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极的层面来看，在与人共在的过程中，人要守护自我的独特规定，使“己”之个体性不致失落于他人、群体；从积极的层面来看，个体与人共处既能展示自身区别于他人的“独有”品格，又能在与他人理解、沟通的过程中提升自身、完善自身。

庄子在确认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沟通的基础上，肯定了“言”对于人我之间交流、沟通的作用，同时，又将交往过程中真正的沟通与交融，即内在的心灵相契、实质的精神沟通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从而引入了“意”的方式。
而在庄子那里，与人共处、交往既以个体之“独”为前提，又以达到内在精神沟通为指向，从而表现为由“独”走向“通”的过程，这可以看作是“道通为一”的形上原理在人我关系中的体现。

对庄子来说，逍遥作为理想的存在方式，首先意味着超越界限或限定。对于庄子而言，外在条件、外部境遇构成对个体的限定，使得其与逍遥的存在方式难以相容，但自身视域的限定则从更内在的方面使得个体难以达到逍遥。“无待”，既表现为不依赖于外在条件，从而摆脱其对自身的限制；又指向顺乎事物内在的本性。

韩林合《虚己以游世：庄子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5章）
世界是由不计其数、千差万别的事物组成的整体。我们每一个人均作为这样的世界的一部分而生活于其中。道生万物并不是一次性的过程，而是一个永不间断的连续过程。它时时都在生成新的事物。由于道生万物，所以庄子又将道称为“造物者”或“造化”。

在生成万物之后，作为整体的世界作为它们的本性和命运而继续支配着它们。只是在人类之初和人生之初，人才是与其同体或同一的。尔后，随着成心之形成，人们逐渐背离了道，丧失了其本然之性，即脱离开了其与道或世界整体同体或同一的状态，而最终沦落成为道或世界整体之内的一个对象。

“小识”意指由成心或是非之心而来的知识，“小行”意指以这样的知识为基础的行为，“小成”意指这样的行为的结果。道是“至一”（《庄子·缮性》），是“大通”（语见《庄子·大宗师》、《秋水》），世俗之人所说的各种各样的分别只是表面现象。
在人类之初，人们生活于物我不分的混冥状态。庄子将这样的状态称为“至一”。这样的状态也可以称为“未始有物”（当然也可以称“未始有我”）的状态。但是，后来随着人心的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区分物我。

庄子严格区分开了穷（惫、病）与贫：“穷”（“惫”、“病”）指“学而不能行”或“有道德不能行”；而“贫”则是指“无财”或“衣弊履穿”，这种意义上的“贫”与“富”相对。
人之生只是物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但是世俗之人却看不到这点，区分彼此、物我、是非等等，并且总是争先恐后地称自己为是，称他人为非，力图将是引向自己一边。

人之心灵的主要功能就在于感觉、思考、感受、意欲等等，而所有这些活动的基础及其核心内容恰恰是各种各样的区分之做出。因此，只要人们的心灵在正常地运转，人们就不可能接受万物本质上是同一的这样的观点。为了能够接受这样的观点，人们必须首先完全停止其心灵的正常活动：不去感觉、思考、感受、意欲等等。此即庄子所谓“心斋”。

古人在祭祀前不饮酒，不茹荤，沐浴别居，以示虔敬。这便是“斋”这个词的原有的意义。但这是祭祀之斋。庄子所谓“心斋”之“斋”是指终止心的一切认知、感受和意志活动，包括以感官为基础而进行的认知活动。

依据庄子的说法，道是一种无形无声的存在，没有任何形象、声音等外部属性。既然道是一种无形无声的存在，人便不可能凭借闻见等手段而得道。循着这个逻辑，庄子一再告诫人们说，对于道，一定要摈弃耳目等感官依赖；一旦运用耳目去闻道、视道，所听到、见到的就不再是道了。

高旭《道治天下：〈淮南子〉思想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
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已经58岁的刘邦从东垣（今石家庄）途经赵国。当时的赵王张敖为取悦刘邦，便将自己身边的美人赵姬献给后者，结果赵姬竟因此而孕。由于刘邦对赵王张敖态度恶劣，并不礼遇，致使赵相贯高等人密谋在柏人（今邢台隆尧县）刺杀刘邦。此事后因刘邦警觉，未能实现。
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时，贯高等人的篡弑行为暴露，刘邦大怒，由此兴起赵国大狱，将赵王张敖、赵相贯高等一干人等逮治收捕，而赵姬也被牵连其中。赵姬虽在狱中告知狱吏其怀有刘邦骨肉的实情，但因刘邦正在盛怒之时，故此没有对赵姬进行宽赦和照顾。赵姬在生出后来的淮南王刘长后，羞怒自杀。

因其母不幸冤死，幼年的刘长在刘邦的安排下，由吕后抚养。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时，刘邦在平定异姓淮南王黥布之乱后，将幼子刘长分封为新的淮南王，使其以寿春（今淮南寿县）为都。
刘长成年之后，不满其母的悲惨遭遇，迁怒辟阳侯审食其当时不为其母尽力求情，在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入朝长安之际，以诈谋请见审氏，“自袖铁椎”将其击杀。

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时，16岁的刘安被汉廷立为第二代的淮南王，其弟刘勃、刘赐也同时被立为衡山王和庐江王，刘长时期的淮南王国一分为三。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时，震惊西汉王朝的“七国之乱”爆发，吴王刘濞曾派使者前往淮南王国，试图招诱刘安，使之加入反叛大军之中。
刘安其时有所动摇，“欲发兵应之”，但由于淮南国相临机夺取兵权，加之汉廷救兵已至，故而淮南王国在“七国之乱”中逃过一劫。事后景帝尽管没有追究淮南王刘安的责任，让“淮南王如故”，但实际上已加深对后者的疑忌之心。在景帝后期，刘安比较谨慎从事，并无任何有为之举，而是专心于《淮南子》等书的学术著述，以此安然无恙。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刘安进谏武帝，劝阻后者出兵征伐闽越。武帝开始对其不满，又因刘安在淮南王国“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形成规模颇大的人才集团，而实际对后者有所猜嫌和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