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风的地域是洛邑周围地区。郑、秦是东周初年分封的邦国。邶、鄘、卫是西周初年对殷商王畿区域的划分，唐是殷商的诸侯国，周成王时分封给他的弟弟叔虞，仍沿袭唐号，叔虞之子燮改唐为晋，但唐风并没有改为晋风。

周代是一个持续了七百多年的朝代，周朝廷既有封建新诸侯国的行为，也有灭掉既有诸侯国的行为，所以诸侯国的数量不断变化。同时，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与分裂也是常有的事。所以，邦国的数量总体来看是不固定的。

邶、鄘作为诸侯国存在的时间较短，从武王设立三监到周公平定三监叛乱，前后约六年时间，周公平定三监后，封康叔于卫，其后邶、鄘并入卫国。秦在西周时是附庸，郑是畿内之邑，不是诸侯国，东周以后才成为诸侯国，其他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邦国。

《仪礼·觐礼》记录了诸侯朝见天子的仪节，朝见之礼大致分为这样几个环节，王派使者郊劳，赐馆舍，告知觐见日期，觐见周王，享献，慰劳，赐车服，飨宴。这些环节结束之后，诸侯就可以回国了。朝见之礼作为周朝廷的仪式来讲，从郊迎开始，到飨礼结束，当然对于诸侯来讲还没有结束，还有回国告庙等等一系列环节。

周代邦国之间要么是同姓，要么是异姓，同姓之间为兄弟之国，而异姓之间往往结成婚姻。
在重大典礼中，乐官负责乐的演奏，而典礼所用的乐歌大多是《诗经》的篇章。

夏传才《诗经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24章）
相传在“三皇五帝”时期，已经有神农氏的《虫草辞》、帝尧的《击壤歌》、帝舜的《南风歌》和舜传位于禹的《卿云歌》、歌大禹娶亲的《涂山歌》等，经后世追记而流传下来。

孙克强《<诗经>与中国文化》（华夏出版社，2022年）
《诗经》中“风”的原始含义应当是土风、风谣，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地方民歌、民间歌谣。民歌的特点，就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所以，汉代人又把《诗经》用于政治批评，这样，“风”又有了风谏、风教这样的含义。

西周初期，周公姬旦长住东都洛邑，统治东方诸侯；召公姬奭长住西都镐京，统治西方诸侯，由陕（今三门峡陕州区）分界（“周召分界石”遗存原镶嵌于陕县城头，今存三门峡市车马坑博物馆）。周南是指周公统治下的南方地区，召南是指召公统治下的南方地区。

当初由各种途径（宗庙保存、献诗、采诗）汇集到太师手中的诗肯定比今本《诗经》的三百零五篇要多得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左传》《国语》《论语》《墨子》等先秦典籍中所见今本《诗经》的逸诗得到证明。
另外，《国语·鲁语》所记周太师曾存有“商之名颂”十二篇，而今本《诗经》的《商颂》却只有五篇。这些都说明，在诗歌汇集起来之后，曾经进行过一番删选编定的工作。

司马迁说：古代诗有三千余篇，到了孔子，重复的删去，合乎礼义的留下，所以只剩下三百零五篇。孔子删诗的问题，经过历代学者的辩驳，基本上予以了否定。孔子自己未曾讲过删诗之类的话。孔子返回鲁国，时年已69岁，如果他删诗也在这个时候，为何在此之前他常说“诗三百”不说“诗三千”呢？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是年吴国公子季札曾到鲁国“观乐”，鲁叔孙穆子让乐工为他唱诗，乐工所演奏的十五国风名及风、雅、颂的次序和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而这一年孔子才八岁，是不可能删诗的。

孔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所谓“乐正”，是指整理乐曲，审音协律，它也必然涉及诗歌文字的斟酌调整，以与乐曲相谐和。

《论语·述而》还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即当时通行的标准语言，犹如现在的普通话。意思是说，孔子有用普通话的时候，读《诗》，读《书》，行礼，都用普通话。在春秋时期，列国语言文字不统一，孔子用“雅言”来歌诵诸国的诗篇，就可能对其中方言性的词句作了改动和加工，使之规范化，让众人都能接受。

《小雅》内容大多反映的是周厉王、幽王时期由黑暗政治导致的社会动乱和民不聊生的现实，并由此发出感慨和批判。与公卿士大夫关注朝政的特点相对比，民间诗歌的作者更关注的是个人的切身生活和感情。如《豳风·七月》叙述了农民一年四季的劳动过程和劳动生活的各个方面。

《豳风·七月》诗中有“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悲苦。《豳风·东山》是描写因战争徭役而使得妻离子散田园荒芜的诗篇。“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服役到东山去，很久很久不能回到家园，“果臝之实”挂在房檐上没人管，屋里潮虫满地跑，门前蜘蛛结满了网，田地成了鹿群出没之地，一派荒凉破败，诗人心中充满了悲凉。

《小雅·菁菁者莪》有：“既见君子，锡我百朋。”甲骨文中有“取贝二朋”的记载。那时海贝由南方运来，成为贵族珍贵的装饰品。用线把贝穿成一串就称为“朋”。到了《诗经》时代，贝就逐渐多起来了，贵族把它作为货币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