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希望通过“无为而治”，去“智”与“礼”，回到他理想的社会。这个理想的社会中的民众都很淳朴，没有机巧之心，安于自己的生活，处于一种祥和而又混沌的状态，不亲不疏。

庄子理想中的世界是“至德之世”。在“至德之世”中，治理者实行的也是无为之治，民众都很淳朴，自由自在，毫无功利之心，所作所为都出于自己的天机自然，因此自然符合“天道”运行。
在这里，大家都生活得很好，却不知道自己的财富、饮食从何得来，也没有关于财产的观念，所有的资源都是大家共享。人们没有道德的观念，不会区分善恶、美丑，却能自然地相亲相爱；虽然不知仁义，但做事每每合乎仁义。这就是庄子所向往的一切任其自然的至治状态。

何心隐（1517-1579），原名梁汝元，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他主张人们共享所有财产，做到经济上互通有无，还让鳏寡孤独之人能够得到救助。因此，他进行了“聚和堂”的社会实验。
“聚和堂”是一个以宗族为单位的生活群体，该群体中分工明确，有负责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率养”，有负责管理教育的“率教”。“聚和堂”实行免费教育，使全族子弟不分亲疏，统一享受平等教育，鼓励大家相亲相爱，树立集体观念，培养优秀的品行。

云南大学教授张尚仁《道德经解析》（华夏出版社，2016年）
《道德经》提出“玄同”概念，所谓“玄同”，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达到与“道”无差别的境界。提出“玄同”后《道德经》接着说：“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意为要努力做到在对待他人时，不因他人对自己亲近才亲近他，也不因他人对自己疏远而疏远他；不因他人给了自己利益才用利益去报答他，也不因他人对自己曾经造成损害而用损害去报复他；不因他人对自己尊重才尊重他，也不因他人对自己轻贱而蔑视他。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以自己的个人喜好得失为标准，而应以天下人的要求为标准，这样才达到了天下最高尚的境界。

古希腊思想家曾提出过历史由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到青铜时代到黑铁时代的历史衰退的观点。印度佛教也提出佛法住世三阶段的理论。
历史，不能只理解为过去的事情，而应理解为客观上已经过去但在现实中仍然起作用的事情。

《道德经》：“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古始”是人类产生之初，那时的人类和自然融为一体，最亲近自然。
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太上”。在这个阶段中，人类已经结成社会，“大道”在社会中通行。
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亲之誉之”。在这个阶段中，社会的总体还是符合“德”的，但“人为”的作用开始显现。

比之以道德治国来说，以“仁义”治国是后退了，所以庄子在《庚桑楚》篇中写道：“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但这一阶段以“仁义”治理，相比往后的阶段来说还是合理的，所以老子并没有贬斥之意，仍予以赞扬。脱离了无为之本和无名之母后，仁义之士虽然会出现，但有正义必有偏私，“大伪”逐渐大行其道。老子对这个阶段表现出严重的不满并严加鞭挞。

《商君书·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论语·卫灵公》），也是说社会的原始状态是“无为而治”的。按老子的观点，社会本来就是自我治理的，也就是“常自然”的，不接受任何外部的指令而形成秩序井然的世界。

老子的历史发展阶段论，概括起来就是：
第一个阶段是“古始”，人和万物几乎“混而为一”；
第二个阶段是“太上”即上古，百姓只知道有一个头领，头领与百姓平等；
第三个阶段是远古，头领亲近百姓，带领百姓做有益的事情，百姓拥戴、赞誉自己的头领；
第四个阶段是近古，头领成为君王，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百姓都很畏惧他

林光华《《老子》之道及其当代诠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道生物，即道是万物的创造者；道成物，即道成就了万物的本性；道统物，即道是统合万物的法则；道通物，即道是贯通万物的共性。“观”的直接对象是“物”，间接对象是“道”，人要通过间接的“物”来“观”道。作为宇宙法则的道之所以能被体悟到，正是因为此法则体现于万物的运行之中。

“道”对人有引导作用，但在不同人身上的引导力是不同的。它如同道路一样，首先需要人们走上这条道路，才谈得上“引导”。且道不是以具体的、死板的“法度”显示于人而实现它的引导，而是以其恍兮惚兮的不确定性加以引导。它让人走向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而不是强制人走向某个既定的方向。
道作为最高的修养境界，是可以去求的，这个时候道是一个对象，但当人“得道”的时候人与道是合一的。在修道的过程中，需要逐渐去掉内在的“欲”和外在的“文饰”，无欲无为，无思无虑。当体道之人“得道”的时候，道就并非一个认识的对象，而是道、人一体。

杨晓塘《老子的学说与精神：历史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道家“万物一体”的智慧、哲学是追求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之学。所谓“万物一体”，不仅指物与物一体，人与物一体，人与人一体，而且还指人与物遵循着同样的法则。人之初，都有一个自我与他人、他物不分，主体与客体不分的阶段，人与天是自然的、原始的合一。
随着人类的成长，就逐渐有了自我意识，有了主体与客体之分，因而也就有了善恶的区别。这时的人如果置道德于不顾，随心所欲，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及他人，就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人类为中心，不顾及自然界，就破坏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
“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导致人以自然为索取与征服的对象，制造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而“万物一体”与“天人合一”则视天与人、万物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整体之内的彼此之间是平等的，在互动互补与循环往复过程中，可以保持平衡，构成和谐，治理污染，建设生态，持续发展，整体前进。

《道德经》一书中用“我”的字眼和句子明显地要比用“吾”的字眼和句子少。《道德经》一书中用“我”时，往往将“我”置陈述句中作肯定讲，如“我无欲而民自朴”；用“吾”时则往往将“吾”置疑问句中作否定讲，如《道德经·十三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以“我”为标杆、标准，执着自我，以我为主，将“我”带有局限性的思想观念和道德理念乃至“我”个人的好恶，强加于社会之上，就会出现“楚王好细腰，臣妾多饿死”的现象。帝王君主有意倡导，即“我有心”和“我有为”也。这种做法，完全违背老子的愿望：“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圣人是老子思想中理想的天下治理者之楷模或代表。在老子书中，指代现实生活中的统治者时，老子用“侯王”，有时用“王公”或“王”。老子希望侯王“守道”， “得一”。显然，侯王是老子劝诫、希望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