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从天视过渡到了民视，探讨了新法支持和反对者双方对于有利于己的民意的控制和建构，由此阐述了对将民意窄化为被统治者随意打扮的虚像的批评。士大夫比愚民更加知晓愚民的真正需要，故有治人和被治的等级分断，性善论也不能成为百姓直接参与政治的“本体论基础”。作者看来，王安石关于民意的悖论正源于此，百姓不诉苦就是无苦，诉苦则是智力不足，故而民意不足为虑。然而此关节上反对者也是一丘之貉，他们笔下的民众们要么理智地不敢借青苗钱与官府打交道，要么利令智昏地大肆讨要之，却又自发来拥戴能“救百姓”的司马光。然而面对新法，民众究竟作何反应？到底有哪种理性呢？

宋神宗像，出自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帝王像》。

第八章作者开始解释这个问题。作者由勒高夫为引，比较了近世最早期的欧洲基督教区和北宋治下对于民间高利贷的不同态度。又借用斯科特“道义经济”概念，新法反对者将农民借贷行为视为实行道德经济学的农民共同体的团结互助行为，支持者则反过来认为，这实际上是大量土地兼并人民流离失所的前兆，必须叫停。作者分析道，两派人的分歧在于，是否要将向富家借贷以纾解财政困难这种临时性的征调，彻底转化成常规性的国家财政手段，其背后是他们对市场经济土地贸易和民间金融工具的发育程度的判断差异。

然而索求过度的北宋朝廷并不承担相匹配的——除了边疆军事防卫以外——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等责任，且收取的社会财富在用途上难以监管，结果就是在汲取资源上是大政府，在公共物提供上变成了小政府。这可以说是新法的非企及却又根植于北宋官僚结构中的后果。

值得商榷的是，作者用“制度悲观主义”形容新法反对者，然而他们感到悲观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祖宗成宪以外的未经检验而容易造成剥削的制度，可以说是经典的保守主义立场。反过来说，支持者也不见得是对制度乐观，而是舍此无以“回向三代”。此外，民间贷款到底是道义经济还是强取豪夺，以及究竟是不是正确行为，往往取决于其所在地的农业经济金融化程度，政治社会网络，民众的组织强度和宗教道德话语，而不是作者所谓的“看上去像，实际大不一样”。作者在此问题上去语境化的理解方式，似乎没有与熙宁诸公相去太远。

于是本书的精髓，也就是王安石何以（被称为）“强辩”，根据上文可以概括为：王安石性格上正如司马光的评价，“用心太过，自信太厚”，才学卓荦而绝对自信“真理在我”——虽然不免流于极端的文过饰非——加上他私德无可挑剔，“自信纯为天下公利，无纤毫私欲在心”，口才了得、思维敏捷，这都是王安石强辩的底气。神宗希望有所作为的志向与聪慧好辩的个性，宋朝最高决策层的“议”“对”制度，以及二者抟成的熙丰变法时代的整体环境，是王安石及其支持者将“强辩”作为一种推动变法的政治手段的政治结构和制度基础。王安石的强辩特性，又被将王安石塑造成利口奸佞的意识形态历史叙事所强化和固定。这是强辩成为负面标签的文献缘由。

《清平乐》剧照。

历史现场中的“党争”与“强辩”
结语部分，作者用“心理防卫机制”来形容新法反对者口中的“强辩”；并提倡读者要领会北宋的“原则性的说辞”，也即所谓新旧党人都是北宋古文运动中渐次形成的儒家士大夫官僚，“修身治国”、合一道统政统是他们道德政治共识和根本原则；并反思道“中古时期的儒学，不论是新学、苏学还是理学，似乎都无法再为中央权力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勉强为之，只能导致政治的极化，无穷无尽的党争和士大夫群体的撕裂”。

考虑到强辩本来就是一个被儒学修养论所否弃的符号，自我防卫似乎是过度解读，真正需要被解答的是，为何在朝堂辩论风气堪称兴盛的北宋一代，强辩的处境仍未得到改善。至于“原则性说辞”，或可更简明地形容为，决定何为对错的思想知识、意识形态语境究竟是什么，只不过作者所言的“历史理性主义、政治合法性、被统治者行为模式、国家有限性、国家社会关系”仍是当代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作者也未能将它们与其历史原型——这些原型才真正可以“干扰或推进变革和解决待定的政治议题”——在北宋政治文化语境下做到一一对应。

而且，笔者并不认为“儒学不能提供积极资源”云云如何令人扼腕悲叹，就如我们无法否认新法一体两面的君权强化对于北宋的辩论共治相对宽松包容的政治生态的破坏，也无法无视新法中强烈国家主义倾向为民众带来的沉重负累，甚至新法也无法阻挡自己逐步异化为君王向上集中权力、官僚逢迎求进的幌子，从而与王安石的初衷背道而驰。窥诸历史，除了王莽和王安石，儒学经典很少被直接当作变革的思想资源

——如此看来，二王相提并论不是空穴来风，只不过其相似性是正统儒家士大夫意料不到的——真正改革都是国家机器运作失灵这一急切需求的逼迫下，由皇帝支持的熟悉理财的事功官僚们主导完成的。而作为坚持真正社会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也应该知晓只有人民“自下而上”的革命，才有可能摆脱高度精英主义的皇帝制度和士大夫官僚系统中的极化政治。由此看来，作者的反思似乎无的放矢。

接下来是笔者的吹毛求疵，核心是作者写作时没有处理好历史语境的问题。处理欠佳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没有从王安石早中期的生命史和政治参与经验中解读出他变得（愈发）强辩的线索，没有从阅读史和知识社会史的角度为王安石的知识性格形成，提供一个具体书单和王安石与之互动的知识图绘，尤其没有处理好这种语境是如何融汇于被称为古文运动的文化史大事件当中。

《宋史测度》，（美）刘子健著，中华书局2024年3月。

第二，无论是朝堂辩论、变法决策还是新旧两派官员任免升降的时间点暧昧不清，甚至作者通篇都没有明确给出变化线索，这直接导致了“强辩”在神宗朝日益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所发挥作用的变动增减都未被涉及，且给人一种仿佛所有人自始至终都是以相同姿态展开辩论的感觉。但书中也暗示了王安石一开始还是能听见反对意见，但是反对者张戬、唐介乃至司马光的极端表现，使得王安石变得闭目塞听、更加“强辩”。而神宗对于士大夫官僚的控制能力也是一个历时性变量，这会影响他对王安石本人及其“强辩”作风的态度。谈论“政治常识和诡辩”却不及政治史本身，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

第三，作者倾向于把当事人对于王安石的评价从文本语境中抽离，把各种辩论事件从其发生的历史场景中抽离，而强行置入作者所建构预设的“北宋晚期政治文化”的框架中。诸如，作者在本书7-11页所罗列的种种评价不均在展示王安石的“强辩”，而是有轻有重、有褒有贬，司马光、苏轼整体上是欣赏王安石“刚直”“智辩”，作者对吕惠卿所言“与之极口争事（按，‘之’指的是王安石），未尝怒也”的解读似有颠倒，这句话其实是在强调面对吕惠卿的咄咄逼人时王安石的容人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