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是一个非常重视逻辑步骤的哲学家，他通常都会从一个概念的本质出发进行阐述。既然如此，为什么在阐述德性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却不是从德性的本质出发，而是要先谈德性的养成呢？其实，这里的论述顺序是精心设计、富有深意的，它符合“人生的顺序”：唯有先在实践中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才可能在理论上把握德性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获得德性的方式是通过反复不断的练习来获得一种“习性”。亚里士多德将德性的养成和技艺的培训相类比：正如建筑师通过反复不断地造房子来掌握建筑技艺，竖琴师通过反复不断地演奏竖琴来掌握演奏技艺，同理，“通过做正义的事情，我们变得正义；通过做节制的事情，我们变得节制；通过做勇敢的事情，我们变得勇敢”。

一旦习性得以成功形成，习塑的过程就将变得更加顺利，正如掌握了建筑技艺的建筑师造起房子来毫不费力，掌握了演奏技艺的竖琴师弹起琴来游刃有余。一种合理的伦理教化能够在习塑的训练和习性的发挥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助益的良性循环，让人变得越来越有德性。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追求的对象有三种：快乐、高贵、有利，人避免的对象也有三种：痛苦、卑劣、有害。如果一个人不加区分地追求身体的享乐，甚至追求不良的享乐，那么他的动机就只在第一层。德性的教化首先对他的行为加以规范，鼓励良性的身体享乐，禁止不良的身体享乐。

德性的教化不仅规范行为，还要树立新的价值观念，要让这个人懂得，节制是高贵的，放纵是卑劣的，并且培养他对于高贵的热爱和对于卑劣的厌恶，一旦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再是被迫做到节制，而是从内心深处追求节制的德性了。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有利和有害，指的不是钱财方面的利益和损害，而是对于灵魂而言的利益和损害，是对于整个人生而言的好与坏、善与恶。一个真正节制的人不仅在行为上能克制不良的身体享乐，在内心深处认为这种享乐是卑劣的，而且要清楚认识到这种享乐是有害的——对灵魂有害，对人生有害，妨害灵魂的完善，妨害人生的幸福。
能够具备这种认识的人，才不仅是遵纪守法的、品行高贵的，而且是理性的、智慧的、有德性的。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乐于做符合德性的事，因为他懂得，符合德性的事才是对自己的灵魂、对自己的人生真正有利的事。

从向善的自然潜能出发，通过正确的后天习塑，人最终能够获得德性。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拥有德性的三大标志：“首先，他必须知道（自己在从事什么实践）；其次，他必须选择这种实践，并且必须因其自身之故而选择它；最后，他的实践必须出自稳固不变的品质。”

所谓一个人“知道自己在从事什么实践”，指的不仅是他头脑清醒，知道自己在从事符合德性的实践行为，还包括理解行为的出发点、方式方法、过程和步骤、目标以及行为的内在价值。
所谓“选择这种实践，并且必须因其自身之故而选择它”，指的是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决定从事符合德性的实践行为，而非出于偶然或迫于压力，且之所以做此选择，是为了行为本身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外在于行为的因素，比如沽名钓誉、获取利益。

最后，“出自稳固不变的品质”指的是将德性的要求完全内化为灵魂的一部分，成为自己身上稳固不变的品质，换言之，就是让德性成为一个人的习性。以上三项标志同时满足，就意味着习塑的完成、德性的养成。

在亚里士多德笔下，“选择”指的是为实现某个目标而进行思虑、斟酌、权衡之后，人对于如何行动所做出的决定。既然是经过了思虑，那么选择就必然包含理性的因素（理性告诉我们“如何去做”）；同时，既然是朝向某个目标，并且直接导致行动，选择也必然包含欲望的因素（欲望让我们“想要去做”）。

我们真正应该选择的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中道，而是相对于我们而言的中道，即，对于每个人而言，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和所在的不同处境，需要做出各方面都恰当的选择：在恰当的时间、地点、场合，针对恰当的人，出于恰当的原因，以恰当的方式和程度来感受和行动。如果一个人的选择在上述所有的意义上都是恰当的，那么他的选择就是符合中道的，也就是符合德性的。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前两卷提纲挈领地论证了幸福是符合德性的理性活动，并且分别给出了幸福的定义和德性的定义。接下来，亚里士多德着手探讨具体的伦理德性，这便是第三卷至第五卷的主要内容。

亚里士多德谈到，人身上有一种天然的激情，它常常被人们误认为是勇敢，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勇敢，这就是血气或者怒气。他紧接着指出，其实许多动物身上也存在这种激情，例如，一头被猎人射伤的狮子会不顾危险，怒气腾腾地冲向猎人，或者一头饥肠辘辘的驴，无论人怎么用鞭子抽打它，也不离开食物。动物都是本能地惧怕痛苦、危险、死亡的，但是当它们被怒气所激发，它们就会显得毫无畏惧，表现得像是具有勇敢的品质。

怒气是一种自然激情，而选择和目的代表着理性对于激情的习塑，在理性的引导和规范下，怒气不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出于有意识的选择，服从于有价值的目的，最终，一个真正勇敢的人所选择的目的就是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