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是秦代的著名方士。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他站在琅琊台上，向秦始皇献上了入海求取长生不老药的计划。秦始皇派遣徐福率领数千童男童女，踏上了寻仙之旅。
三年后，当秦始皇再次登上琅琊台时，徐福再次提出了入海求药的请求。秦始皇再次批准，并亲自陪同徐福的船队从琅琊出发，一路北至（威海）荣成山，最终抵达（烟台）芝罘。在射杀一条巨鱼后，秦始皇一行人登岸离去，而徐福则选择了扬帆东渡，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琅琊台遗址矗立在青岛市黄岛区南部沿海，主峰海拔高度为183.4米的众山之上。据史载，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百姓日用，多在水上，其势力范围，已经涉及海外。那时，中国沿海有五大港口，琅琊居中，北有转附（烟台）、碣石（秦皇岛），南有会稽、句章（宁波）。

孔子“作春秋而略吴越”。越国的历史地位被后来儒者所忽略，这才有了“吴越贤士”来作《吴越春秋》和《越绝书》。
秦始皇攻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多次到各地巡游。其中于公元前219年、前218年、前210年，三次巡幸琅琊。

西汉时期，齐地分为七郡，琅琊郡为其中之一。
勾践，是古代越国语言的音译，本名叫姒鸠浅，浙江绍兴人，出生于公元前520年，比孔子小31岁，春秋时期越国的第23代君主。历史上最著名的姒姓名人是大禹。

《吴越春秋》详尽地讲述了勾践战败称臣，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灭掉吴国，实现称霸壮举的整个过程。儒家经典里鲜有提及吴越。汉代记述吴越历史的典籍，莫过于《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保存了大量吴国和越国史料。司马迁作《史记》，其中“吴太伯世家”是排列在“齐太公世家”和“鲁周公世家”之前的，因为吴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比齐太公和周公的地位高多了。

孔子周游列国，用现在的视野来看的话，他不过在山东、河南一些地方走了走而已，假如他周游的范围再大些，比如到吴国、越国去看一看，他的见识会更开阔。儒学是在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如同孔子所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吴国虽然是周太王长子太伯所建，但在当时是比较落后的。

《史记》记载：“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太伯和仲雍之所以也“文身断发”，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表示与周文化“一刀两断”，因为按照周室的制度，长子才有继承权。一旦二人逃到了荆蛮，也像荆蛮人一样断发文身，就表示放弃继承权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太伯和仲雍“断发文身”也是为了入乡随俗，吴越当时的土著都是断发文身的。

孔子以周文化“守护者”、“继承者”自居，因此对于游离于中原文化外围的吴越之地，较少关注也就可想而知了。春秋时期，吴越之地比较兴盛的有两种文化：一为兵学，二为商学。周灭商后，不受信任的殷人得不到土地，只能依靠经商为生。“兵”与“商”是维护生存的重要手段。

赵燕云《汉朝人的日常生活：长安生活指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39章）
汉朝实行的是五日一朝的朝会制度。即正常是皇帝每五天坐班一次，有什么事情集中到这天汇报讨论。忙完皇帝就给大家放一天假，回去洗澡洗头，即“休沐”。这个制度一直到隋朝才结束。

汉初长安城更像一个宫殿群，城内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面积供贵族、官员及平民百姓居住。刘邦接受郎中刘敬的建议，将关东地区俸禄二千石的大官、富人、豪杰及其家眷大量迁徙关中，以侍奉长陵，并在陵园附近修建长陵县邑，供迁徙者居住。

除了刘邦修建的长陵，汉惠帝刘盈修建安陵，汉景帝修建阳陵，汉武帝修建茂陵，汉昭帝修建平陵，都相继在陵园附近修造安陵邑、阳陵邑、茂陵邑和平陵邑。这就是史书中提到的“五陵邑”。

汉朝时，平民百姓一天吃两顿饭。一日三餐，那是上层社会才拥有的特权。作为上层社会的最高代表帝王，一天要吃四顿饭。一名官员有可能吃两顿或者三顿饭；也有可能早上起得有点儿晚，来不及洗脸吃饭，抓一块盐擦擦牙齿或者用淡盐水漱口就匆忙赶去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