状态的一种概括。一方面，“和”内在地要求差异。另一方面，“和”又要求在歧异因素之间的互动中避免直接的对立与激烈的摩擦。

《说文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事神致福”是关于礼之最初性质和目的的总概括，“事神”需要有相当的器物与仪轨的配合，是为“礼器”与“礼仪”的起源。

在中国古代，一切现实的作为都指向“道”，一切价值的创造都体现着“道”。春秋战国的士人们开启了对于道的思考和追求，并为后世继承。“道”的基本意义是“道路”，指代人世的、自然的根本规律。中国古人善于以有形把握无形，以形而下的“器”彰显形而上的“道”。
“道”普遍地存在于政治秩序、道德伦理以至技艺操作当中，美学则更多地关注“道”在审美意象中的实现方式。人总在自己的意义世界把握宇宙人生，而浮沉升降、悲欢离合的枢纽就是“心”。

严复：“须勤思，而加条理”。即要求对人、对事、对物都要勤加思考，开动脑筋，分析事物，认识道理，并且加以条贯整理，形成逻辑，这样才能构成缜密的理性思维。这是人类深化认识的必经之路，也是经世致用的可靠方法。严复重视学习方法和思想方法，他通过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名著，不仅为中国人引进新的世界观，同时也引进了科学的方法论。

鲁迅认为，文学类别中最高一级应是较为纯粹地摆脱了功利需求的“纯文学”，它在本质上隶属于美学，它的作用在于使接受者，即“视听之人”因其美之魅力而寄兴感物、娱悦动情。鲁迅《摩罗诗力说》一文的总体旨向是呼唤诗与文学的抗争精神，即文学的社会功利作用。
鲁迅写到，人们心中都有诗意，却未能说出，而诗人代为表达，这就像握琴一弹，众人心弦立时震响，其声如清流溢于心灵，使感应者举首如同望见朝阳，使壮美、雄强之伟力，高尚之情操在人间得到高扬。

鲁迅指出，人生一般处于两间之中，或活动于“现实之区”，或神驰于“理想之域”，若偏于一方，都会感到不满足。他引用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对此的释解：近代的文明，是以科学为方法，维系生存这一功利目的，并同时实现精神畅达、理想飞扬，而文章即是起到涵养人之“神思”的作用。
因此，文学直接的表现是“不用”的，与维持人的温饱生存的利害无关；但它却能对人的精神起作用，使人感受到美的陶冶，使身心愉悦，精神振奋，畅游于理想的界域，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对现实改造的实践，在间接上产生作用。

19世纪，诞生了蒸汽机等的科技发明，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对物质的占有与享受，激起人类与生俱来的私欲——“唯物质主义”，使人类发展的航向偏离了正道。“物欲”遮蔽了“灵明”，外“质”取代了内“神”，人的旨趣平庸，罪恶滋生，社会憔悴，进步停滞，“唯物极端”，就是“杀精神生活”（鲁迅）。
国家的大政方略、社会的法令条规，若尽由平庸的民众来定夺，他们果真能断定大是大非吗？世间万事万物、人生价值意义，若均由物质主义来限定，它果真能达到本源始点吗？平心静气地思考之，必定不是如此矣。于是，鲁迅提出自己的方略：以“任个人”来调整“众数”，以“张灵明”来平衡“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