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家的基本原则，在于诚信与威严。治家的根本在于严格要求自己，如果自己能够诚实有信，树立起威信，结果一定会获得吉祥。宗法，是指调整家族关系的制度。
换句话说，宗法是指古代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统、嫡庶来组织、统治社会的法则。治家原则有两条：一是诚信；一是威信。有诚信则可以团结家人，有威信则可以组织家人。

“知易者不占，善易者不卜”，每一个人或做每一件事，都要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去推理，那么不需要占算，就可以预知结果。占卜只能给你提供借鉴和参考，而对待事物主要是按照其发展规律，去应对、调整思想和方法，因势利导，才能把事情办好。

比卦：下卦“坤”为地，上卦“坎”为水，为水在地面上畅流，象征着“水”与“地”亲密无间。“比卦”的反卦即是“师卦”。比卦讲的是人在交友中，结交各式各样的人为友，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不同的影响。
寻求团结互助，才是发展壮大之道。水附大地或蓄或流，地纳江海，这是互相依赖亲密之象，水与地亲密无间。甲骨文中的“比”字是两人步调一致，并列、并排之象。比代表两人比肩而站，一片融合互持之意。
师卦的精神在于以一人之师匡正众人，而比卦则与之相反，是以众人相互扶助、相亲相爱的彼此协助而达到目的。只有清晰的理想，能够让人整个生命都投入的事业，才能让人一直坚定的跟随。

“道”与“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根脉。二者的主要区别是：一是道体易用。即以道为体，以易为用。易着重指向人与自然各种矛盾关系中的问题预测、判断、处理和解决的人事功用上。二是道主自然，易主人事。道侧重于自然本体的表达上，把人类的一切存在视为自然的一部分。

《易传》：“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易经》讲的是天、地、人、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和宇宙的运行法则。易经试图在自然现象的变化和人事之间寻找一致性，寻找一种共同的东西，把自然界和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
易学的智慧，是以至简御至繁，以至易御至难。《易经》乾卦的卦辞“乾，元亨利贞”，揭示大千世界一切事物演化的四个阶段。“元”是启始，“亨”是发展，“利”是收获，“贞”是总结。

叶朗《中国美学通史第1卷-先秦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精”的本义是精挑细选、不含杂质的上等米，后来泛指事物当中最优等的部分，如“精华”、“精兵强将”等。“气”是中国古代哲学对于生命力的一般概括。最好的方法就是虚静其意念，打扫干净心灵的屋舍，生命的活力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

中医经典将养生的最基本的原则概括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大意是，人将欲望、思虑减少到最低的程度，生命本有的“真气”就能按照自然的方式合理地流动，“精”也就可以安住于身形的舍宅之内，使得病邪没有机会侵入。

《管子》以“精”概括生命的本质的同时，也以“和”作为生命的表现和维护生命的一般原则。“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
生命的原动力（“精”）与相应配合的物质形式（“形”）相和合，成就了人的生命存在的系统，“和”是这个系统顺利运转的必要条件。“和”在行为上的表现是身体调养的适度和搭配有道。“和”是心神的平静，“勿烦勿乱，和乃自成”（《管子·内业》）。

荀子礼教思想的主旨是凭借理性的强力来约束和引导人的感官欲求，将人的“恶”的本性进行一番改造。荀子的“化性起伪”思想不仅强调对欲求的积极限制，而且还涉及到对于情欲的引导和改造。
在荀子的思想体系里，礼乐的作用是让人的情感“发而中节”，从而保障了人生和社会的良好秩序。“文”的作用是从打磨人的外在的行为举止、辞令容貌入手，逐渐转变人的习惯，进而影响人的内心世界。

“化”意味着人的思想面貌、言行举止、精神气质在整体上受到正面的感染。人的内心在不知不觉之间完成了一场缓慢的然而巨大而彻底的转变。“春风化雨”的人格魅力一定是建立在情感之“诚”的基础上的，是施教者的内心之善与人格之美的推广和扩大。
儒家把道德教育称作“教化”，这是建立在对于人性的洞察的基础之上的。儒家提倡的“教”可以看作是一种通过诉诸人的情感而柔性地协调社会上下关系的方式。人的生命力因为“道”而变得充沛并自然地显露。

儒家认为，心性上的善恶一定可以在身体的美丑上有所表现。孟子在论证人性原本之美善的同时，也特别注重其形之于外的部分。他相信由人心之善而必定可以发露于人身之美。身心之间的互动有一个途径，就是“气”。“浩然之气”乃是化入了天地“大我”之生命的仁义原则和道德情感。
比个人的人格之美更进一步的，是标举了人格魅力的、具有光芒的“大”。如果一种富有个性特征的意义创造不仅为此人葆有，而且还能够通过此人的言行举止，让他人也感受到其意义之美善，正如日月能够以其光辉照耀世界万物一般，那么道德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具有这种人格力量的人就是“大人”。
孟子在“大”之上，还提出了两个至为理想的德行境界，分别是“圣”以及更高一层的“神”。“圣”是除了能让人领略和欣赏道德的美好，而且还能使人进一步迁善如流；“神”则让这个过程自然而然地进行，人们甚至都没有感觉到自己接受了任何影响。

孟子对精神享受之稀缺性的解释是：在日常状态中，形骸的欲求强烈而且直接，遮蔽了心灵的真实需要。当心为外物所惑时，“宫室之美、妻妾之奉”的追求就会反仆为主，心灵就会因为肉体的局限而陷入到一种浅薄的意义生成方式当中去。孟子称这种遮蔽的状态为“失其本心”或“陷溺”（《孟子·告子上》）。
孟子把自己的学问概括为“求放心”，就是把因为外物的诱惑而迷途（“放”：放逐、放逸）的心追索回来。要防止心陷溺（“放”）于物，就要对物质的、感官的享受保持一种清醒的、警惕的态度。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其不善是由于后天习气的杂染，人的道德修养的目的，是要激发出人心本有的正面的情感体验，去除后天物欲的遮蔽。在孟子看来，人性美是普遍具有的，但经常被日常的功利欲望和思量遮蔽住。当人经过后天的修养把这种遮蔽去除之后，就呈现出了人格美。

孟子运用反证法指出，如果饮食不能满足人的生理要求，那么人就会有饥饿、口渴的不适感受，人的精神状态上的焦灼、不安也必然由来有自。“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孟子·尽心上》）心灵的空虚、焦虑、内疚等等是比饥渴更大的痛苦。
孟子指出，感官享乐是不自由的。顺从了耳目口腹的喜好，人的精神就会被流转无常的“物”的声色牵引着走。一旦外界条件改变了，人就会陷入到失落和痛苦当中。孟子相信，有了对于心灵愉悦的主动追求，人就不会再去追逐声色了。

中国哲学对于身体的认识侧重于意义构造的角度。身体没有限于单纯的肉体，从未与“心”、“神”、“意”等“精神”的因素割裂开来。相对于西方人重耳目等感官对于形式规律的认知，中国人对于世界的领会方面更加强调“体”——真切的认识被称作“体会”、“体验”、“体察”等，最富有感情的关怀被称为“体贴”、“体谅”，甚至连语言和行动的恰当，中国人也称为“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