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治平《哲学的中国本土化叙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
“慎独”，是一种高度的道德自觉，指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能够做到正心诚意，所思所想、言行举止都能够符合道德规范与伦理要求。实际上，有之于内必然能够形之于外。人如果能够做到正心诚意，其行为举止也一定能够接近于仁。所以，伦理意义上的诚之关键在于加强自我的人性修养，提高主体的道德自觉能力。

贾谊《新书·道术》说：“以人自观谓之度，反度为妄。以己量人谓之恕，反恕为荒。”
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待自己，或者，先观察到别人，然后才联想起自己，就叫做“度”。与度相悖逆的态度与行为则可以称为“妄”，即不顾及别人的存在，除了自我之外，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
用自己的心意、情怀去思量别人，忖度别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就叫做“恕”。相反，则叫做“荒”，即把别人剔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心目中从来没有别人的位置，而始终只有自己。

孙少华《文本秩序：桓谭与两汉之际阐释思想的定型》（中华书局，2019年，10章）
先秦的文献、文本，经过西汉司马迁的认定与确立，尤其是刘向、刘歆父子为首的学者对西汉乃至此前文本、文献的重新校订、整理与规范，西汉末期的文本大致稳定下来，文本思想基本统一起来。

扬雄、刘歆、王莽、桓谭四人，基本上共同见证了汉成帝以后至王莽覆亡前的全部历史，而桓谭曾经历王莽之后的更始、汉光武时期，较前三人所经历的历史更久。
从时代意义上说，桓谭历仕多朝，与刘歆、扬雄、王莽多有交往，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更重要的是，桓谭的《新论》对两汉之际历史的记载，要比其他人的著作更为细致、全面。

桓谭，沛国相（今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人，今存作品不多，其《新论》一书，久已亡佚，赖唐宋类书得以保存。桓谭生于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本年，刘向44岁。扬雄18岁，刘歆15岁，王莽10岁。

汉成帝永始三年（前14），桓谭约23岁，扬雄至京师待诏，任王音门下吏。据《后汉书·宋弘传》的记载，光武帝每次宴会，都要桓谭鼓琴助兴。汉光武帝九年，桓谭上《新论》。

桓谭认为，司马迁《史记》的体例，甚至汉代史书文献，多来源于周代。西汉建立至桓谭《新论》产生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二百余年，西汉很多历史事件已经成为定论，文本的秩序大体形成。

桓谭在汉成帝时，曾任乐府令；在王莽时，曾任掌乐大夫；在光武帝二年，曾任给事中，为光武帝奏新曲。桓谭《新论》：“昔余在孝成帝时为乐府令，凡所典领倡优伎乐，盖有千人之多也。”这说明，桓谭在汉成帝时，曾为乐府令，并领导着一千多乐人。这充分证明汉成帝时期音乐之盛。

汉初至两汉之际，产生了一批以“新”为名的诸子著作，如陆贾《新语》，贾谊《贾子新书》，晁错《晁氏新书》，刘向《新序》、《新苑》，桓谭《新论》，等等，体现了一种“尚新”的思想传统。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代“除挟书律”的二十余年里，民间保存的古代大量历史书籍不仅被焚毁，被限制保存和流传，而且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著书、讲学的风气，也一度消失殆尽；儒家之学，几至浸灭

“挟书律”造成的后果，并非仅仅是书籍数量的减少，还有世人对儒家学者及其书籍的轻视。从刘邦与陆贾的对话中我们看出，《新语》的主旨，乃在于陈述秦亡汉兴得失之由，以及古代成败之国的事迹。

就史书而言，“杂记”指正史之外的杂事或异闻逸事。先秦诸子著书立说的载体，主要是“简”与“策”。未曾联缀在一起者为“简”，否则为“策”。晋杜预《春秋左传序》：“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经”所载皆“大事”，“传”与“记”所载为小事。
司马相如、扬雄号称大辞赋家，今所见赋作不过也各有六篇；刘歆赋作，今所见也只有《灯赋》、《遂初赋》两篇；刘向无赋。但事实上，他们当初撰写的赋作，远不止此数。即如刘向，《汉书·艺文志》载录“刘向赋三十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