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
在位时期，北征匈奴，南灭南越，大幅扩充了汉朝的疆域，是汉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
可很少有人知道，同样是汉武帝在位时期，社会动荡、流民成群，
仅在河南河北地区就有超过200万的失地流民。
汉武帝晚年，汉朝的经济财政趋于崩溃，
首都长安的仓库里竟然能饿死老鼠
，各地盗匪蜂拥群聚，霸占山林、难以剿灭。
社会危机引发了激烈的宫廷内部斗争，公元前91年，宫廷内部爆发了
“巫蛊之祸”
。

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相继自杀
，长安城内连坐被杀者接近十万，天下人人自危，汉朝的统治摇摇欲坠。
可以说，西汉灭亡的根，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埋下，其中最为显眼的，就是长期困扰西汉王朝的财政危机。
西汉财政的崩溃
西汉的财政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崩溃的？
繁华之下潜藏危机，当卫青大破匈奴收复河套，当霍去病深入草原封狼居胥，当整个汉朝沐浴在最耀眼的光辉下，当汉武帝为了自己的千秋功绩而泰山封禅时，西汉的财政就已经开始崩溃了。

在经历过汉超初期的休养生息以及“文景之治”后，汉朝的国库充盈了起来，粮仓也丰满了起来。
据《史记》描述，当时的汉朝：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集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等到汉武帝即位时，汉朝的国祚已经持续六十多年，国富民安，国泰民强，朝野上下都认为国家崛起了，需要主动出击，需要开疆拓土。
汉武帝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可他做
得
太过了。
在继位之后的短短十几年，他做了太多事情，损耗超出了汉朝的承载能力，直接影响就是耗光了大汉帝国的所有积蓄，甚至还把大汉帝国未来的潜力给消耗殆尽了。
根据《前汉书》的统计：与匈奴多次大战，耗费甚多；卫青霍去病击胡有功，赏赐将士黄金二十万两；修四川栈道，征召数万人，耗尽巴蜀地区的赋税；黄河十年间数次决堤，多次修复又多次崩坏，耗费不尽其数......

除了在国家公务上花费甚巨外，汉武帝在个人生活上也非常奢靡。
汉武帝有一点和秦始皇很像，那就是追求所谓的
长生不死
。
为此他在宫中养了很多所谓的“方士”，赏赐给方士们很多钱财，妄图求得仙丹妙药。
在方士的劝说下，汉武帝经常外出巡游求仙，为了方便就大兴土木修筑行宫，浪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
元狩3年，也就是公元前120年
，就在卫青和霍去病磨刀霍霍准备一举消灭匈奴的时候，汉朝政府的财政就已经实质性破产。
负责国家财政的
桑弘羊
对汉武帝直言道：
“陛下，年年征战不休，国库已然空虚，伐匈难以为继啊。”
经过九年不间断地对匈奴作战，此时的匈奴就只剩最后一口气了，汉军只要能攻入草原的腹地，就能消灭这个危害中原百年的心腹大患。
战事进行到了这个地步，汉武帝当然是不愿意撤军的。

可打仗就要花钱，国库却空空如也，汉武帝只能让桑弘羊想办法搞钱。
桑弘羊作为汉代最杰出的理财专家
，也确实用各种手段为汉武帝搞到了钱，并支持卫青与霍去病封狼居胥，给了匈奴最后一击。
但在后世看来，桑弘羊的办法虽然卓有成效，却也成了西汉最终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桑弘羊的理财之策
汉朝是从秦朝的尸体上建立起来的，当时的汉朝统治集团缺少治理大一统国家的经验，只能摸索着前进，这便是所谓的
“汉随秦律”。
也因如此，汉朝在名义上的农业税并不高，百姓们只需将每年收成的
三十分之一
上交就行了。

汉朝初期战事很少，税赋虽低却也够用，等到汉武帝继位，南征北战大动干戈，这点赋税就远远不够用了。
桑弘羊临危受命，奉汉武帝之命为汉朝开辟新财路，他也确实有一手，很快就确立了几条见效快的政策。
其一
，是算缗告缗，简单点说，就是鼓励百姓检举揭发逃税避税的商人，一旦坐实有罪，商人的资产就会全部被抄没，一半收归国有，一半归告发者所有。
这条政策一经推出，立刻就在整个汉朝掀起了举报商人的风潮，几乎所有的中小商人都被告得倾家荡产，朝廷也得到了超过一亿贯的现钱，大大缓解了财政危机。
其二
，便是币制改革，将铸币权收归朝廷，推行五铢钱，禁止民间私自铸币。
此举不但巩固了汉朝的统治地位，还稳定了市场，并让五铢钱成为了流通千年之久的可靠货币。
其三
，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政策，那就是盐铁官营。

前面讲到过，汉朝对农民征收的赋税非常低，但当时的汉朝奉行“黄老之道”，讲究“清净无为”，不能贸然提高对农民的税率，所以桑弘羊就想到了通过生活必需品，来对百姓进行额外的征税。
盐和铁在农业时代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资，每一个农民都必须使用和购买。
汉朝将这两个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并大幅提高售价，使得农民必须在这两项上额外支出，这样就能巧妙地达到多收税的效果。
除了这三条政策外，桑弘羊还制定了大量与之配套的政策，总体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开源”以扩充汉朝的国库，供养汉武帝时期愈发膨胀的军队和权贵阶层。
但众所周知的是，权贵阶层是不会进行任何生产的，一切生产物资都是由最基层的劳动人民所生产的。

桑弘羊变不出钱和粮食来，
他是所谓的“开源”，
无非是通过各种手段从最底层的商人和农民手里掏出钱来，说得再直白点，
就是“与民争利”。
算缗告缗
让汉朝十之八九的商人家破人亡，被逼的卖身为奴的商人不计其数，当时最著名的酷吏义纵都公开反对过这一政策。
可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桑弘羊还是义无反顾地推行算缗告缗，短时间内的确扩充了国库，却也彻底杀死了汉朝的民间活力。
商品不再流转，市场不再流通，底层农民的收入也随之削减。
而盐铁官营政策就是彻底“杀死”贫农的利器
。
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汉朝朝廷大幅提高了盐和铁器的售价，部分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朝廷指派的指标，甚至还出现了强迫农民购买高价盐铁的情况。

在算缗告缗、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影响下，大量的底层商人和农民破产
，而这一变动又恰好撞上了汉朝军功外戚集团的崛起。
为了活命，这些破产的商人和农民只能依附于新兴权贵，这就带来了严重的
土地兼并
，汉朝的土地迅速集中到了新兴权贵的手中，汉朝初期相对分散的小农经济彻底一去不复返。
汉武帝之后，历代汉朝皇帝已经察觉到了这个问题，
算缗告缗政策曾经一度被废止
，朝廷还召开过盐铁大会，意图解决贫农买不起盐和铁的问题。
可此时的汉朝早已经产生了严重的
“官营依赖症”
，上到朝廷，下到各级官员权贵，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都需要这些政策来“合法”地掠夺农民的财富，如何能舍得到手的熟鸭子呢？

于是乎，朝廷索取过度，农民破产，破产的农民投靠权贵，税收减少，朝廷继续加大索取，农民加速破产......汉朝陷入了无尽的恶性循环，一切都无法挽回。
最终，汉朝这辆狂飙的马车只能在既定的轨道上埋头狂奔，最后深陷严重的财政危机与土地兼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