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西汉王朝对匈奴采取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其主要内容是:
(一)加强边境守备
汉武帝去世的当年冬天，匈奴曾突入朔方郡，劫杀吏民。汉朝立刻发兵屯西河备战，左将军上官桀巡行北边，视察防务并耀武于匈奴，但最终未发兵攻击。壶衍鞮单于即位后，虽然有意和亲，但并未停止备战和袭扰汉边的行动，因此，汉朝在始元二年(前85年)冬，对北边和西边防务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一面征发“习战射士”驻守朔方郡，一面又调集一批实战经验丰富的“故吏将”率兵屯田张掖郡。始元六年(前81年)，为了弥补由于“边塞阔远”而造成的防线疏漏，汉朝又从天水、陇西、张掖三郡各划出两县之地，增设了金城郡，既加强边塞防务，又有效地防止羌人北上重与匈奴交通。此外，汉朝还在轮台增兵屯驻，在楼兰国的伊循城屯田、设置校尉。通过这些措施，汉朝在西、北边区的重要地区始终保持着严密的防务和优势兵力，从而保障了边境地区的相对安定。史称“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稀)复犯塞。”

(二)坚持以就地反击为主的作战方针
在强化边界守备的同时，对于匈奴军的袭扰，汉军主要采取就地反击的作战方针，既保卫了边境的安全，又不使战争规模扩大。
元凤元年(前80年)，匈奴发左右部2万骑，四路并入汉边为寇。汉军当即予以反击，“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②。由于担心被俘的瓯脱王引导汉军深入追击，匈奴单于“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次年，又“复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③。可见汉军此次边界反击战对匈奴所产生的威慑力并不为小。
元凤三年(前78年)春正月，匈奴右贤王、犁汙王又领4000
①②③《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
骑分三队进入日勒(今甘肃永昌西)、屋兰(今甘肃山丹西)、番和(今甘肃永昌)，汉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反击，大破敌军，逃走者仅数百人而已，犁汙王亦被射死，“自是后，匈奴不敢入张掖”。

以上两个战例表明，汉军的就地反击方针虽然看似被动，但其实效却在某些远征之上。同时，汉军也不是一味死守此种战术，为了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有时候也主动出击。就在元凤三年，匈奴与乌桓发生冲突，单于发兵2万骑东击乌桓。汉朝闻讯后，立即派度辽将军范明友率2万精骑出辽东，意欲截击匈奴军。这是自武帝征和三年以来汉军第一次出塞远击匈奴。由于匈奴军望风而逃，使得汉军未能全部实现预期的作战目标，但是汉军的行动，仍然给匈奴以极大的震撼，据《汉书·匈奴传》载:“匈奴由是恐，不能出兵。”

霍光的军事成就
公元前87年
　　11月，匈奴入朔方郡杀略吏民。汉天子发军屯西河郡，大将军上官桀行北边。
公元前86年
　　5月，益州郡廉头、姑缯民叛，杀长吏。牂柯郡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叛。汉天子【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郡、蜀郡奔命万余人击益州郡、牂柯郡，大破之】
公元前85年
　　11月，汉天子发习战射士至朔方郡，【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
公元前83年
　　9月，匈奴入代郡，杀代郡都尉。
　　10月，姑缯、叶榆复叛，汉天子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将郡兵击之。吕破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郡太守，乘胜与吕破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
　　11月，汉天子遣大鸿胪田广明击益州郡，【斩首捕虏二万余人】
公元前82年
　　8月，汉天子复遣大鸿胪田广明、军正王平并进，击益州郡，【大破之，斩首捕虏三万余人】
　　9月，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匈奴见瓯脱王在汉，恐以为便道击之，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发人民屯瓯脱】
公元前81年
　　10月，匈奴复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北桥余吾，令可度，以备奔走。
公元前80年
　　4月，武都郡氐人叛，汉天子遣执金吾马适建、龙额侯韩增、大鸿胪田广明将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太常徒，皆免刑，击定之。
　　9月，匈奴单于使犁于王窥边，言酒泉郡、张掖郡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汉天子诏边警备。后无几，右贤王、犁于王率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郡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于王。
公元前79年
　　8月，匈奴三千骑入五原郡，略杀数千人。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吏民去。
　　11月，【汉使者傅介子于龟兹国中斩杀匈奴使者】
公元前78年
　　12月，汉天子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凡二万骑出辽东郡击匈奴，匈奴闻汉兵至，引去。乌桓时新中匈奴兵，范明友乘乌桓敝，【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三王首】
公元前77年
　　汉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霍光白汉天子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楼兰王。介子与士卒俱赁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不意亲介子，介子佯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动，灭国矣！”介子遂斩王安归首，驰传至阙，悬首北阙下。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大司马大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天子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镇抚之】
公元前76年
　　7月，汉天子发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及郡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至北军，屯辽东郡。
公元前75年
　　3月，【乌桓犯塞，汉天子遣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击之】
　　10月，【乌桓复犯塞，汉天子复遣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击之】
公元前74年
　　2月，汉天子遣水衡都尉赵充国击匈奴，获匈奴西祁王。

南道之后就基本上复通了
而且 【龟兹道远，且验之于楼兰】 然后就是常惠破龟兹了，最开始汉宣帝不想对龟兹用兵，还好实际掌权的是霍光

西南夷三万人造反，涉及到廉头、姑缯、牂柯、谈指、同并等部落，霍光果断调水衡都尉吕破胡前往平叛。西南夷造反，闹的是独立，而不会侵扰汉朝内地。所以当吕破胡千山万水的从长安赶到益州，西南夷毫无准备。吕破胡出其不意，一战而平西南夷，边疆问题解决。
—————霍光王朝

事实证明霍光专权是忠实地执行了武帝死前规定的政策的。史称其“因循守职，无所改作”（《汉书·循吏传》）。具体地说就是执行“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书·昭帝纪》）的政策。
“轻徭薄赋”政策的实施 汉昭帝时期西汉政府提倡农耕，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以发展生产。据《汉书·昭帝纪》记：始元元年（前86年）“上耕于钩盾弄田”应劭注曰：“时帝年九岁，未能亲耕帝籍，钩盾，宦者近署，故往试耕为戏弄也。”八九岁的小孩当然只知道玩，但是秉政者让他一即位就在表示“亲耕籍田”，这不能不说是有政治意义的举动。接着就于始元二年（前85年）“诏毋令民出今年田租”（《汉书·昭帝纪》）。这是自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以来，七十二年间第二次免除全国的田租。始元六年（前81年）“令民得以律占租”（同上）即宣布：凡制度以外的苛捐杂税一律免除，只准按规定收租。唐颜师古注曰：“盖武帝时赋敛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复旧。”也就是说将武帝时的繁重赋税改为较清简了。终昭帝一代，政府不断地提倡发展农业生产，并减免各种徭役赋税。始元六年（前81年）昭帝又一次“耕于上林”（《汉书·昭帝纪》）。直到死前的元平元年（前74年）还下诏宣布“天下以农桑为本”（《汉书·昭帝纪》），表示重视农业生产。
除减免田租以外，昭帝时对其他各种赋税也不断宣布废除或减免。如对于口赋，曾多次减免。口赋乃是普通人民的沉重负担，因是按人口征税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汉仪注》见《汉书·昭帝纪》引如淳曰）不依土地和财产的多寡，所以口赋实为劳动人民主要负担。元凤四年（前77年）昭帝宣布“毋收四年、五年口赋”（《汉书·昭帝纪》），元平元年（前74年）又下诏：“日者省用，罢不急官，减外徭，耕桑者益众，而百姓未能家给……其减口赋钱。”“有司奏请减什三，上许之”（《汉书·昭帝纪》）。
其他杂税也不断减免，如元凤四年（前77年）下诏“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汉书·昭帝纪》）。元凤二年（前79年），“郡国无敛今年马口钱”（《汉书·昭帝纪》）。所谓“马口钱”即“有马”者按牲畜头数出税（见《汉书·昭帝纪》文颖注）所谓“租及六畜”（《汉书·昭帝纪》如淳曰）这时汉武帝时规定的一些苛捐杂税，昭帝时亦宣布免除。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当然是有利的。
除此之外，昭帝时期为减少“谷贱伤农”给农民带来的损失，曾宣布过可以用粟当赋上缴，不必换成钱，如元凤二年（前79年）“令三辅、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六年（前75年）又下诏“今三辅、太常谷减贱，其令以菽粟当今年赋”。这样做减少了农民所受的一层剥削，当然是有利于农民的。
一些不利于生产的徭役及禁令，也被废除，如始元四年（前83年）下诏：“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诸给中都官者，且减之。”（《汉书·昭帝纪》）即减少或免除人民供给政府马匹的徭役负担。同时解除景帝时禁止马匹出关的规定（《汉书·食货志》）。这一切，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
当然，这一切均不是根本的改革。只不过是在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下，地主统治者迫不得已在个别政策方面做的一些调整。即使这样，这种“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也使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武帝末年的凋敝状况，到昭帝时就有了很大改变，“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汉书·昭帝纪》）。“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汉书·食货志》）。这些记载，反映了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这不能不说与统治阶级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
——————林剑鸣的秦汉史

梁启超：
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皆起于布衣，无所凭借，而以才学结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举国听命，权倾一时，庶几有近世立宪国大臣之位置焉。此为权臣之第三种类。

霍光大体以“轮台之诏”为施政方针，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对外则与匈奴言和，避免战争，同时又加意于边务的修饬。匈奴有时寇边，因汉烽燧精明，总是失利而去。此外如东胡种的乌桓和西域小国楼兰等，也均以反汉而遭受痛惩。武帝时代所开拓的广大疆土，也因汉廷的加意垦殖而日趋富庶。总之，汉帝国由昭帝时代起，开始走上承平之途。
——————中国通史傅乐成

*具体如何实施以实际操作为准**谁有宠谁上*
上述卤簿究竟为何时的规定，已难查考。
由大驾安排大将军骖乘看，很可能定型于昭宣以后，此前大将军并非常设。
武帝朝自卫青死至昭帝即位霍光执政近20年间，未设大将军。
此前，依西汉律令之发达程度推断，不会没有相应的制度，“天子法驾”一说已见于《史记·孝文本纪》（10/417），至晚此时制度当已成型。
不过，再周到的规定，皇帝出行未必遵行。
宣帝即位后谒高庙，霍光骖乘，令宣帝有“芒刺在背”之感，后则代之以车骑将军张安世骖乘，便放松很多（汉68/2958）。
依上表，宗庙用小驾即可，按照规格降杀的安排，亦无需大将军骖乘，宣帝首次谒见高庙，或是为示敬重，而由霍光骖乘，后又改为由车骑将军担任，亦不见于规定。
正因为实际操作中，颇具灵活性，骖乘这一荣耀的位子成为臣下可以猎取的对象，同时亦变为一种获得君宠的标志。

其实，霍光对儒生的态度与桑弘羊相去不远。《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光兄孙霍山语曰：“诸儒生多寥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常雠之。”
班固夸大了霍光时期政策转变的力度。实际上，霍光执政十九年，有“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一面，也有“因循守职，无所改作”的一面。总地看，他所推行的并非“孝文时政”,而是武帝晚年确定的方针。
首先，武帝所建各项制度，包括贤良、文学攻击最力的盐铁、均输等经济制度，霍光起初都沿用不改，盐铁之议后，在儒生们的压力下，也只废除了酒榷和关内铁官，其他皆照旧。
其次，在对外政策方面，霍光的主张与桑弘羊亦无本质的不同。《汉书》卷九六《西域传》: “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杆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桑弘羊前议就是被武帝轮台诏否定的屯田轮台以东之议。
霍光并未因武帝曾否定此议而放弃经营西域。这表明，他对轮台诏的理解也和桑弘羊大致相同。以此为前提，霍光多次对西域和匈奴用兵。

🌸霍光昭帝调整北方防务，缩减玄菟郡疆界、设立金城郡，并招募郡国民众修筑防御工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三》：元凤六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
班固《汉书·卷七·昭帝纪第七》：六月，发三辅及郡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
班固《汉书·卷七·昭帝纪第七》：始元六年秋七月，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

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昭帝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双方就民间疾苦的原因、对匈奴的政策、施政方针和治国理念等多方面展开了激烈交锋，史称“盐铁之议”。
会议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争论双方的观点对昭宣时期汉王朝的统治政策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主流上看，大权在握的霍光基本上坚持了汉武帝轮台罪己诏中所制定的政策，推行“与民休息”的措施，将公田与贫民耕种，贷给农民种子、口粮，免除部分赋税、徭役，降低盐价，与匈奴保持友好关系。这些措施符合贤良文学提出的“行仁政 ，以德治国”的意见。贤良文学也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成为政治舞台上一股活跃的力量。
————杜君立.微盐大义——舌尖上的帝国

汉武帝时期创建太学，但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专掌经学传授的官员），到汉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逐渐得到了入仕的机会。
—————黎东方《细说秦汉·五二·儒生的地位上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