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壹”之“壹”同“多”、“贰”和“两”是相对的。在万物之中，每一物都是“一”，人们专注从事一种事物就能精通那一种事物并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这就是“专壹”的效果。在荀子看来，别说是分心于“多”，就是分心于“两”（或“贰”）也难以“精通”。要成就自我人格，要治理国家天下，同样要坚守于“一”，要“专壹”于“一”。

孟子告诉我们说，修炼心灵没有比减少自己的欲望更好的方法了，但荀子则告诉我们，修炼心灵没有比“真诚”更好的途径。《荀子·不苟》载：“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

“真诚”和“诚实”不是孤立的心灵状态，它要在人的言行、对待事物的方式和态度中具体体现出来。在荀子那里，“诚”既体现为真心实意地奉行“仁义”道德，也体现为在不同的关系中以自己的真诚赢得信赖：“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不苟》）

相对于人的欲望的无穷性来说，物质和生活资料总是匮乏和不足的。墨子试图通过“节用”来解决物质的不足，荀子则是希望通过广泛的开发来增加物质生活的数量；墨子关心的是“节流”，荀子关注的是“开源”；墨子关注的是人人都享受一样的最低限度的消费，荀子关注的是欲望的尽量满足。

荀子也很明白，不管如何创造物质生活条件，都不可能让人人都完全满足需求。因此，为了保证社会秩序，保证人的欲望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避免社会陷于生存竞争和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中，就需要用“道”和“礼”去转化人的“自然性”。

通过精神修炼而建立起来的道德自我和道德理性（“心灵”），是人的自然欲望满足的合理尺度和准绳。按照这个尺度，人自动地调节他的欲望，使他的欲望的满足程度既不过分亦无所不及。“欲望”的过和不及，都能够通过“心”得到合理的调节；欲望的可与不可，也能够通过“心”来合理的定夺。

用道去衡量人的性情满足是否合理和正当，具体来说就是按照“礼”的标准去衡量其合理性。从目标上说，礼是为了避免社会纷争和混乱，为了形成秩序。荀子的哲学，核心是如何使人的“自然性”成为“社会性”，用荀子的说法就是“化性起伪”。对荀子来说，自然的人性是有待加工的材料，通过人为的加工它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器具。

荀子推重和称引儒家经典，把经典看成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通过经典为自己的观念和价值寻求合理性和正当性根据。
孟子明确地界定“圣人”是“人伦之至”。《荀子·解蔽篇》载：“圣也者，尽伦者也。”荀子所说的“人道”和“人伦”，统而言之，是指人类理想的道德价值和理想的社会规范，圣人则是二者的最高体现。

在荀子那里，圣人完全是日积月累“人为”的结果，是不懈追求和行动的结果。
从“先王”和“后王”皆是“圣王”来说，荀子当然既要“法先王”，又要“法后王”，以此来保持“圣道”传统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但是，由于“先王”之道追溯得越远就越不清晰，可信度就越低，难求情实。

“圣人”具有高超的“智慧”，自然也就能够担当起“文明”和“制度”创造者的角色和使命。实际上，儒家恰恰也把“文明”和“制度”的发明权赋予给了“圣人”。如《左传·昭公六年》中所说的“圣作则”，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

随着西方社会走向后工业时代，西方思潮中出现了一条向东方文化寻找清热解毒的良药的潜流。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儒家的修身理论可以作为人们的座右铭和清醒剂；在冲突不断、战争此起彼伏的世界上，儒家的仁学思想值得发扬光大；在环境危机和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强调“天人合一”，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爱默生曾在自己的各类作品中旁征博引，创造性地借用中国传统经典话语，底气十足地阐释自己的文化主张。他自从1836年前后对儒家发生兴趣后，在不同地方摘录引用了孔子和孟子的语录多达百条，如：“无德，富贵于我如浮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等等。

东方思想中吸引了爱默生的是：
（一）宇宙的一致性和整体性；
（二）精神性与超验性；
（三）综合型和直觉型的思维。

魏冬《张载及其关学：“横渠四为句”视域下的现代阐释》（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7章）
根据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的记载，张载这一生，至少有两次受到地方官员的礼聘而讲学长安，至少有两次受到朝廷官员的举荐而进京参政。张载第一次受到地方官员的礼聘，发生在他年过三十但还未中进士之时。此时张载虽然还是一介布衣，但已经是名闻关中的学者了。
皇祐三年（1051）至至和二年（1055）间，文潞公——曾任宰相的文彦博，闻张载“名行之美”，聘请他赴长安学宫任教。文彦博虽然贵为旧相，且年长张载十四五岁，却对张载礼遇隆厚，所以张载很快就成为当时学者心目中的楷模。

熙宁二年（1069），朝廷准备施行变法，从地方选拔有才之士，御史中丞吕公著特意举荐了张载。在吕公著看来，张载虽然只是地方小官，但他已经得到四方学者的认同，故而朝廷可以召见，向他咨询改革良方对策。后来，宋神宗果然召见了张载，向他征询治国之道。